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目的论思想从其发轫伊始，就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肩负着重要的认识论功能，却在近代思想中颓然式微。而康德以其批判哲学的理路捍卫和重塑了目的论的全新形象，并为其认识论意蕴预留了地盘，凸显了二者的辩证张力。从自然目的理念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提出，到“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之构想，以致隐秘地过渡到《判断力批判》的自然合目的性和自然目的概念，显露出康德目的论批判的完整运思道路。康德正是沿着第一批判开辟的道路，以“先天综合判断”为隐性纲领，在第三批判中引入“自然的技艺”来充当反思判断力的类比原理——取代“图型论”，以完成自然合目的性的“客观化”演绎，即目的论证明。据此，康德一方面批判地裁制了自然目的概念的认识论价值，另一方面也演示了理性与知性协同运作于自然目的概念中的判断力机能。
［关键词］目的论；建筑术；判断力；自然目的；自然合目的性
目的论是一个古老却历久弥新的话题，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哲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致构成诸多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底色；哪怕它在近代自然科学的高歌猛进中遭遇普遍摒弃，被讽刺为不会生育的“圣职处女”，以致让位于因果性思维，但是仍然出现了另外一股拯救目的论的思想潮流，莱布尼茨位列其中，经由康德批判哲学的枢纽性重构，再次树立起目的论的正面形象，一度摆脱了先前的尴尬处境。康德目的论思想曾经长期处于研究的边缘，然而，随着《判断力批判》研究成为显学，学界一再地掀起目的论研究的热潮。此外，康德目的论思想的“蓄水池”效应又使它在当代思想碰撞中灼灼生辉——回到康德目的论批判的先验语境，来重新审视自然目的概念的多重向度。
海德格尔把康德目的论理解为人类理性对于体系哲学的内在要求，“这种体系并不是从经验中引出，反之倒是为经验而立起的”，①［德］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61页。但他却认为康德失之于体系的无根据，注定只能开启而非完成此项德国观念论的重任。汉斯·约纳斯在生命哲学的旗帜下，以其深刻的有机体思想与康德目的论形成了强力的回响，试图走出主体哲学的辖域，构架起基于具身现象学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目的论。在当代英美学者解读康德目的论思想的多种进路中，以分析哲学的触角透视自然目的概念的多义性并澄清其文本性矛盾的做法最为引人注目，而第三批判中的目的论思想与整个康德哲学的关系问题也是研究要旨。盖耶尔（P.Guyer）、金斯伯格（H.Ginsborg）等著名学者大抵从判断力的本性、规范性策略以及类比原理出发来进行阐释。尽管他们不乏创见地对此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普遍被接受的解释范式。笔者另辟蹊径，尝试追根溯源地回到《纯粹理性批判》，从康德批判哲学的逻辑原点出发，按照参照康德为一切科学知识所确立的先天综合判断这个总课题来重构自然目的概念，即以康德本人的认识论批判视角来考察和评估康德自然目的概念，表明他首先在知识论前提下彻底瓦解了目的论，又最终在知识论的名义下拯救了它，真正展现了康德式的批判限度；与之同时，又可以清理出一条由第一批判到第三批判的隐性文本进路，充分印证两大批判之间的内在张力。
一、 反思判断力的“批判”及其使命
批判是康德哲学的第一关键词，其毕生哲思都因之而展开。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所明言，其哲学的批判工作所要针对的无疑是形而上学的终极命运，通过彻底的理性批判来拯救并重建起科学的形而上学；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就归摄于这样一个总课题或纲领之下: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该课题的提出即已预设了康德笃定的知识论立场，因为纯粹数学和自然科学都包含着综合与先天的基本原则，所以才能走在坚实可靠的康庄大道上。既然康德是从知识论立场出发来清理形而上学这个战场，那么哲学大厦里的内部构件也理应由知识论的基本原则得到核定。简而言之，对于康德而言，一切理论知识只有包含经验对象并依据先天原则，才能被归入到科学可靠的知识之列。据此推断，近代思想中备受鄙弃的目的论无疑也应当符合知识论原则，或者确切地说，只有按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制定的知识批判原则才能合法地评断和厘定目的论在现代科学中的价值定向。当然，这一切须从康德在第一批判中的论证开始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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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三大批判内部而言，如果说《纯粹理性批判》提出和论证了知性的先天原则，《实践理性批判》则解决的是理性的先天原则，那么判断力的先天原则问题则是《判断力批判》的症结所在：“在我们认识能力的秩序中，在知性和理性之间构成一个中介环节的判断力，是否也有自己的先天原则；这些先天原则是构成性的还是仅仅调节性的（因而表明没有任何自己的领地），并且它是否会把原则先天地赋予作为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之间的中介环节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正如同知性对认识能力，理性对欲求能力先天地制定规律那样）；这些正是目前的这个判断力的批判所要讨论的。”①［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 页。
康德开明宗义地指出，批判就是要“着眼于理性有可能不依赖于任何经验去追求的一切知识，来批判一般理性能力”，②［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 页。即确定理性主体的诸先天能力——就知识而言，知性能力是首先需要厘定的。由于一切思毫无例外都是在判断中得以表达，“知性的一切行动归结为判断，以至于知性一般来说可以被表现为一种作判断的能力。”③［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69 页。换言之，厘定知性能力即是澄清暗含在知识中的判断机能，因此康德认为范畴表的划分就是“系统地从一个共同的原则中，亦即从判断的机能（这种机能与思维的机能是同样多的）中产生出来的。”④［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81 页。康德相信，只有在判断的统一性机能中才能找到知性范畴的线索——这也凸显出他与亚里士多德划分范畴的本质差异，“如果我们能够把判断中的统一性机能完备地描述出来，知性的机能就可以全部都被找到。”①［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69 页。在此，康德几乎是将知性与判断等同起来了。
康德在第一批判“先验辨证论附录”中多次提到目的、合目的性等概念，强调它们源出于理性的本性，“理性真正说来只把知性及其合目的性的职能当作对象”，⑨［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06 页。因为“一切在我们力量的本性中建立起来的东西都必然是合目的的并且与这些力量的正确运用相一致的，只要我们能够防止某种误解并找到它们的真正方向。”①［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06 页。理性的“建筑术”必然以合目的性的原则使知识的立法获得先验的完备性。
而在第三批判第二导言中，康德对合目的性概念开门见山地做出两点澄清：其一，合目的性概念出自反思性判断力，而非理性；其二，它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而是先验原则，从而区别于那种“实践的合目的性”；后者是纯粹理性对于自由意志的规定性——“道德上实践的”，而前者是判断力反思自然的形式特征之于主体以及逻辑系统的关系——“技术上实践的”。
康德明确指出，第三批判将要集中关注的是判断力问题而非理性，从康德哲学思考的进展来看，他已将目光投向了多样性经验知识的可能性及其正当性，这便大大拓展和深化了他在第一批判中早已关涉到的议题——可见，问题的追问方向并没有因为主体能力的偏移而发生改变，反而更加深入了。第一批判“附录”中，康德主张理性能力关涉更高的、总体的、有序的统一性，这就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将知性能力所形成的判断带入到系统性的形式统一当中，或者至少这种研究工作的目标朝向是确定无疑的。这即是说，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将获得经验性知识明确为判断力的任务，即我们的认识要介入到经验性特殊之中，并且向我们暗示，他不仅仅首先要关注那些我们业已形成判断的深层秩序问题，甚至还要进一步解决我们何以能够合法地形成经验性判断（或者说经验之所以可能）的先决条件或原则的问题，因为经验的观念化是我们运用知性的必要前提。
康德迄今为止对于判断力规定性和反思性两种功能的区分和阐明，首先为整个第三批判定下了基本的理论旨趣和运思的基调，判断力的原则之于具有多样性杂多特征的特殊经验性规律的指向，即自然对象的系统性统一性，这又正好与第一批判中范畴的先验原理对于普遍经验规律的那种规定性作用遥相呼应，构成了关于机械论与目的论两种判断形式之间的张力，并主导着二者在第三批判中的走向和最终解决策略。
既然自然目的概念也具备先天综合判断的形式特征——至少我们可以从康德的论证中分析出来，那么这种评判的合法性或先天根据何在？相应于这种先天根据，自然目的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究竟关涉到理性主体的何种能力？在第一、第二批判中，康德把高级知识能力分别归于两种先验原理：知性范畴与理性概念的先验原理——前者支配着一般自然的概念，是普遍经验对象之所以可能的法则；后者相关于自由概念，给道德实践的原则能力奠基。知性拥有十二个先验范畴原理，而理性能力只有绝对命令作为唯一的先验原理。根据康德的说法，以上两类原理涵盖了理论与实践两大哲学领域的对象，知性与理性分别统治着两大领地、并行使其主权于对象之上，结果判断力完全无法拥有和主宰属于自己的任何领地，只能诉诸其自然合目的性的反思原理无限地接近理性的理论对象——康德消解了传统目的论之于自然界的法权。因此，判断力及其自然合目的性原则充当了自然目的判断的主体能力和先天根据——前文已说明，康德通过赋予自然合目的性概念以先验性品格，并通过演绎的方式来阐明自然目的批判之根据的——但这一根据的发现及其规定性的确认还是通过康德对于审美批判获得的。
事实上，反思性判断力首要任务就是要把经验性知识导向某种统一性。与此直接相关的文本依据可以一直追溯到康德在第一批判的辨证论部分中赋予理性理念的那种调节性功用——理性关涉于那种使自然的经验性内容上升到系统性统一性的能力，这项任务在第三批判中被直接赋予反思性判断力，即：必须假定自然具有系统性统一性，就好像是经创始者之手设计过的那样，以此我们能够使经验性知识得以系统化。可见，康德已经悄然走出纯粹理性之建筑术的言说方式，从理性之本性的视角转向判断力。显然，康德在此关于判断力的考察本身就是重新面向经验性知识的系统统一性难题。
当代康德哲学的解读范式之一，便是将反思性判断力看作是贯穿审美判断与目的论判断的根本手段，以此回应学界将二者割裂开来进行解读的惯常范式。这是源于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处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并且他对两个问题的研究似乎又完全可以独立成篇，因而造成了沟通两个领域以及合理阐释其统一性的理论难题。这种情形甚至在重要哲学家中有所体现——比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就怀疑第三批判中的两个领域能够自然贯通，持有类似看法的当代学者亦不乏其人。①L. W. Beck, Early German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69, p.147.无怪乎国内许多学者倾向于把鉴赏和目的论割裂开来，忽视康德评判和建构目的论的重要性，以至于完全倒向康德的美学研究。②［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一导言，参看邓晓芒译：《冥河的摆渡者》附录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在相反的研究意图中，则是把美学与目的论两个领域植根于康德的反思性判断力这一主干之上——宗巴克就是一个典型代表。③C. Zumbach, The Transcendental Sci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4, pp.51—55.
从另一方面说，甚至就其最根本的意义而言，判断力关乎康德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和批判哲学大厦的牢固，因为康德将沟通和协调哲学两个领域的使命最终赋予了判断力。他将其整个哲学事业的批判工作分为三个部分：纯粹知性批判、纯粹判断力批判和纯粹理性批判，④［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3 页。即已表明判断力批判介于全部批判工作之间，起桥梁作用；因此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事业的大厦也系于其上，“那么这个批判就必须对这个大厦的地基预先做出这样深的探查，直到奠定不依赖于经验的那些原则之能力的最初基础，以便大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沉陷下去，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体的倒塌。”⑤［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 页。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那样，康德对目的论的勘定，仍然是理性哲学体系的必然诉求，“是为经验而立起的。”⑥［德］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61页。由此，康德对这项批判工作的重视可见一斑。
但康德进一步向我们暗示，“附录”中的说明仍然是不完整的：范畴原理无法涵盖整个经验性知识，因而并不能仅仅通过它而达到对于自然的完全认识。这就意味着康德在第三批判中的着眼点并非简单地厘清经验性知识的理想形式，并证明作为调节性或启发性意义的先天原则的正当性，而是证明其先验性，即是说，康德此时已经着眼于经验以及经验性认识之所以可能的先天必然条件，以及解决我们是否可以正当地宣称自然或对象符合那些必然性认识条件的问题。②P. Guyer, “Reason and Reflective Judgment: Kan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ystematicity”，Nous, vol. 24，1990, pp. 17-43.因此，康德强调了这样的自然是否能够被我们经验性地认识、甚至我们是否对于自然的经验性特征具有必然性知识的问题。而且康德并没有为经验性研究简单地设定一个目标，即我们希望这种研究是可实现的，而是认为，某些经验性知识恰恰就是为了使相互关联的经验成为可能的，这对于主体而言是极其必要的。
问题继而在于，“纯粹判断力批判”究竟如何才能完成康德赋予它的重要使命呢？甚或说，“在我们认识能力的秩序中，在知性和理性之间构成一个中介环节的判断力，是否也有自己的先天原则”？⑦［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 页。康德在序言中的这种追问很快就在导言第四节给出了答案：“判断力的原则就自然界从属于一般经验性规律的那些物的形式而言，就叫做在自然界的多样性中的自然的合目的性。”⑧［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5 页。而康德澄清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工作就成为展现判断力（尤其是反思性判断力）运行模式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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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然合目的性的类比与演绎
但康德对知性与判断力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如果把一般知性解释为规则的能力，那么判断力就是把事物归摄到规则之下的能力，也就是分辨某物是否从属于某个给定的规则之下。”②［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32 页。这是康德第一次将判断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理性机能来看待，即从知识出发追溯到判断能力。康德对于知性与判断力的划分更重要的体现在对图型论的考量，判断力相应于知性的机能就是知性纯范畴如何运用于经验杂多之上的问题，知性借此可以将现象归摄到范畴之下。据此，判断力被刻画为一种规定性的机能，普遍的先验法则在其中被找到、并用来归摄诸现象——因为，除非知性的诸原理能够应用于诸现象，否则我们无法将其经验为知识的对象。判断力之于自然的规定性统一，最终根源于意识自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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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康德在第三批判导言中郑重地将原本出自理性“建筑术”的合目的性归给判断力——“自然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则是判断力的一个先验原则”。③［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5 页。此时，问题的探讨路向偏于判断力本身所具有的合目的性，并且被赋予了先验的身份或地位，换句话说，要使合目的性在反思判断的主体能力中升华到原则的高度，并进而证明它恰好构成了经验性认识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即有关经验认识之先验性的问题——依然没有脱离知识论原则的基本定向，虽然还是调节性的。这从他对合目的性原则的演绎中愈加可见一斑。
康德对于合目的性原则的演绎图景完整地呈现在第三批判两个版本的导言部分。第一导言中，康德直接诉诸“技术”或“技艺”的类比，以说明判断力的先验方式，即以技术的实践作为反思样式，为错综复杂的多样性自然确立起知性认识的主观根据。这种“技术”类比还表明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则迥异于理性理念的调节性原理：因为理性的合目的性统一在第一批判中必须借助于理念作为类比意义上的“图型”，而“反思的判断力为了把给予的现象纳入到特定自然物的经验性概念之下，不是图形化地处理这些现象，而是技术性地处理它们，不是仿佛像在知性和感官的引导下那样机械地处理，而是按照自然在一个系统中的合目的性秩序的那种普遍的，但同时又是不确定的原则来处理，仿佛是要通过判断力的特殊法则（对这些法则知性一言不发）与经验作为系统的可能性相适合而有利于我们的判断力，没有这一预设我们就不可能有希望在那些可能的特殊法则的错综复杂的多样性中找到头绪。”④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附录一，第144 页。这可以看作是康德合目的性的首次演绎，虽然采用了类比的阐明方式。于是，“自然的技术”作为自然合目的性的类比概念，充当了判断力自身反思的手段。同时，合目的性概念在第一与第三批判之间发生了明显的身份转换：康德在第一批判“先验辨证论附录”将其作为理性的主观原则加以论证和阐发，随后又在第三批判中归之于判断力，强调其先验性的品格。由此，康德利用“自然的技术”类比展露出合目的性的双重含义：自然“对判断力的这样一种能力本身的适合性的原则”，兼与自然“对经验性概念的一个逻辑系统的适合性”，⑤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附录一，第145—146页。即是说，自然显示其自身适合于被主体认识的先验性品格，以及自然本身在其内在性方面具有某种系统性形式的根本原则。上述双重意涵恰好对应于“先验辨证论附录”中目的作为适合性概念与事物合目的统一性概念两个层面，这也恰恰使其与康德把整个第三批判划分为“审美判断力批判”与“目的论判断力批判”两个部分的做法高度契合。
然而，康德还在“先验辨证论附录”中就指出，理性不可避免地要求获得最大程度的系统统一性；他并且暗示判断力理应包含这种基于理性的统一性原理。于是，他在第三批判导言中扩展和超出赋予判断力的规定性能力，引进了反思性判断力：“一般判断力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即使它作为先验的判断先天地指定了惟有依此才能归摄到那个普遍之下的那些条件）就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③［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4 页。在这段话中，康德既延续了判断力作为规定性的原初含义，又从判断机能中区分出反思性判断力。这是因为：“自然界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形式，仿佛是对于普遍先验的自然概念的如此多的变相，这些变相通过纯粹知性先天给予的那些规律并未得到规定，因为这些规律只是针对着某种（作为感官对象）自然的一般可能性的，但这样一来，对于这些变相就也还必须有一些规律，它们虽然作为经验性的规律在我们的知性眼光看来可能是偶然的，但如果它们要称为规律的话（如同自然的概念也要求的那样），它们就还是必须出于某种哪怕我们不知晓的多样统一性原则而被看作是必然的。”④［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4 页。从第三批判的名称来看，判断力就是带着这个特殊的使命走进康德的视野——“自然界取最短之路；但自然界不作飞跃，不论是在其变化的序列中，还是在各种殊异形式的编排中；然而，自然界在经验性规律中的大量的多样性是在少数原则之下统一着的。”⑤［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9 页。
康德明确提出必须对合目的性原则进行演绎，这一鲜明立场是第一导言所没有的，而且整个演绎过程更加细致、精炼；另外，他从被给予经验的多样性的角度来考察经验性知识的可能性，由于这种多样性无法纳入时间空间的形式规定中，因此就需要我们能够在自身中建立起某种多样性统一的原则——主体为自身立法，即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该版本的导言中所进行的演绎工作已经不再诉诸“自然的技术”概念，合目的性概念的两层含义直接通过演绎而得以阐明；而且合目的性的第一重含义即自然之于我们认识能力的适合性原则也随之从“自然的技术”概念中剥离出来，后者只是体现在合目的性的逻辑表象中，“通过自然在它的技术里进行”而运用于有机体，换言之，有机体自身展现为合目的的系统形式。①［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31 页。虽然康德在两个版本的导言对合目的性原则的演绎稍有不同，但合目的性概念的先验地位却是一致的：自然适合于被我们认识的那种合目的性原则通过演绎而表明其自身是一个先验原则，并以此建立起大自然基于判断力的系统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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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自然合目的性概念由于充分而细致的演绎工作而到达判断力“批判”的顶点，但这可能会使读者产生部分困惑，质疑康德是否已经把某种知性的构成性原理赋予了自然合目的性原则，毕竟自然合目的性原则所具有的先验地位也与第一批判中先验理念的调节性功能大相径庭。康普·斯密就此指出，“纯粹理性诸理念的调节性运用”一节的后半部分显然是矛盾的。②N.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23, p.547.显而易见，知识系统统一的理念并非理性的先验原则，而是将杂多带到统一性中的逻辑原则；因此，在康德的晦涩表述中，理性理念的调节性原理化身为合目的性原则的同时，合目的性概念就有了被赋予某种构成性作用的嫌疑；否则就是先验概念被增添了新的内涵。以上理论困难指向一个根本问题：自然合目的性演绎的必要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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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斯特曼（Horstmann）认为康德将第一批判中的合目的性从逻辑原则转变成第三批判中的先验原则，所以必然要对其进行演绎。③Eckart F¨orster (Editor),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s: The Three ‘Critiques’ and the ‘Opus postumum’ (Studies in Kant and German Idealism)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73.勃兰特（Brandt）则主张第三批判的合目的性概念完全不同于第一批判中理性理念的调节性原理，因此转变的说法并不成立；这是因为，理念的调节性使用必须借助于理性概念的图型，而合目的性原则源于判断力，就不必假借图型的作用。④Eckart F¨orster (Editor),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s: The Three ‘Critiques’ and the ‘Opus postumum’ (Studies in Kant and German Idealism)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87.而我们认为，自然合目的性演绎从根本上假定自然先天地适合被我们认识，这归功于反思性判断力；此外，合目的性原则不仅要求具有主观逻辑的必然性，还应当显现在客观自然中，即是说它还应当在对象的客观性方面有所断定——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则最终指向目的论的批判。因此，演绎带来双重结果，首先是合目的性原则本身，其次是它的一种客观性应用，二者构成第三批判的内容。
康德在第一批判提出以先天综合判断作为知识考量的首要和唯一准则，继而追究先天综合判断的来源和根据，最终厘定出知识所特有的可能性判断形式，在所有理论知识的分类中，就连形而上学的命运也不例外——“由于人类理性的本性”，它也至少“应该包含先天综合的知识”。②［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4 页。康德对于“纯粹”的科学知识做出严格界定：唯有将主体理性能力中的先天知性范畴运用于感性直观，才能获得具有客观及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概言之，知性原理作用于感性直观是先天综合判断之可能的必然前提——这是康德认识论批判的基调。康德还把先天综合判断用来考察其他判断形式，甚至认为鉴赏评判也包含这一特征。③［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30 页。鉴赏将愉快的情感联结于经验性直观对象，因而是一种综合；并且由于合目的性的先天原则根基于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能力中，这将保证一个对象的表象与发自内心的情感直接结合——判断力“在这里本身对自己在主观上既是对象又是规律”。④［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30 页。康德对鉴赏判断中先天综合特征的阐明最终是为了说明审美具有普遍可传达的品格——虽然整个审美判断力的根本之处在于发掘、确证自然合目的性原则。
综上所知，康德对于合目的性原则的演绎及其内涵的分析和说明，充分体现了判断力这一先验原则对于认识论问题的作用和地位：无论是康德对系统性或其他经验性秩序之偶然性的强调，还是康德在导论中对其作为自然相关并适合于我们知性范畴的先验性品格，二者都不乏丰富的文本支撑。我们据此可以这样推断：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完全认同他在第一批判中提出的认识论立场及学说，所以康德对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演绎与辩护首先是要针对自然多样性、杂多性难题，其用意就是要扫清认识论道路上的障碍，最终建立起自然之必然的合法性和系统性。这其实就是说，康德承认了范畴原理是我们关于自然知识的特例。我们依据范畴原理来认识它们所支配下的自然对象，因此而建构了在普遍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然。然而，由于我们主体在智性上的有限性特点，我们还必须从经验性观察中，以后天的方式学习自然的特殊法则。对于后一种意义上的自然而言，我们无法先验地认识并对其进行立法，即无法从自然对象之先验构建的角度达至系统性统一，只能依靠后天观察启发性地揭示经验性法则并判断诸对象是否符合经验性概念。一句话，我们在一般性自然对象之外，亟需一个经验上有序的自然以获得经验性认识，虽然我们不能先天地指出这种秩序的特征，但却可以在后天经验的前提下依照先验原则去反思它。
三、 自然目的概念的评判及其认识论意蕴
虽然康德在第一、第三批判中厘清和区分了两种自然对象，并分别以范畴演绎和合目的性演绎的方式论证了主体理性对于上述两类对象的认识论诉求，纵使二者存在着被给予方式的天壤之别，它们对于知识的系统统一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康德以演绎的手段来阐明自然合目的性概念并澄清其先验性品格，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把自然合目的性原则与知识批判的立场勾连在一起，但毕竟还不具有直接相关性，因为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对纯粹实践理性的原理也进行了演绎，借以考察道德律在日常实践行为中充当纯粹意志之规定根据的先天必然性。所以康德对任何先验原理的演绎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与知识相关。然而，我们在前文已指出，康德在第一批判中确立的先天综合判断总纲却是测度一切理性知识形式的试金石。
于是，康德的合目的性演绎搭建起了由主观合目的性（审美）通向客观合目的性（目的论）的桥梁。正如康德强调的那样，如果“判断力关于自然的一个合目的性的概念”“属于自然概念”，那么它就是“调节性原则”；然而，合目的性“就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而言是构成性的原则。”⑤［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32 页。进而言之，“在一个判断力的批判中，包含审美判断力的部分是本质地属于它的，因为只有这种判断力才包含有判断力完全先天地用做它对自然进行反思的基础的原则”；但是“当那条先验原则已经使知性对于把这目的概念（至少是按照其形式）应用于自然之上有了准备之后，才包含有这种原则，以便为理性起见来使用目的概念。”①［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9 页。一句话，合目的性是我们借以评判自然的根本原则，根基于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是伴随着审美判断活动而发现的；一旦批判地建立起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则，我们就能够从自然的审美表象合法地过渡到目的理念。
我们不妨按照康德本人的理路进一步追问，是否可以借重知识论总纲消解传统目的论？或者说，自然目的概念是否也具有先天综合判断特征？我们尝试在这种追问之下重构出自然目的概念的认识论形象。首先，按照康德的逻辑论证，从任何特殊自然对象出发反思到一个目的理念，即“经验把我们的判断力引向一个客观质料的合目的性概念、即自然目的概念”，①［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15 页。意味着把这个对象的可能性之思与特殊原因性理念构成联结。虽然从形式上看，自然目的判断具有分析性的特征，但它无非是主体通过对特殊经验之物所作的后天观察和同步反思的结果，即是说这种基于后天反思的自然目的评判区别于知性范畴之于经验对象的那种构成性（或规定性）关系。即便如此，康德却说，“由于它所表达的有关这样一种合目的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它就不仅仅是基于经验的基础上的，而必须把某一个先天的原则作为基础”，②［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26 页。因此他又同时肯定了自然目的评判具有先天特征。康德由此强调，自然目的判断虽然发生在经验的领地上，却并非通过对经验的完全占有和累积来实现的，而仅仅是通过一次性反思行为就能做到：每当任一自然特殊对象被表达为自然目的，它只能根基于反思判断力的先天原则——自然合目的性，因而具有先验品格。其次，自然目的概念无非就是把一个目的表象加之于特殊的经验性概念，于是构成一种特殊的“综合”统一，康德尝试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来阐述这种“综合”特征。比如，他在第三批判§65 中交代了自然目的之物的第一重规定，即部分的功能是由它与整体的关系决定的，整体统摄和包含部分。虽然这只是根据艺术品的类比阐述自然目的概念，但说到底也是目的理念的“综合”在有机体中的具体体现。紧接着在§66 中，康德将自然目的视为理念对于“多数性”的复合，由于机械论无法使我们在整体中理解“物的某种多数性”，而目的“这个理念是表象的一种绝对统一性”，③［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41 页。因此就应当诉诸某种与自然机械原理截然有别的秩序以克服其“盲目性”，使杂多之物在自然目的中获得统一性。这就以自然目的论证的方式捍卫了有机体的独特性，叔本华极其赞赏康德这种将有机体从当时盛行的牛顿学说中拯救出来的做法。④［德］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许文妍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年，第477页。
在执行完会计集中核算后，单位没有安排专人来管制单位内的固定资产，但是大部分单位没有管理好固定资产，相关工作人员没有将固定资产折旧登记到账簿中，这就导致台账与卡片不相符合。比如：通常是由核算中心来管制固定资产的账目，但是单位中所用到的固定资产都是由单位自身来管制这些账目，核算中心会以发票为依据来登记固定资产，但是核算中心在登记的时候没有进行详细划分，这就导致实物与账务不相符。
1.3.2 观察组 研究组患有阴道炎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在给予雌激素软膏的基础上，给予保妇康栓（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46020058，规格：1.74 g×14 粒）进行治疗，给药方式为阴道内给药。给药剂量为1粒/次。给药操作为清洗外阴部，向阴道深部塞入栓剂。给药疗程为4周。
马国平放下望远镜，当机立断地命令陈山利、牛力军、恭建兵三人迂回过去，堵住日军下山路，他亲率人马前后夹击
①论证范围内地下水资源评价，根据论证范围内的地下水补、径、排条件，计算各项补给量和排泄量，并进行均衡分析，分析补给量计算的可靠性。
既然知识的先验原理与实践的先验原理分属知性与理性，而合目的性属于判断力，其根本区别在于判断力并没有自己的领地，那么，既出自于理性之本性，又理应科学而合理的自然目的评判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因为康德通过批判，已经剥夺了传统目的论对于自然对象的法权，作为一种科学且可能的目的论形态应该按照主体能力的限度得到相应的描述。事实上，如果判断力没有自然合目的性作为其先验原理，审美判断就不能被普遍传达；然而自然目的评判并非取决于判断力及其原理（在规定性的意义上），仅仅就其有效性与合法性才关联于反思判断力。①Eckart F¨orster (Ed.).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s, The Three ‘Critiques’ and the ‘Opus postumum’ (Studies in Kant and German Idealism) 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75.概言之，真正说来，判断力唯有依靠知性和理性，发挥其本身在两种主体权能中的协调能力，把自然目的对象看作是两种能力协调一致地运作于其中的范例，即使判断力本身并不直接介入和构成对象，却可以借自然合目的性原则来协助理性，把全部知性认识的成果引向最终的系统性统一，因此判断力在知性与理性之间起到黏连作用，使二者谐和一致地参与到某一特殊对象的评判中。
就此而论，第一批判试图从形而上学的维度，使用目的论来引导知识的统一性，②陈嘉明：《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6页。这是理性的本性使然。由于判断力的中介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阐明，理性想要实现知性范畴的完全综合、使一切经验知识统一和连贯起来的话，须借助于另一中间环节，康德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图型”；然而人类理性根本就没有知性那种借以直观的图型，于是康德尝试沿袭他惯用的类比手法，仿照感性图型来设想一种知性“图型”即理念，以表征理性的至高统一性。虽然理念之“图型”仅止于理性的调节或主观必然性，但是理性之于知性范畴的统摄仍然具有先天综合的特征，或者直观知性概念更能传达其真义。康德以感性图型类比知性图型，潜在预设了某种智性直观能力的存在，这既表明了主体的有限性，又象征着超出有限性的努力——正是理性之本性与能力的张力所在。然而，感性图型原本就难以自圆其说，而知性图型更加似是而非，难怪康德没有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讨论“目的”、“合目的性”等目的论概念。
事实上，理念“图型”是康德深入讨论判断力之前，仅就理性本性引导知性原理的形而上学维度来思考知识之终极合目的性统一的初次尝试，因故而被称之为“理性的建筑术”。在第一批判“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一节，康德区分了图型的两种运用——“建筑术的统一性”和“技术的统一性”；③《纯粹理性批判》，第630 页。前者根据理念、先验地建立起杂多知识的秩序及统一性，而后者按照大自然“偶然显露出来的意图”、经验性地描绘和反思该统一性——这成为第三批判“自然的技艺”概念的先声。康德在第三批判中放弃“图型”论，开始完全使用反思性判断力及自然合目的性的先验原则，直接诉诸“技术的统一性”，协助理性来综合统一杂多的自然特殊对象；因此康德说，判断力绝不可以图型化地整理特殊自然对象，而只能“先天地使自然的技术成为自己反思的原则”技术性地处理它们。④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附录一，第144 页。技术就是指“自然在其产品的形式方面作为目的的这种原因性”的评判手段，⑤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附录一，第149页。按照可操作的完备性而就某物所进行的考量——在我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与特殊自然对象的可能性之间进行类比，以提供出合目的性原则评判的客观根据。康德指出，自然合目的性原则对于自然物的这种类似于技术的反思性运用完全是客观的，从而有别于它在审美判断力中的主观性运用，所以不具有审美评判中的规定性特质，只能以类比的方式阐明判断力在协调于知性、理性之间的系统运作。⑥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附录一，第150页。尽管康德第三批判第二导言中不再使用“自然的技艺”概念，尝试用演绎的方式来阐明合目的性原则的合法运用，但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任何关于超感性设计者的独断论设定，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合目的性原则的先验性品格；而且康德在第三批判后半部分即“目的论判断力批判”中依然将人工制品的类比说明使用于有机体，可见“技术”或“技艺”的类比对于康德目的论证明的重要性。总之，康德通过这种合目的性的应用，使我们在特殊自然之物的评判中看到了理性对于知性的综合统一。据此我们获得一个深刻的洞见，自然目的判断是反思判断力在知性与理性两大功能间协同运作的结果，此乃理性之本性、知性之能力在判断力中交互作用的具体实例。
至此，康德自然目的概念的认识论意义便不言而喻了，第一与第三批判之间的内在过渡和一致性也清晰可现。概而言之，康德在第三批判导言中首先试图阐明的就是反思性判断力对于经验性知识的系统性统一所有具有的先验地位，亦不难看出第三批判与第一批判之间的紧密联系，这就很容易理解学界将整个第三批判视为延续和扩展第一批判的做法。在英美著名学者中，贝尔（Bell）与金斯伯格都突出强调了第三批判中的判断力概念所承担的认识论意义，认为反思性判断与认识判断密切关联，因而明确了第三批判之于第一批判的认识论向度，指认了前者在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中的意义。①D. Bell,“The art of judgment” , Mind, vol.96,1987, pp.221-244.或者还可以把反思性判断力理解为康德出于对系统性经验科学的考量以及某种参与到科学探索中的能力。②H. Ginsborg, The Role of Taste in Kant’s Theory of Cognition, New York： Garland, 1990, p.65.除此以外，金斯伯格还认为，第三批判导言第五节至少暗示了反思性判断力的另一重意蕴，即特殊对象被带入到经验性概念之下的能力。③H. Ginsborg, The Role of Taste in Kant’s Theory of Cognition, p.65.以上这些洞见都反衬出反思性判断力在认识判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其本身并不属于认识，却可以在一般性认识的过程中参与进来，被给予的表象因之而关涉到一般性认识。
从康德批判哲学的根本立场来看，自然目的批判最终植根于人类知性思维的特性——从（分析性的）概念到直观（的综合）。④［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60 页。人类推论知性的本性，在近代科学中主要表现为还原论，对任何对象都首先以机械论方式进行设想，并机械地加以分解，从而将任何直观中的整体之物反向地推论为机械的综合之物，但这种还原论思维不能使我们在任何有机体中获得任何洞见，毋宁说：知性只是驱动我们机械地解释所有的经验对象，却不能保证所有经验对象是否能够被这样解释；⑤P. McLaughlin, Kant’s Critique of Teleology in Biological Explanation: Antinomy and Teleology,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1990, p.171.于是康德试图用某种具备综合能力的知性——即直观知性——来把握有机对象，即以比拟的方式把有机整体直观地把握于概念之下的能力，承诺了一种由整体进向部分的逆推论认知模式。⑥［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60 页。在针对有机体的目的论评判中，康德根据反思性判断力来沟通和协调知性与理性，无非是依据理性主体的限度，来模仿和接近那种理想的“直观知性”；或者说，虽然我们并不具备那种特殊知性的综合直观能力，却可以根据类比作出合理的刻画，就好像我们有权根据理性的本性对特殊自然对象作出“应当”之评判。自然目的的可能性问题就必须首先回归到康德批判哲学的原初语境，最终回到先验哲学之高级认识能力及其原理的批判中，意味着把自然目的看作是调节性而非构成性概念，自然目的之物表征其应当之所是，而非是之所是。⑦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附录一，第167页。
因此，康德也一再强调，当我们诉诸反思性判断力由自然目的“联想”到经验观察的时候——“只有通过这种联想有机体才能被理解为有机体，即理解为一个自然之物”⑧［德］赫费：《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郑伊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这完全可以合乎情理，也同样具有普遍的必然性效力；就如同我们在解开大自然的谜团之前就首先作出如下断言：“在这样一个生物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白费的”，“没有任何事情是偶发的”。⑨［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2 页。“大自然在这里遵循着一条合规律的进程而把我们的物种从兽性的低级阶段逐步地——并且确实是通过其所固有的、虽则对人类施行强迫的方法——引向人生的最高阶段，并且就在这一表面的杂乱无章之下完全合规律地在发展着我们的那些原始的禀赋。”①［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14页。由此，作为一种普遍调节功用的目的论视域，却一直都在引导着我们具体的科学考察（从自然对象到人类活动本身），虽然“我们凭借它只是获得了一条线索”，②［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29 页。启发性地服务于我们的自然研究或人类历史研究，这同时就在某种意义上披上了一层必然性的外衣。总之，自然目的与认识判断分别出自不同的人类心灵能力：知识是知性能力“图型化地运作”的产物，而自然目的却是反思判断力进行“技术性地运作”的结果。所以康德的高明和独出心裁之处就在于：他既没有将目的论评判混淆于知识判断，也没有割裂它们的联系，而是有限度地裁定了目的论的认识论价值：一股无形的张力横亘在认识论与目的论的天堑之间。
总而言之，康德批判哲学中的认识论立场与目的论批判异常微妙地保持着学理和文本的双重张力。正如康德以知识论立场来批判和评估形而上学的地位一样，“先天综合判断”的知识论总纲仍然支撑着他对目的论思想的批判和重构，并最终厘定了它与理论认识之间若即若离的张力：目的论与一切科学认识活动保持严格的界限，却又反过来必须为其定向导航、穿针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近代目的论的命运；同时，从主体的全部理性之先天能力来看，反思性判断力运用其先验原则使理性与知性在自然目的之物中经由交互运作的“技术”之思而展现出协同一致性，由各种能力之间的琴瑟和鸣而呈现自身为统一的先验主体性。此外，从我们所做的文本解读来看，基于这一知识论总纲的考察，康德第一批判与第三批判两大文本之间也构设着精妙的过渡，又保持着前后文本脉络的理序；我们甚至两大批判中惊讶地发现了康德阐明自然目的概念的双向路径：在追溯理性的系统统一性道路上隐性而合理地过渡到第三批判，又在目的论批判中一再地溯回至“先天综合”的知识论批判立场。在这种双重意义上，康德自然目的概念使我们重新认识到第三批判在康德批判哲学内部的重要意义。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康德通过对自然目的概念所进行的严谨而细致的知识论考察与剖析，将知性权能的构成性原则从目的论中剥离出去——同时赋予其调节性原则，从而彻底击碎了传统目的论的知识论野心，这看似罢黜了传统理性主义目的论的无上权威，却委实对目的论本身进行了卓绝有益的“纯化”，终究从批判哲学的立场将其解放出耽于知识妄想的虚假情境；这与其说是废黜，不如说是一种更具深度的成全——牢牢建基于知识论批判的目的论才能真正配得上它所享有的荣耀，如此说来，康德对目的论的“纯化”意味远高于批判本身。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康德“纯化”目的论的工作正是变相地采取了知识论的批判立场，按照康德的运思方式，或许唯有将目的论置于先天综合判断的天平上才能更加充分、精确地测度它；目的论批判本身即保持着它与知识观的辩证张力，目的论与机械论之间的二律背反盖源于此。
纵观整个批评哲学，康德自然目的概念最终落脚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希望”难题：“我可以希望什么？”③［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612 页。——甚至整个第三批判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和解答。鉴于前两大批判留下了两大哲学领域的巨大分裂，自然和自由、幸福和道德之间的过渡以至理性自身的完整性问题，务必要在第三批判中得到最终澄清。在这里，“目的王国我们提供了一条将道德法则作为意志自由法则来展现的途径。”④［美］科斯嘉德：《创造目的王国》，向玉乔、李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6页。康德从特殊现象出发，根据类比原理，把原本归属于艺术和道德领域的“合目的性”概念移置到自然中来，将其作为反思判断力的先天原理，对有机物超出因果律之外的目的论运思加以阐明。康德不但强调了作为理性的目的概念在大自然的表现（exhibitio），而且从理性主体之本性的角度，凸显了自然目的概念的必然性特征：就我们对经验知识所怀有的希望而言，我们必须设定自然是适合于主体认识能力的。可以说，就怎样对自然进行立法的问题上，康德小心谨慎地对待他的批判性限度，他一方面完全切断了自然目的论与认识论的传统关联，又使其认识论意蕴在批判哲学的意义上得以复归，因而其批评所带来的成效也是极为明显的：把自然目的从知识领域中分离出来，一方面是抑制了目的论的权限，但其实又在另一方面使之获得独立地位，赋予其自由—实践的形而上之维度，从而保留了自然目的概念暗含着的超越维度。康德批判哲学的“希望”蓝图就以富于张力的目的论路径勾勒完成：自然目的概念下接知识的王国，上承道德的圣境。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Kant’s Concept of Natural Purposes:Focusing o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First Critique to the Third Critique
NIU Junyou
Abstract：Teleolog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epistemological role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since its inception, but its importance declined in modern thought. Kant, with his critical philosophy,defended the importance of teleology and reconstructed a new image for it, reserving a place for its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 and highlighting the dialectical tension between his critical philosophy and teleology. The complete thinking path of Kant’s critique of teleology can be found in his wide range of theorizations from the idea of natural purposes put forward in hi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o the composition of his “Architecture of Pure Reason”, which ultimately leads to a covert transition to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and natural purposes in his Critique of Judgment. Kant,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synthetical judgments a priori along the road paved by the first critique, introduced “technic of nature” into the third critique to act as the analogical principle of reflective judgment, replacing the “theory of schema” to complete the “objective” deduction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n so doing, Kant, on the one hand, criticized the epistemological value of natural teleology; he, on the other hand, demonstrated how reason and understanding work harmoniously in the concept of natural purpose under the function of judgment.
Key words： teleology; architectonic; judgment; natural purposes;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牛俊友，哲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德目的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17SJB159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蒋永华）
About the author：NIU Junyou, PhD in Philosophy,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Marxism,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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