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传统
小时候我常听父母说：“没有延安革命圣地就没有你，你是红军长征胜利的产儿。你应该为你的出生地而自豪，但不可以骄傲，因为千百万共产党人为抗日战争胜利而向往这里的宝塔山，在苦难中流干了汗和泪，在抗日的战场上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和鲜血，这里承载了中华民族太多的使命和责任。”我父亲老红军魏传统将军，当时已经历了多年革命磨练，战胜了八次生死断头考验，刚从悲壮的西路军战场，从青海西宁监狱，被朱德总司令和谢觉哉、王定国的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营救出来，于1937年12月初到达延安的。我的母亲胡敬容是在四川达县罗江口小学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后，于1938年初到达延安，加入了共产党，改名为刘超。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延安之恋，也开始了他们革命夫妻生活的新生涯。有父诗为证：“相知五十二，忧忆空无门。清凉播音远，宝塔托烟云。同食延河水，共舞王家坪。马兰花怒放，寒梅喜报春。”
硫酸车间制酸一系列2#转化器自2003年投入以来，存在底板上翘、烟气偏流［2］、内部支柱歪倒、频繁漏气的情况，严重时存在转化器垮塌危险，严重影响系统的安全运行。历次大修也仅是恢复性维修，未进行大的改进。2018年即将实施一系列3K风机改造，改造完成后2#转化器承受的气压将升高50%。为了控制转化器的变形在可控范围及适应更高的SO2浓度。必须如何改进2#转化器以确保生产安全顺行。
窑洞里的早产儿
1940年父亲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同时主编《八路军画报》；到秋天又被朱德总司令调入叶剑英为院长的军事学院，编入杨勇为队长的军事队，准备培养为军事评论员，边学军事理论边教工农干部学文化，既当教员又当学员。母亲此时已被调入延安女子大学任教育干事。那时正是日本鬼子猖狂侵略我国时，正如父诗所说：“赤县寇侵急，蒋贼逃峨嵋，群魔舞蹁跹”。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于延安北门外八路军总部王家坪山上奶奶庙旁边的窑洞里。我听母亲说：生我的预产期本应于1941年1-2月，可以到当时条件较好的延安中央医院，请妇科金医生接生，但我不到出生日，于1940年11月7日寒冷的冬季出生，父母忙工作毫无准备，当时急得父亲手忙脚乱，赶快把住在隔壁窑洞的萧向荣叔叔的夫人余慎阿姨请过来，还好她也懂点医学，就帮助父亲给我剪脐带，洗澡、包扎好。妈妈说我当天晚上大声哭闹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母亲打开包被一看，原来是父亲将我的胳膊扭着放，捆痛了我，母亲将我的小臂膀放顺后，我才停止哭叫。以后每当余慎阿姨见到我，都要回忆这接生的故事，还说：“你早生也好，正巧为苏联十月革命节，这个日子好记。”父亲给我取名为兰兰。一是为了纪念在川陕苏区牺牲的女共产党人，二是因为他喜欢大巴山飘着幽香的兰花，这隐含着他永远与川陕苏区的父老乡亲在一起之深情厚意。
以我执教《咕咚》一课为例。《咕咚》根据民间故事改写而成，是部编教材一年级下册第八单元的一篇课文。该单元课文以“问号”为主题编写，还有《棉花姑娘》和《小壁虎借尾巴》两篇阅读课文。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继续训练学生根据课文提取信息作简单推断的阅读能力。教学《咕咚》要引导学生在借助图画猜字、认字的基础上，学习运用形声字的特点、联系上下文的方法猜字、认字，培养独立识字的能力。
延河溺水的幸存儿
1941年5月初的一天，我已有7个月大。那天父母刚从罗瑞卿家出来，从位于宝塔山右侧山坡上的女子大学托儿所接出我，过了延河，才能回到父亲住的王家坪石窑洞。那时正值春天，延河涨水，水流急，延河还没有修大桥。河中间有些石头上面铺了几块很不平整的木板，有些还是悬空的，当母亲走过木板桥时，一脚踩在一块半空的独木板上，跌入河中被水冲倒，父亲赶紧拉她，不小心把骑在他肩头的我也头朝下地滚到河里，父亲也落入河中，父母两人互相拉着，我被冲到离他们比较远的地方，这时幸好河岸边上有两个行人，一个去救父母，另外一个人去救我。救我的人在水中先抓住我脖子上的小帽子，后抱起我上岸。当时三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我冻得打了几个喷嚏，还好上岸时还有太阳，父母将外衣脱下，晾到半干，才回到窑洞的家。
保育院的红小鬼
1941年9月至1944年10月，我一直生活在位于延安南家坪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保育院。它是由当时的边区政府民政部与妇联共同建立的延安地区较大规模的一所保育院，是为了解决抗日前线将士的孩子因无法照料而建。
此外，雷可夫和约翰逊将过去的一切哲学观统称为客观主义。哈泽尔(Haser)认为这种“客观主义”只是他们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杜撰的“假想敌”，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他们的论述缺乏准确的引用信息，极少列举具体的参考文献或指出持该观点的学者姓名。同时，雷可夫和约翰逊还多次扭曲和误解了所谓的“客观主义者”的观点，对西方哲学思想也存在着诸多混淆和模糊的理解。哈泽尔还指出，雷可夫和约翰逊一方面把某些学者的观点归入客观主义的范畴，一方面又多次引用这些学者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证，这显然犯了论证自相矛盾的错误。［12］
母亲见我长大了，不能让我瞎玩，就开始教我认字，送我上学。学校设在大树下，木架子上放了一块黑板，黑板前面放了好几排石头，那是学生们上课坐的板凳。妈妈也帮我找了一块石头，放在一个固定地方，要求我每天上午必须坐在石头上听老师讲课。老师手中拿一本书，妈告诉我，那是小学一年级第一册课本，要求我要会读会写书里面的字。学生们没有笔和纸，就用小石子做笔，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一个生字，先教我们读音，再告诉我们笔划，学生们先跟着读，然后用小石子在地上练习写，第二天老师要考学生是否记住了生字。开始上课时我根本坐不住，咬住牙，4天勉强学会了东西南北4个字，当第五天下课回家，妈妈考问我又学会什么新字时，我写了个“西”字，她马上指出：这是昨天己经学过的，我才告诉母亲，上课时我跑到操场玩去了。这事受了妈妈的批评，此后我再不敢逃学了。这就是我上的第一个小学一年级。
1944年10月至1945年7月，父亲从绥德抗大调回延安，到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干部科长，母亲也回延安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这时母亲就把我从保育院接出来带在身边。从保育院出来，没有集体生活的纪律约束，我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在延安的土地上乱跑。我白天可以跟妈妈到位于乔儿沟的中央党校，在旁边的天主教堂门外玩耍，晚饭后可以跟着大人听着罗鼓响声扭秧歌。有时礼堂里演京戏，什么《打鱼杀家》，我虽然听不懂也要去看热闹，困了就要拉着妈妈回家睡觉；有时也跟着妈妈到延河边洗衣服。记得有一次妈妈领我到东门外的清凉山看羊群，我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发现路上有许多小黑豆，我就拣起来放进嘴里，并告诉妈妈：“我吃豆豆。”妈妈很奇怪，哪里来的黑豆？往路边一看，原来是羊屎蛋，她立即叫我把羊屎蛋吐出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把不知道的东西往嘴里塞了。这时候，我也会缠着爸爸讲故事，父亲当然是讲川陕苏区、长征和西路军的战斗故事，他讲了那么多地名，一会是左路军，一会是右路军，我一个也记不住，我只知道问：“是胜了还是败了？”父亲说：“西路军小仗胜了，大仗败了。”我问：为什么？父答：“是战略问题。”其实我根本听不懂什么是战略问题。父亲还问我：“你知道什么是革命么？”我摇摇小脑袋，父亲说：“革命就是杀头。”我模糊地感到十分残酷。后来父亲还教我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听母亲说，她于1942年担任保育院指导员兼支部书记， 1943年又任保育院保教科长。这期间与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夫人刘志兰阿姨共事，她带的女儿左太北与我在同一保育院里，小太北吃大西红柿的可爱模样母亲一直记忆犹新；还有张经武与杨岗阿姨的女儿张华岗，与我同年同月生，也在保育院，因杨岗阿姨没有奶水，她饿了就经常吃口我母亲的奶。太北、华岗和许多保育院的延安娃，被大人们称为山沟里的土包子、红小鬼。后来我们都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
在大树下的学校上课
我在保育院过着只认识保育院阿姨和小朋友的集体生活，父母在外地，忙于他们的工作，与我接触很少，他们无暇顾及我，在我刚记事的小脑门里只知道保育院是我的家，没有什么父母的概念。只记得有一天，保育院的阿姨叫我说：“兰兰！你爸来看你，快到门口去！”我跑到门口，见到一个高瘦的大人走过来，让我叫他 “爸爸”，我看着这陌生的人好半天都不肯开口，父亲说：“你长高了，不认识爸爸了？”后来，爸爸给我围了一条妈妈亲手织的褐色围巾，并给我照了一张小土八路的照片，父亲临走前，我才高兴地喊一声：爸爸！
1945年8月，我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面临历史的抉择。中央决定由毛主席亲自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延安人都知道蒋介石阴险毒辣，很为毛主席的安危担忧。
我在保育院生活时，正是我党我军坚持八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了减轻延安当地群众支援军队的经济负担，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父亲被评为劳动模范。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配合总结红军时期的历史经验，父亲写了一些重要文章，如《反对山头主义》、《三十三军军史》、《王维舟传》等，并得到好评。父亲还出席了由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在延安整风时，父亲被调往绥德抗日军政大学校委会工作，当时林彪为校长，徐向前、何长工任副校长。父亲在那里编抗大教材，主编《抗大》半月刊，还与李葆华一起编《学习通讯》，经常在窑洞昏暗的煤油灯下改稿至深夜。在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等报告，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加强了党的三大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增强了党的团结，树立了良好的党风，为团结全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大大加强了我党、我军的战斗力。但是在整风运动后期 ，康生一伙搞所谓“抢救”运动，搞逼、供、信，把不少从国统区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定为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冤枉了一些好人，比如逼迫我母亲揭发一同参加革命的陈孟汀同志是特务，母亲拒不揭发，反而胡说母亲参加过国民党，将她停职审查，气得母亲吃不下饭，痛苦万分。母亲的好朋友，韩先楚的夫人刘芷阿姨也遭遇同样的经历，后经查实，都甄别平反了。父亲在抗大校委会工作期间，被派去做甄别平反工作，为抗大70多人纠正了错误结论。1944年初，母亲被调到绥德抗大第五队，系女生干训队，任学习干事。
原来毛主席就是毛泽东
混合放牧对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 乔荠瑢，丁 茹，朱国栋，王成杰（105）
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去重庆那天，爸爸领着我也去了飞机场，那里真是人山人海，整个飞机场挤满了人，因为我们去得不算早，远处看黑压压的一片，地面上被人踩得尘土飞扬，这是我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的盛大场面。小小的我被挤在大人们中间，不一会，那个穿外国军装，头带船形帽的外国人开着吉普车把毛主席送到飞机场，坐在车里的是赫尔利和张治中，站在毛主席旁边的人有朱德、林伯渠、博古、杨尚昆、邓发等中央领导同志。（父亲拍下了这张照片，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将它保留下来）后来毛主席下了车，与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大家似乎都说着相同的话，那就是：“主席，你可一定要安全地回来！”父亲也把我领到毛主席身边，他一面紧握着毛主席的手，一面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我女儿兰兰！”主席也伸出大手来笑着与我握一下，父亲在旁边告诉我：“他就是毛泽东！”我对着毛主席天真地说：“你不是毛主席吗？怎么会是毛泽东？”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爸爸立即告诉我：“毛泽东就是毛主席的名字，是同一个人。”这是我站在最近的地方见到的毛主席，我唱了那么久的“东方红，太阳升”，这次才知道原来毛主席就是毛泽东，是同一个人。他是那么和蔼可亲，从那时起，我忽然感到自己似乎已经长大了。
在延安一出一进
1945年七八月至1947年3月，这期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日本鬼子的投降，我随父母工作的调动，围着延安进进出出。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父亲调到陕甘宁边区西北大门——黄土高原的甘肃庆阳，任八路军385旅秘书长。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巩固八路军的总后方，他在王维舟旅长支持下办干部训练班，培训了100多名军事干部，分配到国统区大后方打游击，成了游击队的领导骨干。在这里，父亲还改造了国民党弃暗投明，归附385旅一个营的部队，清洗了隐藏的特务，整顿了思想和纪律，使其成为真正的八路军。在这里，迎接抗战胜利声中大妹苗苗出生，我当了姐姐成为妈妈的好助手，给妹妹喂水、洗尿布都是我的事。
1946年2月，父亲随王维舟旅长一行300多人，经9天行军，一同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教学待命。我也随父母一同回到延安。此时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反共内战，到东北四平战役开战的4月初，父亲随王维舟乘飞机到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先住红岩村，半秘密工作，后搬到曾家岩周公馆，半公开地与国民党斗争。随后，母亲就在延河边把我托付给吴铭阿姨（革命烈士杨汉秀），乘周恩来的专机飞到重庆，住进曾家岩。不久，母亲和苗妹也到了重庆，我和苗妹是这次被母亲送回老家蒲家场，由外婆抚养。1946年7月下旬母亲怕我留在四川老家不安全，就把我接回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1946年8月我随父母乘飞机到南京，住在周恩来的梅园新村旁的新华社宿舍。在这里，父亲带我去了新街口的商店，给我买了一支玩具枪和一个皮球，我这个山沟里来的土包子，第一次见到这繁华的大街，用土话说真是开了洋荤。1946年10月，我又随父母乘飞机回到延安。此时，父亲又被中央分配到解放军总政部任宣传科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派他带工作组到晋绥视察；母亲被派到延安关东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向陕甘宁南线集结，要进攻延安，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放弃延安，成立了彭德怀为司令的西北野战军，延安保卫战开始了。
胡敬容
1947年3月，母亲领着我随总政机关撤离延安，开始了毛驴背上的行军生活。我们从延安撤出，沿着安塞到瓦窑堡，在这里与刘少奇住在一起，经常与王光美阿姨一起玩，与刘涛一起的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后经折家坪到绥德，又到与山西交界的吴堡附近的军渡，冒着九死一生，晚上我被捆在马背上，惊险地过了黄河。以后又经临县、兴县、界河口、岢岚、五寨、宁武、原平，在忻州屯瓦村我生病发高烧。病愈后到五台山，沿滹沱河到河北平山县，在温堂住了一段时间后随中央军委进驻西柏坡。童年的我以为，所有的人生都是在战争的颠簸流离中度过，从不知世上还有和平与安宁。
在延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了八路军、新四军，打败了日本鬼子，并孕育了我们的共和国。延安就是一所干部学校的大熔炉，它培养出的干部，撒向全国，迎来全国山河一片红。延安诞生了延安精神，当今天我们在弘扬、传承延安精神之际，我们必须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主席的建党、反腐、治军、治国理念的旗帜下，将毛泽东思想、延安精神创新发展，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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