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义]独立性是智库普遍具有的根本属性之一，还是脱离决策环境对美式智库的一种非理性“迷思”，就此问题的回答对我国智库的现实发展和理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方法/过程]在政府主导的决策环境下，分析并比较了智库与政府基于政策研究产品供需形成的零售(即智库相对政府保持独立)、战略合作(即智库依赖政府)和一体化(即智库隶属于政府)三种交易模式及其交易效率；继而放松决策环境的限定，简要分析不同决策体制下智库政府关系模式的变异。[结果/结论]发现独立性并非智库的本质属性，只是美国式多元制衡决策体制下智库的适应性特征。而在政府主导决策的体制背景下，智库的独立性不会增加其交易优势。
关键词智库 智库独立性 决策体制 政策研究产品
智库的独立性是目前智库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学界常常以美国式智库作为理想样板，定义独立性为智库的根本属性之一。如麦甘恩在其名为《全球智库:政策网络与治理》的著作中将智库在财务、人员和法律上的非独立性描述为“不幸”，认为智库因此“也许(就)无法辅助或影响公共决策”，并且判断这种“不幸”“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尤为严重”[1]。显然，作为智库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麦甘恩高度推崇智库的独立性，认为独立性是智库实现其政策影响的必要条件，而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智库独立性不足实属智库发展不佳的变异表现。麦甘恩在这里隐晦地描绘了一个智库独立性或独立型智库的“理想模型”。
但有趣的是，当麦甘恩把视野由抽象的理论判断拉回到现实运营中的智库时，在同一部书的另一页，他不得不马上承认，如果苛责智库的独立性则其定义相对现实又未免“过于狭隘”，因为他转头看到，即便通常作为独立性智库的理想样板的美国智库，如著名的兰德公司都“几乎全部依靠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来运营”，很难认为其具有“完全的自主权”[1]，更遑论他在同书同页提及的德国和荷兰智库与政党表现出的紧密联系，当然还有他尚未提及的新加坡、韩国智库与决策系统展现出的紧密联系[2]。在同一部书的前后几页行文中，麦甘恩不得不默认其“笃信”的独立性的美式智库理想样板，与现实运行中和政府(决策体系)保持更为多样化关系的多国智库现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这种对智库独立性的理论判断或理论信条甚或非理性“迷思”与现实政(府)智(库)关系的不协调，不惟出现在麦甘恩的研究中，也相当程度存在于国内学者的智库研究中。
所谓智库的独立性，在多数语境中是对智库与政府特别是决策系统关系状态的描述(在某些情况下也指代智库与资本和资本集团的关系描述)，与政府保持相对独立的智库就是所谓独立性智库，否则即为附属或依赖性智库。在目前智库研究的相关理论中，如上所述，人们较为推崇所谓独立性智库或智库的独立性。但当持有该“正确性”观念的研究者，观察到现实世界中从独立到依赖再到附属的智库与政府多样性关系现象时，该如何看待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明显冲突？此时，关于智库独立性的“正确性”判断还能成立吗？本文基于智库的政策影响行为，拟从逻辑层面分析与比较智库与政府间从独立到附属的多样性关系，以探讨智库独立性在技术上是否“正确”，继而在不同的决策体制背景下进一步拓展对智库独立性的探讨。
1政智关系的基本表现：政策研究产品的供需交易
1.1政策研究产品的交易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涉及到日益增多的政策因素及相关关联，这对决策系统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构成巨大压力，出于缓解压力和优化决策的需要，决策系统转移部分的政策信息处理任务，而围绕政策过程进行专门化知识生产的智库即因此而兴。
智库通过传递其生产的政策研究产品于决策系统，在辅助决策的同时，实现影响政策的机构功能。这样，政策研究产品的供需交易构成通常的智库与政府关系的基本内容(更确切地说是智库与政府、政党等公共组织内的决策系统进行政策研究产品的交易，但为了行文的便利，除特别提及外，以下一律称智库与政府的交易关系)。
因此，在政策研究产品的买方市场中，单纯从政智交易效率来看，独立性智库不易获得与政府交易的机会，也就很难影响政府决策，势必在政策影响大赛中名落孙山。
1.2产品品质及其评估政策研究是一种典型的服务产品，不论是为对特定问题的归纳总结和梳理厘清，还是针对不确定议题的判断预测和对策策略，再或是更为系统和可操作的政策预案和实施计划，其实质都是一种知识信息服务。从抽象角度而言，这种知识服务是拥有政策研究能力的个体或团队结合所掌握的相关信息实施的创造性产出。其产出主要依赖于研究能力和相关信息。其中研究能力作为一种特殊心智条件依附于特定的政策研究人员，具有明显的个体性和独特性。相关信息则包括政策系统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以政策系统为界，系统内外的研究群体获取它们的成本各有差别[3]。这两个对产出有影响的因素，其特性也塑造了政策知识产品的某些特征。因研究能力的个体性和独特性，由其产出的知识产品也必然很难界定为通常的标准品，即便其研究主题相同。而相关信息的内外有别，及内外人群获取成本的差异，则使内外研究人员所掌握信息有明显不同，相应的研究产出也有较大差异。
作为专门针对某个政策议题的非标准性研究产品，其潜在买方和需求者极为有限，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唯一性。这样的状况导致一旦生产后若不能与买方达成交易，则相关投入无法获得必要补偿，长期如此，作为卖方和生产者的智库断难持续。基于以上非标准服务产品的产销逻辑，智库通常只在获得相应订单后方才展开相关研究。
但在买方看来，产品尚未完全产出之前，基于服务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也即尚未消费之前，如何在事前约定中明确双方都同意的、并在事后可供所有各方(包括各类争端仲裁方)核验的有关产品及其品质的细节，对于呈现为非标准服务产品形态的政策研究产品非常困难。
运用系统广义矩阵GMM估计法来检验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以及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况且，即便政策产品被生产出来，也即同时被买方接收，但其质量评估的困扰并未终结。一方面，政策研究产品往往有经验品(experience goods)的特征[4]，即只有消费后方能评价其质量及合宜性。可是消费后一旦发现产品无法满足自己的质量及合宜性要求，怎么以较低成本提供足以使对方和仲裁方认可其评价的证据又甚为困难，何况该政策研究还是非标准品。这样，作为经验品的政策研究产品其事后评估的困难，隐藏着诸多的事前机会主义风险，也平添了事后的维权困难。
社区教育从社区居民最基本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认知层次出发，将我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的传统理念与精神品质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多种演变形态，开展符合民众接受力和认同度的各项活动，较之数字馆藏、传统节庆表演、民俗活动等形式，具有更稳固、更深厚的认同感和民众基础，更有效地提升居民的精神需求和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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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些政策研究产品还带有信任品(credence goods)的特点，即消费后仍然难以确定或者在一定时限内难以确定产品的质量及合宜性[4]。一些复杂的政策研究产品尤其如此(例如近年来社会各界逐渐关注到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些被忽视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在当初的政策研究中没有给予足够的凸显，显然，当初获得采纳的此类政策研究就是一种信任品，其忽略的政策成本在若干年之后才逐渐显露)。对于带有信任品特点的政策研究成果，评估所需的相关信息缺口在目前尚难妥善解决。信任品的交易同样隐藏着事前的机会主义风险，以及事后难以预料的风险。
此外，既然是特殊交易，则也必然涉及到交易价格的谈判。而当交易对象是具有经验品、甚至有时带有信任品特征的、非标准品的政策研究时，由于难以有效评估其产品品质，则交易价格也极难达成——这里的价格并不局限于货币，也包括政府授予智库及研究人员的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象征符号。例如在广为流传的一段“神话”中，兰德公司在中国出兵参与朝鲜战争之前即已对此做出准确预测，当时该智库打算以150万美元的价格将这项研究卖给美国国防部，但后者以索价过高而断然拒绝；其后的事实发展令美国国防部大悔云云。虽然该“神话”经考证纯系谣传[5]，但故事讲述背后反映的议价失败影响交易的逻辑确也并非子虚乌有。通常情况下，买方在无法有效评估交易产品品质时，给出的预期价格往往低于持有优质产品的卖方的预期，此时，价格谈判很难获得实质进展。长此以往，整个产品品类市场亦会衰退[4]。
在政策研究产品无法获得确当评估、又没有相关保障机制的情况下，智库与政府间对政策研究成果的交易最终会如以上分析所示。
1.3交易的安全智库与政府对政策研究的交易还涉及到诸多交易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及问题的解决极大影响交易及交易的形式，也影响到政府与智库的关系。
首先，交易及产品服务问题。政策研究的交易过程也涉及到诸多不确定，例如通常的产品(数据信息、文件报告、软件系统等)移交、货款支付问题等等。这类交易过程中的问题与其他常见产品的交易问题并无不同，可以较容易地通过基本的事前契约及外部司法裁决解决。
作为非标准服务产品的政策研究，其消费使用往往需要来自生产者的辅助服务，比如对政策研究产品进一步的理解解释、针对买方情况的本地化应用指导及具体的技术辅助等等，这类似于标准品市场中的“售后服务”；但因政策研究本身的非标准及作为买方的政府客户的极大差异，这类辅助服务也是非标准的，所以其复杂程度远甚于标准品的可流程化的“售后服务”。这类复杂的非标准辅助服务对政策研究的消费和使用极其重要，但又很难在不完全的事前契约中进行预先明确的细致描述或列举，这种状况潜藏着来自生产者的道德风险。
为分析流水对植生混凝土底层土壤的影响规律，对混凝土的反滤性能进行研究，试验分组设计如表2。试验装置固定放置完毕后，将对照组和试验组的护坡模型置于试验装置上，进行植生混凝土反滤性能试验，实验结果如表2，图2。
其次，产品相关信息安全问题。智库与政府交易的是关于政策议题的相关信息和知识产品，这类应用性知识产品往往包含一些针对具体政策问题的数据、资料，也有关于具体政策问题的趋势预测及解决方案，有时还包括较为详尽的实施计划和执行策略等。显然，其中或有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认为有必要维持一定密级的数据信息和技术资料，亦或有基于保障政策顺利实施而暂时对外保密的详尽方案、计划和策略等(毕竟在一些政策博弈中，策略信息的公开暴露对政策执行及效果有实质影响)。这些相关信息和知识的安全是政府选择智库进行政策研究交易时必然考虑的交易安全问题。并且这类信息安全问题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通常与特定政策周期相始终，某些数据信息的保密要求，甚至远长于特定政策周期。
在理论上，这类交易及交易后的信息安全可以借由外部法律和内部契约予以保障，也仰赖智库及智库人员的职业伦理与道德自律。但法律和契约的外部保障建立在预先的完全契约(规则)、完美的相关证据及公正的执行假设之下，而这些在现实中却很难满足，尤其是前两者。而道德自律则又因人格的具体差异难以保障。这样，政府在选择智库以及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与智库交易政策研究时，必然考虑产品相关信息安全的问题。
2政府与智库的交易模式
交易模式或交易结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尤其是威廉姆森研究的重点内容，他认为一切交易中普遍存在源于不确定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模式(结构)则是在平衡这些交易成本的过程中衍生出的相对稳定的治理机制(结构)，比如最基础的市场与企业组织。而针对具体交易，比较可选的不同交易模式(结构)下的交易成本变化，则可以评估甄选具有相对治理优势的交易模式(结构)。比如威廉姆森针对不同情况比较了从市场外购到一体化内供模式下交易成本的变化，一般性地阐发了这些交易结构的相对优势及实现条件[6]。
用沙土或符合要求的原土回填管道两肋，一次回填高度为100～150 mm，捣实后再回填第二层直到回填到管顶以上至少100 mm处。在回填过程中，管道下部与管底的空隙处易被忽略，要注重夯实，死角部位人工用木锤夯打。管道接口前后200 mm范围内不回填，以便试压时观察各接头质量。
基于政策研究交易的买方市场格局，政府在选择交易及交易模式时具有更大的决定权。结合前文对产品品质及交易安全问题的分析，我们试图总结并详析其可以选择的具体交易模式。
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决策权力相对而言都具有垄断性，具体政策的最终决定权被排他地配置于某一机构或职务。特定政策研究成果的潜在买家在一定程度上极为有限甚至唯一，同时，除少数较为狭窄的政策议题外，提供相关政策咨询服务的内外部智库则存在事实上的竞争。并且，虽然普遍强调政府要借助政策研究以提高决策的科学化，但对具体要否政策研究辅助，以及借助的政策研究由自己内部生产还是向外部智库购买等，很大程度上由政府自行决定，这导致政府对智库的产出存在事实上的需求弹性。是故，政府在与智库的交易中大多数情况处于主动地位，政策研究交易成为典型的买方市场。而现实中常常看到的智库人员如蝶舞花间般穿梭于政府决策人员身旁卖力营销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第三，加强中国自身的对外宣传工作和力度。 中国应当把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不去纠缠于西方对中国所贴的错误“标签”，因为越解释中国“不是A”，西方媒体就越认为中国“是A”，中国应该用中国的话语来构建中国自己的形象，而不使用西方的那套话语。 有学者指出：“加强我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做好政治话语翻译。……来表达中国文化特色词汇，展现中国思想、贡献中国智慧。”[13] 因此，用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向海外读者阐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应当是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拥有更多交易及交易模式选择权的政府视角看，大体存在三种与智库的交易模式，即零售模式、战略合作模式、一体化模式。如图1所示，在零售模式下，智库与政府保持彼此独立，该交易模式下的智库为独立性智库；在战略合作模式下，智库与政府有长期固定关系，该交易模式下的智库则为依赖性智库；在一体化模式下，智库与政府具有从属关系，该交易模式下的智库即为附属性智库。
图1政府与智库交易模式
2.1零售模式在零售交易模式下，政府如同人们选购日用品一样挑选智库购买政策研究产品。如图1所示，政府往往面对多个潜在卖家，其与智库间是通常的客户与厂商关系。客户以对产品和市场的有限认知选择交易伙伴，厂商则为其理解的市场或细分市场生产，厂商行为有明显的市场导向而非具体客户导向。双方交易中的权利义务由不完全的事前契约划定，而于交易中无法契约化的不确定——毕竟残缺理性下的任何静态契约都无法完全，则一般通过自愿协商解决，次之诉诸法律裁决。
基于这一日常的交易模式，我们集中讨论政策研究交易中存在的交易问题及其治理。如1.2节所述，政府与智库交易的是具有经验品甚至信任品特征的、非标准品的知识服务。在零售模式下，首先，基于市场导向形成的智库生产组织方式及相关技术、资料积累能否支撑特殊服务产品的生产？毕竟零售交易模式下的智库出于理性考虑，面对的是整个市场而非单个用户，因此而构建的生产组织制度、储备的前期技术和资料并不针对某个客户的某个狭窄政策和社会议题。因此，这种交易模式下的智库产品是不是能够满足特定政府的具体需要不太好确定。
如1.2节所述，政府与智库交易的是具有经验品甚至信任品特征的、非标准品的知识服务。在战略合作驱动下，首先，趋于稳固的政府与智库交易关系，能促进智库针对稳定客户组织相应的生产活动及累积必要的技术和资料储备。在这些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资料支撑下，其产出的产品无疑能更好地满足特定政府客户的非标准要求。
在战略合作模式下，1.3节述及的产品服务虽因其非标准性，无法完全成文于事前契约，但在客户导向和隐性契约的规范下，生产者会不拘泥于成文规则而提供相关辅助服务，即便发生争端也易于基于隐性契约精神通过协商解决，而不需触碰昂贵且结果不明的外部法律机制。
再次，政策研究产品还是一种经验品，而对经验品的评价也是客户效用感的呈现，许多时候其评价带有很强的主观性[4]，所谓百人百味、众口难调。政策研究产品评价的这种主观性，一方面“掩护”了智库的道德风险行为，另一方面则因带有主观性的评价难以客观呈现，并获得第三方比如法庭认可，而增加了事后维权的难度。
最后，一些复杂的研究咨询产品还带有信任品的意蕴，对这类产品即便消费使用后，连客户本身都还无法做出确切评价[4]。如果在零售模式下，交易的是此类带有信任品特征的研究成果，则以上讨论的来自生产者智库的道德风险问题及维权困难问题都会进一步加重。
当然，为了讨论的简洁，本文刻意忽略了在成熟决策咨询市场，知名智库的品牌和声誉机制对自身道德风险冲动的抑制。但即便考虑到声誉效应，以上论及的根本机理并不会改变。
他看着我，目不转睛，看得我浑身不自然。“对不起！我知道我昨天……”“是我不对，让你丢脸了。”秦风抢了我的话茬儿。
在零售模式下，1.3节述及的产品服务会尽可能预先成文契约化，但鉴于此类辅助服务的非标准性，其事前契约的相关条款也必难完全，则来自生产者智库的道德风险冲动也难避免，作为零售交易模式基础的事前契约在这个方面治理能力确实有限。
至于产品相关信息的安全问题，零售模式下的事前契约也常有约定，但一方面，容易出现不完全契约无法完全涵盖的问题；另一方面，当交易结束后，零售模式下的政府很难继续获得保密约定执行情况的信息，如此则政府不易知晓智库是否继续履行约定，即便察觉履约有瑕疵，也不易获得维护自身权益的可被第三方认可的证据。因此，在零售模式下，产品相关信息的安全问题也难以有效解决。
2.2战略合作模式在战略合作模式下，政府与某一智库就某一类政策议题或几类议题组成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如图1所示，双方由零售模式下的单次客户和厂商关系，演变为长期协作的伙伴关系，政府以固定智库为长期交易伙伴，智库则根据政府特定需要进行定制生产，智库行为由零售模式下的市场导向转变为明显的客户导向。双方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则既由预先成文的事前契约规定，还受到不成文的长期隐性契约的规范。
基于该交易模式，我们详细讨论政策研究交易中存在的交易问题及其治理。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地方高校正在加速转型发展，承担着为地方经济建设和区域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学校要高度重视实验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大资金投入，通过引进、培养等方式建设一支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层次合理，既能熟练进行计算机设备维修与维护、指导学生计算机实践教学，又懂实验室管理的复合型高素质、具有强烈责任心的实验教师队伍。
其次，战略合作模式下的长期重复交易，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了作为经验品的非标准政策研究产品的品质。一方面，基于客户导向的定制化生产运营及相关技术和资料的累积有助于产出更合乎客户独特需求的产品，提高作为经验品的非标准政策研究产品的品质。另一方面，长期重复交易稳定了生产者的预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智库产品生产中的道德风险冲动，从而稳定产品的品质。此外，长期重复交易，使生产者累积更多的关于客户偏好和效用的信息，藉此产出的作为经验品的政策研究更易于获得客户的好评。
会议要求，要运用互联网推动“三农”工作的创新，要把农业农村电子商务放在更广阔的视野，深入谋划、精心组织，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做好宣传引导，推动农业农村电子商务跨越发展。
再次，战略合作模式下，隐性契约的存在既改善了产品品质也促进了相关争端解决。稳固的战略合作使交易双方包括作为卖方的智库倾向于以多次的、长时期的视角审视彼此关系，对对方溢出事前契约的诉求，对交易的成本收益计量都不再局限于单次和短期；基于长期的超越狭隘功利的合作体验，交易双方对彼此的良善预期也不断累积，互信逐渐成为双方关系的心理基础。这种在战略合作模式下形成的、默会于交易双方间的、不成文的对彼此权利义务的期待我们称之为隐性契约。良好的隐性契约能够弥补事前契约的不完全性(部分也降低交易前力求契约尽可能完全而耗费的签约成本及为保障事前契约得以落实花费的履约成本)，尤其对于无法预知的变动引起的某些问题，基于长期合作、良善预期和彼此信任的隐性契约可以快速低成本地做出相应安排。
由于轨缝错台值主要通过第一个测点(间隙信号4)与其他3个测点比较计算得到，因此在悬浮架采集的4路间隙信号中取两端的间隙信号4进行分析。由图6的轨缝错台变化仿真图可知，间隙信号4基本反映了轨道错台情况，通过错台值能够准确表示高低突变。由于监测探头3、4之间有一定距离，因此错台值出现一段平台。
正是因为隐性契约的这种功能，所以在战略合作模式下，其不但促进生产者自愿改进产品品质，以尽可能合乎客户偏好。且即便发生产品品质争端，虽然无凭于成文的事前契约，亦能不通过昂贵而耗时久长的外部法律机制予以妥善解决。
最后，在战略合作模式下，对具有信任品特征的某些政策研究产品，双方间存在的隐性契约虽无助于其产品品质的评价，但基于彼此的良善预期和互信能够抑制生产者在产品品质不能评价时常有的道德风险冲动，也能给予买方一些在零售模式下获得不了的对对方行为良善的确定感。这无疑会促进政府与智库的交易。
其次，政府和智库交易的既然是非标准品，则其产品评估就没有一致的社会共识性标准，对产品及品质细节的预先成文即使不能说不可能，但必然是不完全的且成本较高，这样的不完全性极易诱发零售交易模式下智库的道德风险行为。并且，对于智库的道德风险行为，因其溢出了事前的成文契约约定，即便诉诸法庭也常常结果难料。
此外，相关信息安全更有保障。一方面，长期交易确实会累积相比零售模式下更多的产品相关信息，这些信息被沉淀在智库一方；但这些信息中间的一部分，比如相关产品技术信息、某些关键数据信息等同时也是智库能够持续提供合乎具体客户需要的产品的重要基础之一，这部分信息也就成为智库主动保守的商业秘密。另一方面，不论是对长期交易、持续获利的预期，还是基于隐性契约的良善预期、彼此信任，相比于零售模式，战略合作模式下的智库都更有动力保障政府要求的信息安全。
2.3一体化模式在一体化模式下，智库被政府吸纳，政策研究产品的供需实现一体化，对政府而言就是所需政策研究由其内部智库生产。在该模式下，智库成为政府(或政党、社会组织和企业)内设的职能机构，它与政府内部直接使用政策研究的相应决策系统间不再是独立的平等实体关系，许多情况下智库转而变成政府内相应决策系统的下级机构。在这种新的上下级关系框架下，组织规则要求智库接受决策系统的指令性生产任务，并据此组织具体生产，智库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组织导向。在一体化模式下，智库与政府的权利义务通常由先定的组织规则规范，溢出规则的事项及争端则交由上级裁决。
基于该交易模式，我们进一步讨论政策研究交易中存在的交易问题及其治理。
‘花叶青丝’是‘青丝黄竹’变异植株经进一步分离克隆、培育而成的竹类新品种，关键区别在于前者部分叶片具宽窄不等的黄白色纵条纹(图2)[1]
一体化模式下，智库产品由外部生产转为内部制造，对政府而言，其实质是将外部生产和交易的诸多不确定内部化。具体而言，1.2节所述及的比如无法预先明确智库产品及产品品质细节而潜藏的来自智库的道德风险被内部化；还比如因智库产品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特征而不能有效评估其品质，所带来的来自智库的道德风险也被内部化。在将外部不确定内部化的过程中，组织规则和上级权威替代了外部的不完全契约及自愿协商，甚至隐性契约也不再必要，这样大大节约了外部的交易成本，比如节约了签约成本、履约成本、协商成本甚至诉诸法庭的司法成本等。一体化模式对1.3节所述及的交易问题的内部化治理逻辑与以上分析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在小型冷、热源系统以及风冷热泵机组系统中，其补水方式可以采用自动补水阀取代补水泵及补水定压机组等设备。自动补水阀由平衡阀座的减压阀、进水过滤器、截止阀及止回阀组成，安装在系统的补水管上(一般在循环水泵吸入口前)，自动将系统压力维持在设定值，并且保证系统压力低于设定值或者缺水时水不会倒流。
在一体化模式下，内部化的治理逻辑只是将外部交易的不确定转换为组织内部的相关问题。但于政府组织而言，政策研究在内部的生产、供给和消费，可以内部化其间的不确定，增强其相对的确定感；于组织领袖而言，也可增强其掌控感。因此，政府对内部产出政策研究模式的青睐不言而喻。
当然，亦需注意，智库内部化后，外部交易的诸项不确定转化为组织内部的代理问题，在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同时增加了内部的代理成本。在组织内部，此前的产品评估、相关信息安全等问题仍然存在，只是变为组织规则及上级裁断下的此类问题。
表1政府与智库三种交易模式比较
关系性质关系模式智库行为智库产出双方关系协调零售模式客户与厂商一对多;一次性市场导向标准化产品事前契约战略合作模式合作伙伴一对一;长期性客户导向定制化产品事前及隐性契约一体化模式组织关系上下级;永久性组织导向自制产品组织规则和组织权威
综合以上阐述的政府与智库三种交易模式的内容和特点见表1。基于政府的视角，本小节在对三种交易模式的分析中，分别探讨了政府与独立性智库、依赖性智库和附属性智库在政策研究产品交易中面临的主要交易问题及相应治理。
3进一步的讨论及简短结论
3.1独立还是依附：政智交易的视角经过小节2稍显冗长的对政策研究产品三种交易模式的分析，基于作为买方的政府视角，零售模式在降低交易风险的技术效率方面最不具有吸引力。零售模式下，买卖双方的一次性交易在不完全的事前契约下，完全无法解决来自卖方的道德风险冲动，也不能有效保障相关信息安全，这必然会抑制作为买方的政府向独立性智库购买政策服务的意愿。而战略合作模式则凭借双方间的长期预期和隐性契约以弥补事前契约的不完全，能够较好抑制卖方的道德风险冲动，从而刺激政府向依赖性智库购买政策服务。相应的一体化模式，内部化了诸项外部交易的不确定风险，给政府以确定感和掌控感，亦促进其对政策研究服务的需求。
在这种政智交易关系中，智库是政策知识产品的生产者兼卖方，而政府则是消费者兼买方。既然政智关系类比为政策知识产品的交易关系，则在双方交易中，也必然涉及到惯常交易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产品品质及交易安全等。
是故，于智库发展而言，保持智库相对政府的独立性在观念层面或有其可取、可标榜之处，但在实践层面则确有商榷之余地。
3.2为什么实践中有多样化的政智关系：基于决策体制的猜想但在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的主流政智关系差异极大。既有标榜独立性的美国式智库，也有各放异彩的依附于政党的英国式智库[7]，和依附于政府的新加坡式智库[2]等。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更多的子宫内膜息肉和更长的随访时间与术后息肉复发的风险显著相关[16]。所以对EP患者可以持续更长时间的随访，进一步观察疗效。本研究说明，3种EP手术方式在临床均切实可行，应根据月经症状、有无贫血及生育要求选取适合的宫腔镜手术治疗方式，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显然，本文基于政府视角的技术效率逻辑获得的前述结论，与这种多样性的事实相悖。这大概缘于该技术逻辑隐含的一个狭隘预设，即智库唯有经政府才能影响政策，而政府又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这个假设大致符合某些国家的情况，比如中国和新加坡等，但又严重背离另外一些国家的情况，比如美国等，于是前述技术效率逻辑的结论就不符合这部分国家的政智关系状况。如果进一步扩宽思路，则可以发现如上假设实质上反映了决策体制的某些特征，而该假设所定义的一元主体主导决策的体制只是决策体制诸类型谱系中的一类而已。从更广泛的决策体制诸类别来看，既有单一主体集中主导决策的制度安排，还有分散多元主体制衡决策的制度安排。如果以决策体制在不同国家的变异为观察视角，则可以发现决策体制类型与该国主流政智关系类型存在密切联系。毕竟力图参与决策的智库必须顺应其所属国家的既有决策体制，才能以适合的方式嵌入政策过程并发挥政策影响[8-9]。
以美国为例，出于相互制衡的考虑，美国的政治决策权从纵向和横向呈现高度分散，冗长而复杂的决策过程充斥着交易与妥协，其间形成多个“进入点”(access point)和“否决点”(veto point)[10]，这为各类政党、社会组织、企业甚至个人参与决策提供了充分机会；并且通常在其他国家较为集中强大的政党在美国则呈现为围绕选举聚散的松散组织形态，在反垄断法及相关文化的影响下美国企业也从来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声音，这种情况与某些欧陆国家如德国的状况大为不同；因此美国智库面对的潜在政策研究需求客户众多、分散且多元，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智库标榜的独立性毋宁说是对多元分散的政策研究需求者的一种来者不拒的广告声明。此外，通过媒体传播扩大其社会及政策影响也是美国智库相对独特之处，为了扩大媒体传播的功效，当面对头脑中充斥着对政治权力不甚信任观念的广大受众[10]，贴上独立性标签尤其标榜独立于政府无疑是增强说服的好办法。
当然，在竞争性的决策参与过程中“玩家”虽众多，但总有相对更有影响的“玩家”，因此，现实中的美国知名智库往往在实质上依附于某些大的“玩家”，以便更深更广地介入决策过程，比如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的关系，企业研究所、卡图研究所与共和党的关系，兰德公司与军方的关系等等[11]，这样，其独立性也仅为标榜而已。
其他国家智库与决策系统的关系也依循以上的逻辑，一定程度上是其独特的决策体制的产物。例如政党依附型的英国式智库肇因于英国强大的政党政治，对抗性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使智库借助对政党的依附发挥政策影响成为理性选择[8]。而同样新加坡的依附型智库也是其在该国以人民行动党为核心的稳固政治精英长期垄断公共决策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和必然结果。类似新加坡的这种依附型智库之所以在亚洲诸国广泛存在，包括日韩，很大程度上正是在相对集中的、稳定的政治精英控制国家决策下智库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适应的结果。
3.3智库的独立性在中国有强调的必要吗？ 以上基于政府主导决策的假设从技术层面比较分析了智库与政府的三种常见关系模式，并简要探讨了放松政府主导决策的假设后，在不同决策体制下，政府与智库关系模式的变化。经过这些讨论，在此针对中国智库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中如何认识智库的独立性略谈看法。
首先，从观念层面来看。通过上文对美国智库具有独立性的决策体制背景的梳理及探讨，本文认为，我们对美式智库独立性的推崇与盲信是理论观念上的一种非理性“迷思”。根据有二。第一，美式智库的独立性是在特殊决策体制下智库在美国的一种适应性特征，而非普遍的固有特征，更谈不上本质特征。是故，割裂美式智库所活动的决策体制背景而将独立性升格为智库的普遍特征是一种典型的学术“迷思”，既不利于我国智库政策影响活动的开展，也阻碍基于中国决策背景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理论的建构。第二，即便美式智库具有独立性——这种适应性特征也只是表面特征。
其次，从技术层面来看。收缩智库所活动的决策背景为整体性政府主导决策时，基于小节2对三种政智关系模式的讨论可以发现，从政策产品的需求方——政府的视角来看，零售模式也就是智库与政府相对独立是交易风险最大的模式。因而在逻辑上，政府最不偏好独立性的智库。
最后，独立型智库一定比依赖型智库在产出中更有自主性及创造性吗？对这个问题肯定的回答是支持智库独立性的重要论点之一。在中国背景下，对该问题的肯定回答隐含有行政和财务独立的智库能够避免政府干预之手，从而保持研究自主性的内涵。本文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论点中的一些稍显含混的关系，即智库行政和财务的独立未必意味着能够避免政府干预研究，更不等于研究的自主和创新；同样，智库行政和财务的依赖未必意味着不能避免政府干预研究，也更不等于研究自主和创新的丧失。实践中的典型反例可见新加坡运营良好的依赖型智库，研究者发现在适当的管理体制下，依赖型智库研究的自主及创新并不会受损[2]。当然，笔者以为，严格而可操作的决策责任制的建立是保障哪怕附属型智库研究独立性的关键，在该制度下，决策者基于自利，有充足动力明智地缩回对智库研究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干预之手，此时，行政和财务的独立与否与研究的自主和创新关系不大。
3.4简要结论与启示基于前述讨论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第一，独立性并非智库的本质属性。鉴于各国差异化的决策体制，独立性只是美国式多元制衡决策体制下智库的适应性特征，而在其他非美国式决策体制下，独立性不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中皆非智库必要属性。第二，在政府主导决策的体制背景下，智库的独立性不会增加其交易优势。对政府与智库三种交易模式比较后发现，基于政府视角，政府与依赖性和附属性智库交易政策研究产品更利于控制交易风险。第三，在逻辑上和实践中，独立性并非智库研究的自主性及创新性的必要前提。
据此，我们认为在目前中国特色智库理论的建设中，若如美国智库理论一样拔高智库独立性属性并不可取，至少在对其进行逻辑和经验层面的反复检验之前应持更为审慎之态度。这也进一步提醒我们，在借鉴他国智库研究的已有成果、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理论时，密切结合我国独特的决策体制和政策过程的极端重要性。毕竟，诚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云“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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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ontheTransactionPatter'sVariationofPolicyResearchProductsProducedbyThinkTank-GovernmentRelationship:fromthePerspectiveofThinkTanks'Independence
Gong Huilian1 Hu Shengqiang2
(1.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122;2.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Is independence one of the general basic attributes of think tanks, or an irrational myth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beyond of the decision- making contex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both to the practice development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hink tanks.[Method/Process]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decision-making being dominated by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supply-demand of policy research product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ree different transaction patterns which feature retail (think tanks keep independent from government),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ink tanks rely on government) and integration (think tanks are affiliated to government). The study then releases the constraits of the decision-making environment and analyzes briefly the variations of the government-think tanks relationship in different systems.[Result/Conclusion]It is found that independence is not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ink tanks but an adaptive characteristic derived from the American decision-making system which features multi-subject check and bal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cision-making system being dominated by government whereas the independence of think tanks could not enhance their advantages in the transactions.
Keywordsthink tanks the independence of think tanks decision-making system policy research products
收稿日期：2019-01-21
修回日期：2019-02-18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推进我省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研究”(编号：2018Z139)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龚会莲(ORCID:0000-0002-3112-8010)，女，1974年生，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胡胜强(ORCID:0000-0003-2659-8461)，男，1978年生，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和公共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C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19)04-0009-07
引用格式龚会莲，胡胜强.智库与政府关系对政策研究产品交易模式变异的影响：智库独立性的视角[J].情报杂志，2019，38(4)：9-15,36.
DOI10.3969/j.issn.1002-1965.2019.04.003
(责编/校对：王平军)
标签：政策论文; 政府论文; 独立性论文; 产品论文; 契约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管理学论文; 咨询学论文; 《情报杂志》2019年第4期论文;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推进我省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研究”(编号:2018Z139)研究成果之一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