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儒家“五常之说”的形成
王玲强
（中共烟台市委党校， 山东 烟台 264003）
摘 要： 提到儒家，人们就会想到“三纲五常”。董仲舒是“五常之说”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其“五常之说”前继孟子的“四端之说”，后启汉儒将五常与五行、五方、五脏、五经相配比的做法，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核心观念。董子“五常”之说的关键处就在于在“仁义礼智”四德之上加上了一个“信”字。
关键词： 五常；信；董仲舒
儒家的“三纲五常”与董仲舒有很大关系。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近代以来逐渐被视为封建糟粕予以批判，“三纲”被视为下级对上级也就是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无条件的服从，是封建统治者奴化人民的工具。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由于“五常”经常与“三纲”并提，因此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五常”与“三纲”一道饱受批判，被视为封建统治者用于处理君臣、父子、夫妻等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然而“五常”不过是五种优良的品质，这五种品质在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五常说的孕育
与“仁”“孝”“忠信”等观念相比，“五常”观念的出现相对晚得多。“仁”“义”“礼”“智”“信”虽然在孔子那里便已经存在并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是五者的连用不仅在孔子那里，就是在孟子、荀子那里也不存在。直到西汉时期，“五常”之说才正式出现并迅速为学者认同，俨然成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但是在“五常”观念形成之前也有着相当长时间的孕育期。
孔子首先对“仁”“义”“礼”“智”“信”五者进行的分别阐述构成了“五常”说的基础。特别的，孔子多次将“知”、“仁”二者并提：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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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
孔子将“知”“仁”二者并提一方面论述了“知”与“仁”的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则是论述了“知”对“仁”的作用。孔子还提出过一个“六言六蔽”说，将“仁”、“知”、“信”三者并提：
绘画审美上，中国画追求诗意的传达。苏轼认为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从本质上体现出诗意精神是中国画的内在特质之一。清代画家恽南田追求简淡清远的审美意趣，体现在绘画上就是“画以简贵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烟鬟翠黛敛容而退矣。”[12]画家的审美意趣会在绘画中有充分的展现。所以，在中国画教学上，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境界，提升其绘画的追求品味。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孔子在这里举出了六种德行，及相应的六种弊病。而“仁”“知”“信”在六种德行中居其三，虽然只是纯粹践行三者而不去学习会造成相应的弊病，但是这三种德行仍具有重要价值。《左传》中则有“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左传·襄公十一年》），这里已经将义、礼、信、仁四者并列。
严寒的冬季已是冰封水面，为了让鱼儿安全越冬，我们建议在结冰前把增氧机移向料台附近，每天定时开机半小时左右，这样以保证增氧机附近即使在严寒的冬季也不结冰，以达到冰下水体长期通风换气、提高水体溶氧的作用。另外，对渗水的池塘，要定时加注新水，保证冰下水的深度最好在1～1.5m之间。加水时一定要从下而上加水，切莫形成二茬冰，防止鱼类冻伤冻死。同时在大雪天气要合理地清扫积雪，保证冰下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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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Sanger验证 利用Primer软件对目标位点进行特异引物设计（正向引物序列5，-GAGACTCCCA CTTCTCATACTCATAAAGGGGTGT-3’反向引物序列 5’ -GTCTTTGTCCTCTTTTTCGGCTTTTTC-3’）（引物由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合成），对该患儿基因组DNA进行目标位点及上下游区域进行扩增；扩增产物采用天根通用DNA纯化试剂盒进行纯化；纯化产物用Beckman 8000型DNA测序仪进行测序；测序结果与基因库的ERCC6基因参考序列 (NC-000010.10)进行比对，进一步确认核苷酸变异信息。
二、五常说的形成
“经”与“权”常常相对，“经”代表的是不变，而“权”代表的是变通。儒家五经可以说是五种不变的经典，具有绝对的地位。《白虎通义》认为五经便是圣人效法天地五常之道而作，用以教人成德，故而五常便可以与五行相类比。可以说从董仲舒提出五常说，并将之视为王者所当修养的德行，到《白虎通义》中将五常视为每个人应当具备的品性，儒家五常之说发展成熟。
在董仲舒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是这样劝说汉武帝的，“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在这里将仁义礼智信五者视为汉武帝等王者应当修养的德行，只有他们修养好这五种不变的德性，才能够受天地鬼神的保佑，从而治理好国家。冯友兰先生认为董仲舒并未特别强调五常，到了《白虎通义》才将五常五行相合，这可能是不准确的。在《春秋繁露》中有这样一段话：
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白虎通义》被视为东汉白虎观经学会议的资料汇编，其对五常的详细论述正可以说明五常说在东汉已然被普遍接受。
表1：五行、五常与方位相配表
图1：五常与方位相配表
董仲舒在这里将五行与五常和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相配，整理如下表和下图所示：
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白虎通义·情性》）
《荀子·非十二子》以最多的文字批评了子思及孟子，认为他们“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对于何谓“五行”，以前人们皆不知晓，自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和1997年湖北郭店楚简都出土了《五行》篇以后，人们才得以了解。一般认为，《五行》篇属于思孟学派的代表作，“五行”是指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五行》篇中同样将“五行”看作是内在于人的心性之中的，这与孟子对待仁义的态度完全一致。那么为什么后来“圣”字被从“五行”说中去掉？其实“圣”字要求非常之高，历史上只有孔子才会被称为圣人，而孟子只能屈尊亚圣，一般人显然难以企及。孟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多谈仁义礼智四德，而少谈圣字。
《白虎通义》有的版本中五常又作五性，其实在孟子那里仁义礼智便是人性的内容，孟子正是借人人皆有的四端之善来论证人之性善，故而五常又作五性可以说算是思孟学派思想的一种体现。《白虎通义》指出人禀受金木水火土五气而获得五常，这就将五行与五常的关系论述出来。也就是说金木水火土五行流行于天地之间，而五常则是人禀受五行之气的结果。在《白虎通义》中还将人之五藏与五常相配，所谓五藏，指的是“肝、心、肺、肾、脾”，《白虎通义》将肝与仁相配，肺与义相配，心与礼相配，肾与智相配，脾与信相配。脾能够与信相配的原因是什么呢？《白虎通义》便指出：
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养万物为之象，生物无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黄也。口为之候何？口能啖尝，舌能知味，亦能出音声，吐滋液。（《白虎通义·情性》）
这就又引入了五行之说，将五藏与五常联系起来，当然其相类比的原因看起来有些荒谬，仅仅因为脾脏颜色黄就认为其像土，可以说带有经验与神秘色彩。另外，《白虎通义》还将五常与五经相配：
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白虎通义·五经》）
针对产生浓烟的情况，Honeywell公司于2001年8月，进行了用黑暗代替浓烟雾，并在复杂陌生通道中进行实际人员疏散的测试,测试采用红外摄像机记录人群疏散情况。测试结果显示，在黑暗仿真浓烟和复杂环境通道的人群疏散效率将比理论计算值下降80%以上。由此可见，有效的引导标志，在突发事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指示标志，存在较大的适用缺陷。
对于“五常说”何时形成，冯友兰先生指出“五常是儒家所讲的五种不变的德性：仁、义、礼、智、信”，“是所有的汉儒都共同主张”的，冯先生认为董仲舒虽提出了五常，但并未特别强调，而到了《白虎通义》中则将五常与五行相合。[1]208从现在所能够见到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确实是董仲舒最早将仁义礼智信五者并列，并概括为五常。
无锡市“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合作机制”的参与单位分别为江阴海事局、无锡市地方海事局、无锡市水警支队、江阴市水上派出所、长航公安张家港派出所等。按照两部委关于“长江涉砂船只整治的要求”，无锡市有关部门协作联动，依法摸清了长江江阴段采砂船只情况。目前，长江江阴段共有5艘采砂船和41艘过驳吊机船登记入册，其中5艘采砂船为江阴籍采砂船主所有，已全部在指定的芦埠港闸口内集中停泊，接受统一管理。41艘过驳吊机船基本集中停泊在长江申港段水域内，全部证照齐全。
三、“信”何以能够成为五常之一
在孟子那里的“仁义礼智”四者并列与五常相比仅仅缺少“信”字，那么为什么孟子未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有学者认为董仲舒将“信”列为“五常”之一，夸大了信的内涵[2]40。其实“信”能够与“仁义礼智”并提而为五常可能有以下两点原因：
《孟子》中的四端之说则影响更为深远，所谓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首先对于四端，孟子认为人人皆有，并将之视为人区别于禽兽之所在：“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每个人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就像每个人都有四肢一样自然而然。其次，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以名为四端？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视为仁义礼智四德的发端，既然人人都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那么仁义礼智自然人人具备。于是孟子就认为人人都具有不学而知、不虑而能的良知良能，人的性善便是自然而然的了。孟子在这里将仁义礼智四者并提，这就为五常说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孟子四端说影响也十分深远，成为宋明以来儒家学者讨论的重要资源。
护理人文关怀是将护理中的人文因素提炼出来并进行升华，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使护理人员在思想、行为、言语上，将病人当做一个有尊严的独立个体，做到尊重病人、关心病人、爱护病人，满足其生理、心理、社会生活的需要[1]。
第一，不安之情。孟子论述四端其着眼之处便在于四端所带来的不安之情，《孟子》中讲了一个孺子入井的故事，就是说当人看到小孩子将要掉入井中时，都会产生一种“怵惕恻隐之心”，之所以产生这种情感不是因为要交好这个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因为要在乡人之间沽名钓誉，更不是因为讨厌这个小孩子的哭声，仅仅是因为内心的本然情感便是如此。这种“怵惕恻隐之心”其实算是对孔子提到的不安之心的一种继承，宰我曾经向孔子质疑过这样一个问题：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针对宰我所质疑的三年之丧期限太长的问题，孔子的解释包含着一种对等互报原则，小孩子要出生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故而子女也应当守孝三年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故而如果守孝不够三年内心自然会产生一种不安之情，正是这种不安之情使得子女应当守孝三年。
孟子也正是同样着眼于内心的不安而提出“怵惕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是仁之端。当某个人做不到仁时，按照孟子的理论自然会有种不安之情萦绕于心间，正是这种情感诱使他向善。现在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信”观念是否也有同样效果？当我们欺骗别人时，我们内心是否也同样存在一种不安之情呢，是否会对这种行为感到内疚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或许正是对“仁义礼智信”背离后产生的某种不安之心构成了四者能够并列的基础。
第二，思孟学派提出了“五行”，也即“仁义礼智圣”。如前所述，“圣”这一德行要求实在太高了，孟子就提到“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一般人显然达不到圣的要求，而相应的“信”的要求简单明了，易于实现，故而“信”便填补了这一空白。而且战国时期，随着各种变法图强，诸侯国之间背信弃义成为常态，“信”的缺失已经成为一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到了秦汉时期，天下一统，秦朝依靠法治二世而亡，到了汉代统治者就意识到仅仅依靠法治理天下是行不通的，故而有意识将儒家道德规范“礼”重拾起来与“法”并用。董仲舒这时就将“信”与“仁义礼智”并提，将之称为五种不变的准则提供给汉武帝。事实上，在这时“信”便成为儒家行为规范“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反思的是，“信”与“仁义礼智”四者一道构成“五常”仍然存在一定的隐患。一方面存在仁内信外的问题。孟子讲究“仁义内在，非由外铄”，故而“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是可行的。正因为“仁义礼智”四者内在于人心，所以孟子能够将“仁义礼智”连用，他提出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端，进而指出这四者不过是“仁”、“义”、“礼”、“智”，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然而“信”却有所不同，儒家传统上对“信”有两种理解，其一就是言而有信，这就涉及到人际交往过程中对于承诺的重视，其二则是言行一致，这涉及到言语要能够与行为相符。其实儒家传统上对“信”的两种理解是一致的，“信”都表现为外在的真实性。故而如果接受孟子“仁义内在”的主张，那么“信”与“仁义礼智”四者并提便存在某种问题。董仲舒自然没有接受“仁义内在”的主张，故而他提出五常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宋明理学，这个问题便凸显了出来。
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更为严重了，这就涉及到五常观念内在范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信”与“义”之间的冲突。“义”与“信”二者都是五常中的德目，在先秦儒学中对二者的关系有着较多的探讨。“信”的含义有二，一是言而有信，一是言行一致，也就说“信”是规范言语与行为关系的一个观念，表现在言行关系上，就意味着言语一定要得到践行。但是如果提到行为，儒家对此存在另外一种要求，这便是义，孔子便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与“利”视为君子与小人之别。如果一味强调言行相顾，很有可能因为追求信而陷入不义的境地；如果一味追求义，则有可能言而无信。“信”与“义”这两种美德竟然有可能相互冲突，不得不说令人遗憾。孟子就做出了协调“义”与“信”范畴的努力，他有句名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孟子并不认为“信”与“义”是平行关系，而是认为应当用“义”来规范、约束“信”，这样“信”与“义”才不致冲突。孟子的做法其实把“义”置于“信”之上，在他这里“义”与“信”绝不能是平行关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角度来理解为何孟子并没有将“仁义礼智信”五者并提。董仲舒将“仁义礼智信”五者并提可能就会造成一种错觉，这就是“仁义礼智信”五者是平行关系。但是在儒家思想中，义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后世儒者特别是宋儒围绕董仲舒“五常之说”存在的这个难题提出了种种解决方案，可以说是对“五常”的继续发展。
四、结语
董仲舒在“五常之说”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概括来说就是承前启后。在董仲舒之前，“仁”“义”“礼”“智”“信”获得了分别的发展，特别是孟子将“仁”“义”“礼”“智”四德并称，构成了“五常之说”孕育的思想土壤。董子的贡献就在于在四德基础上添一“信”字，并将之与五方、五行相配比，这就构成了之后两千年儒学思想中的核心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更为强调五常乃是汉武帝等王者应当修养的德行，董仲舒之后的汉儒则将五常视为每个人应当具备的品性，儒家五常之说由此发展成熟。董仲舒可谓是“五常之说”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综上所述，早产合并胎膜早破可引起宫内感染、RDS、新生儿窒息等诸多不良妊娠结局，严重影响新生儿及母体健康；在干预中需要结合宫内是否有感染情况、胎膜早破时间等对症处理；在保胎治疗基础上合理预防感染能减少母婴不良结局。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张鲁君. 先秦儒家“信”观念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
Dong Zhongshu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in Confucianism
WANG Ling-qiang
(Party School of CCP Yantai Municipal Committee, Yantai Shandong 264000, China)
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Confucianism, people will think of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Dong Zhongshu is a key figur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Dong Zi's theory of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precedes Mencius's "four-ends theory", and later Han confucians became his successors by matching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with five elements, five directions, five organs and five classics. Dong Zi's theory of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constitutes the core concept in Confucianism. The key point of Dong Zi's theory of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is the addition of the category of Xin.
Key words: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Dong zhongshu；Xin
中图分类号： B 2 3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19）01-0038-04
收稿日期： 2018-10-08
基金项目： 山东省党校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研究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文化自信观念研究”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王玲强（1992-），男，山东莱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宋明理学、中国思想史研究。
标签：五常论文; 信论文; 董仲舒论文; 中共烟台市委党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