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慈母”“三春晖”，或者再文雅点的“萱堂”“令慈”这样的尊称不怎么联系得上。当然，她有时也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方面确实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不是握针，而是擦枪——一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她擦拭了一件又一件，再嘁里咔嚓组合起来，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手枪又握在她的手中——她是与共和国一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她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1949年，她已成为陕县公安局的副局长。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所以，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儿子。因为我淘气调皮好像永远长不大，因为我逃学不肯受调教，因为我诸门功课成绩都很“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当然，挨打的部位永远只有一处——屁股。打过就忘了，以至于我永远都以为，打屁股肯定补脑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妈妈。记得我第一次挨打，是一个秋天。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树，几个农民装束的人在树上摘梨，手里提着很长的麻袋，摘下来就装进麻袋里。我当时四岁吧，就站在树下，偶尔有落下的梨我就捡起来，飞快送进屋里塞进抽屉。如此往返，竟捡了多半抽屉磕烂了的梨。半夜时分，母亲开会回来，我（其实一直熬着瞌睡在等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拉开抽屉，说：“妈!我捡的，你吃!”
本次选择我院诊治疗的60例行手术治疗的老年骨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全身麻醉和硬膜外麻醉对老年骨科患者术后短期认知功能的影响效果。
母亲的脸色立刻大变：“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树上掉的，我捡的……”“掉了你就敢捡?”“他们（别的小孩）都捡，我也捡!”“你还嘴硬!”
品牌维护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品牌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会受到社会环境、图书馆所处机构的文化环境、读者需求变化等多方面变化影响而必须进行品牌定位调整。其实质是根据环境及读者需求的变化而重新去审视品牌的定位视角，从而影响推广活动的策划与设计。
许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当时那里还没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财主的院子。梨，恐怕是故意遗落下来的。地处伏牛山腰的这个小县城四周全被土匪包围，而城里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着预备蠢动，形势异常凶险……以后我还挨过许多次打，总没有那一次挨打冤枉，也没有记得那样真切。然而尽管被打，我从来也没有怕过她，时至今日想起来还不禁莞尔。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当时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访一下她，必能写出一篇意趣横生的文章。然而三十二年前，她就去世了，只留下这美丽的“假如”。
……于是开打。我的绝不认错似乎更加激怒了她，她将我从里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檐下……狠狠地照着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声惊动了所有的公安，他们拉着劝着，母亲才罢了手。
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可是翻看她的日记，连我这个“大有学问”的人也惊讶不已。母亲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文采也是颇生动的。那全是靠自学，一点一点啃下来的，写总结、写报告锻炼出来的。
她的刻苦、严厉，形成了她的风格。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义再加着一种顽强的执着与认真。从一个拈针走线、推磨造炊的农村少妇，到一个能打枪骑马、文武双全的职业革命者，她经受了怎样的磨难?
几年前，有位记者来访，问我：“你这样坚强的毅力，从何而来?”我说：“母亲给的。”
她去世时年仅四十五岁，现在还安静地躺在卧龙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
1947年，在伏牛山，一头狼半夜闯进我们的住房，她出去开会未归，只留我独自在家睡觉。我是被一声脆裂的枪声惊醒的，是母亲开的枪。她回来见灯熄了，没再点灯就睡下，听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声，反手向床下扣动了扳机……狼夺门而出，我们母子平安。但那次母亲哭了，她说：“万一狼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代?”
在我浩浩如烟的记忆里，尽管她聪明美丽，更多的却流露出“威严不可犯”的一面。
美国华裔作家伍琦诗2017年的力作《小小小小的火》一经面世，就好评如潮。小说讲述了女艺术家米娅，独自带着女儿，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日子，自由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当她到达西克尔高地这一现代“乌托邦”时，决定留下来。然而房东里查德森太太为了维护“乌托邦”的规矩和私人情感，费尽心思挖掘出米娅曾经的“污点”，借此将米娅母女赶走。随后房东小女儿在放火焚家之后离家出走，追随米娅母女而去。整部小说结构紧凑、充满悬念、内涵丰富、包罗万象，被《纽约时报》称赞为“极端、剧烈、炽热，令人心碎不已”。其多样的主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关于“追寻”的主题。
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为95.56%（43/45），高于对照组患者73.33%（33/4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0世纪60年代，我回家乡，父亲指点我去看母亲在家劳作的磨坊。石砌的墙上用炭条书写的字迹依稀可见，如“牛”“马”“羊”“人”“手”“口”……父亲告诉我：“这是你妈没有参加工作前练习写的字。”
她去世后二十年，我开始写作。盛暑天热饕蚊成阵，我用干毛巾缠了胳臂（防着汗沾稿纸），两腿插在冷水桶里取凉防蚊；写作困倦到极致时，便用香烟头炙腕以清醒神经。记者知道了，无不为我的坚毅感到震惊。殊不知，这两手是地地道道的家教真传，我毫不走样地学习了母亲当年工作时的风范!
她的勇敢传给了我。当后来苦难降临，我在井下掏煤被电击，一步一颤背水泥登“死人崖”，从爆炸现场赤脚逃出时；当我决意舍弃仕途从文时，我觉得我所接受的是母亲的伟大力量与丰厚赐予。
母亲有一种大漠孤烟式的苍凉雄浑气质，但我也能感知她细腻温情的一面。有时到后半夜，母亲会叫醒我，在我耳边轻声说：“宝儿，到街上给妈买一张卷饼，或者是火烧夹肉。妈饿坏了，也累坏了……去吧，啊?”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睡眼“跑腿”。偶尔一个节日，她会弄点菠菜豆腐汤，滴几滴香油，在火炉旁搅着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腾、香气回荡的汤里做“拨鱼”，头一碗一成不变是给我吃的。1960年困难时期，伙房里只要有一点细粮，母亲总是留给我们兄妹，她说：“我不爱吃白面。”这时的母亲，我常常觉得和那个举枪对靶、枪口冒青烟的她对不上号。
干公安的有句“切口”，叫“站着进来，横着出去”。命终于斯，或者是犯错误被赶出去，都叫“横着”。母亲没有犯过错误（当然是指一般性质而言），她终究是“横着”从这岗位（她死时是法院副院长）走向了生命的归宿。我已记不起她活着时休息是什么样子。无论什么时候我醒来，她都在工作，在写字。她犯病也是盛暑从乡里赶回，洗脸时晕倒的。半年后病不见起色，按规定要扣工资，她说：“这样歇着还领百分之八十的工资，我已经很不安了。”
她去世之后，我又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当我鬓发渐白、事业有成时，到“马翠兰之墓”前扼腕沉吟，我发觉母亲始终都在注视着我，跟随着我。
评价环节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检验，对其中共性的问题进行，进一步提高学习产出的质量。(李丽，2017)课程评价环节贯穿同学们整个写作单元的学习，其中有课前线上的视频观看记录、课堂参与以及课后作业完成得分。
（摘自《人生与伴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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