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昌起义后，朱德利用个人同学关系，与国民党军队高官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因而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朱德把个人关系作为革命资源，使朱范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以人格魅力真诚交友，使统一战线真正成为法宝，坚持革命利益至上原则，不以私情损害革命利益，体现了他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卓越智慧和统战工作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朱德；范石生；统一战线
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在湖南汝城与国民党第16军军长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使南昌起义后硕果仅存的800多人的革命力量得到了保存，并得以发展壮大，到朱德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时，他的队伍已扩展到1万多人。朱德曾经说过：“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后来的湘南暴动和井冈山会师。那么，没有井冈山会师，中国革命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1]“我这一辈子遇到最慷慨无私的援助，就只有范石生这一次。否则，很难说能剩下几个人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2]①参阅郭军宁著《朱德与范石生》一书，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研究总结朱德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对于学习继承朱德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统一战线思想和统战工作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朱德把个人关系作为革命资源，使朱范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朱德之所以能够参加南昌起义，也正是因为起义领导者想要利用朱德和当时驻扎江西的国民党军队高官的私人关系。如朱培德（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下辖第3、第9两军）、王均（第3军军长）、金汉鼎（第9军军长）、杨如轩（第9军第27师师长）、杨池生（第3军第9师师长）等等，都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好友。由于朱德善于利用这些个人同学关系，这几位国民党高官也都帮了不少忙。如朱培德让朱德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参议、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为朱德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服务南昌起义大局创造了有利条件。又如杨如轩，在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部队经过其防区时，应朱德去信要求，故意将部队带到别的地方、让开道路。帮助最大的，是南昌起义失败时驻扎在湖南汝城的国民党第16军军长范石生。
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沿闽赣边界南下广东，在潮汕、三河坝相继失利后，起义军800余人在朱德率领下，于1927年11月辗转到湖南汝城。在孤立无援、部队情绪低落的严峻形势下，有一天朱德意外地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范石生军长率国民革命军已移防到湖南郴州一带。”朱德喜出望外，他同陈毅等人商量后，于11月2日，给范石生写了一封长信寻求他的帮助。范石生不忘友情，立即与朱德“建立统一战线”。
朱德后来回忆往事的时候，强调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还给朱德开了组织介绍信。早在南昌起义之前，范石生的16军就同中共保持着秘密联系，范部安排了许多共产党员，[3]395并且范石生本人与蒋介石结有私人恩怨，又遭受桂系黄绍竑和湖南军阀何键挤兑，等等。这些条件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他指示朱德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朱德按照党的指示开展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朱德和范石生早在云南讲武堂同学时，就成为亲密好友。没有朱范私谊，建立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因此，1944年，朱德在延安召开的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利用我与范石生的个人同学关系，与他搞统一战线。这样，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于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今天看来，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3]125
朱德和范石生的“个人同学关系”最早是在云南讲武堂建立起来的。1909年，朱德考取云南讲武堂，与同学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杨如轩、杨池生等人的个人关系十分密切，按照那个时代的风气，他们义结金兰，结拜为把兄弟。后来，朱德和这几位把兄弟一起，跟随蔡锷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起义、护法战争，一起打过很多仗，在共同战斗中相互帮助，形成了深厚的感情关系。没有这种特殊的“个人同学关系”，即使有可能争取建立统一战线，也不可能得到像范石生那样的真诚倾囊相助。
朱德的个人魅力，还在于他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在范石生慷慨相助朱德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朱德将来会怎么样，但他对朱德的军事指挥才能是充满信心的。假定范石生内心里对朱德的军事才能不以为然，给多少资助也坚持不了多久，怎么会那么慷慨相助呢？范石生看得很准，他对朱德的支持帮助没有错，朱德也没有辜负范石生的支持帮助。也就在离开范石生以后，朱德的伟大军事指挥才能不断得到发挥，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终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并且“朱范统一战线”只是范石生单向帮助朱德，这在蒋介石刚刚发动了武力清党运动之后风险极大。开始时，范石生以“收编”的方式，朱德的队伍以第16军第47师第140团番号隐藏在范军中，任命朱德（化名王楷）任第16军总参议和第47师副师长。朱德得到了范石生的极大尊重和包容，实际上他的队伍拥有组织独立、政治自主、军事自由，不仅“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3]395还经常单独行动，开展各种革命活动，这在蒋介石武力清党之后，实在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范石生还因为朱德的介绍帮助了其他共产党队伍。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营，因在大汾遭敌袭击，与毛泽东失去联系转移到桂东地区。朱德获悉后派人去找到该营营长张子清，由范石生安排采用16军的番号，改称第16军第47师第141团，由张子清任团长。此外，经范石生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韦昌义介绍与朱德取得联系的工农革命军第2师第1团200余人，也使用了范部番号。张子清、韦昌义的队伍，也同样得到了军饷、被服、弹药等等物资和装备的补充。
能够让共产党起义队伍有一个藏身之地，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帮助。但范石生对朱德领导的起义队伍的帮助还有更为令人惊叹的举动。1962年朱德回忆说：“合作时，他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等，我们临走时，他又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3]396有研究者认为，朱德的队伍离开时，范石生将自己原准备装备一个师的军械物资，全部赠送给了朱德。①参阅范木兰、范亚兰：《范石生事略》，载云南省峨山县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5页。作者为范石生之女。朱德还记得，此间“黄绍竑要进攻范部时，范要我们担任后卫，我们因而得到了范部遗留下来的大批物资，补充了自己”。[3]396为什么朱德在几十年后还清楚记得这些事？这是因为在军阀混战的历史条件下，所有军人都把武器装备看作是最宝贵的稀缺资源。范石生把军事装备慷慨无私地赠送给朱德，这种情谊是极为难得的。
总之，朱德在得到范石生等国民党军人的支持帮助时，他自身强大的政治军事能力，也是实现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关键条件。统战工作者学习继承朱德的统战工作经验，必须懂得“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把事业做大做强，才能吸引和凝聚更多的人团结起来。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进程来看，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危急阶段，原本在党内地位并不高的朱德成为挽救危局的关键人物。据金一南研究，如果没有朱德的队伍上井冈山，毛泽东的队伍在井冈山可能难以维持，是朱毛会师，才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立足并发展壮大，才使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起点。而从后来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来看，朱德保存下来的800多人的革命队伍中，不仅有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朱德，还有陈毅、林彪、粟裕等一批重要将领，他们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败国民党的基本班底。①参阅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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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朱德在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后来到德国留学，也在格丁根大学期间学习了军事课程，他在云南红河、玉溪一带剿匪，在蔡锷领导下参与了许多战役战斗，积累了许多作战经验，所有这些，仿佛都是朱德在为他后来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作出准备。他曾回忆说：“关于游击战争，我还有点旧的经验。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3]126朱德最早总结概括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这是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早年的游击战经验，对于井冈山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参与领导游击战争、发展壮大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朱德在护国战争期间也打过许多大仗，他后来回忆说：“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①转引自《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朱德打大仗的经验也很重要，对红军时期就形成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到了解放战争初期，针对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习惯于打游击战的问题，朱德很早就提出要确立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思想，要学会打大歼灭战。他直接主导指挥了石家庄战役，这是解放战争中打下的第一个大城市，创造了打大城市的经验。在抗日战争中朱德的业绩非常典型。抗战一开始，朱德从1937年7月离开延安开赴前线，9月到达山西，到1940年5月回到延安，朱德直接指挥八路军对敌作战，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1940年6月，朱德在《华北抗战的总结》一文中写道：“红军改编时是三个师，现在已发展到正规部队二十二万人。游击队还不在内”（加上非正规部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已达到40万人），“截至现在已与敌人进行了一万余次较著名的战斗，打死打伤了十万以上敌人，打死了敌酋阿部中将以下高、中级将领多人，争取了伪军十余万人反正”，“单在华北就牵制了敌人十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守备队、铁道队、伪军和‘皇协军’都还不在内”。最重要的是，在国民党军队向后退却的同时，八路军反方向行进、深入敌后，“发动了华北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参加了抗战。他们不但已组织起来，而且在近三年的斗争中已锻炼成为独立的伟大力量，成为华北一切抗战工作之基础。这个伟大的力量，是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克服的，也是顽固分子千方百计不能压倒的。谁要用脚践踏他们，谁的脚就要粉碎”。[8]394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实践和示范了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朱德军事生涯来看，他确实无愧于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地位。
二、朱德以人格魅力真诚交友，使统一战线真正成为法宝
为什么范石生如此真诚帮助朱德？是因为朱德个人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199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一本《回忆朱德》的文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55篇回忆和纪念文章，作者都是中共中央和人民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以及一部分朱德的老部下、老同事，他们讲述自己所见所闻的朱德，都对朱德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评价都从不同角度彰显了朱德的非凡个人魅力。
改革创新，行业管理再上台阶。建立健全水法规体系，《四川省村镇供水条例》经省人大审议通过，《四川省渔业船舶管理办法》已经完成定稿。全面落实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制度，初步制定了四川省主要江河湖泊的水量分配方案。严格工程建设管理和河道砂石开采管理。对在建工程实行全过程监督。积极推进水利项目招标投标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全面推行工程建设“四制”和财务审计制。落实河道采砂管理责任，实行河砂计划开采、总量控制、开采权公开招标等制度，强化河道采砂管理执法，建立健全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权责明确的长效管理机制。
朱德的人格魅力，首先在于救国救民、报效国家的坚定信念。不仅周恩来指示朱德和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并在朱德与范石生合作之前已经安排了具体统战工作，表明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政治上也是十分信任范石生的，关键也在于朱范二人惺惺相惜、志向一致，彼此在政治上也相互信任。在汝城合作前夕回复朱德的信中，范石生写道：“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4]这封信的内容由赵镕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一文所记载。作者赵镕，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当年跟随朱德参与汝城合作过程，因此这一记载应当是有依据的。并且此信内容也为1993年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的《朱德传》所采信并引用。事实上，朱德和范石生之所以能够成为生死之交，也是因为他们都是爱国志士，在民族大义上理念一致。他们当年在云南讲武堂学习的时候，就积极参加了蔡锷领导的响应辛亥革命的云南起义。在朱德离开云南远渡重洋、寻找周恩来参加共产党的时候，范石生则也离开云南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与军阀作战的时候，范石生屡立战功，孙中山亲书“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颤”和“功在国家”的条幅赠送范石生，并亲自授予范石生上将军衔和军刀。尽管到汝城重逢时他们已经各自走上不同道路，但范石生对朱德在面临人生道路的抉择时作出的选择从内心里是认同和支持的。后来毛泽东曾评价朱德“临大节而不辱”，这种品质应该说范石生也是非常了解的。
综合上述,分阶段康复护理能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功能及认知功能,有利于改善患者远期生存质量,获得更好的康复,值得临床推广。
4)“洞天”意念源自古代纬书的地理观，认为山中洞室可贯通，如人体的穴位，须贯通才使人具生气，与魏晋道人修行、养生的经验相通。洞天在道教语还指山体包围的平地，像母体般与天地气脉交通，融仙山、洞穴、道治设置为整体的环境。
朱德的人格魅力，也在于他“度量大如海”，在于他始终把革命利益置于首位的宽广胸怀。“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也是毛泽东对朱德的评价。朱德度量之大，首先在于他志存高远、不谋小利。正如陈毅说过的那样，朱德在“辛亥革命中在云南做了很大的官，但很快就丢掉不干，转过来参加党、参加革命，保持劳动人民的朴素勤苦的生活作风”。我们要“以总司令的度量为榜样”，“不要眼光如豆，只看到个人的名誉、地位、享受，而要高瞻远瞩，霁月光风，养成革命者、政治家的风度”。[6]31范石生当然知道，朱德当年离开滇军前在滇军当旅长，每个月有近1500元大洋的薪俸，①参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1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收入水平足以过上十分富裕的生活。而范石生在汝城看到的革命者朱德，则是一个像“伙夫头”、像贫穷的老农民一样衣衫褴褛。试想，如果范石生所了解的朱德是一个追逐私利、目光短浅的人，是一个遇到挫折便灰心丧气的人，他会把那么多军费现洋赠送给朱德吗？
（1）控制的稳定性，对于路桥施工的整体结构必须具备较强的稳定性，稳定性的加强是公路与桥梁施工质量的基础。
朱德度量大如海更体现在对待个人地位得失方面。曾任周恩来军事秘书、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雷英夫在回忆文章中说，他曾亲自询问朱德为什么“朱毛不可分”，朱德回答说：“1928年井冈山会师时，我初步有了这个思想，但不够明确牢固；到遵义会议时，我才彻底的树立起这个思想，因为无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领导是高明的”，“因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6]2551943年9月9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过：“自己与毛泽东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泽东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泽东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10月6日在继续开会时朱德又说：“毛泽东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7]1142，1143其实，朱德说井冈山会师时这个思想“还不够牢固”是一种谦虚的、严格要求自己的说法。假设当年是张国焘带领1万余人来到井冈山，面对毛泽东只有1000多人的队伍，会像朱毛那样密切合作、形成“张毛”吗？长征途中张国焘四方面军与毛泽东带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师时有8万多人，也是大约10倍于毛泽东的队伍，张国焘就仗着人多枪多，要地位、闹独立，直到最后身败名裂叛逃出革命队伍。对比井冈山朱毛会师和长征途中张毛会师，张国焘的所作所为突出映衬出了朱德的高风亮节。而且恰恰也是朱德，在红四方面军中做工作，终于将四方面军带回到毛泽东领导的正确路线上来，使张国焘所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正如陈毅所说：革命顺利的时候做一个英雄好汉很容易，“到了革命遭受挫折和严重失败的关头，能不能坚持？当党内发生严重分歧时，能不能站在党的立场坚持党的路线，领导全党来挽救革命？就很难讲了。但我们在总司令身上可以找到这种常人难得的高贵品质”。[6]30
朱德的度量大如海还体现在为人处世中的宽容包容。当年由朱德一手提拔起来的林彪，在取得一定地位以后曾几次无端挑衅朱德，对此朱德并不以为意。其中有一次在雷英夫的回忆文章中也有记载。雷英夫在《雄怀胜似海洋宽》一文中写道：1959年9月，在军委召开的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在主席台上，林彪指着朱德说：“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等等。当时会场上众人大为震惊，朱德却只是含笑对林彪说：“那就请你批评好了。”雷英夫引用苏轼《留侯论》中的名言评论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雷英夫说：“朱总司令就是这种大勇大智的伟人。”[6]257-258林彪的话恰恰从侧面表明朱德善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始终顾全大局，把党和军队的利益放在首位；①对此问题，朱德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他多次撰文并在讲话中发表相关意见。《朱德年谱》记载，1940年8月，朱德撰写了论文《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在中共七大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朱德说：“军事干部在各方面一定要无条件地服从党。我初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宣誓服从党。”“我们的军事干部离开了党，那他就一样也做不成，一样也做不了，一切问题要靠党。”（《朱德年谱》（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0页。）“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却始终处在总司令的位子上，恰恰证明朱德是有本事的、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一天到晚笑嘻嘻的”，表明朱德从不在意个人得失而心胸宽广、胸怀坦荡；“总想当领袖”应当只是表明朱德总能够负责任地提出全局性、战略性的指导性意见；而林彪当众侮辱自己却并没有作出激烈反应，事后也没有作出什么回应，是因为他德行坚定，一贯宽厚待人，不会为个人利益、个人面子失去理智，而且蔑视这种无原则、不客观、带情绪的闲言碎语。事实上，正因为朱德一生与人相处始终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才能够赢得像范石生这样的关键时刻真心相助的朋友。从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来看，有了朱德这样一个老成持重、德高望重的核心成员，也是党的领导集体长期保持团结稳定、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条件。从统一战线工作来看，领导者度量大如海更是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关键所在。
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之初，朱德的旧军队出身曾经给他带来了一些困扰。一开始，他想参加共产党，到上海找到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提出入党申请，但陈独秀嫌弃他是“军阀”，拒绝他入党。晚年在“文革”期间，林彪等人想要整他，提出的口号还是“朱德是大军阀”。收录在《朱德军事文选》中的第一篇文章《终身为党做军事运动》就记录了“军阀”身份给朱德造成的心理阴影。此文为朱德于1925年3月7日写给两位党内干部的信。当时组织上安排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但到了莫斯科以后，却迟迟没有安排入学事宜，几次询问也没有结果。他就写信给负责干部说：“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同志中有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8]1但也可以说，或许正是陈独秀让他戴上“军阀”的帽子，才使得他作为党的军事工作者、军事领导人始终对“军阀”作风保持警惕，积极与军阀作风作斗争，才使别人无法将他与“军阀”联系起来。事实上，不仅在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的时候，就不应当像陈独秀那样简单地把朱德划入“军阀”之列，而且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朱德在党的教育下早已经彻底摆脱了军阀作风的影响，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和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时，朱德既积极利用自己在旧军队形成的个人关系资源，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又始终坚持革命利益至上原则，不以私人感情损害革命利益，体现了朱德统战工作的显著特点。
充分体现朱德高贵品质的许多事例发生在后来，但一个人的品性通常是终身一致的，中国老百姓也有“从小看八十”之说。对朱德之“德”，范石生是非常了解的。朱德回忆说：当时“我们脱离范部转入湘南 临走时，范石生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诚意。我记得大意是：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3]396“孰能一之”之语出自《孟子·梁惠王上》，“一”是统一天下的意思。在范石生看来，朱德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真正胸怀天下、具有统一天下之德的队伍，相信他们能够取得最后胜利。范石生这样的判断，也是从自己与朱德以及其他共产党人的交往中得出的。而此时此地，范石生正在受到蒋介石等人的压制和排挤，这些人正是只看到个人和少数人私利的、企图靠武力统一天下的嗜杀者。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范石生才由衷钦佩共产党人朱德，无私资助朱德。统战工作者学习继承朱德的统战工作思想和经验，就是要学习他大如海洋的度量，真正做到心系天下、心底无私，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帮助。
“临大节而不辱”，就是在重要历史关头、面对大是大非问题，能够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仅在参加南昌起义到汝城这一段时间中朱德的表现，也和毛泽东的这一评价若合符节、完全一致。亲历这一段历史的陈毅回忆说：在起义队伍只剩下800多人的时候，“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全垮光的。”[5]粟裕也回忆说：起义失败后，“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6]159是朱德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凝聚了这支队伍，而应当正是因为目睹这支队伍的强大精神力量，范石生才会决心支持帮助他们。试想如果范石生看到的是一支精神状态完全相反的队伍，怎么可能给予朱德那么大的帮助？范石生的帮助越大、越无私，就越体现和表明朱德信念坚定、大节不辱。这是朱德人格魅力的核心所在。统战工作者学习朱德，首先必须学习朱德这一优秀品质，像朱德那样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才能结交到真正的朋友，才能赢得朋友的尊敬和帮助。
（1）投资估算。本工程总投资估算：2504.78万元，其中建筑工程投资1684.06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投资2.90万元，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投资81.41万元，施工临时工程投资171.63万元，独立费用投资257.62万元，基本预备费219.76万元，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39.13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38.06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10.21万元。
没有朱德个人的特殊贡献，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而范石生对朱德的帮助则至为关键。因此，后人应当学习继承朱德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统战工作经验，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
范石生的慷慨无私帮助不仅极为难得，更是至关重要。朱德离开范石生之后随即发挥这些装备的作用开展湘南暴动，打败了国民党许克祥的队伍，“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3]397到朱毛会师时，朱德带领的队伍已经从800多人增加到约1万人，固然是“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但也更是范石生的帮助才“起了家”的。并且后来人民军队实行供给制，也与范石生的慷慨相助有关：由于朱德的队伍上井冈山以后给士兵发饷比原来在井冈山的队伍多一倍，引起了一些士兵的不满，为此毛泽东决定取消军饷制，实行供给制。
三、朱德坚持革命利益至上原则，不以私情损害革命利益
墨西哥民族和文化的本质便具有混血性（mestizo）（陶家俊，2003：4）这种混血性的文化身份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和全球化的产物，体现了现代、后现代时期异质文化间的张力。（61）
第一，为了革命利益需要，朱德勇于与范石生以及其他国民党军人建立统一战线。自从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朱德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而避免“军阀”作风的任何影响。因此，他与范石生等人建立统战关系，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他也没有畏手畏脚、忧谗畏讥不去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而是为了革命利益，积极利用个人关系和各种机缘去建立统一战线、发展革命事业。事实上，不仅在南昌起义后与国民党军人范石生等人建立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朱德都积极利用自己在旧军队中形成的和国民党军人特别是滇军的旧关系，着力去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方面的事例非常之多，本文只举一个朱德与卫立煌建立统一战线的例子，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工作史上的一段佳话。
她的脖子上有一声小伤疤。呵，她确实是我妈妈。很多年前，她的画相挂在客厅，只不过，那时候她年轻，伤疤也显得漂亮。
1938年1月，朱德在山西临汾抗日前线结识了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两个人得到了第一次长谈的机会，就谈得很投契。金冲及主编的《朱德传》这样描述：“朱德平易朴素的外表、诚挚谦逊的态度、从旧军队高级将领变成红军总司令的不平凡经历以及所讲的抗日救国道理，给卫立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朱德对卫立煌的印象也很好。从此，这两个有着类似出身而走过截然不同道路的中国军人之间的友谊开始发展起来。”[9]433此后朱德和卫立煌每次见面总是促膝长谈，有时关门密谈，甚至接连几天长谈。也就在1938年1月，为了加强对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袭扰的力量，卫立煌从他的部下抽调6个团交给朱德指挥，朱德把其中2个团配属给120师，4个团配属给129师。后来临汾土门会议又决定，由阎锡山（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拨出7个师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在晋东南局势发生紧急情况时，阎锡山、卫立煌还要求朱德担任包含大部国民党军的东路军总指挥。这样的安排如果不是朱德善于做好统战工作，那是很难想象的。朱德担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时还发生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1938年3月24—28日，朱德在山西沁县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军曾万钟、李家钰、朱怀冰、赵寿山等30多名将领参加会议，会议快结束时，适逢八路军129师计划在河北省涉县和山西东阳关之间的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由徐向前任前线总指挥。由于地势条件好，朱德邀请与会者到战场附近的高地上实地参观这次战斗。3月31日上午，日军第14师团两个汽车中队进入伏击圈，战斗打响，两个小时之内干净利索全部解决。接着又打退了日军增援部队。这次战斗将日军两个汽车中队180多辆汽车全部烧毁，170多名日军大部分击毙，缴获4门迫击炮，各种枪支数百支。这次观战，增强了国民党军将领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的认识和信心，而组织这种观战，非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这是朱德所创造的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①参阅《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443—444页。在1937年10月合作对日作战的忻口战役之后，卫立煌受邀到八路军中讲话，他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记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10]卫立煌还要求朱德介绍一些人到他的部队工作，当时即安排共产党人赵荣声（即任天马）给卫立煌当了秘书。卫立煌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与朱德对他的影响密切相关。朱德放手与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建立统一战线，形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最好时期。
第二，即使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建立统一战线，也与合作对象保持分明的界限，绝不丧失革命立场。朱德回忆往事时曾强调：“我们同范石生部合作是有条件的。谈判时就先讲好了：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3]395甚至还在开展革命活动。“例如，我们进到广东仁化时，还是照旧打土豪，杀了几个地主恶霸。”[3]395-396朱德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说：“范石生之所以与我们达成协议，实现联合，是想扩充队伍，壮大实力，同蒋介石以及其他军阀对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与范部建立统一战线，以他为掩护，隐蔽目标，积蓄与发展力量，绝不是放弃原则，顺从他人，也绝不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我们应该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①转引自《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朱德这一态度，不仅表明他的理想信念极为坚定、对党绝对忠诚，也表明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革命利益至上的原则立场。
第三，当革命利益需要时，朱德也会毫不留情地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尽管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杨如轩等人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给予了朱德及其领导的红军队伍以支持帮助，但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一旦这些滇军将领出现在敌对战场上，就会受到朱毛红军毫不留情的打击。井冈山会师后不久，蒋介石下令围剿红军。其中杨如轩的第27师奉命进攻红军，朱德即率部迎战，指挥了“三打永新”战斗。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军第28、29团，击溃了杨如轩的27师3个团。之后，蒋介石又命令杨池生率领其第9师3个团，会同杨如轩两个团余部分进合击红军。朱德指挥部队取得龙源口大捷，边界群众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两只羊”都是朱德的把兄弟。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最辉煌的胜利。朱德曾经回忆说：“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打垮了，国民党其他部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红军后来取得的胜利有关。”[11]8据萧克回忆：“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 当时四军官兵特别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三河坝失败后继续战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只要朱德军长在，就感到踏实。”[12]这些回忆都表明，尽管朱培德、金汉鼎、王均、杨如轩在南昌起义时帮助过朱德，但当他们奉蒋介石之命来“进剿”红军，那就只好白刃相见了。
后来红军又打郴州范石生的队伍，尽管这个决策是湖南省委杜修经、29团党代表龚楚受想要打回老家去的湖南籍士兵的影响和裹挟，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和朱德的意图作出的，而且朱德和范石生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这次意外交手让朱德十分为难，但既然打起来了，朱德只能带兵进城，把郴州打开了。倒是守军得知攻城的是朱德的部队，“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的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自来缴械”。[13]192由于29团士兵多为参加湘南暴动的农民，未经应有的教育和训练，军纪松弛，一部分士兵抢夺财物后自行逃散，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100多人，28团也跑了一个营，后来虽然拉回来了，但团长王尔琢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朱德后来说过：“我们的‘左’派幼稚病患者不以（范石生）将军为友，反以他们的部队为敌，遭致八月失败，这是战略性的错误。”②引自侯方岳：《周恩来、朱德关于范石生将军的谈话追忆》，《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此后，朱德在两军对峙的战场上仍有多次与昔日同学好友相遇，如王均、金汉鼎等，从未因为对手是过去的同学好友手下留情，③金汉鼎因为“剿匪不力”被蒋介石从上将师长降为中将旅长，主要可能还是打不过朱德，但也确有主观因素，既有明打暗助、敷衍塞责之意，也不排除保存实力的考虑。金汉鼎与朱德私谊深厚，早年在云南讲武堂同学时金汉鼎家境困苦，朱德曾经把一些奖学金拿出来给金汉鼎。朱德离开云南到上海拜访孙中山时，金汉鼎一同前往。朱德出国留学，金汉鼎也倾囊资助。云南刚解放时，朱德委托陈赓和宋任穷看望金汉鼎，又安排金汉鼎到北京，多次与他晤谈。1954年，金汉鼎被聘为国务院参事，还参加了民革组织，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因此朱毛红军越打越强、革命根据地越打越大。在1962年的文章《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中，朱德几次提到杨如轩，都冠之以“敌27师杨如轩”“敌军杨如轩”“敌人以杨如轩部、以杨池生部”等，表明了朱德鲜明的革命立场，不仅当年在战场上绝不手软，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第四，尽管朱德也曾认为与范石生统一战线意义重大，但因为范石生毕竟最终并没有转变其“阶级立场”，所以基本上朱德给予了低调评价。前文引述了侯方岳《周恩来、朱德关于范石生将军的谈话追忆》记载的朱德对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的评价。侯方岳曾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工作，担任过成都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他的记载应当是可以采信的。他在这篇文章中说：1941年10月，组织上派他到云南工作，行前周恩来三次同他谈话，特别谈到了范石生，说道：“1927年南昌起义失利后，朱总司令率部转战，面临饥寒交迫、弹尽粮绝的巨大危险，范将军鼎力相助，掩护和帮助了处于困难中的共产党部队。”邓颖超还亲手缝制了一条腰带，里面装满了党的活动经费，指定将其中一部分作为南方局的抚恤金送给范石生家属。1949年侯方岳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经邓颖超引见认识了朱德，朱德多次同他谈话，每次都谈及范石生，对朱范合作给予充分肯定。①本节引文均来自侯方岳：《周恩来、朱德关于范石生将军的谈话追忆》，《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
应当说朱德的这一评价也是符合实际的，但除了此文献以外，朱德对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的评价基本上是比较低调的。在手抄本《朱德自传》中写道：范石生“接济我们十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把块钱、医生、西药、被单……在红军的发展上来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②转引自《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8—99页。在《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一文中，朱德的评价是：“利用我与范石生的个人同学关系，与他搞统一战线。……对于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今天看来，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3]125认为朱范合作仅仅是“起到了很大作用”，体现了朱德不突出自己的历史功绩、突出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和丰功伟绩的用意，但强调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是一个“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仅仅是“值得赞扬”的，也表明朱德对范石生及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的评价是有所保留的。尽管范石生在朱德队伍脱离范部时写给朱德的信中也表示相信“最后胜利是你们的”，但毕竟范石生当时并没有打算和朱德一起离去、走上革命道路，反而说“现在我是爱莫能助”，[3]396并且最终被人杀害、遭遇了无谓的牺牲，这一点应当始终是让朱德感到遗憾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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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龚楚将军回忆录[M].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
Features of the United Front between Zhu De and Fan Shisheng
CAI Yongfei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Kuomintang, Beijing100006）
Abstract:After the Nanchang Uprising, Zhu De used his alumni relationship with Fan Shisheng, a senior officer in the Kuomintang army, to build a united front and therefore saved the seeds of revolution.It was a great contribution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Zhu De took his personal relations as resources for revolution to form the Zhu-Fan united front.He sincerely made friends on the basis of his charisma and enabled united front a truly powerful weapon.He upheld the principle of revolutionary interests first and never harmed revolutionary interests for personal relationship.This demonstrated both his exceptional wisdom to ampl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ted front and the e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Key Words:Zhu De; Fan Shisheng; united front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9)03-0097-09
收稿日期：2019-04-02
作者简介：蔡永飞，男，江苏响水人，法学博士，民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张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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