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贤不仅在文化、教育、道德修养方面具有非强制性权威，还在区域治理乡村自治中发挥重大作用，乌江流域土司制度下的乡贤作用更加显著。乡贤文化发展受制于政治制度。乌江流域乡贤文化经历了人身依附、土地依附和情感依附的三次变迁，均来自制度的变革。乡贤文化有利于乡风文明建设，有利于乡村有效治理，有利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贤理应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参与者。
关键词：乡贤；人身依附；土地依附；乡村振兴
乌江流域地处西南，山高险阻，沟壑纵深，民族众多，偏远闭塞，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历来被视为“蛮夷之地”。在乌江流域，战国曾建有夜郎国，秦朝开始设郡县管辖，唐朝设立经制州和羁縻府州，元朝设置土司制度，清朝“改土归流”后政治经济才融合到社会正常发展之中。本文将探寻乌江流域乡贤文化的变迁及其在当今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The Establishm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Oirats Karuns of the Upper Three Banners
一、乡贤内涵的追溯
“乡贤”通常指学问、品格皆为乡人所推崇的人。其中“乡”的内涵众多，既有具象性指代，即城市以外的地方或县以下行政单位；也有非具象性指代，如故乡、他乡、梦乡、醉乡等。因此，“乡贤”中的“乡”不仅指具象性乡村，还指非具象性故乡。“贤”在《说文》中解释为“多财也”[1]279，后引申为“凡多才皆为贤”，便有了“贤能”之意。为了把握“乡贤”的内涵，需要从儒家文化和乡村治理的角度深入探究。
一是儒家“贤”的德行施为。贤人是儒家道德修为的高标准，位置仅次于圣人，古人常常将圣贤并举。孔子认为“人有五仪”，即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五种类型。贤人是介乎圣人与君子之间的一种理想人格。[2]“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3]710楼宇烈将孔子对“贤”的界定概括为德行和施为两个方面、四个标准。德行即“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要求贤者德不逾越常规、行中规中矩，符合礼法，这两个标准非一般人所能企及。施为即“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要求贤者不做作、不违背本性，财富很多却富得合理合法，奉献社会却不鄙视贫穷。[4]
二是熟人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在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依附于土地，规模性流动是战乱等在极端情况下才进行的活动，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土地依附成为熟人社会的基础，熟人社会则是乡贤形成的基础。乡贤、乡绅、族长的“民间权威”并非官方认定，而是以遵守当地的核心价值体系并获得当地居民广泛认可为基础。获得民众认可的民间权威，既获得了引导性道德规范的统治权，又获得了强制性道德规范的执法权。他们通过权威性道德规范的树立和执行，规范价值认同辖区内人们的道德规范，并确定在核心价值体系下的道德行为引导标准和惩戒方式，规范引导民众的意识形态。古代通常用固化、神圣化先贤的方式强化道德教育引导，道德固化引导的方式有两种：乡贤祠中公认的品格受人尊重的贤人，如忠义化身的关公祠和反面教材秦桧像等；通过牌坊固化下来的公共道德模范，如贞洁牌坊等。
三是乡贤非强制性权威的源泉。乡贤权威具有引导性和非强制性。乡贤权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来自熟人社会的规范协同权威。乡贤拥有超越一般民众的地位、知识或者道德情操，能够在为人们提供可模仿的行为规范、可使用的知识信息以及较强的公共事务权力中得到来自宗族、民众和区域居民的尊敬崇拜，进而巩固乡贤权威。其次是由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在以土地为核心的封建农村，人们的交往流动十分有限，获取信息知识的渠道受限，而乡贤则拥有更加丰富的知识渠道体系，能够获得远超普通人的信息，往往成为信息知识的集散者，因而容易获得民众的崇拜，增进乡贤权威。再次是由于民众受教育程度极其低下。封建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目不识丁，没有机会获得正规的教育，仅仅从家庭、宗族或生活获得信息知识，教育的缺失容易形成对地方精英的崇拜，强化乡贤权威。
四是权力延伸下的乡村治理。在封建社会，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远不如今天健全，往往出现“王权不下县”的治理状况，县以下的乡村谁来治理？费孝通将封建社会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官僚统治与士绅群体自下而上自治并行的现象称为“双重轨道”的权力结构。[5]乡村中的族长、乡贤等绅士群体成为王权治理的关键补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成为封建司法体系外的治理体系，如族规、家规是约束群体、规范行为、教育引导的核心力量；二是承担政府的部分公共职能，如里长、保长承担协调纳税、兴建公共设施、选送兵役等事务；三是承担地方教育发展职能，如乡绅通过兴办私塾与私学、兴建文庙等方式，推进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于是，在王权不够健全的地方，形成以族长、乡贤为核心的乡绅社会治理体系。
在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造价结算审计工作中，项目立项报批程序与审核流程不规范，也极大地限制了工程造价结算审计水平。具体表现为：在项目立项报批程序中，审计结算工作人员缺乏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并未对结算审计决策进行认真的检查，对于资金到位情况、准备工作到位情况等了解不足。该现象导致项目立项报批程序的规范性不足[3]。此外，在审核流程方面，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造价结算审核流程存在明显不规范的现象，对接到的结算任务修正度不足，审核较为松懈，影响结算审计的质量。
由此可见，乡贤的范畴比较宽泛，既可指大贤，也可指小贤；既可指在具象乡村治理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在乡乡贤”，也可指非具象区域社会经济教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故乡乡贤”。乌江流域的乡贤，既有诸如历史名人程颐、王阳明此类的大贤，也有像播州杨氏、水西安氏这样的中贤，还有村寨权威、散闲逸士之类的小贤。但乡贤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在社会价值方面获得普遍认可；根植于熟人的环境基础；具有以非强制性权威引导民众的影响力；做出过突出贡献。
二、乌江流域乡贤文化的历史追溯
一是人身依附的土司乡贤文化。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自由则是构成社会关系相对稳定的基础。作为社会的人必须依附于不自由的社会关系之中，只是不同社会关系限定不自由的程度不同。奴隶制下的奴隶完全属于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人身绝对不自由；土司制度下的居民属于土司财产，人身不自由；封建社会下的农民人身基本自由，但生产生活还需依附于土地和地主；工业社会人身完全自由，但须依附于工作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居民在土司制度下是不自由的，主要存在四种依附关系。首先是人身依附。居民和土地是土司的财产，居民和土司之间存在不可变更的人身依附关系。其次是土地依附。封建社会农民和土地的依附关系不可改变，农民必须依附于土地才能生存，离开土地就失去了生存保障。再次是文化依附。村寨居民基本上是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文盲，甚至部分民族没有民族文字，这更加剧了文化的集中度，造成了居民对垄断文化者的依附关系。最后是生活环境依附。乌江流域由于地形环境、乡风民俗差异巨大，居民只能在熟悉的环境生活，造成山地居民对生活环境依附的程度远高于平原地区。总之，人身财产的非独立性造成思想行为的依附性，思想行为的依附性成为土司治理稳固的根源，也使得土司具有绝对统治权威，进而造成无论是居统治地位的大土司还是村寨权威，均在自己领地内拥有绝对的权威，并在道德价值、行为规范和生产生活中拥有公认的影响力。
乌江流域乡贤依附基础经历了三次变迁。中央政府统治薄弱的土司治理期间，形成以人身依附、土地依附、文化依附为基础绵延千年的土司乡贤文化时期；中央政府“改土归流”、统一管理后，该区域废止了民众的人身依附，融入土地依附和文化依附为基础的主流乡贤文化，步入主流乡贤文化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城市化和乡村振兴，彻底清除了传统乡贤存在基础，也正在积极培育以情感依附为基础的当代乡贤文化。乌江流域乡贤文化由独行到融入再到重塑的发展历程，更丰富地展示了乡贤文化的变迁。
中央政府对乌江流域多采取“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当地儒学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儒学入黔主要有四个关键节点。首先，北宋朝廷积极推行儒学安抚政策。在“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的尴尬困境下，北宋政府努力在该区域传播儒学，推行主流文化，以巩固其文化统治。其次，播州杨氏为了笼络儒生而推进儒学教育。播州杨氏积极笼络抗金、抗元战事中避难于西南的中原汉人。播州第十四代杨价积极推动儒学教育活动，向朝廷建言让贵州人参加科举选拔，冉从周便是贵州第一个进士，被称为“破荒冉家”。由于杨氏在播州积极推进儒学教育，开办学堂和书院，努力传播主流文化，注重网罗文人学士，播州儒学和社会经济文化逐步发展，成为贵州经济和文化的首善之区。[7]68再次，明初在西南积极推行儒学制度。政府要求土司必须学习汉族文化、懂得儒家礼数，才能获得任命或分封；还要求土司兴立书院，推行儒学教育，使儒学在乌江流域获得较快发展。最后，清代全面推动儒学发展。清雍正推行“改土归流”，使得当地民众摆脱了对土司的人身依附，获得了人身自由，也使得乌江流域走上了正常的历史轨道，儒学教育和书院教育获得空前的发展。
二是土地依附的主流乡贤文化。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政府解除了居民对土司的人身依附关系，激发了各民族人民的生产热情，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9]土司的废除消除了禁锢在乌江流域居民身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该区域乡贤文化逐步融入主流封建乡贤文化。由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仍然是封建乡贤的基础。教育书院使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居民有可能通过学习汉族文化获取知识。通过学习汉族文字获得书面知识渠道，打破了土司时期口授相传的信息传递和存储方式，打破了民众对村寨权威的绝对依赖。当然，由于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极低，大量文盲和交通闭塞没有动摇村寨权威的地位，村寨首领、家族族长相对于平原地区的村长、家族族长，可能拥有更多的权威和更稳定的熟人社会环境。
总之，乌江流域乡贤的依附基础经历了三次转变，土司制度时期以人身依附为核心，土司通过人身财产的依附关系形成绝对权威，并对地方经济文化发展起到决定性影响。“改土归流”后，乡贤依附基础转变为主流的土地依附，族长乡贤通过依附于土地的熟人社会，依托核心价值、道德规范、信息传递和知识垄断等方式形成相对权威。当代乡贤在人身依附、土地依附、信息垄断均消失的基础上，逐步以情感依附为基础，形成新时期重塑乡贤文化的新方式。
乌江流域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分布着彝族、苗族、土家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生活在“不通路驿”的封闭山地环境中。村寨封闭、人身依附的环境极易形成村寨权威。首先，口授相传的唯一性决定了权威的作用。村寨权威口授内容几乎是唯一的信息来源，他们运用口授相传的方式传递信息、垄断教育并树立权威，居民通过村寨权威口头获取信息、技能和知识。在封闭环境下，普通居民基本上只能从村寨权威那里获取口授信息。其次，没有文字的情况决定了解释权的集中性。口头内容稍纵即逝，难以固化下来，需要借助权威对事物进行公证、解释或判断，于是，村寨权威就成为行使解释权的首选或唯一选择。再次，非正式性教育强化了存在权威的作用。居民需要教育才能规范行为，但无论是家庭教育、家族教育还是村寨教育，都会强化权威。因为在信息垄断状态下，民众获取生活技能、生产技能、传统技艺等无不受到村寨权威的影响；封闭环境下，生产生活教育基本被村寨权威、散闲逸士所垄断；人身依附条件下，不经过村寨权威允许，几乎不可能同外界接触。因此，村寨权威的贤与不肖直接影响到村寨发展和居民生活，这就更渴求村寨贤能的出现。
三、乌江流域乡贤依附基础的变迁
乌江流域偏安一隅，崇山峻岭，沟壑万千，社会经济闭塞落后。这蛮荒之地便成为中央政权流放皇子、贬谪官员的理想场所。唐朝就有三位皇子流放黔州，宋代程颐与黄庭坚贬谪涪州、黔州等，明代王阳明流放贵阳。这些名臣大儒的到来，为乌江流域贫瘠的文化土壤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成为乌江流域文化质变式发展的关键。例如，程颐谪居涪州4年，设钩深堂，著书讲学，不仅完成了“程朱理学”的奠基之作《程氏周易传》，还与黄庭坚、谯定等讲学交游。其弟子尹焞等将钩深书院发扬光大，后在官府资助下扩建为北岩书院。有“理学元宗”之称的北岩书院，颇具规模，成为南宋著名书院之一，是名人雅士修学的理想之地。北岩书院繁盛700余年，培养出众多人才，产生了涪州学派，促成了“蜀洛会同”，对乌江流域文化教育产生深远影响，使易理文化沿乌江向上游渗透。王阳明在贵阳创建龙岗书院，“黔中之有书院，始于龙岗；龙岗有书院，自王阳明先生始也”，“三百年来，黔人知圣贤之学，实自先生倡之”。王阳明流放贵阳，著书讲学，倡导“心即理”“知行合一”。黔中王门的学者、旅黔阳明后学以及清朝乃至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都努力践行王阳明的知行学说，推动了贵州地方文化的发展。[6]历史中流放文人成为途经地文化飞升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文化大贤数百年一遇，其成就际遇更不可多窥。
乌江流域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典型区域、古代中央政权羁縻统辖的偏远“蛮夷之地”、绵延千年的土司治理之地和社会经济文化滞后的多民族地区，形成了地形闭塞、交通阻塞、政策隔离（汉不入境，蛮不出峒）、文化闭塞的半独立空间。闭塞独立的乌江流域积淀下来怎样的文化形态，如何影响民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值得探寻深究。乌江流域乡贤文化的形成，既缘于贬谪大贤的文化传播，也缘于朝廷权贵的积极推动；既出于土司治理下的闭塞与发展，也出于村寨权威与乡贤依赖。
目前，化学防除是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除草措施。然而，除草剂的长期过度使用、耕作制度的改变、粗放的田间杂草管理等因素，致使麦田杂草群落发生演替，抗性杂草发生严重，杂草抗药性问题越来越突出[7-9]。除草剂的混配能够扩大杀草谱、降低用药量，并起到增效作用，是延缓杂草抗性发生和发展的有效措施[10]。
分别以G40沪陕高速公路、G2京沪高速公路中的某互通为研究实例，对3路和4路相交互通增设匝道的具体设计进行系统分析：
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形式。土司虽然是中央政府任命和地方分封，但具有世袭统治权。居民对土司具有人身依附关系，无偿为土司提供繁重的劳役、纳税或进贡实物。土司制基本形成大大小小的封闭王国。土司领袖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有作为的土司能够积极推动地方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例如，在唐朝中晚期，播州土司杨瑞割据自立，成为世袭刺史家族。杨氏家族积极组织当地人学习中原汉人农耕技术，开荒种田，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南宋时的播州成为欣欣向荣的富足之地。明初，水西土司首领奢香开辟九驿站，使得黔西北与滇、蜀等西南地区交通商贸大为改观，结束了水西自我封闭的历史，使得水西进入历史鼎盛时期。水东土司宋隆济促进了仡佬族、苗族、布依族等各族文化交流及其与汉文化的交融。其后世子孙积极支持设立贵州宣慰司学，并亲自参与修建学校，极大地促进了汉文化在贵州的传播，促使贵阳成为贵州交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土司制度终究限制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乌江流域文化教育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涪陵、思南等地区，有赖于程颐的北岩书院、王阳明的龙岗书院、播州杨氏、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遗泽。而乌江下游酉阳、黔江、彭水、石柱等区县在整个明代，进士人数为零，[8]土司对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教育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三是情感依附的当代乡贤文化。当代乡贤与传统乡贤相比，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是土地性质变化。传统乡贤的基础是土地私有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土地改革后土地属于国家财产，私有土地不复存在。其次是土地依附关系的变化。传统乡贤建立在土地依附关系之上，农民的生产生活依附于土地，形成从出生到死亡基本不变的熟人社会环境，当代农民基本摆脱对土地的生存依赖，可以轻松摆脱基于劳作关系的熟人社会环境，进城打工或成为城市居民。大量农民的流失造成乡村空心化严重，以土地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接近瓦解的边缘。再次是文化依附发生的变化。随着教育、书籍、电视和网络信息渠道的普及，人们可以更轻松、更便捷、更低成本地获取信息。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根本性变化，完全打破了传统乡贤对信息的垄断控制，传统乡贤的绝对信息知识优势不复存在。当代乡贤的基础由土地依附转变为情感依附，他们可以通过努力拥有相对的知识信息优势以获取非强制性权威，可以根植于相对稳定的熟人环境，为乡村做出突出贡献并获得社会认可。
四、乌江流域当代乡贤文化的重塑
当代乌江流域乡贤环境已经发生巨变，但重塑的基础还在。乌江流域当代乡贤的依存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彻底改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的完成，存在数千年的土地私有制被彻底废除，在国家所有的土地制度下，难以产生依托土地积累巨额社会财富的个体，难以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进而难以出现依托土地产生重大影响的个人。二是土地依附关系的彻底改变。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基础交通的推进，大批农村居民转变成城市居民，或者以农民工的形式长期在城市工作，乡村大多数青年以上学、打工或其他形式进入城市，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农民对土地依附关系彻底改变，但基于土地的劳作关系仍在延续。三是居民教育状况的彻底改变，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绝大多数青年受到九年制正规教育，人们受教育状况得到根本改观。随着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知识崇拜性质的乡贤逐步消失。四是生活主空间发生根本性改变。传统生活以土地和农村为主体，绝大多数居民生活在乡村，但当代城市化让一半以上的人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并且以0.8%—1%的速度继续向城市转移，农村青年大部分流向城市，驻村青年也不以生活在乡村为荣，乡村难以留下常驻的贤能之人。
乌江流域稳定的当代乡贤基础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熟人社会仍在延续。虽然传统的土地依附关系随着我国土地性质的根本变化彻底瓦解，农民不再受土地的强制性约束，但基于土地劳作的社会关系仍在延续，基于劳作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仍在延续。其次是乡村自治仍在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治理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乡村自治没有根本改变，只是自治的主体由宗族自治转向村委会自治，村民内部问题的调节基本由村委会或乡贤完成。再次是血脉乡情仍在延续。虽然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传统乡土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但基于家族血脉亲情关系仍在延续；故乡情结仍在延续；部分乡土观念仍在延续。这些延续的要素成为当代乡贤的基础，当代乡贤以情感依附、熟人社会和乡村自治为基础。
第六，其它。 包括企盼借智朴名声之重，为之作序以留名千载； 因画上还有不少著名书法家的墨迹，便也有对前辈题画诗书法中运笔、着墨方面的审美品评等。
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让乡贤成为时代需求，乡贤再次肩负提升乡风文明、强化乡村治理的重任。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些要求的实施离不开乡贤的参与。首先，乡风文明建设渴求当代乡贤的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文化新农村，内容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等方面，乡风文明建设要深挖优秀文化、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摒弃传统陋习落后观念，提升村民精神素养，需要当代乡贤的积极参与。其次，乡村有效治理需要乡贤的参与。乡贤参与是引导乡村共同价值目标、共同行为准则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再次，产业兴旺必须有乡贤的参与。产业兴旺的重任是普通留守农民无法扛起的。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进城，农业劳动者向非农转移具有显著的“精英移民”特性，流出人口在受教育状况、年龄方面明显优于留在农村的部分，长此以往，农村精英将流失殆尽，留守农民无法扛起振兴产业的重担，进而可能重蹈日本等发达国家农村衰落的覆辙。另一方面，当代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建设，能够引导乡村产业兴旺发展，吸引部分乡村精英回流，吸引部分城市居民入乡，增强乡村的活力和魅力。
重塑乡贤文化需要国家政策支持，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以及贤能人士自觉自愿，即从渠道支持、氛围营造、动机激发三个向度，鼓励乡贤发挥自身优势参与乡村振兴建设。首先，乡村振兴是培植当代乡贤的根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落实乡村“德治”需要国家为乡贤重塑提供政策支持，培植当代乡贤崛起的社会土壤，让情感依附成为当代乡贤文化重塑的根基；畅通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让乡贤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引领者。其次，通过社会主流价值营造乡贤奉献的氛围。奉献精神、家国情怀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也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主流价值观对乡贤奉献的肯定、鼓励、褒奖，将为乡贤文化重塑营造良好氛围；主流价值观的肯定将使乡贤文化成为社会风尚，甚至成为部分人终身奋斗的目标；主流价值观可以使乡贤奉献师出有名，光明正大，而不受到非议。再次，激发乡贤自觉自愿奉献的动机。为名、为利、为坚守是让人自愿奉献的三个动机。我们需要多角度激发乡贤奉献的动机，让乡贤自觉自愿参与乡村振兴，成为乡村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有效治理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总之，重塑乡贤不是让旧体制下的乡贤文化死灰复燃，而是打造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发展需要的新乡贤队伍。通过政策支持打通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让乡贤成为乡村“德治”、乡风文明和产业兴旺的重要参与者。通过主流文化价值引导，让“家国情怀”的奉献精神深入人心，让参与乡村振兴成为社会风尚，让乡贤能够光明正大、顺理成章地参与其中。通过激发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动机，培养相对稳定的在乡、爱乡、助乡的当代乡贤群体，为乌江流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注入新的活力。
不同金属离子对壳聚糖酶酶活性的影响，Mg2+，Ca2+，Zn2 +，Mn2+，K+，Na+和Cu2+等离子是该酶的激活剂，Fe2+，Hg2+，Co2+和Ag+等离子对该酶有强烈的抑制作用。例如Wang等在研究Serratia marcescens TKU011菌株中得出Mn2+，Cu2 +也可作为该酶的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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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suit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untry Sage Culture in Wujiang River Basin
BAI Rui-fen1, WEN Chuan-hao2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2. Research Center for Economy of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Country sages not only have non-mandatory authority in culture, education and moral cultivation, 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of rural autonomy. The role of country sages in the Wujiang River Basin is even more remarkable under the Tusi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 culture is restricted by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sage culture in Wujiang River Basin has experienced three changes:personal dependence, land dependence and emotional dependence, all from the system reform. Its culture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ivilization,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side, the perfection of the countryside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combination of self-government, rule of law and rule by virtue. It should be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country sage; personal dependence; land depende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9）02-0128-06
收稿日期：2018-11-25
作者简介：白瑞芬（1980- ），女，山西大同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传浩（1972- ），男，重庆万州人，巴渝学者特聘教授，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域生态文明理论研究”（18BGL006）
责任编校 虞志坚
标签：乡贤论文; 乌江论文; 土司论文; 乡村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域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18BGL006)论文; 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论文;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