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这是对雨花英烈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揭示。长期以来，这一党在革命年代形成的精神，以其震撼人心、塑造灵魂的强大正能量，激荡和滋养着无数人的心灵。
雨花英烈精神为何震撼人心？根本在于它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初心，和它赖以生成的共产党人为实现初心进行的异乎寻常的奋斗和牺牲。
雨花英烈精神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雨花英烈把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作为自己崇高的理想信念，并为之奋斗终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饱受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历史的紧要关头，一批出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先进分子站了出来，他们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在前人奋斗的基础上，接续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并通过反复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最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世界、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思想武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谋求人民幸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初心。雨花英烈中的许多人，当年就站在这批先进分子的行列中。
学校的特色化发展首先体现在课程的特色化上，特色课程建设是提升学校办学品质的必由之路，是学校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内容。
邓中夏烈士，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出身官宦家庭，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在校期间，取得公派出国留学资格，并获得在民国政府农商部工作的机会。1919年5月2日，他获悉，巴黎和会上英、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时，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特殊权益无条件让于日本，立即挺身而出，站到中国人民抗争的前列，投身于伟大的“五四”运动。从那时起，他全然放弃属于自己的种种优越条件，用全部精力和心血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在党的初创时期，他披荆斩棘，策动和领导了“二七”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等著名的工人运动；在斗争的岁月里，他4个孩子2个夭折、2个送与他人抚养，至今下落不明；在遭受党内错误路线排挤打击时，他隐忍为党，在油印工作这个最基层的岗位上，为党默默工作，毫无怨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伫看十年后，红花看满地”的诗句，表达对革命胜利的无限憧憬。邓中夏的人生道路，就是为国为民忘我奋斗的道路，他的崇高形象，诚如他的自诩——职业革命者。
牺牲时52岁的朱克靖，是雨花英烈中的年长者。他“五四”期间就读于北京大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之后，他随起义部队南下广州失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用10年时间寻找党组织，直到1937年，才重新回到人民军队。1946年1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朱克靖成功促成国民党新编第六军起义。但这年年底，新六军军长郝鹏举反水，重新投靠蒋介石，并诱捕了朱克靖。被捕以后，蒋介石曾三次请朱克靖吃饭，要他投靠国民党，朱克靖不为所动。1947年10月，朱克靖被害。在他的遗物中有这样一首诗：此生早许国，被卖作楚囚。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身心献党国，一死何足愁。
许包野，雨花英烈中学历最高的一位烈士。他出生于暹罗（今泰国）一个华侨商人家庭，1919年，以名列第三的成绩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1921年，在德国哥廷根市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学习时，他结识了朱德，两年后，经朱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外，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掌握了法、德、俄、英等国语言。凭他的条件，在国外完全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1931年，共产国际派遣他回中国从事革命活动。阔别祖国11年，他在家只住了10天，临走时告诉妻子要去厦门，从此夫妻分离，再无音讯。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85年，他的革命生涯才从历史的尘封中走出。1931年到厦门不久，他出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1934年7月，受党派遣，化名“宝尔”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同年9月，根据中央决定，他化名“老刘”，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5年2月，因叛徒出卖在开封被捕，不久被解到南京，在狱中遭受重刑折磨，英勇牺牲。1987年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那一年离他牺牲已经过去了52年。生前，他为革命放弃了个人的富裕安乐；身后，他的事迹长期无人知晓。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向自然水体排放的生产和生活废水越来越多，自然地表和地下水体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一些自然水体已经丧失了供水功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水权只是规定水量而不限定水质，很可能水权赋予的水量被污染而不能利用，所谓水权就失去了意义。因应现实的情况改变，水权的界定不但需要限定水量，还需要限定水质。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水权权益，才能保证正常的用水秩序。
雨花英烈精神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雨花英烈把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为之奉献一切
牺牲时，只有22岁的陈景星烈士，出生农民家庭，靠全家节衣缩食、抵押土地得以上学。1927年他考上金陵大学，同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6月6日，已经是金陵大学党支部书记的陈景星，给母亲去了一封信，告诉她，在即将到来的暑假，不能回家看望母亲、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了。因为，他要参加上级部署的8月份在南京举行的暴动。在这封信中他写道：“我常想，我若是读了很多的书，不能为社会上的被践踏的人类谋些幸福，那我怎么对得起母亲呢，怎能对得起母亲疼儿一场呢。” 两个月后，暴动失败，陈景星被捕，1930年9月4日被杀害于雨花台，这一天，离他给母亲去信不到三个月。
邓中夏、恽代英等建党之初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情感是那样的真挚，责任是那样的强烈，担当是那样的勇敢，他们当年高高擎起的理想火把，穿透历史，点燃着后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限激情。
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疾病，患者患病后的主要表现为血压上升。中老年人是该疾病的高发人群。原发性高血压是较多疾病的高风险因素，如脑出血、心力衰竭、眼底黄斑病变等。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与患者的生活习惯、遗传因素等存在较大关联。该疾病会导致血管内膜损伤、释放炎性介质、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最终可能会造成靶器官损害，对患者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7]。进而会对患者的正常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大道至简，天下为公。舍己为人、舍己为公，最能说明问题，最能打动人心。人们正是在这一点上，考察和认识了党的初心的伟大和真实。雨花英烈用他们的动人事迹，为此提供了经典样板。
雨花英烈大多是遭到逮捕关押，最后在敌人的监狱中或刑场上英勇就义的。他们的牺牲既不是战场上枪林弹雨中的突然倒下，也不是遭遇不测瞬间的生命消失，而是经过了一段特殊的囹圄生活，在失去自由、远离组织的情况下，面对各种威胁、利诱的严峻考验，最终献出自己生命的。他们以生命的代价，证明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崇高价值、正义内涵和精神力量。
雨花英烈精神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雨花英烈把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承诺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并为之不惜牺牲
共产党人有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有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但当他们走进党的队伍，心中装的便是人民，为了人民的幸福，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为大我。人民正是从这样的共产党人身上获得感召和信心，坚定地与党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
恽代英烈士，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1919年5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那年，他24岁。第二年，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恽代英写下了一首充满激情的新体诗：“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年，他在宣城第四师范做教员，每年有2000块大洋的收入。当年，一个三口之家，每年的生活费大约在300个大洋左右。他经济宽裕却过得俭朴，“除了一副近视眼镜和一只手表，其它一无所有”， 收入主要用于接济经济困难的学生和资助革命活动。恽代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的肇创时期，他坚信建立新中国的宏伟理想必定实现。就在广州起义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他对身边年轻战友说过这样一段话：“年轻人，要有决心干三十年革命，那你还不过五十岁，接着再搞三十年的建设，你不过八十岁。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享到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
“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的理想就是让天下孩子都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希望革命成功那天，过上好日子的孩子中间能够有我们的孩子。要是他们不在了，我们也不要太难过，因为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孩子，毕竟快活了，幸福了。”这是卢志英烈士生前在狱中对妻子说的一席话。卢志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重要成员，他和妻子有过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在革命中失散，下落不明。1947年他在上海被捕入狱，妻子和唯一的一个儿子同他一起被关押。面对已经失去两个孩子，剩下的一个孩子身陷囹圄、生死未卜，卢志英用这段话安慰妻子，也说出自己的掂量。
本文以每一帧的25个角度特征作为空间中一组向量,计算了站立与坐、蹲、躺三者余弦相似度,结果如表2所示。对比实验结果表明,通过控制相似度阈值可以对动态行为关键序列进行有效的提取。
牺牲时16岁的袁咨桐，是目前已知年龄最小的雨花英烈。他是贵州赤水人，1929年考入晓庄师范，并加入共青团。在校期间，因多次参加革命活动，先后3次被捕。最后一次被捕后，他的老师、贵州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出面营救，找到了贵州籍的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要他手下留情。谷正伦的条件是，只要袁咨桐写一份悔过书，便可获释，但被袁咨桐严正拒绝。在国民党军队当团长的二哥也来信劝他悔过，在狱中，袁咨桐给他的二哥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虑的？有了这种舍己为公的奋斗的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
1927年到1934年的7年间，南京党组织先后八次遭受严重破坏，六任主要负责人和数十名党团骨干壮烈牺牲。第一次被破坏，发生在“四·一二”大屠杀前夜的1927年4月10日，此后的被破坏平均不到一年就是一次，其中第一次被破坏到第二次被破坏、第五次被破坏到第六次被破坏只有三个月时间，除了两次间隔一年以上外，其它被破坏时间间隔都在一年以内。一些党组织的负责人上任不久就遭到逮捕，从上任到牺牲的时间极为短暂。第一次被破坏中牺牲的谢文锦，1926年8月担任南京地委书记，1927年4月11日凌晨被捕，不久牺牲，前后时间为8个月；第三次被破坏中牺牲的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1928年3月任职，同年7月被捕，8月牺牲，从任职到牺牲仅仅5个月；第四次被破坏中牺牲的南京市委书记黄瑞生，1929年4月上任，5月19日被逮捕，仅仅一个月；第六次被破坏中牺牲的南京市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济平，1930年7月15日任职，当月29日被捕，时间还不到半个月。八次被破坏，每次都有人牺牲。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接受任命就意味着面临险境，走向岗位就意味着献出生命，但为了履行对党和人民的誓言，他们以“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勇气概，前仆后继坚定向前。
它始建于元末至正二十六年（1366），建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历时27年之久。从内到外由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墙构成。其中京城墙，不循古代都城取方形或者矩形的旧制，设计思想独特、建造工艺精湛、规模恢弘雄壮，在钟灵毓秀的南京山水之间，蜿蜒盘桓达33.676公里，比首都北京的古城墙还长出0．776公里，而南京古城墙的外廓城周长则为60公里。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先烈最令人信服、最令人起敬之处，就是他们用生命为自己的理想信念作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奠基，哪怕自己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哪怕生命对自己只有一次。这是初心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也是党的力量。
（作者系雨花台红色文化发展顾问）
责任编辑：苏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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