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卓有成效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思想保证，也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思想保证。文章拟通过系统梳理鄂豫皖苏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体系，进而总结历史经验，思考现实启示。
关键词：鄂豫皖苏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经验；
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的建设发展，取得了突出成效，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前有关鄂豫皖苏区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军事、法制、土地、教育、肃反以及大别山精神等方面，对于干部教育尤其是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不多，且缺乏全面而系统的梳理。文章试图从鄂豫皖苏区整体层面，聚焦整个鄂豫皖苏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系统梳理苏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总结鄂豫皖苏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为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有借鉴价值的启示。
一、鄂豫皖苏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
自1927年7月至1937年7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历经艰难曲折，先后经历了三年创建与统一；两年巩固与发展；两年多坚持与保卫；近三年游击战争四个阶段。鼎盛时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规模上是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不断的实践总结，初步形成了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体系。
杜克大学医学院的多萝西·斯普金斯（Dorothy Sipkins）和哈佛医学院的范妮·赫利森（FannyHerisson ）在职业生涯早期的临床医学工作中就开始独立地提出类似的问题。斯普金斯博士一直在研究转移到中枢神经系统的那些癌症，她想知道癌细胞如何进入大脑。赫利森不知道头骨的骨髓是否与脑炎有关。两名研究人员都研究了以前未被人关注过的血管——微小的血管穿过颅骨的骨髓，到达大脑的外层，即脑膜。
(一)指导思想
鄂豫皖苏区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下，推动形成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具体实践之一。早在鄂东北各县第二次联席会议上，鄂东北特委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的任务，并指出要“加强党的政治教育”“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精神来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一切不正确的倾向”(1)《鄂东北各县第二次联席会议文件》(1929年6月9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之后，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政治任务决议案》中，也明确指出要“打破农民意识的包围，加紧党的无产阶级意识和提高党的政治理论水平线”(2)《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政治任务决议案》(1929年12月2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8页。。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文件《文化教育政策》中，也明确指出：“严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同时编定各种模范课本”(3)《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文件——文化教育政策》(1931年7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436页。。这些规定的基本涵义，就是鄂豫皖苏区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二)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作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核心问题，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地位和作用。鄂豫皖苏区一方面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出台的相关决议、意见等，另一方面也紧密结合地方实情制定了一系列既符合中央指示精神又具有地方特色的规章制度。
1.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系列政策规章。在这一时期，为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1928年7月10日)》《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目前党的根本策略与政治宣传鼓动(1928年8月11日)》《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1928年10月1日)》《中央通告第四十号——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7月9日)等一系列党内政策规章，阐明了党的宣传思想教育方针政策。1929年12月底，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是中共历史上关于人民军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这项决议形成后，在中央推动下，《决议》精神迅速传到鄂豫皖。“古田会议后，中央把红四军的这些经验介绍给鄂豫皖、广西左右江、湘鄂西等根据地，供各地红军学习、参考，促进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4)《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从实践结果来看，鄂豫皖苏区采取多层次、多形式的干部教育学校或训练班发展干部教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教育系统，虽然学习内容会根据形势和任务而有所变化，但注重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鄂豫皖苏区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这既是贯彻落实中央相关政策规章的具体举措，也是推动鄂豫皖苏区发展的现实需要。
2.适应斗争形势，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系列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政策规章。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及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层面来看，一是通过一系列决议、讲话、报告等指示或推动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如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文件《政治决议案》指出，“必须提高政治教育，从根本上消灭这一现象，红军中的党必须成为全军的模范，在政治上取积极的领导作用，教育红色战士群众，使之成为广大群众的先锋。”(5)《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文件——政治决议案》(1931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299页。另外，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豫南特委工作的决议(1931年10月8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1931年10月)》等文件中，均指出要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二是通过下发一系列通知、通告、指示信等指示或推动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如《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陂安南、黄冈、陂孝北、黄安、麻城各县委的指示信》指出，“加紧支部教育与提高党的军事纪律。”(6)《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陂安南、黄冈、陂孝北、黄安、麻城各县委的指示信(1931年10月15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435页。
1.支部训练。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鄂豫皖苏区各级党组织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支部生活在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对于同志的训练，主要的是在支部会上，但过去东北各地都忽视了这个，而仅靠文字来训练同志，所以收效极微。”(16)《鄂东北各县第二次联席会议文件——训练与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9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60-61页。“要进行支部教育，使一般党员有对于党的基本认识。”(17)《中共鄂东北道委第一次扩大会政治决议案》(1933年5月6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128页。中共皖西北特委也以决议案的形式指出，“建立支部的中心工作为目前组织上非常重要的，每个支部要以分配土地、肃反、武装农民、经济、婚姻问题、粮食问题、扩大红军以及改造组织成份、教育训练同志等工作，抓着这些中心问题有计划的去进行，并领导同志注意去做，加强在群众组织中的核心领导。”(18)《中共皖西北特委组织工作决议案》(1931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411页。除了规定各级党委成员都要参加支部生活，还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训练工作:支部生活，同志有个不正确的认识，以为开会就是过支部生活，不晓得一切工作归支部，一切工作都是支部的生活。”(19)《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边区政治经济情形，党、政、军工作及工运、妇运、青运情况》(1930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142页。在支部生活会召开期限上也作了明确规定，“会议期限，支部会(赤区每乡一支)半月一次，小组会七天一次，组长、干事联席会五天一次。”(20)《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边区政治经济情形，党、政、军工作及工运、妇运、青运情况》(1930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143页。为了加强支部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还规定支部生活会中要有政治理论讨论，着力提高支部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同时各支部要开始政治讨论会，将来省委要继续下政治讨论会用的材料给各支部讨论来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认识”(21)《中共鄂豫皖省委通告第106号——反攻时期地方党的任务(1933年4月1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264页。。
从中共鄂东北特委、豫东南特委、皖西北特委层面来看，《中共鄂东北道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1933年5月6日)》《中共皖西北特委组织工作决议案(1931年5月)》等文件中也都有专门提出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指示及要求。
1）青年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周期为一个星期，大部分青年教师认为培训时间过短，除开流于形式的一些仪式，实际培训只有五天，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到更多的新知识是比较困难的。
(三)管理体制
党的组织和领导体制的建立是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织保障。十年土地革命斗争期间，鄂豫皖苏区党的组织日渐健全，党的领导日渐完善，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职能部门的作用发挥也日渐成熟。
1930年春，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闻家店开办了两期党员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学员14人，学制1周，第二期学员18人，学制半个月，这是皖西苏区最早的干部教育活动。与此同时，皖西苏区的中共潜山县委采取设立整理委员会专管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种整理机构，不仅县委内有，而且每个党支部、每个党小组都有。它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党员须知》的贯彻与学习，并负有检察同级党组织领导干部的职责。(23)霍文达、王如、刘卫东：《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因为成绩突出，这里一度被誉为鄂豫皖苏区举办干部训练班进行干部教育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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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职能部门的设立与建设。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部队中建立总政治部，这是中共首次在自己的部队中设置政治工作职能部门。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军事工作决议案》作出明确规定，“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实行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之后，全国各地红军包括鄂豫皖苏区红军部队开始普遍设立政治机关。在鄂豫皖苏区，第一支成立的以军为建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于1927年11月18日由黄麻起义武装组建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支部队当时只设立总指挥、副总指挥、党代表、参谋长等职务，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政治机关。直到1928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才开始设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陈定侯。至此，从鄂豫皖苏区组建的主要部队，像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三十三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等部队均设有政治部及专人任职。期间，为了加强中共在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红一军于1930年10月中旬，在光山城内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认为在一些部队中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本位主义、地方观念和骄傲自满等不良倾向。为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决定统一整编，在前委之下，师团成立党的委员会，营连成立支部，班排成立小组。部队中党组织日益健全，政治工作更为活跃，这些措施直接推动了党在红军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作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职能部门的宣传部，从中央层面来看，到党的六大召开以前，相继经历了从“取消”到重新设立的曲折历程。直到中共六大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才以决议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宣传部门的职能定位及机构设置。从鄂豫皖苏区来看，苏区内各级党委的宣传教育职能部门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过程。1929年5月，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特委五人。常委三人：王秀松(书记、组织)，吴光浩(军事)，徐朋人(宣传)”“宣传委员会：主席何玉琳。徐朋人、雷绍全、陈定侯、郑位三。日常工作，规定口号标语，撰宣言，印刷并分发宣传品。”(7)《中共鄂东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7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36页。此时的鄂东北特委，有大致的职责分工，但还没有明确的职能部门，且宣传教育在职能职责上是分离的。1929年6月，鄂东北各县第二次联席会文件《训练与宣传决议案》，指出了当时党在训练与宣传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宣传与教育工作的一些措施，如开训练班、个别谈话、在各种集会上的训练、出版宣传刊物等，但依然没有明确宣传教育的具体职能部门。1929年9月，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各下级党部宣传部都不健全，大多同志的观念，以为负宣传指导工作的宣传部，总以文章做的好的来担任，宣传部实际就是秘书处，宣传工作是简单的技术工作。”(8)《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鄂东北特区最近以来工作概况》(1929年9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应当说此时苏区对宣传部门的认识还有偏差，对宣传部门的职能认定还有误区。到1929年12月，中共鄂豫皖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教宣问题决议案》已明确指出，“地方党干部应组织教宣委员会，人数五人至七人，以目下教宣委员为主席，规定会期，决定教宣的计划，切实执行。”(9)《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教宣问题决议案》(1929年12月2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36页。应当说这份文件反映了中共六大二中全会关于宣传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在教宣职能部门的建设上有所发展。到1932年2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不论哪个领导机关中，在中央分局自身在内，都是没有形成有秩序有好好分工的机关，所以应建立常委会的经常工作，建立宣传、组织各部及其经常工作”(10)《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全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及苏区一般情况》(1932年2月2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212页。。应当说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鄂豫皖苏区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部门宣传部，虽然离中央关于宣传部机关建设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是在鄂豫皖苏区各级党委的重视下，宣传部门的职能作用发挥，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在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早期在承担干部教育培训的职能部门上，皖西特委及其下属六安中心县委等负责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的职能部门是组织部。在中共皖西北特委关于各部门工作情况向中央报告中，列出组织部门七项工作，其中第三项就是“自特委直到支部一定要整个的注意党内的教育工作，有计划有耐心的开办长期与流动培训班，选拔积极分子参加指导机关工作。”(11)《中共皖西北特委报告之三——组织部工作(1931年6月)》，中央档案馆等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985年版，第349页。虽然在皖西特委及其所属党的组织，其干部教育的职能并非在宣传部，但负责干部教育的职能部门是明确的，并且在干部教育这项党的重要事业上，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1) 根据评价目的，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构建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价指标体系，记为xi(i=1,2,…,m)。
3.中共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监督管理。鄂豫皖苏区各级党组织在重视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很注重对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监督管理，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监督管理机制。一是实行经常工作报告。如1930年4月，六霍六县就通过联席会议规定，“实行经常工作报告。小组每周向支部报告一次，支部每周向区委报告一次，区委每半月向县委报告工作一次，县委每月向中心县委作详细报告一次，由中心县委转报中央。”(12)《六霍六县联席会议文件——关于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兵运、妇运等决议案》(1930年4月1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278页。虽然在实际的工作中，随着苏区内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因各种原因最终导致了苏区内各级党部之间的报告并没有完全实现如此高频率的报告。但建立的党内报告制度，确实在斗争实践中，直接加强了鄂豫皖苏区各级党部之间的联系，为上级党部及时了解下级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状况提供了直接的通道和途径，进而加强了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监督和管理。二是开展巡视工作。如中共鄂豫边特委在向中央报告中指出，“各地巡视工作的规定：(1)须有介绍信；(2)不能超过当地组织规定工作；(3)巡视员巡视工作后，须有详细报告等。”(13)《中共鄂豫边特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边字第一号)——政治经济、群众斗争、党务概况、特委成立经过及今后工作计划》(1930年1月10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67页。鄂豫皖苏区各级党委都较为重视巡视工作，并且将巡视工作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实现他的领导的重要手段。通过巡视工作，一方面能够实现党的领导机关的各方面领导，另一方面，也能实现党的领导机关开展及监督管理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三是对重要事项及出版刊物的管理与审查。对于一些重大事项的宣传，鄂豫皖苏区的上级党委通常会出台具体的宣传大纲以加强对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如《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欢迎红四军凯旋宣传大纲》等。除规定宣传大纲外，还就上下级之间的政治信息传递工作作出规定。如“特委应密切邻近组织的关系，以便经常供给政治消息，并且要按期规定宣传大纲及政治报告。”(14)《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教宣问题决议案》(1929年12月2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37页。在对出版刊物的管理与审查方面，通过专门的政策指出，“审查各种教材，严格反对三民主义的、孔孟之道的、耶稣教会的以及一切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材料，统一教材的内容。”(15)《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文件——文化教育政策》(1931年7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436页。
(四)运行机制
3.党报、党刊。土地革命期间，鄂豫皖苏区各级党组织都非常重视利用党报党刊来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早在1929年6月,鄂东北特委就要求“宣传刊物定期出刊”,规定“篇幅要短”,“文字要浅而通俗”，“内容要实际事实,忌空泛论文”(24)《鄂东北各县第二次联席会议文件——训练与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9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62页。等。皖西北特委也强调“党报的内容必须有很正确的指导性与最大限度的通俗化、具体化、群众化，使它能真正深入劳苦群众中去。”(25)《中共皖西北特委组织工作决议案》(1931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411页。1931年5月17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正式成立通知的第二天，就发出了关于党报问题的决议，指出“党报乃中央分局之政治领导机关，其中所载论文尤其是社论，随时指出党可采取的策略路线，并加以解释。因此，各级同志以阅读党报为其政治任务之一，凡能读党报的同志必须每日阅读，不识字的同志应当组织读报班，党的组织必须在非党员群众中组织读报班，扩大党的影响到群众中去。”(26)《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四号——关于党报问题的决议》(1931年5月17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223页。
从中共鄂豫皖省委以及苏区层面来看，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教宣问题决议案》、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文件《文化教育政策》等文件中，则系统明确的提出地方党干部应组织“教宣委员会”，编写通俗的革命常识，继续开办党务训练班，苏维埃政府要制定整个教育计划，设立各级普通学校(包括苏维埃工作干部学校、农业学校等)。
食醋作为每个家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并不只是单纯的醋酸，结合特有的风味成分才更符合人们对食醋的要求。液态发酵生产食醋虽然产率高，但风味单一，固态发酵生产食醋也长期存在发酵环境控制困难、原料利用率低等问题，随着近些年固态发酵生长动力学的研究及数学模型的建立[40]，食醋的固态发酵工艺及反应器的设计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现代化的食醋固态发酵设备会取代粗放的传统设备，而固态发酵的食醋也必将凭借风味优势取得更大的市场。
除此之外，对支部活动的内容也作了具体规定。如中共六安中心县委规定要按月缴纳党费，讨论政治理论及上级党部的通告、决议、指示文件，读党报，实行自我批评，交换同志工作经验，讨论日常工作，决定每周工作计划，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等。
单因素生存分析提示PSA、病理T分期、Gleason评分、周围神经浸润、手术切缘以及MS此6项临床病理参数和生化复发相关，进一步的多因素竞争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MS(HR：1.859，95%CI：1.121～3.083，P=0.016)是前列腺癌术后生化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表2)。
通过丰富的支部生活，党员干部不仅推动了工作，也在了解党的政策、路线、方针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并逐步由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意识上来，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也因此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2.党团干部训练班与干部学校。中共鄂东北特委成立后，于1929年初在七里坪创办党团干部训练班，这是鄂豫皖苏区集中班次化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及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之后，特委管辖下的黄安县苏区、陂安南苏区等地相继举办了共产青年团训练班、青年干部训练班、青年骨干训练班、民政干部训练班、党员干部训练班、总工会训练班、农运训练班等，干部经过短期培训后，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都有明显提高，且为苏区党政机关快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干部。1929年12月，中共鄂豫边特委在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上，指出要继续开办党务训练班。到1930年11月，在鄂豫边特委的综合报告中总结到，“过去特委办有党务训练班，是选择支部或区委中有一点能力的同志加以短期训练，分配工作，每期学生四十至五十人，党的五分之三，团的五分之二。”(22)《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边区政治经济情形，党、政、军工作及工运、妇运、青运情况》(1930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143页。这是鄂豫边最早关于培训在职干部的表述，鄂豫边特委党务训练班进一步发展了苏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事业。
1.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为创立根据地，中共湖北省委鉴于黄安(今红安)、麻城起义条件较好，于1927年10月组建黄麻特委，领导黄麻起义。后因工作需要，又于1928年2月成立黄(冈)蕲(水)罗(田)特委，统一领导黄冈、罗田的工作。为在鄂豫皖边区建立稳固的立足点，湖北省委于1928年11月撤销黄麻特委并成立鄂东特委。1929年4月，鄂东特委与京汉特委合并为鄂东北特委，创建并形成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中共河南省委为在豫东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于1928年2月成立南五县特委，9月改建为豫东南特委，1929年5月又改建为信阳中心县委。期间，因联系中断，豫东南特委同鄂东特委商定，将商南党组织暂时委托鄂东特委领导，鄂东特委于1929年3月成立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领导商南起义，建立豫东南根据地。1929年11月，遵照中央指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选举成立鄂豫边特委。中共安徽省临委为在皖西发动武装起义，于1927年8月成立六安特区。1928年1月，鉴于六安、霍山、霍邱三县起义条件较好，将这三个县党组织合并为六霍县委。1929年6月及10月又分别成立安庆、六安两个中心县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六安中心县委领导六霍起义，安庆中心县委指导潜山县委发动请水寨起义，共同创立了皖西根据地。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1930年3月，根据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次年2月又改建为鄂豫皖特委。为推进长江以北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党中央决定，1931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并于1932年1月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鄂豫皖省委。鼎盛时期，鄂豫皖苏区建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且都有比较健全的内部机构，省以下设立各区特委(后改称道委)，特委(道委)下辖中心县委、县委、边区工委，县委管辖区委、支部等，形成完整的组织系统和坚强的领导机关。虽然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中共鄂豫皖省委分别于1932年10月、1934年11月先后率红四方面军主力、红二十五军转移离开鄂豫皖，鄂豫皖的党组织结构遭到一定的破坏，但鄂豫皖苏区一直保留至少两个道委并下辖若干中心县委、县委、边区委等，为鄂豫皖苏区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坚持革命斗争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1931春，皖西特委为克服农民意识，连续举办了六届党员干部训练班，共培训出158名干部。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一成立，即着手培养大批领导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工作的干部。鄂豫皖苏区举办干部训练班，在苏区鼎盛时期遍及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各县，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鄂豫皖苏区的干部学校数量较多，其中规模较大有新集列宁高级学校和彭杨军政干部学校。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在校学生最多时有200余人。主要开设政治、语文、军事、历史、地理等课程，政治主要宣讲中共中央和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的决议案，讲授党的历史等。苏区的党政军领导沈泽民、郑位三、徐向前、陈定侯等经常到学校作政治报告，集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是理论结合实际，一些学生在校学习一个时期，就去工作或参加战斗，一段时间后再回学校学习。列宁高级学校在新集办校半年多时间，为苏区培养了300多名领导骨干，也因为如此，人们又将这所干部学校称之为“鄂豫皖苏区工农干部学校”。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即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起初在红安县的七里坪创建，后迁往新集，主要培养红军排、连、营军事干部，主要课程为政治和军事。从1931年2月创办到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共培养超过700名干部。
鄂豫皖苏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立足本地实际，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注重支部训练，注重培养为民情怀和斗争精神，大规模开展集中教育培训，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运行机制是进行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手段和重要载体的统一。整个土地革命期间，鄂豫皖苏区各级党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逐步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
在鄂豫皖苏区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创办了各种类型的报刊。仅以1931年为例，“鄂豫皖特委办有《列宁周报》《党内生活》，特苏办有《特‘苏维埃’》，军委办有《红色战士》《消息汇报》《红军生活》《红军党的生活》”(27)《大事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4册，第483页。。“皖西北特委创办《火花》半月刊、《红旗》三日刊，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苏维埃周报》，少共特委创办《赤色先锋》，妇委创办《鲁森堡》周刊”(28)《大事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4册，第489页。。“鄂豫皖中央分局主办《列宁报》《红旗报》，苏维埃政府主办《苏维埃》季刊，军委主办《战斗报》，团委主办《少年先锋队》《赤色儿童报》，总医院主办《显微镜报》”(29)《大事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4册，第500-501页。。“据统计，当时苏区的各类报刊有四五十种。其中，《黄冈通讯》创办时间最早，《鄂东北通讯》出刊时间最长，商城县的报刊种类最多”(30)唐金培：《鄂豫皖苏区文化建设模式及其历史地位》，中州学刊2008年第6期，第184页。。
4.个别谈话。个别谈话在当时既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式，张国焘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就特别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实现他的领导，大概有下列的几种方式：A指示信，B党报，C巡视工作，D个别谈话。”(31)《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文件——会议总结报告》(1931年6月30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305页。这里个别谈话被认为是党的重要的领导方式，同时个别谈话也是上下级及同级之间传递任务、报告工作、交流经验及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如在鄂东北各县第二次联席会议通过的《训练与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各级负责的同志，应该利用机会与同志以个别谈话，这种办法有时比集会上的训练更为有效。”(32)《鄂东北各县第二次联席会议文件——训练与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9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62页。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教宣问题决议案》中也明确提出要“注意个别谈话”(33)《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教宣问题决议案》(1929年12月2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36页。。
另外，关于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还有在各种集会上的训练、开展各种活动、注重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开展党内巡视以及后来因为扩大化的原因为党造成很大伤害的肃反运动等都是鄂豫皖苏区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二、历史经验
除此之外，鄂豫皖苏区还相继兴办了麻城县乘马区干部学校、六安六区金家寨妇女学校、马埠干部学校、固始县王楼中学、皖西北特区干部学校、皖西北党员干部学校等。这些干部学校不仅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巩固鄂豫皖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推动鄂豫皖苏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多理论探索以及内容、方式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鄂豫皖苏区在开展斗争及教育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并将这一思想创造性的和本地实情结合，用符合本地文化特色的形式方法开展宣传教育，保证了苏区干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正确方向，也最大程度上帮助了苏区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始终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鄂豫皖苏区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在历次的反围剿战争中，教导广大的党员干部要认清斗争形势，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胜利果实；在土地革命中，教导广大的党员干部要牢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党员干部要带头为人民谋利益，要不断增强阶级斗争意识；在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教育引导广大的党员干部要有先锋模范意识，要贯彻好党的组织路线，宣传好党的政策路线方针，以务实高效同时融合地方文化抓好各项工作。
另外，宁波一院一直都承担着帮扶基层的任务。阮列敏院长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记者介绍，早在2012年以前，医院就跟宁波市海曙区多家社区中心进行合作，“每家社区派驻两位指导医生”。
(三)注重支部的政治教育工作
鄂豫皖苏区各级党组织一贯注重发挥支部的政治教育功能，通过不断健全支部生活，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红四方面军转移之后的鄂豫皖省委更加注重发挥支部的政治教育功能，提出了在支部生活中增加政治讨论环节，较有成效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
(四)在教学方式上注重讨论式教育
在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上，我们认为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有不同的特点，也会有其发挥最佳作用的一些先期条件。但从党员干部这一成人教育特点来看，讨论式教育应当说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教育方式。中共鄂豫边特委早在1929年，在谈到过去教宣方式的缺点时，指出“只用教授式教育同志，不从讨论教育同志”(34)《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教宣问题决议案》(1929年12月2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35页。。到1930年又指出，“多用讲授式、讲演式的教育同志，每次会议讨论的精神极端的不充分，接受程度有限。”(35)《中共鄂豫边特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边字第一号)——政治经济、群众斗争、党务概况、特委成立经过及今后工作计划》(1930年1月10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64页。由此可见，鄂豫皖苏区在开展干部党性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认识到了讲授式、讲演式等教育方式的缺点，而且关注到了教育的成效性问题，并提出了要充分讨论问题的对策。
(五)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激发斗争精神
鄂豫皖苏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先后经历了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等武装起义斗争，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以及国民党多次的“会剿”“清剿”等战争，同时还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大大小小战斗经历成百上千次。由此可以说面对斗争，参与斗争、支援斗争、赢得斗争是当时苏区干部们最大的日常生活场景，也是当时苏区最大的工作实际。因此，激发干部斗争精神，既是鄂豫皖苏区各级党的组织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事实上，在鄂豫皖苏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中，注重激发斗争精神，始终是鄂豫皖苏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如在《教宣问题决议案》中明确将斗争的危机与革命的前途、对反动组织的策略等极富斗争精神的内容作为教宣主要的材料。又如，在沈泽民拟写的支部政治讨论会材料《蒋介石走投无路(1933年3月23日)》中列出讨论题目，“敌人的武装力量与我们武装力量的对比怎样”“我们要怎样加紧斗争”等等，这些题目在一定程度上都起到了激发干部斗争精神的作用。
结语
总的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整个鄂豫皖苏区，由于苏区各级党组织领导人狠抓思想教育这件头等大事,在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基本形成了明确的指导思想、相对完备的政策规章及监督管理体制、卓有成效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基本形成了系统化的学校教育、实践化的支部教育、主题化的活动教育、斗争化的肃反教育等，在教育路线、目的、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都有所规定及创新实践，应当说取得了较好成效，是毛泽东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鄂豫皖苏区的重要实践。正是因为鄂豫皖苏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卓有成效，才使得鄂豫皖苏区广大的党员干部表现出了较高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和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而这也正是党在鄂豫皖苏区激烈的斗争环境中,能长期坚持英勇战斗，取得一系列辉煌成果的的重要原因。
颞浅静脉解剖位置相对固定，易于判别，且位置表浅，血管被头皮纤维隔固定，不易滑动，暴露充分直观，易于穿刺成功;颞浅静脉经颈内或颈外静脉直接汇流至上腔静脉，分支少，送管过程配合相应的手法和体位，置管成功率高;置管后便于观察和护理。因此，对于上肢静脉条件差的患儿选择经颞浅静脉置入PICC，安全有效，成功率高，值得临床借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个有上进心的员工，必然会希望自己为企业带来更高的价值，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谋求更高的待遇。如果企业不能够给员工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势必会消耗殆尽。例如酒店餐饮部，员工从一线服务员做起，然后是主管、领班、西餐厅经理，餐饮部经理。如果五星级酒店的领导职位没有空缺，就缺少升职的空间，酒店中基层员工的需求量很大，但管理层相对来说流动率较低。因此，许多员工在基层岗位积累足够多的经验，如果没有升职的机会就会选择跳槽。
TheAnalysisof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SystemofCadresinHubei,HenanandAnhuiSovietAreas
HeZongkaiYangXun
Abstract: Effe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adres is not only the ideological guarantee for the success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but also the ideological guarantee for the great struggle, great project, great cause, and great dream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intend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work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adres in Hubei, Henan and Anhui Soviet areas, and then summarize historical experience, reflecting on the inspirations for the reality.
Keywords: Hubei，Henan and Anhui Soviet Area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adres; work system; experience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5.007
作者简介：贺宗凯，男，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红安分校、湖北红安干部学院教务处(教研室)干部，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勋，男，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红安分校、湖北红安干部学院教务处(教研室)处长。(湖北红安 438400)
基金项目：中共湖北省委党校重点委托课题“红色资源在湖北党性教育中的转化与应用研究”(2019HBDXWT10)
责任编辑：李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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