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臻:《论权威》对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现实意义论文

朱元臻:《论权威》对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现实意义论文

摘 要:《论权威》首次对“权威”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界定,是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建设思想的源头。《论权威》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呈现为权威的客观存在性、权威的意志服从性、权威与自治的辩证统一性、革命具有最权威性四条脉络。在东欧剧变和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三次省察中,党中央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掌握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新时代党应牢树“四个意识”、坚持民主集中制并统筹兼顾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新时代重温经典,就是要坚持《论权威》的权威原则,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提供正确的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论权威》;党中央权威;马克思主义权威观;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1](P26)“党的力量来自组织”[2](P11),“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2](P12)因此读经典、悟原理有利于我们党从经典中汲取真理的智慧;有利于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运用好、发展好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执政能力;有利于党中央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主心骨”作用。《论权威》是第一次集中论述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伟作,是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战斗檄文。新时代重温《论权威》,为落实“两个维护”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石,彰显出深刻的现实意义,绽放出真理的光辉。

我国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建筑物的各项性能,在拥有安全性、实用性、舒适性、美观性的同时,如何将造价成本控制在最低范围成为长期困扰建筑行业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建筑结构设计对造价成本有着高达40~70%的影响力,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建筑结构设计对造价成本的影响。通过结合具体施工实际,利用最新科学技术,选择最佳结构形式、基础形式,优化结构设计,从而达到降低造价成本,提高整个建筑行业的经济实用性的目的。

一、《论权威》关于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四条脉络

《论权威》由恩格斯执笔,于国际工人运动低潮之际诞生。随后,第一国际内部分裂出一系列攻击第一国际中央执行机关的分裂主义。其中以巴枯宁为首的分裂活动最为猖獗,他们极力推行无政府主义,并主张建立个人绝对自由的社会,大肆贬低“权威”,“他们要想给这种或那种行为定罪,只要把它们说成是权威的就行了。”[3](P335)这恰恰迎合了因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而濒临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给第一国际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阻挠。

恩格斯开篇以“十字军东征”为喻,贴切地摹画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对权威原则的歪曲和攻讦,并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理论上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揭露其为反动派效劳的本质;从而论证了权威是随着生产力长期发展的客观存在,揭示了权威的实质是主客体之间的意志服从关系,分析了权威与自治的辩证统一关系,总结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3](P338),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需要坚持权威原则这一基本规律。由此,无产阶级树立起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观。

(一)权威的性质:客观存在性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但是,联合活动……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3](P335)这充分表明权威是在社会化生产力提高下随着“联合活动”的出现而客观产生的,具有客观存在性。

权威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是由人类的生产活动社会化而产生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关系即一种物质关系,因而权威的产生、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都是物质的,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权威,不同领域内的权威也存在着不同形式。在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通过“棍棒权威”来威慑奴隶;在封建社会时期,又转化为封建地主对农民百姓的“土地权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权威则演变为资本家对劳动工人的“资本权威”,以上三种权威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强制性。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也需要“社会主义权威”,但是社会主义权威作为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其强制性已大为削弱,更多地表现为利益一致、自愿服从的非强制性。因此,不同阶段、不同阶级的社会生产离不开权威,权威是不同阶段、不同阶级的社会生产能够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正如原文中的“联合组织”是因生产力发展、人类组织生产而产生的,如果没有权威,就不能组织起来。

(二)权威的本质:意志服从性

“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3](P335)这表明权威产生于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主体是施加方,客体是服从方。因此,权威的本质是主客体间具有意志服从性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如部落主与奴隶、皇帝与臣民、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领导与下属。上述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关系在总体上拥有相同的特点,就是双方互为矛盾的两面,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二者不可失其一,失去其中一方,权威关系则不成立。

首先,在政治意识上,体现《论权威》中权威的意志服从性。中央政治局要做到“三个‘带头’”:一是带头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带头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三是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全体党员要深化落实“两个不”,即何时何地都能保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三)权威与自治:辩证统一性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中央权威建设。我国改革开放需要有超前的胆识和科学的规划,但中国的体制改革不易,惯性太大,积习太深。一旦触及利益,原先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所以必须树立起中央权威,打破固有利益的藩篱。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一帆风顺,改革风险随时存在,而中央权威的有效树立有助于改革风险的积极化解。邓小平指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9](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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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就学会了滚铁环的技巧,在村子里凹凸不平的沙土路上推着铁环行走自如。不过,一个人滚铁环并没有太大的乐趣,最好是要有一群人来滚铁环比赛。我们这伙小孩子选定了村口的大樟树作为目的地,然后一齐出发,看谁能最快到达终点。一时间,村子里的土路上灰尘四起,铁环在快速滚动,孩子们大呼小叫,奔走如飞,场面煞是热闹。

恩格斯先以棉纺厂为例,“所有这些劳动者……都被迫按照……蒸汽权威所确定的钟点开始和停止工作。……工作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3](P336)这体现了劳动者对“蒸汽权威”的绝对服从。然后又指出铁路的运转也要“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3](P337)。最后通过航海危急时“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3](P337),简明扼要地阐释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真谛。

上述三个例子分别从物质生产过程、经营管理过程和社会危机管理过程,阐述即便物质生产资料都归工人集体所有,“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3](P337)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只要自治,不要权威;只要自由,不要纪律。这种将自治和权威完全分裂的观点都是片面的、孤立的、绝对的。单独强调权威则专制横行,单独强调自治则弥漫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使权威失效,更难实现自治的良性循环。因此权威和自治具有辩证统一性,二者不可分割。

(四)革命的权威:最具权威性

恩格斯在论证出权威的客观存在性,揭示了权威的本质是意志服从性,分析了权威与自治的辩证统一性后,画龙点睛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3](P338),更做出革命权威是一以贯之于国家政权建立与巩固始终的精辟论断。他以巴黎公社将“武装人民这个权威……用得太少”[3](P338)为例,强调革命是获胜的政党凭借武器对反动派造成恐惧,以维持统治。这深刻揭示了阶级社会中被剥削阶级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必须集中本阶级意志武装成为革命权威,以暴力手段建立起革命政权,推翻反动统治。而巴黎公社之所以以失败告终就是由于获取胜利的革命政党未以革命权威继续巩固其政治统治。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同时应紧握手中的革命权威,维护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避免被敌对分子窃取胜利的果实,加强定于一尊的集中权威以巩固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保卫好革命先驱用血肉铸就的国家政权。

《论权威》的基本思想给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的是权威建设的基本方法而不是答案。共产党人需要从《论权威》的基本思想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权威建设的方法论,而不能简单地寻找现成的答案。世界是复杂而多变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方法去把握真理的规律。而恩格斯的《论权威》给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建设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在权威建设中掌握好寓于其中的方法论。

离子液体是由离子组成的有机盐化合物,在室温下多为流动状态的液体,对纤维素等聚合物具有良好的溶解性能。在纤维素向5-HMF的催化转化过程中,离子液体被广泛采用[12]。

源是流的起点,流是源的衍生。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形成和发展是源与流的结合,只有源没有流,源无活水,会枯竭;只有流没有源,则似散沙,无凝聚力。《论权威》的基本思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源头,以此为基础来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发展状态;而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各个状态下的发展源远流长,作为支流来回溯《论权威》的基本思想,以形成源头活水。因此,《论权威》的权威建设思想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存在着源与流的辩证互动。

“原理、主义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没有新的血液的灌注,最丰满的原理、主义也将慢慢消瘦和干瘪的。”[4](P392)同理,《论权威》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无产阶级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新的契合实际、符合时代的内容补充,那么其最终也将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而注入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新鲜血液就是在其付诸实践的三次省察中总结的经验、汲取的教训和掌握的规律。

随着苏联解体、颜色革命等多重冲击,许多国家相继放弃了社会主义,走上了改旗易帜的歪路。而我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坚持了无产阶级权威建党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得到坚持和发展,正是在这样国内外诸多困难和阻碍的大环境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如果说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是我们教师的目的和任务,那么教给学生的自学方法则是关键。要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自学方法,教师必须了解和研究小学生学习方法形成的特点,小学生学习方法的形成,受其心理发展的水平、语文学科的本身特点,教师的指导方法以及时代对学生能力的要求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心理学研究表明:其具有五个特点:

二、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实践中的三次省察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必须坚持权威原则,强调了权威原则是无产阶级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论证了权威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揭露并批判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错误思潮对国际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精辟地总结出“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3](P336),“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3](P338),开拓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新思路。

纵观世界无产阶级的实践,都离不开《论权威》所坚持的权威原则。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在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上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汲取了许多深刻的教训、掌握了许多正确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三次伟大实践中形成、发展、成熟的三阶段,深刻反思苏联由盛转衰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中苏的变化发展中形成鲜明的对比,切实探讨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实践中的三次省察。

但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拥兵自重,不但反对中央北上,更自成一派坚持南下,甚至妄图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这是对党中央权威的公然挑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不懈斗争中再次凝聚了全党人心,党中央权威得到增强,万里长征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党中央逐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党中央未能形成稳固而有效的中央权威,因此屡受挫折。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提出党的根本原则——民主集中制,为全党统一听从中央集中指挥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

然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中后期,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未得到重视,党中央的集中领导收效甚微,再加上博古、李德等人的盲目指挥,红军被迫长征,这使党中央权威的稳定性受到巨大威胁。紧要关头,1935年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这次重大的历史转折性会议,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工业设计中要时刻注意从人的角度考虑产品设计,使产品与使用者之间具有融洽的关系,设计的最终享受者还是人类自身,只有最大程度的尊重了消费者,才使得这个设计充满了意义,设计师要充分把握人的情感因素,切身出发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来设计出人性化、个性化、和谐化的产品。

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和宗派斗争极大干涉了抗战初期党的工作,这使党中央权威面临新一轮挑战。为了解决党内存在挑战中央权威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毛泽东同志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四个服从”主张,随后在党内掀起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5](P822)

此后,1948年开始实行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彻底纠正了自由散漫的无纪律状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运而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在苏联,1917年苏共领导的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同年,苏联红军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二战焦灼之时,苏共为粉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不畏艰难领导人民顽强抵抗不可一世的德国纳粹法西斯,为结束二战立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使苏联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这就是苏共中央权威的加强和高度集中领导机制逐步强化的现身说法。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党中央丰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亟须一个有凝聚力的中央权威集中力量“办大事”,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头等大事”。毛泽东同志指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6](P32)“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7](P6)因此党中央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使集中具有民主基础,使民主接受集中指导,依此形成集中与民主的现实内洽。同时要调动起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激发出地方基层工作因地制宜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强化中央权威的集中统一性。

在中国革命、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同志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明确指出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在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对党忠诚等方面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权威原则,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党的事业遭受危机和考验时,能凝聚党内意志,保证全党行动统一。

列宁在领导俄国的实践过程中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权威建党思想,强调要按照集中制原则把党建设成“真正钢铁般的组织”,共产党只有通过高度集中的原则组织起来,才能顺利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而维护领袖权威是维护无产阶级权威建党的关键,因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8](P286)。

因此,要保证全党一切行动听从中央指挥,就要服从中央权威,促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新时代的有效实践离不开我们党对《论权威》中权威原则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新时代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三大途径。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党中央日臻成熟

恩格斯在阐明权威的性质和本质的同时,厘清了权威与自治的辩证统一性,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割裂权威与自治的谬误。“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3](P337)二者双向互济、相反相成,要把自治基础上的权威和权威指导下的自治相结合,形成权威与自治的理论内洽,辩证统一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然而在1991年,随着苏联八一九政变的爆发,有着90多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丧失其执政地位,有着2240多万平方公里的社会主义第一大国分崩离析。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苏共放弃了长期以来一直遵守的集中制原则,放弃了权威原则,放弃了党中央权威。在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公然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这就是泱泱大国变成一盘散沙的根本因素,这就是放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而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

538 Functional training of core muscles preventing low back pain and improving core muscle function of recruits: an observational study

为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政治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法律意识,按照局党委、纪委关于建设“清廉国土”的总要求,认真抓好“清廉法规”的具体事项,有效避免失职、渎职案件的发生。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汲取自身及苏共的教训,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三次省察中,将马克思主义权威建设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一条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建设的新道路。

三、新时代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三大途径

综上所述,产时综合护理干预联合中医穴位按摩可以有效提高初产妇的分娩质量,改善产妇妊娠结局和新生儿情况,提高分娩护理满意度。

(一)思想基础: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是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基础。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0](P20)。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国际关系总监Marco Siebert说:“全球化和数字化正在大力推动工业转型。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全球商界、制造业界和政治界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这两大议题以及当前工业面临的其他问题和挑战。例如,我们如何确保算法能够使机器合乎逻辑地处理和响应数据,而不做出恶意行动?”

“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3](P337)就主体而言,权威是施加方发出强制性意志;就客体而言,权威则是对主体的一定服从为前提。若无服从,则无权威。在这里,权威的意志服从性分为强制性服从和自愿性服从。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矛盾具有对抗性,因而阶级社会的权威是强制性服从;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下,社会矛盾已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权威主体发出的意志为非强制性,权威客体接受的服从亦是非强制性的自愿性服从。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强制性服从开始减少,自愿性服从逐步增加。至于强制性权威最终是否消失,则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状况。

其次,根据知识服务的经济后果三分法理论,我们应巧妙利用知识服务的正经济后果观,发挥知识服务的积极促进作用,推动服务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投入更多的资源“美化”环境,在收获更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获得一个满是“绿色”生存环境,达到经济效益与绿色环境的和谐共存,最终使世界整体经济体处于良性发展的循环中,加快人类文明向前的步伐。

其次,“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大局意识上,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离不开党中央统揽全局的作用。习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大局意识、战略意识,善于算大账……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11](P87)要以长远计,自觉站在大局上思考、大局上行动。

这些年来,何牦的房子里一口黑箱似的,长年潮湿还散发陈年腐味。收到欧阳橘红回信的第二天,他把墙壁刷了一层叫“九零四”的涂料,那墙壁顿时成了一个大白炽灯,白光晃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窗户玻璃也用水清洗了一次,玻璃上陈年旧报纸的痕迹全部擦洗掉了,那笑脸一样的太阳光穿过玻璃专程来祝贺他。

再次,在核心意识上,习总书记强调指出:“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11](P79)“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11](P81)要自觉维护党中央“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领导核心,就要在各方面自觉向党委及时报告重大工作和重大情况,做好政策的上传下达并落到实处,确保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最后,在看齐意识上,习总书记指出:“只有经常喊看齐……才能时刻警醒、及时纠偏。”[11](P83)要主动看齐,才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干扰前,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治定力,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使我们居安思危,切实有效地防范“四种危险”并正确应对好“四大考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意识”的重要论述,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为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赋予了新的思路、为深化落实民主集中制固本夯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最新的发展成果。

(二)根本原则: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

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是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原则。民主集中制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从地方到中央深入贯彻民主集中制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从法国巴黎公社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再到中国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对比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首先,《论权威》已指出,巴黎公社昙花一现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对武装人民这个权威运用得太少。法国无产阶级虽然用革命权威建立起巴黎公社,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中央权威集团来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反而在宗派缠斗上消耗了太多精力,归根到底是没有一个合理而完备的民主集中制度而有所规范;其次,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由十月革命起建立的泱泱大国到东欧剧变时的亡党亡国,其关键因素正是由于苏共领导人放弃民主集中制而招致的恶果;最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正是因为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在民主集中制下,凝聚一切力量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史实证明,在任何时期任何地点,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2019年2月,党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这是对1948年以来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符合当下中国国情的切实深化,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深入拓展,对全党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的党中央权威从何而来?新时代的党中央权威是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然结果。新时代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不是民主制度“伊甸园”里不可触碰的“禁果”,更不是专制主义“春风吹又生”的蘖芽。权威不是对民主的禁止,更不是对专制的复辟。权威是民主制度赋予的“权”,是集中统一产生的“威”,民主是赋予权威的基础,集中是汇聚权威的归宿,新时代的党中央权威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深化和体现。

(三)有力保障:统筹兼顾中央和地方

统筹兼顾中央和地方是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保障,其实质就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辩证统一关系,目的就是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互动。

首先,《论权威》表明的权威和自治的辩证统一性启示我们,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从历史到现在各地区发展的水平参差不齐,要统筹兼顾好中央和地方,就需要国家发挥好宏观调控的功效,发挥好权威和自治的辩证统一性。

其次,统筹兼顾中央和地方包含着宏观的中央层面和微观的地方层面。宏观的中央层面是制定大政方针,微观的地方层面是贯彻落实大政方针并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有效实施,实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在制定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时候,切实掌握好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规律的双向互济。在中央层面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全局性视野的关联性研判;在地方层面要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不断摸索,先行试点再取得经验,这样才能积小胜为大胜。只有依靠强有力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方可确保地方政府向党中央看齐,保质保量地执行中央的决议,有效地防止地方保护壁垒和地方本位主义的产生。

最后,要发挥好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还应把握好系统优化方案的基本原理,把握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就是系统与诸要素、整体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整体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各部分所处的状态,在整体的系统中只有各部分要素实现最优化的整合,方可使整体功能实现最大化发挥。地方在响应中央号召的同时,应把自身放置于全国的视野中用整体的观点看待政策,顾全大局,在本地区有序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全国地区持续健康发展。

四、结语

群雁高飞,因为头雁的引领;千帆竞渡,需要旗舰的领航。新时代重温《论权威》,就是要从蕴含其中的四条脉络中领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权威原则,从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在实践的三次省察中汲取经验,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权威观,从而创造性发展新时代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三大途径,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好扎实稳固的理论奠基。党中央权威的力量源自集中统一领导建好的“八方渠道”,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因党中央权威汇聚的“八方活水”。一系列史实证明,我们党在历尽万千考验而不断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坚定不移地贯彻好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新时代,把《论权威》的科学原理运用到统揽“两个维护”的实践中去,确保全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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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331(2019)08-0097-06

收稿日期:2019-05-11

作者简介:朱元臻(1996-),男,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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