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认为网络动员主要有三种作用机制，即情感动员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共意动员机制。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网络事件的大量涌现并非源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社会怨恨的增强，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集体行动发起者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日渐丰富。从群体认同塑造视角来研究网络事件，其动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环节：突出议题而引发关注、赋予意义而能动解读、共享意义而达成共识。针对网络动员多重机制的具体环节，可以规划与之关联的管理路径。
关键词：网络事件 情感动员 资源动员 共意动员
一、研究综述与意义
在西方集体行为理论中，群体聚集往往遵循情感逻辑，情感因素也在群体聚集和动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集体行为理论认为，在网络动员的过程中，人们处于一种群体非理性状态，往往受到情感的支配。勒庞在其《乌合之众》一书中，对于聚众的研究为我们解释在互联网时代处于动员过程中的群体及其心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勒庞观点影响下，布鲁默提出了符号互动理论。他认为群体聚集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互动过程，并将其过程划分为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三个阶段。布鲁默认为，集体行为发生的起因是个人的烦躁，只有经过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这样一个循环反应过程，个人性的烦躁才演变成为社会性的骚动，从而引发集体行为。布鲁默的循环反应理论是第一个关于集体行为的社会学理论。在集体行动的情感因素研究方面，除了侧重于聚焦社会心理扩散过程的符号互动论，还有从社会结构性怨恨上寻找集体行动根源的“相对剥夺感”和“价值累加理论”。格尔在“相对剥夺感”方面的研究体现在《人们为什么造反》一书中。他认为，人们的相对剥夺感越发强烈，其抗争动员的欲望和可能性就会越大；在借鉴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基础上，格尔对相对剥夺心理在抗争和动员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做了深入研究。斯梅尔塞关于价值累加理论的研究体现在《集体行为理论》一书中，重点解释人们为什么参与集体聚集行动，并对其诱发过程展开了深入分析。在他看来，社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人们普遍存在的怨恨感、人们对于怨恨原因的解释拥有一致的共识、引发集体行动的导火索和良好时机的出现、有效的组织策划以及政府管控能力存在不足是引发集体行动发生和演化的五个核心原因。整体来说，比起以前任何一种集体行为的理论，价值累加理论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逻辑上也更为严谨。网络事件的情感动员理论机制一直无法规避一个显而易见的理论缺陷，那就是如果情感之于网民群体策划和发起网络动员和集体行动如此重要，那么在一个相对剥夺感和怨恨情绪充斥的社会岂不是会天天发生网络事件和集体行动？！然而，真实情况是多数网民群体只是在少数典型网络事件中参与动员和被动员。因此，除了情感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网民群体参与网络动员事件。
与情感动员理论将集体行动现象归因于怨愤不同，资源动员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怨愤本身不足以引发社会运动，能否动员到足够丰富的资源才是决定社会运动之兴衰成败的关键。资源动员理论认为，集体行动事件的大量涌现，并非源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社会怨恨的增强，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集体行动发起者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日渐丰富。早在1968年，李普斯基在《抗争作为一种政治资源》一文中，就论述了组织资源和领袖资源对于抗争兴起、发展和成败的影响。1973年，麦卡锡和左尔德在《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和资源动员》一书中，敏锐地观察到资源动员和专业化组织策划在美国集体行动中日渐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对社会运动专业化的表现、成因和趋势做了论述，并在社会运动研究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资源动员”概念并以之作为理论论述的中心。1977年，麦卡锡和左尔德在《资源动员与社会运动：一个不完全理论》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把“资源动员”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研究视角，并对其基本假设、核心概念和理论命题展开了系统阐述，标志着资源动员理论正式诞生。1978年，梯利在《从动员到革命》一书中将资源动员视为欧洲历史上集体行动的核心特征之一。资源动员理论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第一个叛离集体行为传统的理论范式，标志着当代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诞生。(1)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5—96页。令人吃惊的是，尽管“资源”这个概念在资源动员文献中俯拾皆是，其含义却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弗里曼将动员资源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爱德华兹和麦卡锡将动员资源划分为组织资源、道德资源、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实物资源五大类别。
“共意性集体行动”，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界，指能获得人们在态度上最广泛支持、并且没有或很少遭到有组织反对的社会动员。而“冲突性集体行动”，是指在一部分群体要求变革社会现状、打破当前制度格局的过程中遭到有组织反对，从而引发社会群体间对峙的社会事件。(2)艾尔东·莫里斯：《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1—232页。从议题建构的过程与内容来看，不管是冲突性议题、还是共意性议题，首先必须能够在“网络空间”内建构合法化的议题，凸显特定议题结构内部的新闻价值，克服网络议题传播过程的内在限制因素，然后，才能争取网络舆论的关注和支持，进而获得相关议题的广泛性传播。可以说，议题建构的过程，既是一个将冲突性议题合法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将其进行广泛传播的过程。当特定议题获得足够多的社会关注和社会支持时，其议题才能够赢得与议题相关的符号传播力和话语诠释力，进而建构属于这一特定议题的文化意识形态。事实上，只有构建出这样一个有利的舆论环境，才能够策动和发起无组织力量反对的可持续的集体行动。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现实社会中存在很多无法从冲突性转向共意性的议题内容。但是，即使这样，也无法否认网络媒体策略在议题建构、意义建构和共意动员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虽有学者对以上共意性集体行动进行关注和研究，但大多数研究文献都没有能够结合议题建构、意义建构、身份认同、话语建构和符号整合等理论视角阐释共意动员的深层次作用机制和系统框架特征。
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当前利益分化比较严重且社会矛盾凸显，加上民众的维权意识日渐觉醒，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场里汇集了中国社会深处的绝大多数愿望和诉求、也聚拢了种种欲念和狂想。从传统“媒介事件”到新兴“网络事件”，在其概念内涵上，应当重点关注其新型的社会共同注意力的集中机制，即作为时代特征的媒体报道方式中，那些唤醒全体社会公众的集体意识、共同注意力的机制和过程。(3)邱林川：《新媒体事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0年，第40-48页。研究政府舆情类网络动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动新的动员行动，而是为了化解网络社会冲突，应对新时代的社会化网络舆情问题，建设政府的社会化网络舆情监测、研判、预警、处置和评估等机制。
二、作为情感动员的网络事件
与传统的、现实中的社会动员相比，网络动员对财力、物力、时间、精力和成本的要求比较低，也无须事前周密细致的策划。那么，网络动员影响巨大的深层原因又何在？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情感是如何作用于网络事件动员的。国内许多学者将中国网络事件的发生看作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认为网民群体对于公平正义的认识和看法是内在驱动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深层原因。于建嵘认为，中国的网络事件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泄愤事件，有时候民众群体声讨和热议却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纯粹是一种情感的宣泄。(4)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刘能认为，怨恨的产生和累加是集体行动发生的起点。(5)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应星认为，“共同怨气”在集体抗议行动发动过程中的意义在于它赢得了人们情感上的理解和支持。(6)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一)网络动员的情感逻辑：“相对剥夺”与“价值累加”
S.A.Stouffer最早提出“相对剥夺”概念，其后经R.K.Merton发展，最终成为一种关于西方社会动员的解读理论。它是指当人们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感觉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这个理论解释可以揭示许多网络舆情事件中社会情绪的生成原因。1962年，斯梅尔塞在《集体行为理论》一书中指出，不能单纯地从“相对剥夺感”等心理因素的角度解释集体行为，而应该将集体行为的形成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集体行为的发生，同时受到结构性诱导因素，结构性的怨恨、剥夺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社会动员，社会控制力的下降等六个因素的影响。
要把这种客观的“政治机会结构潜能”和“虚拟非正式组织形态”转变为实际的线上线下集体行动，网民群体必须经过一个主观上、思想上、价值观念上的“认知解放”过程，即被排斥群体开始把自己的遭遇进行归因分析和表意分析，(14)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第163—164页。进而“集体性地认定他们的处境是不公平的，是需要通过群体行动来改变的”(15)McAdam,Doug,PoliticalProcessandtheDevelopmentofBlackInsurgency1930-1970,p.51.。集体行动发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断扩大的政治机会”和“本土组织力量”共同构成了集体行动所必需的“结构潜能”，经过一个“认知解放”过程的转换，“结构潜能”变成实际的集体行动。(16)朱婉菁：《解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过程》。对集体行动的发生来说，这三个条件都是必要条件，但都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三个因素共同作用，集体行动才会发生。
(二)网络动员的情感过程：“符号互动”与“循环反应”
符号互动取向的集体行为理论源于勒庞的集体心智理论，后经布鲁默、特纳和克利安的阐发，在集体行为研究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事实上，在网络动员的过程中，人们处于一种群体非理性状态，往往受到情感符号的支配。(9)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戴光年译，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第34—35页。网络参与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符号互动的过程。网络事件的情感唤起恰恰来自于一种广泛意义层面的符号互动和话语对抗。这一符号互动激发的情感动员过程大多遵循如下路径：第一，网络动员事件中的故事大多带有足够多能够煽情的社会情绪触点，无论主题、内容和“主演”群体，都具有涉及当前热点话题的内在元素，通过借助一种结构化的叙事方式和表达风格在短时间内形成热门传播“景观”，从而激发起网民群体悲天悯人、公平正义的怨愤情感，致使众多网民阅读之后受到感染和震撼。第二，在故事化、符号化、结构化的事件动员过程中，网民群体的道德正义类情感被唤起，引发他们热衷于对符号性网络事件的转发、评论、关注等参与行动，以期表达一种崇高的扶弱与拯救的人道主义情怀，从而完成在现实情境中无法实现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的想象式补偿。第三，在符号互动和话语对抗中，网民群体慢慢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通过一次次对草根眼中应有的现实社会运行规则的维护，不断形塑一种属于网民群体的集体认同和意义框架。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separation” and “fusion” problem between new and old cities---A case study of Zhongshan Road in Qingdao City
三、作为资源动员的网络事件
促使网民群体认知解放的结构条件有二：一方面，扩展的政治机会结构，促使“虚拟非正式组织”成员形成一种新的认知，即他们能够认识到事件参与的成功概率不断增大；另一方面，“虚拟非正式组织动员机制”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能够塑造一种共有的集体认同，形成一种利益结构共同体。网络动员是促使被动员者采取行动的过程，也是挖掘被动员者注意力资源和参与潜力的过程。要挖掘网民的注意力资源和参与潜力必须使他们在认知上得到解放，能够认识到现有的“政治机会结构”和“虚拟非正式组织结构”的“行动潜能”。而在激发网民群体的认知解放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网络意见领袖通过对于事态和政治机会环境的分析，使普通网民能够认识到事件参与的成功概率不断增大，还能够在相互讨论过程中塑造一种共有的集体认同，影响由围观者构成的“虚拟非正式组织”的形成，从而指导网民行动、左右事态进程，甚至主导事态的走向。
GA(Genetic Algorithm)不能直接用于解决配电网问题，要建立两者联系，即转换成基因串结构[7]问题。通过编码操作，依据配电网简化的规则对IEEE16节点系统，如图2所示。利用简化原则1、原则2可以缩短染色体长度由16位下降到12位，解空间也由原来的216=65 536下降到212=4 096，此时可行解个数为60个，可行解与解空间比率由190/65 536=0.289%变为60/4 096=1.465%，提高了算法的搜索效率。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认为，集体行动是一个政治机会不断发现和利用的过程。在麦克亚当的“关于集体行动发生的政治机会结构模型”中，存在影响集体行动的三种关键因素：一是外部政治环境中其他群体的政治站队情况；二是集体行动参与群体关于行动成功的前景评估和预期；三是集体行动参与群体内部的组织化水平。在解释集体行动的发生时,麦克亚当主要强调了影响集体行动发生三个关键因素的共同作用：扩张的政治机会、内生组织强度和认知解放。
图1集体行动产生的政治机会结构模型(10)McAdam,Doug,PoliticalProcessandtheDevelopmentofBlackInsurgency1930-1970,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SecondEdition,1999,p.37.
围绕“集体行动产生的政治机会结构模型”，我们将重点描述一个更加清晰的“网络资源动员”结构性因素与机制，即政治机会资源的拓展与政治机会资源的利用、网络动员事件中虚拟非正式组织的形成与虚拟非正式组织资源的动员、网民群体认知解放与网络媒介注意力资源的动员等。
通过多变量相关分析发现，3类生态系统中植物生物量与露石出露面积占比以及碎石含量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P>0.05)。物种组成与环境因子CCA分析得到4个排序轴，模型检验显著(F=2.3，P=0.002)。蒙特卡洛置换检验表明前两个轴物种与环境因子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7和0.51，这说明环境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物种构成。同时检验发现0～20 cm土壤含水量环境因子不显著(P>0.05)，固不纳入模型分析。
(一)政治机会资源的拓展与网络事件的激增
政治机会结构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成员”和“挑战者”的区分。成员位于政治体内，挑战者则位于政治体外，成员在本性上是保守的，他们宁可被动地防范挑战者给自身利益造成的威胁，也不会主动利用机会扩大自己的利益。(11)朱婉菁：《解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过程》，《东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正是这样的一种保守态度，迫使挑战者不得不通过集体行动来推进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动员中的集体行动是“被排斥群体通过非制度化手段，动员足够多的政治筹码以推进集体利益的努力”。在短期内社会结构变迁并不会为集体行动带来足够的政治机会资源，而当考察长期的社会结构变迁时，它将引发现存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以及政治机会资源的拓展。当政治机会增多时，将会提供给各类社会组织一个适宜成长的社会环境。针对这一历时性政治结构变迁中的机会，朱婉菁将中国政治结构变迁中的机会归纳为五个方面：技术环境的变迁层面、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层面、党的民主改革意识层面、政府对网络参与行为的合法性认同层面、政府权力结构内部的分歧和对异地信息监管上的薄弱层面等。(12)朱婉菁：《解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过程》，《东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二)网络动员事件中虚拟非正式组织资源的动员
(5)进一步提高测水量水人员的素质。通过集中学习、自学、培训使测水量水人员的知识面有所提高，增强人员的责任心和责任感，达到测水量水工作认真、公平、公开、数据准确、真实，使用水户满意。
(三)意见领袖无形中推动网民群体认知解放
斯梅尔塞认为，前五个因素之间存在递进关系，只有在前一个因素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后一个因素才有可能发生；而且，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五个条件，集体行动才有可能发生。(7)Smelser,N.J.,TheoryofCollectiveBehavior,New York:Free Press,1962,pp.23-24.这就意味着，像数学上做加法一样，每在前一个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因素，集体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因此，斯梅尔塞将该理论命名为“价值累加理论”。此外，还有第六个因素——社会控制的运作，亦即动用社会力量阻止集体行为的发生。社会控制可以从上述五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入手。与其他五个因素的作用方向相反，这个因素的功能是阻碍而不是促进集体行为。在斯梅尔塞看来，只有五个促进因素同时具备，并在与社会控制这一阻碍因素的角力中胜出，集体行为才可能发生。(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7—68页。
资源动员理论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各类资源，如政治机会、资金、场地、领袖才能、人员等，行动者对这些显在和潜在资源的动员和利用，对集体行动的产生、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资源”这个概念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使用上有很大的随意性，我国许多学者围绕资源动员开展了相关研究，如张磊(2005)、孟伟(2005)、黄荣桂、张涛甫和桂勇(2011)等围绕“业主维权运动”对资源动员进行研究，发现业主委员会的组织强度越高，业主群体维权行动的成功概率越大。章友德和周青松(2007)围绕“小雪玲救助”个案展开分析，发现网络事件动员机制与传统社会动员机制之间的资源差异。总结上述观点，资源概念在很多研究者那里可以理解为“为实现动员目标而采取的一切手段”。甚至可以说，只要解释网络集体行动需要什么，资源就可以用来指代什么。当前，尚未有学者对于这类资源进行系统的框选和深入的阐释。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机会资源、虚拟非正式组织资源、意见领袖资源、注意力资源，在中国语境下是一系列特殊的资源存在类型，可以囊括进资源动员理论的“资源”范畴。
根据“循环反应理论”，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过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磨动阶段，个体感觉不安开始相信传言并进行传播；第二，集体兴奋阶段，人与人之间互相模仿、互相感染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某种共同的冲动情绪；第三，社会感染阶段，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的相互感染、行为上的相互模仿，最终导致集体行为爆发。
网络事件中议题建构的核心任务主要包括两点：议题的识别、议题的归因。议题的识别就是需要把某种社会议题“问题化”，即把某种社会议题“说成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定性”和“贴标签”。高恩新认为，只有那些主动适应社会主流价值并能引发大部分社会成员关注的社会议题，才能够成为热门社交媒介平台广泛转载和评论的内容。(17)高恩新：《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4期。议题的归因是指认“加害者”，即确认谁应该为发生的“问题”承担责任，试图找出问题的罪魁祸首。议题的归因为网民们的不满情绪和动员行为提供了依据，促使支持动员的人群迅速聚集，在更大范围内构建认同。网络动员事件中的议题建构过程如下：从网络一般议题到网络热点议题；从网络议题向传统媒体议题的扩散；都市报、党报与网络媒体在互动中共同建构议题。目前我国传统媒体依然具有十分强大的议题扩散和建构作用。媒体议题由社会化媒体议题向传统主流媒体议题的扩散过程可谓是一个新闻价值效应的“溢散过程”，即业已形成的既定的社会化媒体舆论的热门议题被中国传统主流媒体关注并跟踪报道，从而带动社会化媒体议题的关注度急剧上升，引发全社会范围内的热烈讨论。易前良曾经探讨了大众媒介在“共意性集体行动”中的动员功能，他通过对个案的文本分析表明，社会化网络平台与传统媒体平台相互激荡，形塑并强化共意，为集体行动诉求的实现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18)易前良、孙淑萍：《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以“南京梧桐树事件”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5期。
四、作为共意动员的网络事件
在有关集体行动的文献中，有一个见解正赢得广泛支持，即人们对现实的解释、而非现实本身，引发了集体行动。共意动员，主要从“群体认同塑造”视角研究网络事件的动员机制，而作为共意动员研究基础的社会建构理论，则认为仅仅考虑结构、组织、策略和工具主义等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考虑议题建构、意义建构、共识建构等因素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
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组织结构和组织过程是集体行动动员的核心，每一项集体行动动员都需要由集体行动发起者动员相应成员组成一定的组织结构，从事动员、宣传、建构议题等环节。网络动员在组织过程层面，虽然存在着弱化传统组织作用的嫌疑，但是作为组织动员而存在的对应功能系统还是存在的。当然，这主要表现为社交关系网络资源的动员以及其资源动员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虚拟非正式组织网络。非正式虚拟组织就好像一张看不见的网，无形之中在联系、沟通、策划、推进整个网络集体行动动员的全过程。网络集体行动的发起者凭借社交网络媒介，策划和发起一些网络事件，吸引不同类型的参与者自愿发挥相应作用，共同推动事件影响的扩大、事件进程的扩展和相关问题的曝光。在此过程中的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本身就具有新型组织形态的特征。回首近年来的网络动员事件，网民的非正式虚拟组织网络和组织过程表现得较为突出。在具体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自发形成的非正式虚拟组织，在组织结构形态、组织策划过程、组织响应机制等方面，都显示其具有一定的组织强度。与普遍意义上、现实社会中的集体行动组织形态不同的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正式虚拟组织主要借助于“符号互动”，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由信息节点自发聚合而成”。非正式虚拟组织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虚拟人际关系网络”扩散、讨论的传播过程。就具体非正式虚拟组织而言，事件发起者在发布帖文之后，往往能够引发广泛的关注、转发和评论。“关注与被关注”“转发与被转发”“评论与被评论”等关系网络的建立，即意味着非正式虚拟组织形态的不断构建，且这一过程处于不断的“关系网络的动态塑造”进程之中。就非正式虚拟组织的具象描述而言，可以看成是一个不断动态变换的巨型网状的社交图谱。网络群体性事件过程中，重要“信息节点”的对外信息沟通与传播可以看成是一个“关注者与被专注者”关系网络的层层延展和瞬时扩散，类似“蒲公英羽绒一样的辐射结构”(13)韩运荣、高顺杰：《微博舆论传播模式探究》，《现代传播》2012年第7期。和“被风吹起的水面螺旋形波纹”。如果说单独的网民就像一个原子化的存在，那么网络事件中非正式虚拟组织形态则有力地诠释了“无形组织的组织力量”。
马戴一生羁旅，东游江浙，南极潇湘吴越，西至汧陇，北抵幽燕大漠，跋山涉水，足迹甚远，尝尽仕途坎坷的悲苦辛酸，因此他的羁旅之作除了对山水的描摹和怀古伤今之愁以外，也有怀乡思归的深切悲痛，以及和着血泪的生活体验，这些诗歌不仅是其内心情感的集中写照，也是其政治命运的真实反映，在饱含深情的描绘中，呈现出了既同于中晚唐诗人写作的共性——精于五律，格律严整的艺术成就，也展现了其羁旅行役诗独特的典雅、清奇的艺术风格。
议题建构是意义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在议题建构之后，还必须为相关议题赋予能够被网络动员参与者广为接受的意义，从而促进网络动员参与者理解和内化同质化的价值观念。网络动员事件中的意义建构就是需要把某个具体问题和个人生活体验联系起来，以及把此议题与其他更广泛的类似议题联系起来，寻求超越具体问题的意义建构。意义建构超越了单纯的“就事论事”式的论辩，从而把某个事件和更广泛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它通过构建行动的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意义对行动者进行动员，诱使他们加入集体行动。从个体内化或个体社会化层面看，意义建构的基本思想就是个体对当下发生的事情进行的主观性理解和阐释并形成共享的意义系统的过程。换句话说，意义建构的过程就是个体在不断进行认知构建和对已发生的事情进行回顾性解读的过程中形成，而且这种发现情境、认知构建和回顾性解读的过程是循环往复、不断深入的，不仅仅是解读现实环境，而且还包含从现实环境中构建要解读的问题。
从社会议题到社会热点议题，再到为特定议题赋予意义和价值，从而建构群体认同，直至转向集体行动，共识建构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众多网民参与网络集体行动，并在互联网空间里组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的建构源于网民们普遍的身份认同，并通过符号与话语互动来维系、形塑和强化。因此，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共识建构，一般情况下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环节：
第一，身份建构环节，即网络集体行动发起者在进行意义建构前会根据现实情境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然后根据既定身份面对现实情境，并且持有与身份相符的态度和视角。作为个体，内心深处都会对自己的地位和形象进行评估，对照相应的社会语境来寻找自身的位置，由此获得身份上的认同。作为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也需要筛选群体内部的共同特征，建构群体文化、群体意识、群体认同，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增强相似和夸大差异是身份认同建构的关键。身份认同的构建，除了与现实的社会语境密切相关，还与新兴的网络媒介形态这一拟态环境有关。身份认同感使得大家更容易站在同一阵线、更容易表达共同的利益诉求。
患者，女，69岁，2014年5月于上海某院行“二尖瓣机械瓣瓣膜置换术”、术后服用华法林3.75 mg·d-1抗凝治疗，合用胺碘酮至出院后第10天。考虑患者的出血风险，临床对二尖瓣置换术后的患者实行的抗凝目标为INR=1.6～2.5，出院时患者INR控制在2.0左右。患者用药如前，出院后一个月复查INR维持不变。后回苏州调养并至当地心血管内科门诊复查，发现INR偏低（1.5左右），随后华法林剂量加至5 mg·d-1，INR一直没有达标，又不敢继续加量。患者出院后一直定期监测INR，且服药依从性良好，2015-01-20复查INR为1.46（外院），因 INR不达标前来我院药学门诊。
第二，符号策略的运用环节，即网络集体行动发起者运用符号策略，引导他人以和自己相同的观点看待问题，最终达到一致性认同。当共意动员的组织性很差时，决定事件发展的往往是大众头脑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模式，这时，对特定事件的“意义建构”，就需要从社会既定的文化文本中寻求典型性符号资源，赋予事件以“象征性”，最好是其象征意义能够获得其他参与者的共鸣和支持。共识建构的参与者，一旦对某一议题构建了一个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合理的主要解释框架，并将解释赋予普遍意义和一般意义，动员的参与者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共意动员”，借助媒介策略的组合使用，令媒介平台成为其“意义建构”和“共识建构”的工具，成功实现共意动员。
2.3 无形成果 圈员自品管手法、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责任心、自信心、积极性、团队凝聚力及和谐度共8项对QCC实施前后进行评分，每项每人最高5分，最低1分，经统计对比，各项总分及平均分提高明显，见图5。
五、网络动员的管理路径
网络事件动员的正负效应叠加，其扩散和延伸的社会效应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正在对中国舆论生态格局带来日益重要的影响，行业从业者和政府管理者越来越重视管控因网络事件动员而引发的消极后果。(19)刘琼：《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与管理对策》，《学术论坛》2010年第8期。如何在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规避风险,是网络社会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公共权力为主导”是当前我国网络社会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20)王立峰、韩建力：《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与应对策略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网络社会治理方式，始终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努力完善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各级政府积极开展网络舆情管理工作，可谓是中国网络社会治理实践的一大显著特色。事实上，抑制网络动员的消极影响、扼制煽动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仅靠构筑互联网共同责任治理体系尚显不足，还需要从全局视角通盘考虑，构建更具专业性、可操作性、符合国情的网络舆情预警、研判和处置体系。
以储能式螺柱焊焊接为例，螺柱(正对工件)被焊枪加速至0.5-1米/秒的速度运动，与此同时，电容电瓶也充电完成；放电尖端接触工件产生放电电流，尖端被瞬间强大的电流加热并蒸发；电弧引燃，在1-2毫秒内使工件母材熔化；螺柱被压入焊接熔池，热量很快被工件吸收，使焊池凝固；两者间达到原子间结合，形成永久焊接接头螺柱牢牢地焊接在了工件上。
在网络动员舆情议题萌发阶段，针对网络动员的舆论场，实施舆情信息内容的监测和舆情信息内容的研判。网络舆情监测与搜集工作需要重点解决三个问题：“去哪监测与搜集舆情”“监测与搜集何种类型的舆情”以及“如何运用技术手段监测与搜集网络舆情”。在当前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客户端、即时通讯等，是舆情监测最主要的领域。网络舆情监测的重点领域主要有两大类，即社会热点类网络舆情信息和重大突发事件类网络动员舆情信息。网络舆情研判是对互联网上汇聚的各类舆情信息进行认识、研究、甄别、分析及判断的过程。如果从网管部门实践和工作角度对舆情进行研判应当把握以下几个核心要素：舆情源头、舆情类别、舆情事件、舆情敏感度、舆情关注度、舆情危害度。在网络动员舆情的监测和研判之后，对于那些具有“裂变式”舆情演变趋势的相关议题信息，必须进行把关，甚至进行审查和删除。网络动员舆情议题把关是网络动员舆情监管机制中的首要环节，若议题把关得当，则相关议题的后续舆情发酵将不会出现；若议题把关不当，则相关议题的后续舆情将不断发酵。
在网络动员的情感激发环节，网络舆情信息已经逃过了舆情监测的视域，进入了下一阶段的扩散趋势，影响更多的网民参与关注、转发和评论。要想遏制其进一步快速扩散的趋势和情感激发的影响，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及时关注和预警，并尽最大努力将其传播扩散趋势加以遏制。若这一阶段的预警和处置无效，则网络舆情议题将会进入下一步的情感认同塑造、意义建构和共识建构阶段。在网络舆情的情感激发环节，舆情信息发布者往往容易将某个煽情情节重点突出叙述，甚至对其进行恶意歪曲，以期博得耸人听闻的效果，吸引更多关注者的转发和评论。针对网络舆情信息内容中的煽情情节，要及时配合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对此信息公开，对其相关偏激和不实言论进行批驳。
针对网络舆情议题信息的认同塑造和意义建构阶段性情况和群情激昂的社会情绪，必须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第一时间掌握话语权。在突发事件舆情处置中，相关单位和部门必须坚持快速介入、先声夺人。除此之外，还要科学选择信息发布方式和渠道。在整个信息公开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要能够做到真实准确陈述事实，积极回应公众关切和问题焦点。对于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重大事件，政府新闻发布应该遵循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提供真实陈述，表达真诚意愿，做到“事实层面”上客观报道、“意见层面”上主观引导。特别需要强调的信息公开技巧，就是要注重增强“对话意识”，诚恳谦卑、全面平和地表达。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在第一时间以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者新闻通稿的形式告知媒体和公众真实的情况。坚决避免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和官话现象出现以取信于群众。
针对已经造成重大影响的网络舆情事件，在其线上线下互动的资源动员阶段，必须采取果断的网络舆情管控措施，其做法包括关键词屏蔽、热门帖文删除、严控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转发和评论。除此之外，还要及时采取网络舆情管控措施，要使网上内容的属地化管理落到实处，督促省以下的州市县有效管控属地舆情的信息源头。针对无主管部门网站、无主办单位网站、服务器在外地的网站等不同情况，进行较为细致和具有操作性的惩罚措施。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切实打击网络不良信息。《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提到的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十几类信息，必须坚决予以删除。对于线上线下互动开展资源动员的舆情阶段，若采取以上措施，仍旧监管不力和监管失效，那么必须好好评估此类议题和此类事件的舆情监管经验和教训，为下次的有效监管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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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伟：《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以1998—2005年间城市业主维权行为为例》，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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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友德、周青松：《资源动员和网络社会中的民间救助》，《社会》2007年第3期。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9)04-0130-09
作者简介：张恒山，传播学博士，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江苏南京 210046)；钟瑛，历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动员在国外社会骚乱事件中的作用机制与管理模式研究”(16CXW02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耿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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