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构建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探索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经历了从无产阶级专政、工农民主专政、人们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转换过程，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理论。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内涵丰富，科学回答了新中国走向何处，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在新中国成立70年征程中，人民民主专政与时俱进，在民主程度、职能运行、国际战略方面实现了新发展。
关键词：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发展
1949年6月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预示着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国共产党也将从局部执政转向全国执政、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此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为清晰地回答这一中心问题，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该文在科学总结中国救亡图存100多年历史经验，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宝贵经验的基础上，郑重宣告了新中国将要建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治主张，并围绕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性、性质、内涵、作用等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深刻阐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科学指引。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70周年，当此之际，探究人民民主专政的形成过程，阐发其主要内容，揭示其在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建构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探索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理论。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经历了“无产阶级专政——工农民主专政——人们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转换过程，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鲜明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一）“无产阶级专政”的传入为毛泽东思考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思想史层面看，阶级以及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专政却是马克思首次发现并给予科学论证与阐释的。在1852年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指出其阶级理论的独创性贡献在于，“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发生于无产阶级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其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巩固工人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地位，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在经济上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文化精神上改造形成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旧观念，塑造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新观念，培育符合“人类社会”要求的新人等。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审视阶级斗争并将之分析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得出的必然结论，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政治保障。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2]；是否承认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检验真伪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在列宁的努力倡导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通用术语，从而宣传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对此，列宁曾满意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这个词先从拉丁文译成俄文，以后又译成世界各种文字”[3]。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吸引了中国仁人志士的目光，使他们摆脱了“学西方的迷梦”，思想上、生活上出现了学习并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崭新的时期”。自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生根、开花、结果，其中自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中国传入过程。据考证，国内最早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的人是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致毛泽东的信中，他指出，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此后，李达、毛泽东等人相继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该术语被国人逐渐熟悉并予以接纳。1921年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会上通过的一大纲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6]，这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正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毛泽东思考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对“工农民主专政”的阐释为毛泽东思考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方法基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样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行70周年。70年来，人民民主专政与时俱进，实现了顺应时代的新发展。
1934年，通过深入总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三年来的实践探索，毛泽东分析了工农民主专政的科学内涵，指出工农民主专政“对于工农和广大民众是广大的民主。同时，他也是一个专政，是对占人民中极少数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专政”[8]，明确回答了工农民主专政对谁民主以及对谁专政的问题。应该说，较之先前的论述如“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1926年），毛泽东在工农民主专政的论述中形成了一种基于敌友划分的对谁民主以及对谁专政的思维模式，为其未来思考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对象与专政对象提供了方法基础。
（三）对“人们联合专政”的阐释预示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趋于成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冀东事变以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日本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这导致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从国内阶级矛盾向中日民族矛盾的转移，从而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即民族革命战争。而既然是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那么这场革命的主体必然要随之作出调整。为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陕西安定县的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在随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提出了把“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作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并且把革命的口号从原来的“工农共和国”调整为“人民共和国”[9]。
在毛泽东看来，统一战线以及人民共和国的提出之所以成立，在于具备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肯定：在理论上，经历过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洗礼，全党上下基本上达成了用阶级联合实现革命胜利的共识，而统一战线与人民共和国的提出就是在新形势下对这种共识的有效回应；在实践上，由于我们党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成熟，能够发挥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因此能为统一战线与人民共和国的探索提供组织上的保障，使其具有可行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推进提出了抗战胜利后“中国走向何方”的问题。为回答这一问题，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一文，指出抗战胜利后，我们将要建立的国家“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其现实表现就是，我们党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地建立了体现人们联合专政性质的政权，指出了该政权的民主对象即“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族的人们”，以及专政对象即“汉奸和反动派”。可以说，人们联合专政充分顺应了当时的中国实际，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也从实践上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合理性。
第二，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坚持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目的是消灭阶级与国家权力，早日实现人类大同。因此，相较于在人民外部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更重视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因为只有推动民主的普遍化，才能逐渐接近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的目标。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一方面，要给他们充分的权利如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使他们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经济发展事务的权利，真正当家作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脱离内外反动派以及旧社会的坏习惯和坏思想，并使他们认同、接受和形成马克思主义，从而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奋勇前进。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要接受相应的教育、处罚，但这种教育、处罚原则上不同于针对反动派与反动势力实行的专政。
（四）《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成熟
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以及人们联合专政的施行最大范围地联合了一切抗日的国人，并胜利地完成了抗日任务，解决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前退居次要地位的阶级矛盾重又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使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再次发生了变化，我们党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充分吸取了抗日民族战争中形成的统一战线与人们联合专政的思想，进一步反思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其表现就是，我们党已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国家将要实行的专政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
1948年9月，毛泽东在给中央政治局做的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同时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从而首次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作出了解释[11]。此后，毛泽东先后在1948年12月30日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以及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均强调了我们国家将要实行的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报告、文章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思考。1949年6月30日，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毛泽东适时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性、内涵、任务、作用等给出了全面系统的深刻阐释，标志着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已经成熟。可以说，人民民主专政的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基础。
二、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丰富内涵，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二维结合、三大建设”，形象揭示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政治根基、本质内核、重要保障，深刻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战略性思考，是党和人民群众28年革命经验与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一个基础”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政治根基
从时间维度看，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在“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范围内主要依靠工农联盟，但我们不可机械地理解这一论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两个阶级，因此，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执政主要依靠这两大阶级的联盟。然而我们却不能以此推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这一论述就过时了、不管用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个阶级的联盟是否还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是，则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就仍须主要地依靠这一阶级联盟。
汪洪表示，肥料使用管理有“四个目标”，即农学效益-作物产量和品质；经济学效益-经济利润；生态环境效益-农业生产持续；社会效益-人体健康与农产品安全。因此，安全、高效、经济是现行的《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的关键词，登记管理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畜安全、促进农业生产。同时，汪洪建议，应对肥料登记中的备案信息进行有效合理的利用，保障肥料使用者的知情权，推动构建起肥料产品的质量追溯及信用管理体系。
从领导维度看，人民民主专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同时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应该说，工人阶级之所以能作为领导阶级，有着理论与历史的双重肯定。从理论看，工人阶级“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12]，因此只有它在理论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从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看，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各种革命都以失败告终，而有着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工人阶级并非天生的领导阶级，而是经过我们党的教育改造方才取得领导阶级资格的，这一点显示于毛泽东的如下表述，即“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一表述中，毛泽东强调了工人阶级要经过共产党的领导才具备领导能力。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位阶，即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同时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我们党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以乡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之所以胜利，就在于它得到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真心支持。干革命要依靠这两个阶级，执好政同样要依靠这两个阶级。因此，毛泽东在总结我们党28年革命经验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工农联盟的基础论，依据于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各阶级的理性分析，科学地揭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政治根基。我们可从三个维度科学把握工农联盟的基础论。
（二）“二维结合”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本质内核
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维度与专政维度的二维结合，科学揭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内核。这一论述具有三重内涵。
第一，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坚持专政。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在国内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但是在国际上我们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威胁，在国内我们则仍面临着反动派、反动势力的威胁。这一国际国内的现实威胁使我们党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不仅不能消灭国家权力，相反“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即强化“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只有对反动派、反动势力实行专政，我们才能防止它们损害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是以改造为目的的劳动专政，不同于以消灭为目的的暴力专政。在毛泽东看来，虽然国内的反动派和反动势力被剥夺了选举权、结社自由权等权力，但只要他们不起来造反、破坏、捣乱，就可以获得赖以生活的土地与工作，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对此，毛泽东自信地指出，这种基于劳动而改造人的劳动专政只存在于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家。
从主体维度看，人民民主专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并不等于要求人民民主专政仅仅依靠工农联盟。一方面，新中国要执政、执好政就必须主要地依靠这个联盟，要把执政为民切实体现到维护这两大阶级的切身利益中；另一方面，新中国必须努力争取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不损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时保障、实现其它阶级的利益，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力量，最大限度地扩大新中国执政的依靠力量。质言之，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主要依靠的对象，而人民是人民民主专政依靠的整体对象。
人们联合专政的思想继承并深化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其一，人们联合专政继承了工农民主专政的阶级联合思想，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阶级联合的范围，以前处于联合之外的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了人们联合专政的联合对象。其二，人们联合专政继承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既民主又专政的思维模式，同时根据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调整了民主的对象与专政的对象。其三，人们联合专政继承了工农民主专政强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思想，同时进一步深刻指出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强调党的领导是保障这一专政具有可行性的根本政治基础。可以说，“人们联合专政”在工农民主专政向人民民主专政的转换中显然作出了重要作用，已经比较接近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只是在表达与论述方面还缺乏清晰、系统、深刻的分析。
第三，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对人民内部民主与对反动派专政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是强调二者的有机联系：民主是专政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广泛的民主作支撑才能实行针对少数的有效专政；专政是民主的维护和保证，只有实行有效的专政才能巩固发展既有的民主。另一方面，这种统一并不是说民主与专政在矛盾的统一运动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长远来看，人民民主专政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大同，而人类大同内在要求全面的民主，因此这决定了民主与专政的矛盾统一运动是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民主才是该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而专政则是该矛盾运动的次要方面。这一点揭示出，人民民主专政在坚持专政的同时，更应助力推动民主的普及化运动。
（三）“三大建设”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重要保障
《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之际，中国共产党即将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即将从局部执政转变为全面执政。这两个转变使我们党发生了革命主题向建设主题的转变，人民民主专政也发生了“依靠革命得以建立”向“依靠建设得到巩固”的转变。
客观言之，28年之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一方面使我们党找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唯一适合新中国的国体，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基于专政逻辑开展民主化运动的思维方式。这种基于专政逻辑建构出来的民主，是一种倾向于从阶级立场、权力立场思考的民主，“释放的是以‘人民’来定性的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的成长”[13]，在其中，“民主逻辑要服从于革命逻辑，服从于新国家、新社会的建构”[14]。这样一来，在具体的民主化实践中，我们就会把民主当成一种服务国家政权的手段，以国家层面的集体民主统一个体民主、市场民主、协商民主等各层面的民主，从而造成民主的一体化现象。在这种一体化下，民主诚然具有多种样态，但大多缺乏一定的自主性。
第二，开展工业化建设保障人民民主专政。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根本标识；而工人阶级正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孕育形成并发展壮大的。由于我国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们的工业化道路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这一点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企业为发展主体的工业化道路。实施国有企业为发展主体的工业化，一方面是推动实现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为将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保障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与领导阶级地位，通过夯实工农联盟以巩固保障人民民主专政。
第三，争取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保障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威胁的背景下，国内的阶级革命必须与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相结合，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并巩固之。从现实中看，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由于既没有唤醒工农民众，又没有最大限度地争取到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因此最终归于失败；而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既得到了工农联盟的深厚支持，又争取到了苏联、各东方压迫民族国家等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因而最终取得了胜利。质言之，我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历程深刻昭示：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既需要国内的阶级合作，也需要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需要强调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只需要争取那些尊重我们、愿意帮助我们的国际革命力量，而对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则不可抱有幻想。
反思性教学实际上就是教师自发进行的自我教学实践活动管理与调节，教师对自我教学实践的反思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自我的教学主动性与积极性，只有让教师自发地去关注自身的教学效果，去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且教师具有不断进取的精神，才能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持续性自我反思，不断积累经验教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实现良性发展。
三、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发展
从理论看，马克思列宁主义视野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之间的联合专政，其主体既包括工人阶级，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等；从现实看，中国工人、农民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革命的主力军。因此，无论基于理论，还是基于现实，我们党领导发动的革命都应当考虑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间的联合。但遗憾的是，建党初期，我们党没有重视这种阶级间的联合，从而犯了“左”倾机会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共产党领导发动的革命历经坎坷、饱受磨难。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科学总结国民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必须在中国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7]。此后，我们党对工农民主专政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于1931年1月成功地建立了具有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地方政权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工农民主专政从理论化为实践。
（一）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程度：从一体化民主到多元化民主
第一，开展农业社会化建设保障人民民主专政。农业社会化是在生产方式层面使农业生产由孤立、封闭转向合作、开放，实行农业社会化将加强农民之间的生产合作、民主协商，解决农民经济的分散化问题，提升农产品的生产效率；而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农民意识形态的转变，使其逐渐摆脱小农思想，有效提升合作意识、民主意识。进言之，农民合作意识、民主意识的提升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使人民民主专政所立基的工农联盟基础更稳固。反过来讲，人民民主专政也有利于推动农业的社会化。在实行农业社会化的过程中，遇到不愿意加入农业社会化生产大军的农民，我们党就需要依靠民主的方式，通过作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其自觉融入。
土建工程的施工质量和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密不可分，高质量的工程会增加建筑物的寿命。因此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应当始终严把建筑工程质量关不动摇，伴随科学的日新月异，建筑施工技术也在不断的革新，出现了很多的施工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国土建工程的质量。
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主化实践，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民主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对此，邓小平指出，“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的不够，并且犯过错误”，现在我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深刻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里，邓小平把民主提升到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的生命线上的高度，从而在根本上纠正了把民主只当成一种手段的错误思想，形成了把民主既视为手段同时更视为目的的主张；扭转了基于专政逻辑建构民主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开展民主化运动的思维方式；纠偏了只从阶级立场、权力立场开展的民主化实践，开展了兼顾阶级立场与公共立场以及权力立场与权利立场的民主化实践。自此之后，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我们党在各领域、各阶层、党内外等均开展了多元化的民主运动，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以及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16]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与一体化民主释放国家及其权力的成长不同，多元化民主的推进释放了人民本身的成长，激活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自主性。
应该说，从改革开放前的一体化民主转向改革开放后的多元化民主，经历了一个从基于专政的革命逻辑构建民主向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建构民主的转变，客观上反映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下人民民主程度的丰富和发展，顺应了从革命转向发展的时代主题之变以及人民群众对民主的多样化需要，彰显了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人民民主运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特征。
由表1可见，保存条件及时间对总磷的测定结果有一定影响。加酸样品室温保存、冰箱保存7d总磷测定结果均不变。保留72h后不加酸比加酸保存的结果略低，原因可能为[3]：（1）酸性环境可以抑制自然水体中的微生物对总磷的降解作用；（2）总磷的吸附性强，酸性环境可以避免部分总磷吸附于采样瓶壁上。不加酸室温条件下保存的水样，7d后总磷偏差也在允许范围内（≤10%），但考虑到不同水体中微生物对总磷影响的不可控性和环境温度对微生物活动的不可控性，总磷水样最好应在5℃以下低温冷藏，保存时间不超过3d为宜，如需更长时间保存，则需加酸保存。
（二）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运行：从以宣传教育、劳动改造为主转向以法治为主
在《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依据政治上的敌友思维划分了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职能的领域与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职能的领域，指出在前一个领域施行民主职能以宣传教育为主，在后一个领域施行专政职能以劳动改造为主。可以说，宣传教育与劳动改造这两种方式比较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律尚不健全的历史境况，有效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但我们也应认识到，这两种方式由于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相互之间缺乏一个具有稳定性与权威性的统一者，容易被个人权威、领导人意志所取代，从而使民主领域与专政领域的统一难以得到实质性的保证，进而使本该属于民主对待的领域遭到了专政的对待。正因为如此，在十年动乱时期，这两种方式开始被人治所取代，使本该属于民主对待的人民内部矛盾演变为遭到专政对待的敌我阶级矛盾，严重破坏了人民民主专政。1976年，我们党拨乱反正，结束了这场动乱，开始寻找新的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方式。
1.3.1 树舌灵芝多糖的提取。取清洗过后的树舌灵芝子实体放至烘箱，50 ℃烘干至恒重，粉碎过40目筛，制得树舌灵芝干粉。精密称取树舌干粉3.0 g，用80%乙醇浸泡24 h，乙醇用量刚好没过料面即可，抽滤，80%乙醇洗脱滤渣至滤液澄清，自然晾干。按试验方案所需液料比、提取温度、提取时间、提取次数进行提取，抽滤，离心，浓缩至固定体积，所得溶液即为树舌灵芝粗多糖提取液。
9月3日，我打电话给方家保姆，告诉她双胞胎中有一个孩子患感冒了，我带他去医院，让她赶紧过来招呼另一个。我抱着另一个孩子，躲在家对面的超市里，看见保姆来了，赶紧打出租车离开……
1978年，通过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20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了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的密切关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重要论述意味着，法律开始成为党治国理政的依据，成为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据。民主的法律化，使人民民主专政有了稳定性、连续性、权威性，使其能够摆脱人治的方式。1996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对依法治国作出了重要部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法治已经成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17]，成为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方式。可以说，从“人治”到“法治”，深刻反映了人民民主专政“依靠个人及其意志”向“依靠宪法与法律”的转变。
由上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民主专政的运作方式经历了一个重要转变，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宣传教育、劳动改造为主的方式，经十年动乱时期以人治为主的方式，进展到改革开放以来以法治为主的方式。从本质上看，新时代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治化，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人民民主专政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民主职能和专政职能，使民主与专政统一于宪法和法律，增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稳定性、连续性、权威性。
声乐演唱的过程中，要适当加入手势，要让自己的手势与歌唱融合在一起，很自然地成为音乐的一部分。唱歌的时候需要流畅的气息，通过手势可以传达出演员的歌唱意识。如通过手势表达声音渐强渐弱、舒缓有力等。观众则可以通过演员的手势了解歌曲的律动、内涵。根据不同的歌曲内容，设计不同的手势，如象征性手势、情绪性手势、指示性手势等，传达出音乐的不同曲风。
如今，以张良一、曲子营、曲汉峰为代表的第三代传承人，担负起了“盐垛斗虎”的传承任务，每年冬闲的时候都组织村内的斗虎表演队进行训练，春节期间到各村进行串演，活跃在乡村的舞台上，并积极参加市区组织的文艺汇演。
（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际战略：从被动顺应国际形势进展到主动引领国际发展趋势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经历了从“亚洲之中国”（亚洲的中心国）到“世界之中国”（世界市场中的中国）的历史性逆转[18]。在这种世界之中国的浪潮中，中国开始沦为资本的掠夺地，居于世界之中心—边缘结构中的边缘地带，在国际战略上处于被动顺应国际形势局面。1949年，我们党通过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在国际战略上，我国总体上仍处于被动顺应国际形势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即总体上处于顺应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摆脱了顺应苏联道路的战略，逐渐趋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形成了扭转被动顺应国际形势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但这种扭转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逐渐转换的过程。对于这种转换过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20]，这就给出了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两步走部署：先“韬光养晦”（即不出头）再“有所作为”（即引领国际发展趋势）。依此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之前这段时间，我国人民民主专政采取了主动融入国际形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际战略，总体上开始自觉地摆脱被动顺应国际形势的局面。
针对当前大数据高校图书馆服务技术差距较大而造成的异地资源无法有效整合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具备的集成优势，以当前高校图书馆服务需求为前提，构建高校图书馆大数据服务联盟共享平台，以此解决异地高校图书馆资源无法整合的问题，实现各地区高校图书馆之间的信息服务资源共建共享。在构建高校图书馆大数据服务联盟共享平台过程中，高校图书馆可通过建立大数据服务决策本体来对相关信息资源、社会服务资源进行收集，并将其统一集成到大数据服务联盟共享平台中，使各地区的高校图书馆都能够从该平台获取到更多、更丰富、更全面的信息服务资源，使高校图书馆能够根据用户需求为其提供优质的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40年改革开放的努力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我国日益趋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开始扭转“只讲韬光养晦，而不提有所作为”[21]的传统做法，自觉践行邓小平所提出的“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22]的思想。比如，针对全球发展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新的解决方案：在理论上，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理念，广受世界各国赞同，并成功地写进了联合国的决议；在现实上，推动实施了基于共建共商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走入了实践。可以说，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使我国开始具有倡导和议定国际交往新规则的权利，开始引领国际发展趋势，增强了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的战略主动性，彰显了我国的大国担当精神与引领作用，成功地争取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推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了从被动顺应国际形势经主动融入国际形势再向一定程度上主动引领国际发展趋势的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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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ations an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Theory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Commemoration of 70th Anniversary of Publication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Fu Gaosheng
（School of Marxism Research，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Jiangxi Provincial Division， Nanchang， Jiangxi， 330108）
Abstract： The theory of people’ 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constructed by Mao Zedong came into be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cientific exploration of Marxist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theory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is an innovative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sinicized Marxism, Mao Zedong’s theory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is rich in connotation, scientifically answers where New China is headed, and lays a fundamental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During the 70-years journe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achieved new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democracy, functional performance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Keywords：Mao Zedong；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New China； Reform and Opening up；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D610. 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5-048-008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传播条件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14BDJ05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付高生（1988-），男，江西上饶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江西基层党建协同创新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研究。
责任编辑：春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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