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首诊制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基层医务工作者,首诊制,影响因素
首诊制论文文献综述
牛丹丹,吕本艳[1]（2019）在《山东省基层医务工作者对首诊制的认可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了解基层医务工作者对首诊制的认可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2016年6—9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分别选取山东省青岛市、淄博市、菏泽市的基层医务工作者879例作为调查样本,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其对基层首诊制认可的影响因素。结果 59.50%的基层医务工作者认为有必要实施基层首诊制,认为可以提高基层首诊就诊率,有利于慢性病管理(48.46%),认为可以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高基层医疗资源使用率(36.52%),可以减少患者的诊疗费用(35.15%)。缺乏医疗设备(48.24%)、缺少全科医生(36.86%)、居民对基层医务工作者的信任度不高(36.41%)是实施基层首诊的主要阻力。年龄、工龄、文化水平、平均月收入、医疗设备、药品配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的报销比例、业务培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能力在基层首诊制的认可度方面存在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基层医务工作者对首诊制的认可较高,这表明从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我国实施基层首诊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本文来源于《中华全科医学》期刊2019年08期）
何小华[2]（2019）在《分级诊疗背景下济南市基层首诊制实施现状与对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研究背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出“引导大医院普通门诊诊疗下沉到基层,逐渐实现基层首诊”,全国多地已开展基层首诊试点工作。济南市通过医保差别化支付、双向转诊、培养全科医师、组建医联体等方式引导居民基层首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居民无序就医、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相对落后等问题。需通过对基层医疗机构服务供给能力、居民和基层医务人员基层首诊认知水平、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整体素质等进行系统调查,了解济南市基层首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改善济南市基层首诊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目的:对口前济南市基层首诊实施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基层首诊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改善基层首诊制实施提供相应的建议或对策。研究方法:整理分析济南市卫生计生事业统计公报(2015年-2017年)。按照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济南市335家基层医疗机构共抽取58家,并对辖区居民、医务人员进行现场问卷调查。按照8区3县总诊疗人次与济南市总诊疗人次占比,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从335家基层医疗机构共抽取127家,对其负责人进行现场问卷调查,从8区3县各随机抽取1位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共计调查居民1027名,医务人员544名,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127人及深度访谈负责人11人。本研究统计描述用率或构成比表示,不同组间率或构成比的差异性采用卡方检验。研究结果:1.济南市基层医疗机构的基本现状2017年卫生统计公报资料显示,基层医疗服务供给呈下滑趋势(机构总数下降2.6%;床位数下降4.1%,其中卫生院下降14.4%),医务人员紧缺且文化水平较低(医师占卫生技术人员51.0%,中专文化占72.3%),职称严重偏低(初级及以下占69.2%);全市全科医师713名,每万居民拥有约1名全科医师。调查结果显示,基层硬件设施薄弱、基本药物配备不全。基本诊疗设备配备齐全的基层医疗机构仅占46.6%,国家基药品种配备中位数为247种,配备率为47.5%。2.济南市基层首诊的运行效果不容乐观2017年卫生统计公报资料显示:居民就诊优先选择医院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总诊疗人次医院同比提高8.5%,基层为7.3%;出院人次医院同比提高9.8%,基层下降2.2%),患者到二级及以上医院总诊疗人次占全市的48.5%,基层医疗机构为43.5%。调查显示,居民基层首诊满意率仅为25.2%,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未享受到基层首诊带来的益处(占83.7%)、政策宣传不到位(占75.3%)、没有实际效果(占27.1%)。3.基层首诊的认知水平存在偏差基层首诊政策理解比较表浅,知而不行,行而不果,不同人群认知不一。调查显示:不同人群的基层首诊知晓率中,医务人员为83.7%,居民为65.5%;认可度中,医务人员为61.2%,居民为62.7%。但50.4%的医务人员对基层首诊可以改善就医秩持不确定态度,55.7%的医务人员认为基层首诊效果不好。居民基层首诊满意率仅为25.2%。不同居民基层首诊认知水平在年龄、学历、职业等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显着差异(P<0.05),不同医务人员基层首诊认知水平在性别、专业、职称等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显着差异(P<0.05)。4.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整体素质不高调查显示,机构负责人中大专以下文化占39.7%,管理专业占4.8%,从事管理10年以上占48.4%,专职管理占27.8%,年收入5万以下占82.5%,工作10年以上占44.4%。访谈表明,机构负责人观念陈旧,专业管理和政策研究经验不足,精力有限,缺乏工作积极性,办事效率低;90.0%以上的基层医疗机构的基层首诊制度没有取得实效。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站)的负责人结构在性别、收入、学历方面均存在显着差异(P<0.05)。政策建议:1.加强不同人群基层首诊政策的宣传与引导、完善政策配套体系,提升居民和医务人员及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基层首诊的认知水平,提高居民基层首诊获得感。2.夯实基层硬件设施建设,增强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加大全科医师数量和质量的培养力度,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水平。3.建立医务人员基层首诊激励机制,合理配置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管理能力。4.有效落实双向转诊制度,保障基本药物供给需求。(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9-05-18）
吕本艳,李黎,王亚辉,杨静,吕晖[3]（2018）在《基层医务人员对基层首诊制的认可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了解医务人员对基层首诊制的认可度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2475例医务人员作为调查样本,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进行实地调查。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医务人员对基层首诊制认可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78. 10%的医务人员认可基层首诊制。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是否在编、平均月收入、分级诊疗政策的实施、医保报销比例、业务培训对基层首诊制的认可度有影响(P <0. 05)。结论医务人员对基层首诊制的认可度较高,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面临缺乏医疗设备、药品问题;医保制度不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业人员水平较低阻碍基层首诊推行。建议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实力,增强基层首诊吸引力;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引导居民基层首诊;畅通医务人员流动渠道,提高基层医务人员从业能力。(本文来源于《中国卫生统计》期刊2018年06期）
沈德蕾,徐闯,冯洁,易春涛[4]（2018）在《上海市徐汇区实行家庭医生首诊制可行性的横断面调查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了解上海市徐汇区社区医生及社区居民对上海市徐汇区实行家庭医生首诊制的态度及相应的意见建议。方法对2017年9—12月随机抽样上海市徐汇区12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职在岗的210名社区医生及250名社区居民进行自主设计的问卷调查。医生问卷由被调查者自行阅读理解后填写完成并由质控员审核;居民问卷采取在相关人员指导下面对面逐项询问完成并由质控员审核。后期统一的数据汇总、整理输录及验收另有两名成员负责。结果回收居民有效问卷240份;医生有效问卷206份。接受问卷调查的240名社区居民中,对于徐汇区实施家庭医生首诊制愿意接受的占62.5%(P<0.05)。考虑或愿意首诊社区的众多因素中,医保自负部分能减免占64.6%(P<0.05);各类处方药物齐全占62.5%(P<0.05);家庭医生个人素养及能力占57.9%(P<0.05)。接受问卷调查的206名社区医生中,同意开展家庭医生首诊制的占74.76%(P<0.05);认为家庭医生可以提供连续性、照顾性的医疗服务以及社区居民可以享受可及性、便捷性的医疗服务是目前最大的优势所在(76.2%)(P<0.05),其他包括能切实推进双向转诊、优先预约挂上级医疗系统专家号(59.7%)同样有利于首诊制在基层的开展(P<0.05)。限制家庭医生首诊制实施的众多因素中以有关的政策及措施未改变老百姓的就医模式(78.2%)、患者的不信任感(71.8%)为主(P<0.05)。结论上海市徐汇区在实施家庭医生首诊制方面具备成熟的社区医疗背景及民众基础,在居民主观需求导向方面及医生综合素养、主观能动性方面呈现出可以进一步推进的良性发展趋势。(本文来源于《中国初级卫生保健》期刊2018年11期）
曲纵翔,赵旭[5]（2018）在《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首诊制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分析了社区首诊制的建构性、社会性和互动性特点。社区首诊制的生成基础在于建构基于社区需求的国家政策与以人为本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社区首诊制建构的中心环节在于医保、医药和医院的叁方互动与合作,社区首诊制的建构保障与风险防控则依赖于各主体之间和主客体之间不断完善的信任机制、竞争机制与监督机制。(本文来源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4期）
刘海兰,尹爱如,何胜红,曾理斌[6]（2018）在《东莞市社区门诊首诊制的运行现状调查》一文中研究指出社区首诊制是分级诊疗制度的核心问题,东莞市自2008年开始实施社区门诊首诊制,现已取得一定成效。本文旨在对其运行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09—2016年东莞市社区门诊结算人次逐年递增,有效缓解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利于对慢性病的预防保健管理,同时兼顾了卫生服务的公平和效率。但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各镇(街)发展差异大、转诊手续繁琐、转诊率高、人才招聘和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建议统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立标准、规范社区门诊转诊标准、建立科学的薪酬体系和晋升机制,同时引导居民转变就医观念,以推动社区门诊首诊制的持续发展。(本文来源于《中国全科医学》期刊2018年19期）
李腾,马蔚姝[7]（2018）在《天津市居民基层首诊制利用与认知情况的调查》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究天津市居民对基层首诊制的利用和认知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利用SPSS 17.0对居民基层首诊的相关因素进行统计描述,并对影响社区首诊意愿的因素进行非条件下二分类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当前天津市居民能实现基层首诊的比例为59.2%;居民对基层首诊制不够了解,能达到较了解程度的只占到24.0%,但还是有超过七成的居民期盼基层首诊制的落实与完善。结论可通过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医技水平及完善基层药品种类来强化基层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此外,还应加强宣传教育来转变居民的就诊观念,引导与规范其就诊行为。(本文来源于《中国医疗管理科学》期刊2018年01期）
贡莹[8]（2017）在《西安市社区首诊制开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研究目的:我国社区首诊制始于2006年,至今已进行十余年。社区首诊制的建设具备重要意义,经过该制度可以合理分流病人,增加卫生资源利用率,完善新型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居民健康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医疗卫生基础。本研究目的在于了解西安市社区首诊制的开展现状、存在的问题等;旨在通过调查居民对首诊制的认知度、接受度、满意度及就诊行为等,进一步了解社区首诊制实施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政策性意见和建议,为完善西安市社区首诊制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研究方法:本研究立足于西安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首诊制实施现状,以部分社区为研究现场,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深度访谈法对国内外分级诊疗的发展情况及西安市社区首诊制的运行情况等背景资料进行分析;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西安市部分社区内600名居民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550份,并对所收集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个案介绍法,通过对东关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考察,进一步了解西安市社区医疗机构资源配置、居民需求及运作情况。研究结果:根据国内外社区首诊制的发展过程和西安市社区首诊制的开展现状来看,本研究居民对首诊制的认知度较差、接受度较高、满意度尚可,通过卡方检验后显示居民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个人年收入、家到社区医院的距离对社区首诊制的认知度有影响;基层医生学历较低、基层医生经验较少、设备不能满足社区首诊要求和药物不能满足常见病/多发病的需求对社区首诊制的满意度有影响;1ogistic回归证实文化程度、是否购买商业保险、是否了解社区首诊制和首诊社区医院的距离对社区首诊制的接受度有影响;而社区首诊制的宣传力度、医生的诊疗水平及家到社区医院的距离,对居民首诊时所选的医疗卫生机构有影响。结论:研究发现社区首诊制开展以来问题重重,虽已获得一定成效,但仍旧任务艰巨。具体问题表现为政府职能缺失,社区首诊制思路不清晰;医疗保险的杠杆作用未发挥;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未完善;资源配置不合理,基础设施薄弱;全科医生人员不足,医疗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社区卫生基本服务流于形式,管理系统不完善;居民健康观念需要改变;居民就医行为需要引导;居民信任危机需要改善。建议:强化政府职能,加大政策导向;建立规范制度,完成有效运转;提高宣传力度,树立正确就医观念;完善社区卫生人才培养和使用制度;健全医疗保险制度,充分发挥杠杆作用;明确社区医疗自身定位,完善特色服务;完善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本文来源于《西安医学院》期刊2017-05-01）
吕春华,陈小俊,杨非衡,刘胜兰,倪娜娜[9]（2016）在《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评估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评估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方法于2014年9—11月,采用目的性抽样法根据城乡区别、地理位置、区域内医疗资源分布情况在北京市朝阳区抽取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用方便抽样法在该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抽取非患者居民518例。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居民进行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居民的基本情况、健康状况、社区卫生服务可及性、是否知晓社区首诊制、是否接受社区首诊制及不接受原因、就诊体验、卫生服务重要性认识,以及对实施社区首诊制的建议。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511份,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为43.1%(220/511)。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年医疗支出、医保类型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婚姻状况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自评健康状况及两周内是否患病、是否患慢性病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离家最近医疗机构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步行至相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所需时间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社区首诊制认知情况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就诊过程方便程度、医疗设备、就诊环境、报销比例、药品种类满意度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服务态度、就诊时间、离家距离、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医疗费用、药品费用、治疗效果满意度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交通便利性重要性认识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服务态度、就诊过程方便程度、就诊时间、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医疗设备、就诊环境、医疗费用、药品费用、报销比例、转诊过程、与医生熟悉程度、治疗效果重要性认识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居民认为社区本身能力建设和服务水平有待改善,转诊机制有待完善。结论朝阳区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较高,相关政策和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尚有待加强。(本文来源于《中国全科医学》期刊2016年25期）
梁脉灵,梁赤波,李国良,周雪香[10]（2016）在《东莞市长安镇参保人社区首诊制利用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了解东莞市长安镇参保人社区首诊制利用效果,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完善首诊制服务提供依据。方法采集2012—2014年东莞市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中长安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相关数据,包括全中心参保人就诊率、转诊率及各站人力资源配置、基本药物品规配置数、参保人均次医疗费、覆盖区域其他医疗资源配置程度、覆盖参保人密集程度。参保人就诊率、转诊率与各指标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 3年来全中心参保人平均就诊率与全市平均水平比较〔15.35%(315.45/2 055.45)比14.32%(3 023.72/21 112.3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平均转诊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11.06%(34.89/315.45)比22.60%(683.39/3 023.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参保人社区就诊率与诊治设备配置及项目开展程度、覆盖参保人密集程度呈正相关(P<0.05);转诊率与基本药物品规配置数呈负相关(P<0.05),与覆盖区域其他卫生资源配置程度呈正相关(P<0.05)。结论长安镇参保人社区就诊率与全市平均水平持平,转诊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为进一步提高社区首诊制的实施效果,需通过提高基本医疗诊治设备配置及开展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管理,以家庭医生式服务为契机,优化参保人指定门诊就医点捆绑。(本文来源于《中国全科医学》期刊2016年16期）
首诊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研究背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出“引导大医院普通门诊诊疗下沉到基层,逐渐实现基层首诊”,全国多地已开展基层首诊试点工作。济南市通过医保差别化支付、双向转诊、培养全科医师、组建医联体等方式引导居民基层首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居民无序就医、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相对落后等问题。需通过对基层医疗机构服务供给能力、居民和基层医务人员基层首诊认知水平、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整体素质等进行系统调查,了解济南市基层首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改善济南市基层首诊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目的:对口前济南市基层首诊实施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基层首诊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改善基层首诊制实施提供相应的建议或对策。研究方法:整理分析济南市卫生计生事业统计公报(2015年-2017年)。按照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济南市335家基层医疗机构共抽取58家,并对辖区居民、医务人员进行现场问卷调查。按照8区3县总诊疗人次与济南市总诊疗人次占比,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从335家基层医疗机构共抽取127家,对其负责人进行现场问卷调查,从8区3县各随机抽取1位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共计调查居民1027名,医务人员544名,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127人及深度访谈负责人11人。本研究统计描述用率或构成比表示,不同组间率或构成比的差异性采用卡方检验。研究结果:1.济南市基层医疗机构的基本现状2017年卫生统计公报资料显示,基层医疗服务供给呈下滑趋势(机构总数下降2.6%;床位数下降4.1%,其中卫生院下降14.4%),医务人员紧缺且文化水平较低(医师占卫生技术人员51.0%,中专文化占72.3%),职称严重偏低(初级及以下占69.2%);全市全科医师713名,每万居民拥有约1名全科医师。调查结果显示,基层硬件设施薄弱、基本药物配备不全。基本诊疗设备配备齐全的基层医疗机构仅占46.6%,国家基药品种配备中位数为247种,配备率为47.5%。2.济南市基层首诊的运行效果不容乐观2017年卫生统计公报资料显示:居民就诊优先选择医院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总诊疗人次医院同比提高8.5%,基层为7.3%;出院人次医院同比提高9.8%,基层下降2.2%),患者到二级及以上医院总诊疗人次占全市的48.5%,基层医疗机构为43.5%。调查显示,居民基层首诊满意率仅为25.2%,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未享受到基层首诊带来的益处(占83.7%)、政策宣传不到位(占75.3%)、没有实际效果(占27.1%)。3.基层首诊的认知水平存在偏差基层首诊政策理解比较表浅,知而不行,行而不果,不同人群认知不一。调查显示:不同人群的基层首诊知晓率中,医务人员为83.7%,居民为65.5%;认可度中,医务人员为61.2%,居民为62.7%。但50.4%的医务人员对基层首诊可以改善就医秩持不确定态度,55.7%的医务人员认为基层首诊效果不好。居民基层首诊满意率仅为25.2%。不同居民基层首诊认知水平在年龄、学历、职业等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显着差异(P<0.05),不同医务人员基层首诊认知水平在性别、专业、职称等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显着差异(P<0.05)。4.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整体素质不高调查显示,机构负责人中大专以下文化占39.7%,管理专业占4.8%,从事管理10年以上占48.4%,专职管理占27.8%,年收入5万以下占82.5%,工作10年以上占44.4%。访谈表明,机构负责人观念陈旧,专业管理和政策研究经验不足,精力有限,缺乏工作积极性,办事效率低;90.0%以上的基层医疗机构的基层首诊制度没有取得实效。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站)的负责人结构在性别、收入、学历方面均存在显着差异(P<0.05)。政策建议:1.加强不同人群基层首诊政策的宣传与引导、完善政策配套体系,提升居民和医务人员及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基层首诊的认知水平,提高居民基层首诊获得感。2.夯实基层硬件设施建设,增强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加大全科医师数量和质量的培养力度,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水平。3.建立医务人员基层首诊激励机制,合理配置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管理能力。4.有效落实双向转诊制度,保障基本药物供给需求。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首诊制论文参考文献
[1].牛丹丹,吕本艳.山东省基层医务工作者对首诊制的认可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全科医学.2019
[2].何小华.分级诊疗背景下济南市基层首诊制实施现状与对策研究[D].山东大学.2019
[3].吕本艳,李黎,王亚辉,杨静,吕晖.基层医务人员对基层首诊制的认可度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18
[4].沈德蕾,徐闯,冯洁,易春涛.上海市徐汇区实行家庭医生首诊制可行性的横断面调查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8
[5].曲纵翔,赵旭.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首诊制探析[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6].刘海兰,尹爱如,何胜红,曾理斌.东莞市社区门诊首诊制的运行现状调查[J].中国全科医学.2018
[7].李腾,马蔚姝.天津市居民基层首诊制利用与认知情况的调查[J].中国医疗管理科学.2018
[8].贡莹.西安市社区首诊制开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D].西安医学院.2017
[9].吕春华,陈小俊,杨非衡,刘胜兰,倪娜娜.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评估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6
[10].梁脉灵,梁赤波,李国良,周雪香.东莞市长安镇参保人社区首诊制利用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