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论“初心”
未来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1919年5月4日发动的中国学生运动，多少唤起了中国的精神力量。现代中国青年知道，新思潮已经波及到中国，未来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青年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中国的学生当中，建立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小组。
——瞿秋白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1921年1月）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希望享受人类的幸福，难道不应该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吗？但是，他们在能够进入战士的行列之前，需要你们的帮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中国人老早就听到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未能起来响应。要知道，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尽管处于恶劣的环境，但是还没有觉醒。为什么？因为没有知识，没有组织。他们需要别人来帮助。谁能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呢？只有已经觉醒的中国青年，或者是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但是目前在中国，社会主义者还很少。可以说，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还没有开始。我们完全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因此，我们来到了俄国。我们当中，大多数是学生，都真诚地希望为人类服务，他们来俄国学习，为的是使自己回国后能够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帮助。
——瞿秋白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1921年1月）
工人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中国工人遭受与欧美工人同样的压迫，或者甚至更厉害，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不仅来自本国资本家，而且来自外国资本家。中国各大城市的工人，比起居住在乡镇中的工人农民来，觉悟程度高得多。可以预期，在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我们对城市工人是非常关注的。至于中国的手工业者的境遇，则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会越来越坏。对他们将来的生存问题，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回国之后，瞿秋白立即把自己在苏俄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1923年1月16日，他提出：“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世界人类的文化，被这一班‘列强’弄得濒于死灭且不必说起，中国平民若还有点血气，无论如何总得保持我们血汗换来的吃饭权。全国平民应该亟亟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平民主义，只有真正的平民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这一观点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关键——反帝。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是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源，解决中国问题首先要打倒列强，之后才是打倒军阀，推翻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一观点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得出的结论。
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中国人民按其心理状态来说是酷爱和平的，他时刻准备和那些愿为共同利益而改善国际局势的人民友好相处，而同那些怀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意图的人们进行斗争。我们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
——瞿秋白 《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1921年2月）
为铲除人间不平，1917年春，瞿秋白来到北京，考入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瞿秋白积极参加街头宣传，并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负责人参加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6月7日，反动当局逮捕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178名参加示威游行的青年学生，关押于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成的拘留所。8日迫于各界压力释放全部学生。8月23日，瞿秋白和各地学生代表集聚新华门抗议“马良祸鲁”又被警察厅逮捕，30号迫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全部请愿代表又被释放。据李子宽回忆，“五四运动起，秋白被推为俄专学生代表，与各校联系活动。张太雷时任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代表，屡次来京，旧雨重逢，与秋白过从甚密……就我所得印象，秋白思想之转变得力于此一阶段。太雷掖进之力应不在少。我之发现秋白倾向于社会主义亦即在此时间……一日秋白问我：北大政治系亦研究社会主义否，我答以仅偶尔提到……秋白谓‘应该研究一下’”。
专家解读：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瞿秋白是唯一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曾经担任过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革命烈士，也是一位多次聆听过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教诲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党的创立时期，他最早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时的动人场景，主张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他最早接触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旧式资产阶级革命在性质上的区别，最早提出和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他最早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文学艺术观，他是第一个写出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作品的新文学工作者，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从主张渐进改良到坚信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出生的年代，是中国内忧外患相互交织的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杀身成仁而告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但革命成果很快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之手。面对革命后国家景况依旧，社会越来越糟的严酷现实，正在江苏常州中学读书的瞿秋白精神上陷入极度痛苦，几年后他在《饿乡纪程》一书中回顾此时的心情时写道：1911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50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大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竞顺流忘返，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
在黑暗生活下，瞿秋白尽管饱受煎熬，有时也稍有消沉，但没有停止过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和探索。1916年清明时节，他告诉儿时的朋友说：“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入手。”
此后，瞿秋白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李大钊在《星期评论》新年号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瞿秋白利用李大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提供的资料，分析美国宗教新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写下《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认为：“我们做新村运动是研究社会主义的试验，是要全世界的无强权的无阶级的社会实现……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不可少的……我想这或者是较普遍的较易的进步的办法。不至于像办新村办不好，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源’。”这是瞿秋白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问题。3月，在李大钊的组织指导下，邓中夏、张国焘等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4月，《新社会》第17、第18、第19号连续出版了三期《劳动专号》，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研究中国的劳动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在这三期上，发表了《谁的利器》《付过工钱之后》（译文）、《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与消亡的学说。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表明他开始否定自己以前服膺的所谓教育救国论的唯心思想，标志着他开始由一个改良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1年5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篇题为《“我”》的短文中，瞿秋白这样吐露自己的心声：“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
由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广州亨龙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创办的智能电阻焊接联合实验室举行了揭牌仪式，会议嘉宾还参观了广州亨龙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制造现场、智能电阻焊接联合实验室，亨龙智能以全新的面貌展示了新一代电阻焊接技术及无铆钉铆接、FSPR 等行业先进工艺，分享了亨龙智能最新的金属连接工艺技术成果，各个行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
1919年11月1日，瞿秋白与郑振铎等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杂志，鼓吹将中国改造成德谟克拉西的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其发刊词指出：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这都是改造的先决问题……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这时的瞿秋白虽然与五四运动前相比，学到了一些新知识，思想有了很大进步，但他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关于改造中国的设想难免有些幼稚，在当时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是不可能实现教育救国的。
眼见岩鹰又要冲入洞中，青辰忽然灵机一动，他转身抓起身后的一对鹰卵，朝着岩鹰大嚷：“别过来！信不信我摔碎你的蛋！”作势欲往地上砸。
在苏俄帮助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别赴英、美、法、德、俄等国。为选拔派驻记者，两报发表“共同启事”，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选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瞿秋白立即报名，被北京《晨报》录取，到莫斯科履行该报驻苏俄特派记者之职。
首先，在前期设计阶段，部分设计人员并未立足于实际施工范围，勘察效果不佳。或者并未经过严格的图纸会审工作，工程质量与现场施工安全难以得到充足保障。其次，对于工程中涉及到的施工材料、施工技术以及施工人员等因素，并未进行严格督查与管理。如现场施工材料不达标问题层出不穷，造成严重的施工隐患问题等。最后，现场安装工作与调试工作并未结合规范要求进行严格执行，长期以往，很容易造成电网运行隐患问题。
1924年1月16日，瞿秋白应广东青年团之邀，在广州发表演讲，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用赔款买去许多留学生；军阀养一班政客策士压制我们，试看他们的组织何等精密！他们决不单靠兵力扰乱或侵略；财政上、外交上、交通上、教育上处处都是他们的剥削手段，仇敌已然有如此大的力量，我们平民的力量却还有限。他们有枪炮，有军队，有警察可以指挥，最后一着便是武力解决。我们如果不将国民党办好，使成为一有力量的团体，去和列强军阀对抗，三民主义是永远不能达到的。”在这里，瞿秋白深刻地阐述了军队对政权的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说明没有一支革命的军队，革命便不可能成功的道理。
从死寂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来到新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异邦，瞿秋白顿感耳目一新，思想与认识大进一步。尽管新兴俄国困窘得犹如西伯利亚荒原的酷寒，瞿秋白却透过死沉沉的严冬的幕帘，窥见了遥远未来的春意和繁花似锦。他由衷地体察到苏俄是世界的希望和榜样，也是中国的希望和榜样。瞿秋白已经把眼光从东方的出世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转向了一个时代的斗争中心——新兴的俄国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到达莫斯科10天后，正值全俄华工大会召开，从俄罗斯各地来到这里参加大会的华工代表近200人，瞿秋白在大会上发表即兴讲话，介绍国内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激起了与会华工的爱国热情。
与云浮人普遍的鹰鼻深目不同，中州人的五官更加圆润一些，皮肤也更加白皙，初见之下觉得怪怪的，但细细打量，便会觉得十分耐看，带着一种温和的美感。
研究俄国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和俄国社会，需要从研究俄国文化入手。瞿秋白对研究俄国文化饶有兴趣，特意参观了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术馆，会见了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为了了解苏俄的教育事业和东方文化问题，瞿秋白前往克里姆林宫，访问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告诉瞿秋白一行，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立即着手进行学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无产阶级文化。由于战乱频仍，非共产党人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怠工，使文化教育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方面取得可喜的进展，因此欧美各国对于苏俄革命后学术文化上的进步，非常之感兴趣，都想来研究。
正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瞿秋白才敢于在中国记者《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中充满自信地说出：“我们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虽然他也深知，“中国人民几乎完成不了解你们新的社会建设的进程”。他在《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中曾作过这样的概括：中国工人阶级之所以遭遇悲惨，“这一切都是由于愚昧，他们不懂得如何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和政府进行斗争。中国工人有两个缺点：一、老工人为了讨好包工头，千方百计剥削工人，悔（侮）工人，因此出现了工人压迫并剥削自己工人兄弟的现象；二、同乡会制度造成了某一地域的同乡工人垄断一定的行业。在同一行业而籍贯不同的工人中经常发生斗殴，特别是当行业之间竞争的时候，中国资本家尽量利用工人的这些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瞿秋白也看到，“1919年5月4日发动的中国学生运动，多少唤起了中国的精神力量，现代中国青年知道，新思潮已经涉及到中国，未来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瞿秋白坚信，“谁能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呢？只有已经觉醒的中国青年，或者是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者”。
从苏俄的发展变化，瞿秋白想到自己的祖国，在文中他希望“中国人亦应当一用心”，考虑走什么样的路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他说，对于中国，“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啊”！这期间，瞿秋白发表了一系列新闻报道，意在通过真实地介绍苏俄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的现实情况，唤醒中国人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信念，走苏俄之路，改造中国才有希望。1921年2月27日，瞿秋白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一期发表《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详尽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境遇，指出，“中国真实的状况是：我们的人民由野蛮的军阀和卑鄙的官僚统治着，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福利，而只是考虑自己的私利。在中国由于军阀官僚的压迫，不仅无产阶级，甚至知识分子也蒙受难以描述的苦难”。瞿秋白认真分析世界革命形势，认为美国人“鼓吹的国际联盟，对落后黑暗的中国是毫无帮助的”，而苏俄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主义性质，而且具有国际主义性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幸福，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幸福。你们说过：‘世界应当属于劳动者’。我们将竭尽全力去取得彻底的胜利。希望由于你们的努力，全世界人民将觉醒起来”。瞿秋白特别提出：“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希望享受人类的幸福，难道不应该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吗？但是，他们在能够进入战士的行列之前，需要你们的帮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中国人老早就听到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未能起来响应。要知道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尽管处于恶劣的环境，但是还没有觉醒。为什么？因为没有知识，没有组织。他们需要别人来帮助。谁能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呢？只有已经觉醒的中国青年，或者是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但是目前在中国，社会主义者还很少。可以说，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还没有开始。我们完全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因此，我们来到了俄国。我们当中，大多数是学生，都真诚地希望为人类服务，他们来俄国学习，为的是使自己回国后能够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帮助。”瞿秋白期望在苏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是在苏俄期间基于对社会主义苏俄现实考察得出的，它表明瞿秋白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彻底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的这一思想得到同行的上海《时事新报》记者俞颂华、北京《晨报》记者李宗武的赞同，三人联名在苏联《消息报》刊登中国记者《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盛赞“全世界伟大的社会主义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天才学说里给我们指出了创造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文明的道路，你们正是根据他的学说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你们——俄国的无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你们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正在首先实现这光辉的思想”。
瞿秋白与杨之华
必须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
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1921年1月6日，瞿秋白就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为什么要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呢？因为，世界是发展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国情。1920年底，瞿秋白被派驻苏俄工作后，不仅大量地阅读翻译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还先后两次见到列宁。1921年6月28日晚，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列宁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瞿秋白以中国记者身份参加，目击了这次盛会。会间休息时，瞿秋白在走廊上遇见了列宁。看到这位举世景仰的革命伟人，瞿秋白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列宁亲切地指给瞿秋白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并简略地进行了交谈。在苏俄的两年中，瞿秋白以所见所闻，对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1921年，瞿秋白汇集苏俄革命前后的革命道路、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有关战略方针等，撰写完成《俄罗斯革命论》一书，展示了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领导广大人民夺取十月革命胜利和巩固政权的决策思想、革命实践。这一年，瞿秋白依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动的角度，观察、评述文学史上的不同文学思潮和流派，以及各时期著名作家及其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旨在从全局来说明局部，揭示各个局部的特色和地位，特别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发生、发展与社会前途、民族命运的关系，这是瞿秋白第一次系统研究俄国文学发展历史和各个时代重要作家作品的杰出成果，也是中国人早期研究和撰写俄罗斯文学史的最重要成果。此外，瞿秋白还先后撰写了《共产主义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等五六十篇通讯。在这些通讯中，他客观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军事、制度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中国人民，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事业之第一步”，莫斯科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心海中的灯塔”。
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印证了恩格斯早就说过的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也使瞿秋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浪漫派”即唯心主义倾向，“时时想超越范围”即脱离客观现实，在书斋里苦求人生意义的倾向。要克服这种倾向，应当“脚踏实地，好好地去实练明察，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他写道：“社会是整个的具体的……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元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西伯利亚旅行的教训，才使人知道大谬不然。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生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品，是极粗的现象。”这是瞿秋白苏俄考察得出的最重要的收获。在得到这一认识之后，瞿秋白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考察革命后的俄罗斯。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学习与信仰，与偶像崇拜和教条迷信不同。他总是周密调查和深入思考，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不是简单地下结论。这就是瞿秋白所说的“世间的‘唯物主义’”。在他所著《赤都心史》的最后两篇，从哲学的方法论上作出归结。他说：“现实是活的，一切一切的主义都是生活中流出的，不是先立一理想的‘主义’……真正浸身于赤色的俄罗斯，才见现实的世界涌现……”
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经济问题是瞿秋白考察的重要课题。1921年3月8日至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的主题是解决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面临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问题。会议认为，革命胜利之初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正确的，它帮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挺过了国内战争的危机。但在1920年底俄国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继续加强，引起以农民为代表的广大老百姓的不满。农民苦不堪言，普遍抗粮不交，粮食的征收不得不动用军队才能完成。这一严峻形势促使俄共中央和列宁认真研究由适合国内战争的政策，过渡到能够实现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政策的途径。会议认为，在战争已经结束并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以后，已经没有必要把因帝国主义列强封锁而造成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保持下去了。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实行的余粮收集制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而应该用粮食税代替它，使得农民有可能自由处理他们自己生产的部分余粮，活跃商品流通，改善城乡供给，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后来被概括为新经济政策的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他认为这次大会是“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代”，其标志之一是采取新的经济政策，即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和发展商品流通，适当利用外国资本，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加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会刚一结束，瞿秋白就写了长达3万余字的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代表大会》，在北京《晨报》连载了27次。文中称赞苏维埃俄国的民族政策“确为世界上开一新纪元”，称赞苏俄政治“不失为一种贤人政治”，“共产党人的办事热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觉悟的领袖，那种忠于所事的态度，真可佩服”。他热情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说共产主义是“无国界”“自由平等”的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共产主义学说在苏俄的逐步实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桩伟大事业，是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的一个目录了”。
——瞿秋白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1921年1月）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大数据科学技术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并被誉为继经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之后的第四大科学范式。并随着数据采集、分析和可视化技术的突破，以海量数据呈现为基础的新型城乡规划更为正直观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有必要以数据分析为线索，重新整理现有教学的框架、内容、教学方法，以更好的教书育人，为新时代的城市建设培养优秀人才。
（4）注射时间不统一。虽然县乡兽医站会进行防疫疫苗的统一发放，但是具体的注射时间由牧民自己决定，因此易出现注射时间参差不齐的现象。有的牧民不重视疫苗的有效性和疾病发生的规律，待夏天进行注射时，疫苗无法发挥实际的作用。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农民运动也在广东兴起。面对中国工农革命斗争的新形势，1923年1月31日，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发表《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从政治上新旧两大营垒的斗争入手，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一部分是士绅阶级的，是以议员、政客为职业的旧的知识阶级，他们是“社会赘疣”；另一部分是经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薄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知识阶级”。新型的知识分子应当知道，他们是“受用生产的剩余——劳动贫民的血汗，方能有此‘知识’来代表文化，他应当对于劳动贫民负何等重大的责任！何况在此新旧潮流冲突的时候，中国社会生死存亡的关头！”新型知识分子应当做“社会的喉舌”“平民的先锋”，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工农群众联结一起，以工农群众为革命的主力军。在革命高潮到来，不少知识分子彷徨于群众斗争之外的时候，瞿秋白阐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宣示了他的政治立场，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认识成果。
此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亟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并把这些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探索出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作为一名早期共产党人，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独创性地找出一条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道路，瞿秋白面临着巨大的理论与实践挑战。瞿秋白曾用“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来描述当时他的心理状态。他说：“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知道自己是很不胜任的。然后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他还说：“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这是瞿秋白对自己也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家提出的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他自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力求严格遵循这一方针。1923年6月，瞿秋白参与到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中，并负责起草党纲草案，参加党章的修改工作。在讨论起草党的文件会议上，瞿秋白发言指出：“虽然资本家来自封建阶级，但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没有无产阶级参加，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会成功。”“尽管现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将会革命。”“不要害怕资产阶级的壮大，因为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在壮大。”“我们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这些意见是瞿秋白回国后思考国共合作问题的一个总结，他赞同了马林、陈独秀等人的基本正确意见，并体现在三大党纲草案中。瞿秋白在三大上的表现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称道。他在致信越飞时这样写道：“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想在国民党内引导这个政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最早认识到掌握军队的重要性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早在1920年4月11日，瞿秋白发表《谁的利器？La greve,le sabotage,谁知道呢？》一文，指出：“可怜！农业国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御底方法呢？”开始思考怎样抵抗军阀等的欺压，并提出对资本家可以通过罢工、怠工进行抵制。这里虽然没有给出对付反动军队的办法，但却提出这个命题。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中指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共产国际这种表述的内涵，在当时的“世界革命”大背景下，在季洛维也夫、布哈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识中，主要是指国际无产阶级的“指导”，尤其是共产国际的“指导”，而不是指在他们看来尚不是“独立社会力量”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更不是指由中共去领导孙中山及其国民党。9月23日，瞿秋白发表《自民权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第一次介绍马克思的《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怎么办》等著作及其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权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所有遏制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劳工阶级的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那么，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从这段论述来看，瞿秋白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要点是，自觉地去力“争”无产阶级的“指导权”。这是中共党内当时尚未充分注意甚至尚未明晰认识到的。
瞿秋白同志就义处
为什么要远赴莫斯科呢？临行前他向送行的朋友倾诉自己多日的思考：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我现在有了我的俄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以（《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就这样，瞿秋白从天津踏上北去的列车经长春、哈尔滨于1921年1月25日抵达莫斯科。
（5）为了解决凝结水顶部浆液脱水引起的凹陷，在注浆结束后立即在射流孔内进行静压灌浆，直至孔内液面不沉降。
1926年春，北洋军阀制造了北京大屠杀事件。由此瞿秋白认识到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他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造成武装革命的必要条件。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时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而“决不能避免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阀大规模的战斗——革命战争”。他提醒全党：“所以造成革命军队的必要，我们应当真切的认识；而造成革命军队的可能，我们应当尽量的应用。”“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尽力宣传，打破伪和平的幻想；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应当因此而更加积极准备，以免政治上宣传上战略上的临时疏忽，弄得失败而延长中国革命的难产。”
瞿秋白的这些正确意见没有被陈独秀所接受。1927年2月，瞿秋白再次撰写了《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书，鲜明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吗？”“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在党内率先展开了对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尤其是忽视军事工作的尖锐批评。在党的五大，他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书，书中的观点引起一些代表的共鸣。五大闭幕的当月，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提出：“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8个师或10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指示电告诫中共中央：“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5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
陈独秀此时却借口困难而裹足不前。他说：“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影响陈独秀发展我党武装的真正障碍是他仍对汪精卫集团抱有幻想，寄希望于依靠汪精卫集团和唐生智的军事力量进行东征，而不想因这个问题与汪精卫集团产生新的矛盾。陈独秀既不认真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又不接受党内同志的正确意见，自己还提不出应对危机的可行办法，这就导致局势不断恶化，而改变这一错误领导就成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紧迫任务。6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两次致信斯大林，提出“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共产党领导机构”，“从政治和组织角度彻底改变这里的领导”。7月，斯大林表示，中共“现时的中央软弱、混乱，政治不定形和业务不精通”，“召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最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7月8日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两天后，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
帧内误比特率Pb也可以由当前链路的RSSI估计出来.本文经过大量实验得到了RSSI-Pb的关系模型，其中40MHz带宽下单流和双流RSSI-Pb关系如图8所示.在固定的MCS下，每个MCS都有一个RSSI窗口[a,b]，当RSSI ≥b时，RSSI超过窗口上限，则对于接收端来说，投递率接近100%，意味着没有数据帧出错，则误比特率Pb为0；当RSSI≤a时，RSSI小于窗口的下限，则对于接收端来说，投递率为0这时候链路状态最差，即误比特率Pb最大.RSSI在窗口内时，则可以根据拟合的曲线初步估计出来，然后再根据实际测得的值进行校正.
7月12日夜，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关于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指示。会议决定陈独秀停职，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不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从此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
(2) 土体类型。试验用土分别取自福州三个施工工地，经过室内试验测定分别为：残积砾质黏性土、残积砂质黏性土以及残积粉质黏性土，其黏粒含量分别为：砾质黏性土27.7%，砂质黏性土33.1%，粉质黏性土43.4%(颗粒分布如表1所示)。试验模型土层密度按照土的天然密实度(ρ=1.91 g/cm3)，采用击实法分层击实成型。
在革命生死存亡关头诞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却没有选出党的总负责人。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带着瞿秋白秘密离开武汉前往庐山商讨挽救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几天后，即将离任的鲍罗廷已认定“瞿秋白是新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合适人选。两人在庐山商讨一周后回到武汉，鲍罗廷向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详细交待后，瞿秋白即加入并主持中央常委会的工作”。
中共中央赋予瞿秋白的一项重要使命是主持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在历史转折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向全党做出正确的回答。瞿秋白与李维汉、张太雷等人一起，紧紧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筹备工作：一是清算陈独秀右倾错误；二是制定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三是选举产生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全面系统地清算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由瞿秋白执笔起草、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从9个方面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将其概括为：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在革命武装问题上，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纲领来解决土地问题。会议决定了应对危机的总方针。瞿秋白在《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提出了今后大力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强调“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同时点燃各地“农民要求暴动”的火线，造成工农革命。这次会议根据瞿秋白的报告并吸收与会同志讨论的成果，第一次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并把土地革命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对瞿秋白这一历史贡献，中共中央评价他“是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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