摘要]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目睹人民群众苦难生活和国家民族积贫积弱的现状，便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振兴、为世界谋改造的初心。这个初心确立之后，毛泽东积极探索，经历了从君主立宪到社会主义、从呼声革命到武装斗争、从致力于工人运动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探索过程。在这个探索过程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毛泽东之所以能探索出这条正确道路，与他酷爱读书、重视调研、初心不改这些特质有直接关系。在青年毛泽东的探索过程中，初心使命是促使其不断探索的内在动力，而正确道路的探索，又为践行初心使命提供了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毛泽东；初心；使命；革命道路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青年时期，毛泽东就立下了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振兴、为世界谋改造的初心。围绕如何实现这个初心和使命，青年毛泽东矢忘不渝，历经曲折，终于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
一、初心之立：人民、国家与世界
(一)为人民谋幸福。毛泽东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从6岁开始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如打猪草、放牛等。他常常和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一起劳动，深切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培养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十四五岁时，他一边务农，一边自己读书。在读书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旧小说和故事里面，没有把农民作为主角进行描写，“没有关于耕种土地的农民们的事迹。所叙述到的人物，不外是些战士、官吏或者文人。永远看不见一个农民人物。”[1]P111对于这件事，他认真思考了很久，整整有两年得不到解答。后来他从小说内容入手分析，得出结论：这些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武力的名人，人民的统治者，他们都不必从事操作。因为他们是土地的所有人，很明显的是有着农民们在代他们工作的。”[1]P111毛泽东能从旧小说中悟出这个道理，是他思想的一个显著进步。他认为农民应该成为历史的主角。这是他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确立的朴素思想基础。
不但在书本中，他看到了劳动人民不是主角，在现实生活中，他更是看到了农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一件事发生在1910年4月，这一年，因为赶上灾荒，粮食价格飞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流为饿殍”[1]P112，老百姓走投无路，甚至全家投水自杀。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不知民间疾苦的抚台大人粗暴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多得很呢。我常常吃得很饱的。”[1]P112当权者这样的回答彻底激怒了灾民们，他们进行游行示威，却遭到大规模镇压，不少人被打死打伤。饥民们忍无可忍，为求生存，放火烧了巡抚衙门，外国的教堂、领事馆、洋行等也有多处被捣毁。清政府派兵镇压，更多的人被打死。几名小贩逃出长沙，把这次暴动的消息传到了毛泽东的家乡韶山。这件事对毛泽东影响很大，他对那些“谋反者”感同身受，认为这些人都是“像我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民”“对于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深感痛恨”[1]P113。他对老百姓所受的冤屈深感不平，表现出深切的仗义济民的情怀。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1]P112。从这次饥民暴动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吃饭问题的重要性，有饭吃是人民群众能够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的问题，他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2]P292强调人民群众应该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他不但感知到农民的苦难，而且也感知到其他下层群众的苦难。即使是军阀部队中的下层士兵，毛泽东也对他们的遭遇给予同情。1916年6月26日，他在离开长沙回韶山时，路过银田寺，借宿一友人家中，当晚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提到这一路的所见所闻，见到陆荣廷的桂军和讨袁的护国军“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同时，他也感到这些士兵“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2]P41他能注意到这些士兵也很“可怜”，因为他们也是出身劳动人民的，他们也遭到军阀的压迫。
他不但感受到韶山、长沙、湖南劳动人民的苦难，放眼全国，毛泽东也感受到全国人民的生活不幸。他看到在反动军阀统治下，全国“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两三万份的杂志”[3]P11。这表明，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就对全国老百姓的穷苦的生活有着深切的感知，这种感知在后来被不断升华，成为一种矢志不移的志向，成为一项无比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为广大穷苦人谋幸福。
(二)为国家谋振兴。毛泽东很早就立下了拯救国家的愿望。他出生在一个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的时代。当时，辛亥革命已经摧毁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政权却落入军阀手中，中国社会未从根本上得到改造，仍然处于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状态。他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状况有着深切体察。他曾读到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于“祖国前途，觉得非常可忧”，“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天职”[1]P114。1912年，他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对“国民之愚”“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的现状发出叹息，希望国家成为一个“法令而善”“政府国民互相倚系”[2]P1的国家。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下四分五裂，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毛泽东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表示强烈愤慨和深深忧虑，专门写下诗句以明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2]P11他对中国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混乱状况有着深深的体会，1916年，他在一封信中，深感湖南在军阀统治下，“赌徒猬起，淫风火炽，商埠警权，几为外人所得，秩序之坏极矣！”[2]P45深切地感到中国“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所以，必须要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P86后来的历史也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个想法，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深深感到这才是实现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的正确思想。他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从哲学、伦理学等等方面对中国社会的思想进行了根本改造，真正找到了实现国家民族独立富强的正确方法。
1923年，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在参加了党组织的活动之后，对于全国军阀统治的黑暗状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指出，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3]P11对国家、对社会极端落后状况的深切体察，促使毛泽东产生了深刻改造这个国家、拯救这个民族的迫切的使命感。
(三)为世界谋改造。毛泽东主张既要改造中国，也要改造世界。他不仅仅把目光放在国内，他还具有深远的世界眼光。当然，这个世界眼光的根本着眼点在于谋求中国的社会改造，因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1921年1月，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改造中国应具有世界眼光，应该“改造中国与世界”“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因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3]P1这个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欲实现中国的图强，必须关注世界大势，关注世界各国的发展。毛泽东的世界眼光还表现在他的“四海同胞主义”，“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4]P74，这深刻体现了毛泽东放眼全世界，既实现中国的改造，也为世界人民造福的宽广胸怀。
(一)从君主立宪到主张社会主义——关于是否要革命及革命的理论指导问题
青年毛泽东树立了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雄心壮志，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实现这个初心，年轻的毛泽东不断探索着。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走向外面的世界。真正开始了他对改造中国、为民造福道路的探索。临行前，他抄写了一首曾登载在《新青年》上的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4]P8表现出誓要拯救国家和人民、不成功决不罢休的凌云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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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深切认识到“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2]P338国家民族面临的危机、人民群众面对的苦难，激起了毛泽东强烈的责任感，他大声疾呼国人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2]P390满怀激情地表达出改造民族与国家、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二、道路探索：为践行初心使命努力寻求正确的革命道路
四是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服务能级。2018年，成立上海市能源互联网创新联盟，推动全市能源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进一步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并顺利通过5A级社会组织复评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年轻的毛泽东敏锐地体察到日本意欲侵略中国的野心，感到将来中国的大敌是日本。他在1916年7月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说：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2]P51-52这时，毛泽东已经预见到，20年内，中国与日本非一战不足以图存，21年后的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毛泽东的预测惊人一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即写出指导全国抗战的《论持久战》，不得不说，这与毛泽东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野心早有预感有关。
“那真了不起啊，没想到小表姐也变得贤惠了。”高河夸赞道，又向杨年喜看去，以为杨年喜会接着说些什么，可是杨年喜却仍然没有开口，只是靠在座椅上，微笑着。
毛泽东出生在清朝末年，他起初接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8岁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读的是论语、四书等传统经典，也读了许多关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等的书籍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十四五岁时，他偶然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对改良思想产生向往。在这之后，他又读到康有为关于改革运动的书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康、梁的主张极为钦佩。这时，毛泽东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对君主制的人，不但如此，他还对皇帝及其官员给以肯定：“皇帝以及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良好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5]P37但他受维新派君主立宪思想影响的同时，也深切表现出以人民为本的思想。他曾经在维新派报纸《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梁启超《新民说》一文中的“论国家思想”一节写下一段批语，说到当时世界上的两种君主制国家，一种是像英国、日本等国家一样，是“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一种是像中国这样的“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是“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4]P9从这段批语可以明显看出，这个时候，毛泽东推崇的是英国、日本那样的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他的出发点，是立足于把中国这样的君主专制的国家改造成君主立宪的国家，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谋得幸福的生活。
祝国寺建成后，最初10年间，管理不善带来种种问题。首先是内部不团结。“刚建起来，大家都来做事，很团结。”但随后，都觉得自己功劳特别大，于是僧人与僧人之间，居士与居士之间，就产生了矛盾。“造成了一个师父带着一伙居士，与另一伙人互相争斗。”
这时，中国已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离开家乡来到省城长沙读书的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民立报》并成为它的热心读者，他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去武汉参加了革命军。但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毛泽东退出军队，继续求学，继续探索。他继续沿着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思路探求救国救民之道。他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弱点所在，是其“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2]P389。要改变这个社会，应从思想启蒙这个根本入手。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自己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2]P85“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P86他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谋求实现根本改变的方法，从哲学层面考虑问题，为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京，成为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投入到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直接在李大钊手下工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但这时的他，还未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其它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平等对待，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重要思潮也颇有影响。毛泽东也曾主张无政府主义。但他很快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空想的，行不通的，因为无政府主义反对政权，但“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3]P4。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已确立了用共产主义改造中国的决心和信心。1921年1月，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放眼世界，可以拿来参考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1.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笔者注)；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3]P2他历数了以上种种方法的优劣，指出社会改良主义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所以，只有列宁的主义，也就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3]P2。这一著名的发言，是毛泽东经过对世界上的各种主义进行比较、选择，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标志，这种信仰一经确立，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二)从呼声革命到武装斗争——关于革命的方式问题
目前，从总体情况看，企业青年人才队伍在思想作风、组织观念、责任意识和技术能力等各方面的表现都是优秀的，整体上政治立场坚定、工作作风过硬、团结协作有力、业务成绩出色。政治上时刻与上级保持一致，大局观念强，落实要求准确有力；业务能力强，专业化程度较高，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思想活跃，市场开拓意识、创新意识比较强；爱岗敬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勇于攻坚克难，具有高度的负责任精神；严于律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信任度；注重团队作用，坚持依靠团队力量和集体智慧开展工作；紧跟科技发展步伐，以推动行业技术发展为己任，勇站技术发展潮头。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但毛泽东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起初，他并不赞成暴力革命。他主张的是非暴力的“呼声革命”。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呼吁向强权者进行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包括“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2]P293。毛泽东支持“无血革命”“呼声革命”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在于：一是“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是“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2]P293这里，深切表现出毛泽东深怀天下苍生的悲天悯人情怀，他不赞成暴力革命，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暴力革命，而是为了避免社会起大的骚乱，他把强权者、统治者也当作旧社会旧思想的受害者来看待，作为劳动人民的同类来看待，所以应该进行温和的忠告运动，进行“呼声革命”。
总而言之，提升农村地区的饮水安全程度任重而道远，非一朝一夕的时间所能解决，同时也需要和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国家、企业、社会以及村民本身都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才能推动农村饮水工作的发展，是农村地区的小康化更加彻底，更加全面。改善农村地区的饮水状况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它不仅能够使广大农民的权益得到保障，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更是标志着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信号，是我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必备环节。因此，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各方面要共同努力，改善农村饮水状况，使广大农民饮水更安全，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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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却并不温和。毛泽东把统治者作为“同类”，然而统治者并没有把人民群众作为同类。毛泽东的“呼声革命”主张很快在现实中碰壁。他进行了“呼声革命”实践，主要就是在湖南实行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张敬尧统治湖南期间，湖南民众怨声载道，“杀人之多，动至数万；而兵所劫掠，地无不遍；人民流离转徙，至今未复，死不能葬，生无可归”[2]P659。“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2]P662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敬尧查封了《湘江评论》，强行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用武力镇压学生示威大会。为此，毛泽东决定采取“呼声革命”的方式驱张出湖南。1920年6月，在驱张运动的强大攻势和谭延闿湘军的武力威胁双重压力下，张敬尧被迫离开湖南。
驱张运动成功，似乎是“呼声革命”主张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毛泽东继续致力于“呼声革命”的另一个实践：湖南自治运动。1920年9月起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连续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等十余篇文章，系统提出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他希望以和平手段达到湖南自治的目的，并通过湖南的成功推动全中国的改造。然而，掌握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闿断然否定了这些主张。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这使毛泽东感到“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2]P562，他对“呼声革命”主张进行深刻反思。感到无论是驱张运动，还是湖南自治运动，自己都曾花费了极大精力，寄予了极大希望，但事实证明，这些“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4]P73，那么，“根本主张”是什么呢？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等的信中，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温和的革命”方法，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4]P74。表示同意蔡和森所主张的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呼声革命”主张，决定走俄国式的暴力革命道路。就像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的：“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3]P21在社会改良的实践被军阀无情打压的事实教训面前，他摆脱了对改良道路的幻想，下定决心走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道路。这个决心下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头过。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确实跑到他熟悉的乡村中去了。从1927年1月4日开始，他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县进行了考察，行程七百余公里。考察过程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亲眼看到农民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这次考察的结果就是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当时遭到国民党和中共中央某些领导同志诟病、甚至被诬蔑为“痞子运动”的农民运动给以正名，给农民运动以高度赞扬和肯定，指出农民运动的成果非常显著，“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6]P14，“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6]P15-16。通过这次考察，毛泽东不仅正确回答了农民运动是否应该搞的问题，还正确区分了农民中的富农、中农、贫农，指出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6]P20，“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6]P21，在报告中，毛泽东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6]P28。这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文章，是对当时党内外盛行的对农民运动的责难的有力问答，把农民问题和武装问题、政权问题结合起来，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已经呼之欲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用主要精力开展工人运动。建党初期，毛泽东的关注点也是在工人运动。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参加领导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等一系列罢工斗争。但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拘泥于俄国十月革命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的模式，他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工人阶级整体状况，更没有忽视农民问题。他在中共三大上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向大会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不过，当时中共三大的主要议题不是农民运动，毛泽东的提议并未引起大会的足够重视。但这并没有影响毛泽东一直把农民问题记在心上。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是他后来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确立了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初心的大有人在，但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探索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呢？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特点和经历入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
(三)从工人运动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关于组织农民参加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问题
在湖南的农民运动考察结束后，毛泽东继续为在全党、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取得对农民问题的共识而不懈努力。1927年3月，他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他和邓演达等人一起，向全会提交了《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3月16日，全会通过了《对农民宣言》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对农民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最大目标是解放农民，以完成民主革命，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4]P188，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至此，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对农民的武装问题、土地问题都有了十分明确的认识。
正是因为毛泽东对农民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八七会议后，在瞿秋白征求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时，毛泽东说，他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他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后来的历史也是这样发展的。他去湖南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在进攻长沙大城市失利后，迅速调整部署，向农村进军，上井冈山结交了袁文才、王佐这样的绿林朋友，逐步建立起稳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在同时代共产党人前列，率先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
三、几点思考
虽然毛泽东的提议没有得到中央重视，但他仍然继续对农民问题进行着持续深入的思考。他一贯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实际，向实践中寻找问题的正确答案。1926年9月，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结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3]P37。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3]P39。他批评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把工作的重点只放在城市，却忽视农村工作和农民运动的倾向。他向同志们发出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3]P39。
(一)热爱学习、善于学习，读书以求真理
毛泽东善于学习，酷爱读书。他读书广泛，博闻强记。他读书的特点非常明显。一是涉猎广泛。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著作，从中国传统文化到国外名人传记、到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书籍报刊，再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都一一拿来，认真研读。从这些书中，毛泽东接受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熏陶。二是读得迅速。他1916年2月曾写信给萧子升，列出77种书目，指出这77种是应读之书。如果不是读书迅速，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读完那么多书的。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要求自己每天都要读书。他在1939年曾说过，“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7]P7-8。三是大量批注。这从他年轻时读《伦理学原理》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一本书，他写的批注就达1.2万多字，对书中一些伦理学和哲学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4]P29。大量作批注，促进了毛泽东对知识的理解极为深入。四是寻求真理。一般来说，青年人读书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比如立志将来要当军事家、科学家、政治家等。但青年毛泽东认为，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照真理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2]P87。对真理的不断寻求，促使毛泽东终于找寻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并确立为终生的信仰。
对比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可以发现：三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第一代金融危机主要侧重于经济的基本面和宏观经济的表现；第二代金融危机比较侧重危机的消极影响和公众对经济环境的信心崩塌；而第三代金融危机则是将侧重点放在了私人部门和脆弱的金融体系上。
(二)重视调研，遇到问题向调查研究寻求答案
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保命钱”和减贫脱贫的“助推剂”，对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年来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方面的“痼疾”仍存，资金使用效益仍有待提高，监管任务依然艰巨。本文简要阐述了加强扶贫资金监管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当前广西抓好扶贫资金监管问题整改的做法，并提出下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监管的对策建议。
毛泽东堪称中共党内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的典范。从青少年时期，他就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开展调研，这是青年毛泽东的一大优点，也是他一生都在坚持的重要品质。从1917年开始，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日，到学校附近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访问工人、农民，了解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每到一处，都深入到当地农民家中，与他们一道干活，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了解农民遭到土豪劣绅压迫剥削的状况。同时，他还广泛接触店员、和尚、衙门当差的等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与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通过这些调查，毛泽东深入到了基层群众中间，进一步熟悉了社会，了解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百姓真实的苦难的生活，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面对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尤其是革命的正确道路问题，更是迫切需要探索，需要决断。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是他对调查研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当面对复杂的问题需要决断时，他从来不是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仅仅从书本上寻求答案，而是走到广大群众中间，从调查研究入手，首先把事实搞清楚。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提倡学员对各省的农民问题开展调查，进行研究。大革命后期当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农民运动，党内也有同志认为农民运动是“过火”“幼稚”的时候，毛泽东没有急于作出定论，他选择了实地考察，亲眼看看农民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了湖南，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这才有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诞生，才有了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回湖南传达会议精神，领导秋收起义，他再次利用回乡机会找农民开调查会，了解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愿望。通过一次次的调查，毛泽东成为最了解农民的人，成为最了解中国革命应该怎样搞的人。
羽中心浓度为472.541 mg/l，污染羽稍有扩大，下游(ZK3方向)污染羽前缘浓度增至12.26 mg/l，污染物超标部分仍包括在污染源所在单元格内(图6-a)。
(三)坚持初心，不懈奋斗，不断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
毛泽东善于观察和思考，善于从他人和自己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延安时期，他曾与斯诺谈起1910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韶山的哥老会和一个地主之间发生冲突。地主凭着有钱有势在法院得到了有利的判决。哥老会没有屈服，而是到本地的一座山中“建筑了一个强固的根据地”，与官府对抗。最终哥老会的首领被官府杀害。这位哥老会首领被年轻的毛泽东认为是“一个英雄”[1]P113。可见，早在1910年，毛泽东就已从哥老会对官府的斗争实践中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有了初步认知。
他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注重从挫折中总结经验，总是能做到从失败中奋起，在探索中不断舍弃不切实际的主张。他曾经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去从军，曾经主持湖南自治运动，这些努力都在实践中归于失败。这些失败，都成了他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助推剂。从改良到革命，从传统哲学到马克思主义，从工人运动到农村斗争，这些都是他不断从挫折中奋起、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果。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遭遇重大挫折。毛泽东在危局中奋起，“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执著地探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毅然赴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失败，再遇挫折后，他毅然把部队带上了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高举革命的红旗，开辟出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初心是力量源泉，不忘初心，才能迎难而上，持续探索。无论什么情况下，毛泽东都坚持初心，坚持为践行初心不懈探索。他的初心一直像灯塔一样，照亮着他的精神世界。毛泽东的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8]P139。以毛泽东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知道自己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正是靠着顽强坚守初心和使命，在黑暗中前行，在泥泞中摸索，终于探索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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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TheYoungMaoZedong’sOriginalAspirationandPathExploration
XU Yu-feng
(AcademyofPartyHistoryandLiteratureofCPCCentralCommittee，Beijing100080，China)
Abstract：In his youth，Mao Zedong witnessed the people’s suffering and the nation’s poverty and weakness，and was determined to seek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revitalization for the count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After this aspiration appeared，Mao Zedong explored actively in the theory，way and path of revolution，and experienced great changes：his theory of revolution changed from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to socialism，his way of revolution changed from voice to armed struggle，and his path of revolution changed from workers’ movement to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s.During this process of exploration，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found out a correct way for Chinese revolution，that is，to encircle the cities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seize power by force.The reason why he can find out the correct wa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his personal traits，such as love of reading，emphasis 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and persistency in his original aspiration.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young Mao Zedong’s exploration，the original aspiration was the internal impetus driving his exploration，and the exploration in the correct way provides method and path for practicing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Keywords：Mao Zedong；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revolutionary road
[中图分类号]A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1-0040-08
[收稿日期]2018-09-10
[作者简介]徐玉凤(1974—)，女，山东东平人，博士，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调研员，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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