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虹人:如何应对我国第四代“婴儿潮”推迟论文

赵虹人:如何应对我国第四代“婴儿潮”推迟论文

摘要:我国在成立以来经历了三次“婴儿潮”。看似微乎其微的“婴儿潮”变化却能对中国未来十几年经济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第四代“婴儿潮”的消退带来的影响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第四代“婴儿潮”;人口结构

当前我国人口已经有30 年没有迎来“婴儿潮”。尽管我国总人口增速近10 年来相对稳定地保持在0.5 左右,然而人口内部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自1992 年以来的30 年间,中国的人口依赖率一直在下降,劳动力的数量优势日益明显。但是,自2010 年以来,中国的人口依赖率有向上发展的趋势,人口红利不断弱化。

圆环形连接通道的宽度为DR,DR/D的比例为1/3。热沉的微通道体积与热沉总体积的比例被定义为体积占比φ。

1.2.2 菌种复苏保存 将菌种按1∶100加入到LB肉汤培养基中,震荡培养过夜(37℃、220 r/min),取菌液按1∶2比例与50%的甘油混匀,封口膜封口,置于-20℃保存。另用接种环划线接种于LB琼脂板上,置37℃培养18~24 h,待长成单个菌落,封口保存于4℃冰箱。

我国人口变化以两个要素为主。其一,根据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示,中国65 岁以上人口占年末总人口的比例已从2008 年的8.25%上升到11.94%。我国出生率在上个世纪50-70 年代处于最高峰,而曾经处于高峰期的这代“新生儿”步入退休阶段。其二,我国15 岁到64 岁人口占比从2008 年的72.80%降至71.20%。在20世纪90 年代后,中国新生儿数量又一次呈现锐减的态势,因而迄今为止,进入劳动年龄的人数也随之减少。

这不难发现眼下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未来十几年会愈演愈烈,特别是“婴儿潮”带来的影响比较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三次“婴儿潮”,分别是1949-1958 年,1962-1965 年,以及1981-1990 年。倘若依据法定婚龄(男22 岁,女20 岁)推算,第四波“婴儿潮”会出现在2004 年前后,即使依据法定晚婚婚龄计算(男25 岁,女23 岁),第四波“婴儿潮”也该出现在2009 年前后。然而到目前为止第四波“婴儿潮”始终没有到来。

虽然第二个儿童政策得到了促进,但它远非口渴。因为第三代“婴儿潮一代”现在年龄在29-39 岁,进入后期阶段,即使有相干政策出台,也会有处于想生却不能的尴尬境况的群体。而我国将面临“15-64 岁范围的人口维持在低位,但“离开”15-64 岁范围的人口会加速增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90 年的68.55 岁增加到76.34 岁,这种现象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剧。这虽是个好事情,却也会加重老龄化的负担。为了更好的应对眼下乃至未来十几年的情况,提出如下建议:

一、人口才是经济增长主力

从综合测井成果(图3)来看,本钻孔深度较浅,岩性组成比较简单,基本以松散层(黄土和粉质黏土)、泥灰岩及溶洞组成,在泥灰岩层段除了溶洞以外,其他部分破碎比较严重,少见完整岩石。

目前,中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与发达经济体很接近,甚至比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要高出许多。为了使得债台高筑的问题得以解决,中国在过去三年中开展供给侧改革。过去两年钢铁和煤炭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因为供给侧改革而有所下降,然而中下游许多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不减反增。因此,政府应加强需求方政策的刺激,促进经济发展。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将在未来十年面临,即长期人口转折点与房地产泡沫之间的相互作用。2008 年之后,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大幅增长,这也是第四代“婴儿潮一代”依靠“六个钱包”买房的阶段。这是因为二代或三代“婴儿潮一代”的钱被用来买第四代“婴儿潮一代”的房子。因而使得两代“婴儿潮一代”在未来十年左右退休养老金的数额大幅加剧,而大部分资产都用于投资房地产。房价泡沫又一次处于高水平,经济增长率受劳动增长率的影响趋于下降。为了支付养老金,出售资产的需要导致资产价格下跌和一系列问题。

二、加强需求端管理政策刺激

生产要素决定长期经济增长,而短期经济收到需求方管理政策的影响更多一些。在经济低迷期间,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资产泡沫的扩大很大程度的受到需求影响导致的。反过来,它促进了经济波动,最终实现了刺激市场的目标。

按照经济学理论,“长期经济增长是由生产要素决定的。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影响着长期经济增长。”在各种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是最重要的。在生产率固定不变的前提里,只有人越多,产品,需求都会水涨船高的随之增多,GDP 总量就越大。此外人口还将通过创新来刺激经济增长。

一方面,青壮年人口作为创新主体的主力军。该结论是依据NBER 统计,美国35-60 岁人口的专利持有率远高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专利持有率。然而创新相关活动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表现先增后减的趋势。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创新产品市场的规模与创新活动的数量都会随之变多,这会大大加强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正如,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在中国发展迅速,但在欧洲很难发展。

三、深度改革开放才是出路

中国长期劳动力增长率所决定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过去10 年政策刺激所带来的其余问题和风险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只有做到深化改革和提高经济效率才是减轻积极负担的唯一出路。

结合最近的政策立场,未来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弱势刺激和强有力的改革。首先,改革开放40 周年讲话中提到,“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不容易。未来,我们将面临这样的风险挑战,甚至遭遇难以想象的风暴。”说明政策层清晰的认识目前面临的问题。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南通长期不通,使得南通经济腹地范围偏小,经济辐射能力偏差;二是各大物流园区、港区各自为政,从而导致运送规模偏小,规模效益难以实现;三是由于缺乏对货物集装箱化专门研究,货物集装箱转化率低。这些原因都限制了集装箱联运货源量,也难以保证有稳定的货源,从而限制了集装箱多式联运的发展。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大部分都侧重于改革,开放和高质量的增长。与此同时,服务业和创新等新兴产业的支持将增加,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通过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力度和保证高质量的增长水平,我们可以很好做到对冲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婴儿潮推迟到来的背景下更好的应对外部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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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下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商学院,2017:1-146.

中图分类号:C924.7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9)024-0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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