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琳子: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和制作的区分论文

侯琳子: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和制作的区分论文

摘 要: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实践(Praxis)和制作(Poiesis)。第一种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第二种活动是达到目的的方式。为了理解这两种活动,我们必须区分亚里士多德关于“目的”的两个概念——作为活动目的的“目的”和作为活动本身的目的。对这二者的区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实践;制作

一、实践与制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和制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了两者的区别,即“实践与制作在始因上不同”[1](P173)。亚里士多德认为,制作的目的与其本身不同,而实践的目的就是其本身,“只有后种形式才属于哲学意义上的实践(Energeia)”[2]。但是,这种普遍的差异是如何被描述的呢?

亚里士多德对制作进行了定义,认为手段和目的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该定义认为,作为制作的条件,制作活动与其目的之间存在着时间差。制作活动在其目标达到时便会停止。因此,目的和制作活动是对立的。当目的实现,其结果便是活动的停止,只要活动还在进行,目的便没有实现。制作活动与目的之间的这种对立是极其重要的,与其说是对目的的理解,不如说是对制作过程本质的理解。应该强调的是,制作并非出于自身的目的,其目的是外在性的。因为在没有它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目的,要实现这一目的,目的的主体就不会反对放弃它。这意味着制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活动,并且无法与其目的分离。因此,这种活动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它的意义要由目的赋予。同样的观点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出,如制作过程中生产和产品之间分离,就像生产者和他生产的东西之间的分离。首先,就产品而言,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之间没有本质区别,生产者本身也是生产资料。其次,产品(比如说,一栋完工的房子)与生产资料并无共同之处,否则这幢房子将在竣工后继续建造,而这是荒谬的。这里的荒谬之处在于假设一种没有目的的目的性活动。实际上,当房子盖好后,制作也就停止了。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学中,这类活动仅仅是为了外在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没有内在价值,因此是不光彩的。真正光彩而有内在价值的是实践,它以善为目的,它自身就是善。

亚里士多德认为,手段和目的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明显得多。自由公民的政治活动(实践)只有在生产(制作)结束后才开始,并超越生产。制作(劳动)可以为生活创造适宜的条件,但它不能与这些适宜的条件相混淆,也不能与生活本身相混淆。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会问,是否每一种人类活动都不应该被视为具有目的论意义,因为每一个实现的目标本身都成为实现另一个目标的手段。为了正确地解释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我们必须区分相对关系和相关关系。手段和目的之间关系的相对化与其关系特性背道而驰,因为目的本身并不是与手段相联系的,反之亦然。这种关系的相对化将导致一种手段变得荒谬,而这种手段并不是一种朝向目的的手段,否则作为一种手段的活动就变得毫无意义。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绝对和非相对目的的存在必须被假定,也就是说,它必须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被渴求。如果一个人认为目的总是另一个目的的手段,那么他就是在假设一个无穷无尽的目的序列。因此,正是为了理解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我们才必须记住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些术语的相对性会破坏亚里士多德的“制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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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当物质呈某种形式时,它的运动就会停止。这种假设似乎会导致这样一种论断:当达到目的时(也就是说,当目的活动完成时),在没有进入另一种活动的情况下,存在就会静止。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如果人类的欲望得到满足,它们就不会继续运动,而是会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理想状态,当然,这只是一种赋予道德行为合法性的理想状态。他认为,自给自足不会运动是正确的,因为这本身是完美和完整的。但正是因为这样的解释是可能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概念必须进一步阐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结束的意义真的不同于存在的静止吗?为了更好地理解运动的概念(并因此理解实践和制作的概念),有必要区分目的的两个含义——作为活动目的的目的和作为自我实现的目标。

二、作为活动目的的目的和作为自我实现的目的

(一)作为活动目的的目的

在笔者看来,作为活动目的的目的意味着存在的静止,一个活动的完成。这似乎是目的最古老的意义,例如,固定不变的事物。目的是事物的界限和极限,这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制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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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第二种含义是从属于实践的概念,与制作的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制作有不同于它自身的目的,因此意味着它和它的目的是不同的。在实践中,手段和目的是同一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制作的决定性因素是行为的结果,而在实践中,重要的是行为本身,而不是最终结果。实践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道德行为的典范,因为在伦理学中,实践的目的本身就是善的行为。

目的的第一种含义是作为自我实现的目的,其概念与前面的概念存在根本的不同。在这里,它的行为的目的和本质是同一的。可以说,目的对手段的反应是如此之快,以至它与手段完全相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目的的概念失去了其最初的含义——作为活动完成后才出现的东西。

我们假设这是目的唯一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人类不会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做任何事情,而仅仅是为了行为本身外在的目的,即为了一个恰好与行为的完成相一致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完成与他们希望完成的完全相反的事情。生产劳动作为一种典型的制作,意味着手段与目的、牺牲与满足的分离。当然,这个观点可以用一种不那么夸张的方式来表述——为了满足目的而牺牲。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在牺牲中有满足,或在满足中有牺牲。这里必须假定的是这两者在时间上的分离,换句话说,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区别,这样手段就不是目的,而是与目的相矛盾。当一个事物被说成是为了另一个事物的目的而存在时,这并不意味着它与另一个事物是相同的。

(二)作为自我实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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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制作)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分离和区别意味着活动本身对其目的并不是必须的,效率标准因此必须适用于它。例如,以最少的时间投入最少的努力取得最好的结果。从本质和定义上讲,制作需要以效率标准作为行为指南。相反,如果我们假定目的完全是相对于手段的,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一个人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在努力把他从事的每一项活动的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对他来说,生活将成为一种有效地度过一生的方式,换句话说,他的目标将是用最少的努力和最短的时间死去。

对于道德行为,试图区分行为和结果是荒谬的,它们是一样的。从伦理学的观点来看,欺骗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因为欺骗行为是为了一个与欺骗行为本身不同的目的而进行的;从逻辑上讲,欺骗本质上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在作为一种制作的艺术中,一种故意的欺骗才是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有助于达到目的。由于目的总是存在于道德行为本身中,因此道德行为永远不能用目的的方式来解释。此外,任何人都不能为了公正或明智而道德行事。一个人是明智的,是因为他有道德行为,否则道德伦理学就会变成一种制作,也就是非道德的。行为本身,即以特定的和个人的方式进行的行为,在实践中非常重要。“一个人若不喜欢公正地做事情就没有人称他是公正的人;一个人若不喜欢慷慨的事情就没有人称他慷慨,其他德性亦可类推。”[1](P23-24)“虽然与公正的或节制的人的同样行为被称为公正的和节制的,一个人被称为公正的人或节制的人却不是仅仅因为做了这样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像公正的人或节制的人那样地做了这样的行为。”[3](P42)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实践的目的与行为本身的表现是一致的。因此,实践是一种没有潜在力的行为,没有完美度。它是完整的,虽然不是说它不需要时间,而是说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完整的,本身是完美的,完全是现实的,本身是目的的,是一致的。

三、结语

在古希腊人的意识中,一项有价值的活动是为了它自己而进行的,因此不关心它的执行所花费的时间。然而,作为达到外在目的的手段而采取的行动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只有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才是最具价值的。

表面复合离子处理技术通过两种或多种表面技术制备复合涂层,提高了薄膜的致密度,消除或减轻了膜层的本征应力,改善了膜层的结合性能,涂层的硬度较高,对于硬质薄涂层,常采用的方法有划痕法、压痕法等,但这些方法是以涂层从基体剥离的瞬间对应的临界载荷来表征结合强度,而针对实际服役条件的动态结合强度测定法是对涂层体系施加持续载荷并观测其剥落情况,与实际应用中涂层体系基本处于反复载荷下的条件较为接近,对工程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主要包括单摆冲击划痕法、解除疲劳法等。

在现代社会,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使得事情是否应该因其自身的目的去做变得很难理解,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由结果来评价的,各种结果给人贴上了各种标签。当关注结果时,效率和效用的标准显然是相关的,高效率和高效用成了衡量人的标准。时间是效率的衡量标准,因此与关心成果的制作相关。而制作与时间的关系是相反的:活动的时间越短,制作的效率越高。亚里士多德重视实践甚于制作,然而当今的价值观重视制作与技术甚于实践。因此,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希腊文化,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只用结果来对人进行评价,以成就来衡量成功与否,这种做法忽略了人本身的内在价值。因此,我们在追求的外在目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自身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张能为.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与当代新发展: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伽达默尔[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2):119-126.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姚仁权,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07-0025-02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9.07.010

收稿日期:2019-07-06

作者简介:侯琳子(1993—),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责任编辑:梁士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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