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革命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已经被历史遗忘。然而，考察这些人物的生平、经历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历史所遗忘。
从一份名单和一封电报说起
先看这份名单：
陕北各级共产党首领调查表（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
陕甘工作委员会：
主 席：赵仰普
副主席：刘子丹
赵通儒还留下一份没有注明时间的《自传》，从内容上看应该是1951年所写，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1962年回到子长后，他又写了一个《自传》的开头，从1910年出生写到1918年，极为详细，主要是社会学内容，将清末明初陕北社会的各个方面做了生动完整的记录。他在另一个笔记本中也留下一份自传性的文稿，比前一个自传简略得多，年限则下延到1924年冬在四师读完第一学期。这两份资料的价值，更多体现在社会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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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风险导向型的内部审计工作还在初步阶段，很多信息资源还不够成熟，就算经济全球化不断升温发展，现代风险导向的内部审计模式也是会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持续下去。不论是从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环境考虑，还是为企业的发展局势考虑，这种新型的审计模式势必会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利益和价值。
“在‘双联’活动中，群众反映的多是小事、琐事，但小问题里含着大民生，要把解决群众的所思所盼作为‘双联’工作的目标，积极反映民意，督促解决问题，办好民生实事，这是一名人大代表的职责所在。”县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桓台分公司总经理刘刚深有感触地说。县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件件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使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有了更多的成就感，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组织部：郭鸿恩
宣传部：马济民
……(见陈言著《陕甘调查记》第二章“陕西政治”第八节“陕西之红军”，第84——85页。北方杂志社1937年3月15日出版。)
1951年到1952年底，赵通儒在西北局党校休养，一边养病，一边读书，留下了大量资料。1952年6月13日到10月15日，他系统、完整地重新学习了一遍中央书记处重印的延安整风重要文献集《六大以前》，在全部199篇文章的每篇之后，都写有长短不一的笔记，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文章进行分析，满满记下两个笔记本。这些《读书笔记》中，保留下来大量党史资料，许多内容与观点闻所未闻，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如第28篇《中国革命之前途》的笔记，全文7千余字，全部是陕北党史方面的内容：“西北关于创造强大政党的思想，开始于1924年秋天。西北党内很早就有了培养领袖的思想与行动，党的领袖培养李子洲，军事领袖培养许权中、刘志丹、谢子长。陕北则自1928年起坚决培养谢、刘为军事领袖，谢死之后，培养高岗作政委，刘志丹作军事领袖。”第62篇《军事运动与革命》的笔记，阐明了西北党的军事运动思想，记录了1920年到1931年陕北军事斗争领域的发展脉络。第148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的笔记，记录了1924年夏秋到1926年底西北地区党与团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简略历史。笔记中最重要的一篇，是读毛泽东《中国社会分析》的笔记。这则笔记不像别的一样点评原文，而是单独写了一篇深入剖析清末民初陕北社会各阶层、各阶级状况的文章，共五章，约1.5万字，涵盖了当时陕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当时情景，历历在目，跃然纸上，为研究陕北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堪称社会学领域的杰作。
再看这份电报：
“trapped”与“dragged down into”都作“thewhiteman”的过去分词状语，白人被历史所困，白人被拖入非洲野蛮的泥沼。原译却将省去了“困”，将“拖”的对象处理成非洲。建议改为：
座谈会由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樊为之（中）主持。
这份电报出自国民党军第51军司令部1935年11月26日《阵中日记》，记载的是1935年11月21日，蒋介石、张学良联名给东北军51军司令部发来的电报。(见《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分）》第274页，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这份电报说明，1935年11月前后，在蒋介石、张学良的心目中，赵仰普是陕北共产党的重要首脑人物。
现代服装设计中创新应用传统文化元素与艺术价值，第一个必要性体现在，这是现代服装设计创新突破的需要。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传统文化为当代的服装设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设计思路和设计理念，面对着当前高速发展的时代和服装设计行业的加速更新和变革，行业内部的更新换代以及行业内部的竞争也愈发的激烈，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现代服装设计师在日常工作的过程当中所需要巨大的灵感，而这些灵感则必须是要适应市场的，有可落地实施的价值的，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从传统文化当中吸取营养就显得非常必要。
赵通儒党史资料的体裁类别
1954年1月13日，赵通儒收到中宣部党史资料室编辑出版的《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后，随手列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提纲，计划写12个题目的党史回忆性资料：
1、绥德特支及地委的培养干部；
2、西北辛亥革命后之各种革命活动；
3、1924年以后之西北；
4、西北党内的争论；
5、西北党的发展；
6、西北团的发展；
据表3可知，2006-2016年日本的农业总收入中来自农业支持政策作用的占50%左右，相对于美国、巴西和中国，日本在比值上有绝对的优势，说明日本农业生产者的收入近一半来自政府的农业补贴支持，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障。同时可以看出，除开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中国生产者支持估计百分比整体呈现上升的态势，由2006年的11.5%上升到2016年14.5%，农业收入依赖政府财政补贴的程度加深。
7、西北工农兵运发展；
8、西北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
9、我记忆中的李大钊；
目前很多境内企业都采取返程投资、红筹回归等方式扩大发展规模，容易造成境内实体企业与境内外多家公司股权关系复杂，也易对境内实体企业的公司治理、生产经营、债权债务等造成较大影响。2005年，山水集团为筹备香港上市,在香港注册山水投资，山水投资又与外商合资组建香港山水。同时,根据香港红筹上市要求,香港山水又设立先锋水泥,由先锋水泥全资收购山水集团。2008年7月，在开曼群岛注册的香港山水控股母公司——山水水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由于这类企业在境内向商业银行贷款，或直接在银行间市场发债，而控制权却在香港或其他地区，如出现股权纠纷不易协调解决，对境内金融稳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10、我记忆中的瞿秋白；
11、我记忆中的西北的一些烈士；
12、从陕北角度中看到全国革命过程中的种种。
后来，他在实际撰写时，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提纲，基本史实也远远超出了这些内容。
林 彪 杨 森 徐海东
赵通儒遗留下来的西北党史资料，不仅内容丰富，体裁也十分丰富，回忆录、自传、笔记、书信、日记、申诉材料、外调材料、人物传记……应有尽有。
一、回忆录
赵通儒撰写的党史著作，最重要、最完整的一部，首推《陕北各县早期党史资料》。现已公开出版，书名改为《陕北早期党史资料》。
1956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全国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活动。赵通儒积极响应，开始撰写军事斗争方面的回忆录。1957年2月1日，他写出了反映自己亲手创建的西北军委警卫团战斗历程的回忆录《警卫团》，约8千余字，并于次日寄给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同志，请他转给《星火燎原》编辑部。在此前后，他还写出了另外两部长篇回忆录：《解放瓦窑堡的前前后后》，1957年2月15日至5月10日写完，约6万字；《在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延安》，1957年1月30日完成，约3万字。这3篇回忆录，堪称党史学界罕见的杰作。这些作品，后来并没有在《星火燎原》丛书中发表。1962年，西北红军战史编委会在编撰《西北红军战史》时，派人赴京抄回大批史料，其中就有这几篇。这几部回忆录，都在《延安文学》上公开发表了。
赵通儒的后半生放言无忌，但从不会落井下石。他对高岗始终抱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1954年10月20日，赵通儒给张秀山与高岗写信，致以诚挚的战友的敬意。张秀山此时被视为高岗手下头号干将，荣登“五虎上将”之首，正经受着严厉地批判。在这天的日记中，赵通儒还在为他俩担忧：“给张秀山、高岗各一信。此时正在全国喊打喊斗，他俩精神上负担可能很重，我信只是慰勉，希仍继续努力勿懈勿自馁，人生途程，各事皆经，须自努力。”此时的他根本不知道，高岗已经弃世一个多月了。1956年3月29日，赵通儒写出了近8千字的《高岗问题》一文，次日寄给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并请他复制后转给在京的李富春、李卓然、马明方、贾拓夫、李维汉、刘澜涛、郭洪涛、习仲勋、马文瑞等参看。在批判高饶反党集团进行得最为严峻的时刻，在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肃杀气氛中，赵通儒在这篇文章中竟还直言不讳地为高岗及受到高岗问题“株连”的人开脱。这种态度，让人感慨万端。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我的看法，高岗是一个政治上的醉汉，自己要喝酒，也有人爱给他斟杯换盏。阿附高岗的人，更不必深究。中国之大，吃什么饭的人也应有。否则，显得中国共产主义的肚量不大，马列主义到了中国就内容贫乏。”
据《新生活日记》记载，赵通儒写过很多党史资料，如1956年4月26日写成的《瓦窑堡》，1957年2月6日、7日写的《军运材料》，2月13日写的《两天三个胜仗》。这些资料，目前还没有收集到。
“奉蒋总[司令]张副司令马[21日]电，据报，安定望瑶堡近成立伪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系赵仰晋[普]。赵为北大学生，新自北平来，沿途以考察陕北匪情为名，要求驻军护送，迄未发觉，等情。查兵[赤]匪惯用此等欺骗手段，各地驻军长官易为蒙蔽，希饬所属注意为要。等因。当令各部队饬属一体注意。”
1959年3月底，赵通儒应邀为母校绥德四师写下一系列回忆资料，共8篇，7万余字。这些资料，从四师沿革到四师人物，如校长教员、最早的十名党团员学生、著名烈士、党国要人、重要来宾，再到党在四师的一些活动，全面完整地介绍了四师这所西北革命策源地的情况。这部分资料，也在《延安文学》上发表了。
建筑群体的布置是否合理，对冬季获得太阳辐射热和夏季通风降温非常重要。如建筑选址上，建筑用地不宜选择在洼地、山谷等处，应该选择在向阳、避风的地段上，为建筑物争取日照创造必要的条件。结合建筑用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及建筑物的使用功能等，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结合人的行为活动特点，建立一个自然——人工生态平衡的系统，降低太阳辐射、增强建筑物的通风效果，利用建筑楼群的合理布局，在节约土地资源的前提下增加建筑物之间的间距，既争取日照，又能合理组织气流，从而使建筑物与空气的热交换增加，降低建筑能耗。
1962年秋，陕西省革命博物馆派三个人组成陕北调查组，专程到子长，找到赵通儒家里，请他写革命史料，并列出了“党在西北的发生和发展”、“武装斗争”、“政权斗争”三个题目。赵通儒当时生活条件很差，纸、笔、灯都非常困难，本来不想答应，但见他们来意诚恳，又是为博物馆找材料，便答应了。到12月份，就写出了15万字左右。三人临走时，带走了三四万字。这部分史料，现在只零星见到一些，大部分没有收集到。
杨 琪 叶剑英 彭德怀
二、自传
赵通儒写过不少自传体史料，最主要的有两篇：《四次出入监狱经过》和《党员干部简历表》。其中，《经过》共1.2万余字，对1929、1931、1935、1946年四次出入监狱的完整情况做了详尽交代，完成于1950年12月10日至15日，1951年7月4日上交组织，作为接受组织考察的资料。他在“前言”中豪迈地写到：“私愿解决一个党内如何叫叛党的问题。也供给党内了解敌人的顽固和我们的顽强在各个革命时期各种具体条件下的实情能做到如何程度。革命职业家踪迹：战场、会场、监狱、图书馆、办公室、医院、休养所，及其他一切公共场所，无不有其可歌可泣永资留念之血汗与心力结晶。敌人并没什么可怕。”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职业革命家的真实写照，至今读来，都让人备受鼓舞。
《简历表》是1954年填写的，表格由中组部制作。在8张16开纸上，赵通儒密密麻麻写下2万余字，每个字仅有小米粒大小，却非常清楚，一个笔划都不少，显示了长期从事秘密工作锻造出来的过硬功夫。这份史料内容极为丰富，是他的所有史料中价值最高者之一。其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是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解释了陕北之所以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个根据地的秘密。赵通儒认为，党在陕北能够长期存在，并一直坚持到1933年底土地革命大爆发，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1927年春大革命高潮时没有公开党的绥德地委领导成员的身份，这就使得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对陕北党组织的破坏，还没有到不可恢复的地步，虽然绥德、榆林、延安3个地委的领导人被赶走或离开陕北，党组织星散，但最了解党在各地情况的赵通儒没有暴露，他只身奔走陕北各县，重新将党的组织串联起来，为以后成立陕北特委，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与干部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陕北各县代表大会》一文对此有详细记载。二是1927年春，中共绥德地委在赵通儒建议和具体操作下，利用杨明轩担任陕西省教育厅长的机会，把陕北23县的教育局长全部换成党团员，从而掌握了陕北的教育权。此举使得陕北的共产主义运动，既有了革命阵地，又有了经费和干部，更有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尽管在漫长而残酷的斗争中，大浪淘沙，早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脱离甚至背叛了革命，但坚持下来的优秀分子，在实际斗争中，完成了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转变，思想认识、理论水平、组织能力、工作能力都得到了提高，成长为革命的领导者，并培养了数量更为庞大的工农干部实现了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汇成革命巨澜，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创建了强大的红军，形成了巩固的根据地，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赵通儒以终身从事革命的亲身经历总结出的这两个原因，是地地道道的一家之言。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学说进入陕北已近百年，从没有人发现或指出过这个秘密。类似的独家之言，在赵通儒的材料中比比皆是。
依据美国通用会计准则，R&D中的“研究”是指发现有助于开发新技术或产品的调查或研究。“开发”是指将研究发现转变为新工艺或新产品，或利用其对现有工艺和产品进行重大改进的活动[2]。根据中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六号—无形资产》规定，企业应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支出，项目研发阶段的费用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委 员 ：谢浩如 毛泽东 高 岗
三、笔记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本书整理者魏建国介绍赵通儒陕北党史资料概况。
目前收集到赵通儒的几个笔记本中，也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1949年2月底，赵通儒从榆林出狱，3月2日回到延安，5日就开始记笔记，6月8日与西北局马文瑞等同车奔赴西安。他把这段时间内的笔记命名为《回延笔记》，其中从3月5日至3月30日，记录下了43则零散史料，命名为《小记忆》。进入西安后的笔记则命名为《西安杂记》。此外，他还留下一个无名无时间的笔记本，从内容看，也是在1949年至1950年初。在这个笔记本中，有两封写给毛主席的书信原稿，有写给马鸿逵、高桂滋等书信的原稿。还有1949年底在东北疗养期间，先后撰写的李子洲、谢子长、王懋廷、白明善、乔国桢、焦维炽、霍世杰、蔡楠轩、孙兰馥等西北著名英烈的传记，以及强世清、强龙光、白雪山、胡廷俊、杨重远、周常应、毕维周、赵景隆、鲁学增、高鹏飞、张友清、王兆卿、白锡龄等数十篇烈士小传。
在这份名单中，“赵仰普”即赵通儒，“刘子丹”即刘志丹，“谢浩如”即谢子长，“郭鸿恩”即郭洪涛，“马济民”即马明方。这份名单尽管不尽准确，但把当时在陕北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基本都涵盖进去了。最令人惊讶的是，其时，在国民党方面的印象中，陕北共产党的头号领导人，既不是刘志丹，也不是谢子长，甚至连毛泽东都不是，而是赵仰普——赵通儒。这至少说明，当时，在陕北，以及在陕北以外的国统区内，赵通儒的名气与影响，确实很大。这也说明，赵通儒当时在陕北的地位，可以肯定是属于领袖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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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信
现在收集到赵通儒的书信约有五十余封，写信的对象，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高岗、彭德怀、陈云、李富春、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乌兰夫、罗瑞卿、张秀山、贺晋年、吴岱峰、杨林、李仲英、甘泗淇、张际春、张德生、赵伯平、高克林、安子文、史良、张治中、孙蔚如、马鸿逵、高桂滋、邓宝珊、左协中、高凌云、贺平山、邓国忠、赵生仁、于占彪、赵仰概等。在这些书信中，也留下了丰富的党史资料。
1949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日，赵通儒正在东北疗养，给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8千余字长信，郑重建议，用“毛泽东主义”代替“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彭总在信件首页写下一段批语：“此材料中讲了一起中国伟大、毛主席伟大，并应叫主义，并反映到有人不提毛主席只讲联共党之不对。”1950年3月18日，赵通儒从东北回到西安后，又给彭总写了一封万字长信，内容主要是申诉，记录下西北党史上的许多接近失传的史实，提到了谢子长、刘志丹、高岗、郭洪涛等很多情况。这两封信，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50年7月，赵通儒给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申诉自己在党内长期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7月19日，总理办公室将信中关于个人历史问题部分的原件拆出，批转给中央组织部干部处研究处理。这封信中也保存下很多几近失传的史料。
1964年8月14日，赵通儒给辽宁复县县委的复信，堪称一份我党经营瓦窑堡的简明历史，厘清了很多历史事实。
1982年，邓聚龙教授创立了灰色系统理论［6-7］，之后灰色系统理论被不断发展完善，在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应用［8］。一方面灰色关联、灰色统计、灰色预测、灰色控制、灰色评价等基础理论被逐步完善，另一方面灰色系统理论与其他领域交叉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如灰色博弈［9-10］、灰色粗糙集模型［11］、灰色神经网络模型［12-13］等。灰色系统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其主要研究的“小样本不确定”灰色系统在客观世界是普遍存在且难以回避的［14］。本研究采用灰色聚类评估模型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方案进行评价。
1965年9月下旬，赵通儒给中共西北局副书记高克林写了一封1.3万余字的长信，是他所留下的50余封书信中史料价值最高者之一。信中写到三十年代初大批陕北青年学生到平、津等大城市学习、工作，构成了北方局干部队伍中的中坚力量，是中共党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内容，几乎从未有人提到过这段史实。信中还写到渭华起义失败后，高克林、向孝兹、李锦峰等关中干部转移到陕北，如何安置这些干部，特委领导人中发生的激烈争论。这些史料都十分罕见，填补了陕北党史上的大段空白。
赵通儒的书信，择要在《延安文学》上连载了7期，从2013年第6期到2014年第6期，共发表20封约7万余字。
在文化保护视角下对乡村进行改造，可以加快乡村建设的步伐，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日记
1953年7月31日，赵通儒在西北检察分署正式工作后就开始记日记，从此一天不隔，坚持下来。目前收集到的日记本共有16册，第1册到第15册完整保留，缺16、17两册，再有第18册（1959年2月1日至3月31日）。这些日记中，也保留下来大量史料。如1954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很多党史资料，南梁堡，打横山，解放瓦窑堡，并指出了高岗主导的《陕甘宁边区简史》中的失实与遗漏之处。再如1956年5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与西北俄文专科学校（今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校长王云风等人谈到，党中央、毛主席来到陕北后，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展与壮大，东征，西征，双十二，捉蒋。1957年1月30日的日记中，分类记下了许多名单，有清涧起义前石谦部队各连连长名单，谢子长连安定籍官兵名单，1924年去河南参加国民二军的陕北人名单，我党先后打入高桂滋、杨虎城、黄埔军校、南京军校的人员名单等。1957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写到了1930年到1934年北京西老胡同15号延安会馆的情况，富县李允文在里面给北方局刻蜡版，范文澜曾与李允文在那里往来。陕北人都在会馆里活动过，造假文凭，找代考学校，传消息，找关系等。当月19日的日记中，记录了陕北特委早期活动的很多情况。
六、申诉材料
赵通儒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不断申诉中走完生命历程的，写过很多申诉书，其中也包含有不少党史资料。在1958年3月18日至31日《参加整风会议发言提纲》，1959年1月10日《意见说明书》，1959年3月20日《关于1935年处分是错误的说明》和《关于1954年及1958年两次处分的说明》等申诉书中，都包含有大量的史料。
七、外调材料
赵通儒还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写过无数材料，散布在全国各地。这部分资料，现在见到的不多。如1956年1月3日，他就为子长县外调人员写了李邦瑶、李葆秀、冯景异、南守棠、吴士俊、营尔勋等6个人的材料，近万字。这些人很早都加入过共产党，后来或死或叛或自首，先后离开了革命队伍。再如1956年1月24日，他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就寄去了史可轩、刘含初烈士传。
八、未署名资料
目前收集到的赵通儒遗文已有数百万字，时间跨度从1941年至1968年，最早一份与赵通儒相关的资料形成于1941年10月15日，为《中央组织部恢复赵通儒同志党籍的决定》，有陈云部长的亲笔签名。最晚的文字形成于1968年7月28日，记在一个笔记本上。这些遗文中，文字最多的是《新生活日记》，共16个日记本，尚未全部整理出来。这些资料，绝大多数署着赵通儒的名字，还有一些虽然没有直接署名，但参考他的日记、笔记或其他文字，可以确定为他所写。
未署名这部分资料，最重要的是一套表格，《党史材料附表（1—12）》，内容是1924年至1930年陕北党团组织体系状况，共12页，12个表格，打印稿，从所记载的上下左右组织关系、时间和人员职务等内容看，可以确定为赵通儒1943年所写。1958年7月1日，赵通儒在《陕北各县早期党史资料·简序》中写到：“1943年，延安在党中央领导整风后，列了一份表，把西北、陕北党与团从1924年至1930年上下左右的关系、时日简明列出，共抄两份，一份交西北局，希审阅参考后，转报中央。……一份存之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现在收集到的这套表格，由西北红军军战史编委会于1963年8月9日复制，资料来源于西北党校，时间为1953年5月。
还有一份《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史略》打印稿，抄录于志丹陵内纪念碑上，从内容与文风判断，应该也出自赵通儒手笔。赵通儒曾在《六大以前读书笔记》第28篇“中国革命之前途”笔记中写到：“为了让别的同志出名，关于志丹传，我一直留给别的同志去写。待到1943年，再无法等待了，我执笔草之。”《西安杂记》中也提到此事。
另外还有白明善、焦维炽、惠泽人、孙兰馥等《烈士史略》打印稿，虽没有署名，但标题是用毛笔手写的颜体楷书，一看就是赵通儒的笔体，文风也是典型的赵氏风格，相关内容在他的笔记本中多次出现过。因此，也可以判定是他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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