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由于在周恩来纪念馆工作的关系，曾与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电影终生成就奖获得者张瑞芳女士有过十多年的交往。我清楚地记
得，1998年她随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到淮安，参加纪念周恩来
的百年诞辰活动时，曾对我说：“老秦呀，我是受到你们淮安人的影响才有今天的。可以说，是你们淮安的两个半人影响了我的一生。”
这是怎么回事呢？直到后来通过对她的采访，我才弄明白她说这句话的前因后果。
杨述介绍她入党
张瑞芳回忆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九十月间，她揣着“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的组织介绍信 （这个移动剧团的负责人是杨易辰和荣高棠）从河南驻马店来到陪都重庆。当时张瑞芳是个刚20岁的小姑娘，到了重庆是两眼一抹黑。因为她在北平时就参加了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所以希望到重庆后找到“民先”组织，回到组织队伍中来。但到重庆后她才知道，重庆市没有建立过“民先”这一组织。这使张瑞芳怅然若失。不过，当时重庆的进步抗敌组织比较多，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她就把自己揣着的“民先”组织介绍信交给了杨德基，并想和他领导的“青救会”进行联系。杨德基就是淮安人杨述，他当时的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的青年委员会书记，只是张瑞芳并不知道他的这一真实身份。
张瑞芳到重庆后，仍坚持以文艺为武器，打击敌人，鼓舞民族士气，她参加了一个和重庆进步文艺界一起活动的“怒吼剧社”以及另一个由我党领导的“业余团体联谊会”。那时，国民党表面上讲国共合作，但暗地里无时无刻不在对共产党人进行残酷迫害和无情镇压，白色恐怖不亚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在这样随时都有危险的日子里，杨述都能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和张瑞芳联系，对她进行培养和教育。
作者与张瑞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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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述每次到张瑞芳那里时，总是先向张瑞芳介绍外部形势，尤其是国共双方的抗日情况、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情况、延安的情况等等，这些都让张瑞芳眼界大开。在杨述说完后，张瑞芳就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然后杨述向她布置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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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那以后，杨述和张瑞芳再进行秘密联系时，便是以杨述为张瑞芳上党课为主。他向她讲党的性质、党的任务和党的纪律。杨述还特别交代张瑞芳，如果被敌人逮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和说出任何党的秘密，更不能出卖自己的任何一位同志。万一被捕，被敌人拷打致伤是肯定会发生的。但监牢中都有一只大尿桶，可以把自己负伤的部位放进尿液中浸泡，这样伤口就不至于溃烂。这是杨述对张瑞芳的气节教育。几十年后，张瑞芳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在写信给您，向您祝贺新年，祝您身体健康，新春愉快！
尽管如此，直到张瑞芳晚年，她都认为，是淮安人杨述把她领进了革命队伍，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1）编制企业定额是为了实用，不是为标新立异，所以根据土建专业的性质特点，也为了方便使用者查找、使用定额子目，贵冶土建定额的子目仍然沿用了《江西省建设工程定额》建筑和装饰分册的章节划分和子目排序，这样企业定额用起来就不会有突兀感，易于接受；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厂内检修常用到的给排水、照明器具、道路、植筋、活性焦筛分等子目，尽量全面地覆盖厂内的全部检修项目。
处处关心她的周恩来
由于演技精湛，张瑞芳很快在重庆演艺界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当时，她与秦怡、白杨和舒绣文被人们称为我国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为了保护好张瑞芳，党组织决定由南方局的吴克坚秘密通知张瑞芳，脱离原组织关系，淡出政治，另外安排领导人与其联系过组织生活，在社会上造成张瑞芳已离开共产党组织的假象。
Analysi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Tourism Industry based on Location Entropy——A Case Study of Xinjiang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JIANG Tong,LI Xiaodong,XIE Xia 13
1941年夏季的一天，组织关系临时接头人徐冰引领张瑞芳到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告知她，一会儿和她谈话的人是她新的组织关系接头人，也是她党内的领导人。
张瑞芳正在猜想这个新领导人是谁时，房门被推开了，进来的人竟是她十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南方局的最高领导，又负责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工作那么忙，现在竟成了自己的直接领导，张瑞芳心中激动不已。
安全检查是为了及时发现脚手架在搭建或使用时出现的问题，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往往是因为施工人员没有按照正常施工流程进行操作，这就要求专职管理人员能够及时的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但是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往往流于形式化，在安全检查中并未及时的发现问题，或者没有及时发现不符合安全规定的脚手架在投入使用，最终导致发生安全事故。
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给张瑞芳留下两点最深刻的印象：一、当张瑞芳向周恩来汇报，自己从北平辗转到重庆，无论是演戏还是参与其他活动，“大家都对我挺好”。周恩来一听笑了，说：“你说大家对你都挺好，那你对大家一定也不错。”二、周恩来除要求张瑞芳在演技上精益求精外，还特别嘱告她“要做共产党的好演员”。这是张瑞芳原来从未想到的。经周恩来这么一点拨，以后演什么戏？戏怎么演？歌颂谁？鞭笞谁……成了她作为一名演员一辈子的准则。此后，张瑞芳的党组织关系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由于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党员身份公开，张瑞芳才回到自己单位过组织生活。在由周恩来单独领导的革命斗争年代里，张瑞芳亲切地称周恩来为“周大哥”或直接喊“大哥”，而邓颖超和周恩来也都亲切地叫张瑞芳为“小芳”，连写信也是如此。
周恩来为张瑞芳题词
演员张瑞芳
敬爱的颖超同志，日夜想念的小超大姐：
1949年春末，周恩来和邓颖超与文艺工作者合影，前左二为张瑞芳。
“周总理的教诲和关心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张瑞芳晚年发自肺腑地说。
(2)由l1⊥l2发现k1k2=-1是个难点，教学中您并没引导学生发现这个结论，比如，用几何画板动态演示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斜率之间的关系，或者让学生计算两条直线倾斜角分别为30° 和120° ，60° 和150° ，45° 和135° 时，k1与k2的关系，由特殊猜想出一般的结论，然后再进行证明．您是开门见山，直接让学生寻找k1与k2的关系，这样做是不是为后面的教学多留一些时间？
晚年与邓颖超书信往来
早在重庆时，张瑞芳就与邓颖超常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十分喜欢看张瑞芳演的电影和话剧，因此，她有时和周恩来一起会见张瑞芳等文艺界人士，也单独和张瑞芳他们有过接触。
……
张瑞芳记得，1942年她和金山结婚就是“大哥”批准的。“大哥”和“大姐”还赠送了一块由延安生产的、上面绣有盛开的桃花图案的桌布作贺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瑞芳更得到了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心：凡是张瑞芳演的话剧、电影，周恩来都抽空去看，还发表许多比艺术家们更具体、更专业的意见。20世纪60年代，张瑞芳参与拍摄了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李双双》，遭到不少人的非议。而周恩来看过后，却大加赞赏，给予张瑞芳鼓励与支持。在后来由观众投票评选的活动中，张瑞芳获得了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张瑞芳的母亲廉维去世后，被安葬于北京西郊八宝山。张瑞芳特意请周恩来题写墓碑，周恩来也满足了他们兄妹的要求，为张瑞芳的妈妈题写了“廉维同志之墓”。
1939年年初，张瑞芳的党组织关系被编入怒吼剧社党小组。这一领导关系的改变，使张瑞芳以后与杨述的接触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人也只有在开会时才偶尔见上一两面。
那时，杨述经常穿一件深蓝色的半旧绸夹袍，这是当时重庆普通职员的穿着。当与杨述秘密联系的时间快到时，张瑞芳就事先把门虚掩着，等待他那轻轻上楼的脚步声。
在那悲痛的日子里，我再三请求让我到北京和我衷心敬爱的周总理再见一面，但是没有做到，最后市里回答说：已请示了北京（？），你不能去！连叶挺的儿子都不让去，何况你。
金枝在炕沿捶打酸痛的腿骨；母亲不注意女儿为什么不欢喜，她只跟了一张票子想到另一张，在她想，许多票子不都可以到手吗？她必须鼓励女儿。
“文化大革命”中，张瑞芳受到造反派们的无端迫害，吃了许多苦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瑞芳一下忙了起来，她不仅当上中共十一大代表，而且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另外还有文艺、妇女、外事等方面的工作，当然，她是一名演员，还要演戏、拍电影。当时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排演、拍摄的大型话剧《万水千山》、电影《大河奔流》等，她都参与了演出。一直以来，她从未停止对“大哥”“大姐”的缅怀与想念。特别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张瑞芳急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邓颖超写封信。
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管是出现在我国极具历史底蕴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还是探索西方致力于驱散选举民主迷雾的西式协商民主，均蕴含着政治文明的共同声音，均有明显的相似点乃至相同点。从总体上看，中西协商民主的相似点主要表现在经济背景、政治诉求、文化基础和社会条件等诸多方面。
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大哥虽然离开我们即将一周年了，但他生前对我讲的话，他的音容笑貌却越来越清晰，我将永世铭记在心，我将按照他生前教导我们一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改造，绝不能辜负周总理和您多年对我的关怀和期望。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和政治考察后，1938年12月的一天下午，杨述为张瑞芳单独举行了入党仪式。他让张瑞芳紧握右拳，高举过头，随着他轻声有力地复诵着入党誓词：“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
您太忙了，请千万保重。我可以经常在电视里看见您，心里很安慰。您比前一阵子胖了一点。
全家向您致
（一）对象识别不够精准。一是对贫困户的识别还不够精准。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第一粒扣子”，但仍有个别区县未能扣紧扣牢。据了解，精准识别经过多次调整，但在对象的识别上还有放宽标准识别、优亲厚友和“三保障”未实现就宣布脱贫等漏评、错评、错退现象。二是易地扶贫搬迁对象不够精准。按照国家最新要求，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必须是建卡贫困人口，并且必须全部在国务院扶贫开发信息系统里面进行标识，然而，通过大数据对比，只有91.85%是符合条件的搬迁对象。
1.平针绣法：平针绣是天水绣花鞋垫最为常见的一种针法，就是上下扎针将绣线在图案纹样内排列均匀整齐，不重叠，不交叉，不露底，拉线轻重一致，达到绣面针脚匀、齐、平、密的艺术效果。平绣工艺是比较精致、写实的刺绣形式，极富表现力，多用来描绘自然生物如花卉和禽类题材，形象栩栩如生，常用对比和晕色手法，视觉效果强烈。
革命的敬礼！
不可否认，慕课能够有效突破高中英语教学的桎梏以及不足，为英语教学带来更多的机遇以及挑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高职院校必须要了解影响课程教学实践的个人因素，积极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不断适应新环境以及新技术的具体发展要求。我国教育部在落实素质教育及推动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明确强调，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之中必须要注重优质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利用，积极实现各种网络信息资源的高效共享，将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提升自身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水平的关键手段，通过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来实现教学资源使用效率的整体提升。
不服老的小芳
1977年元旦
张瑞芳想着“大姐”，邓颖超又何尝不在关心和挂念着小芳。
1980年，《周恩来选集》出版。张瑞芳在1981年元旦赶去新华书店购买，可惜她晚到一步，《周恩来选集》已被读者“抢”光了。为此，张瑞芳以“周选”出版为题，带着未买到书的遗憾和人民热爱周恩来的喜悦这两种心情，写了一篇题为《送给全国人民的珍贵礼物》的文章，寄托对人民好总理周恩来的哀思与怀念，并于1981年1月8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在北京的邓颖超看到之后，特意将1981年1月8日《解放军报》纪念周恩来逝世五周年专版报纸寄给张瑞芳，告知她年前已让秘书赵炜给她寄去《周恩来选集》。邓颖超的这封信是写在《解放军报》的报楣上的：
小芳，你看到这个称呼，该猜到是谁在这张报纸上给你写几个字了吧。你一月一日未买到 “周选”，现在该收到我寄给你的了（年前寄到上影）。寄你这张报纸，为的使你更多的（地）了解他。顺便寄上我对你的想念！如到北京来，望告我。
即祝你家严励同志好！
小超
1981.1.11
“小超”这一称谓原来只有在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才使用。周恩来的亲属，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同志、战友、朋友成百上千，而邓颖超却只想到张瑞芳，“周选”一出版就让赵炜给她寄，还亲笔给张瑞芳写信。可见“大姐”“小芳”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无间！
1）充气膜是一种柔性材料，但是在内压力下，膜内会形成张力刚度，有一定承载力及抗变形能力。膜内压力在满足施工期间的变形和施工人员舒适度的要求即可，否则会增加相关造价。充气膜的变形可以通过找形进行控制，使之变形满足设计要求。
这些往事是当年80岁的张瑞芳到淮安参加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时对笔者讲的。最后，她深情地说：“老秦呀，杨述是我政治上的引路人，周总理是位最关心我的人，大姐始终是我的贴心人。这两个半淮安人整整影响了我的一生！”说完，她还解释说，总理、杨述都是淮安人，大姐是你们淮安的媳妇，算半个。说完，她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得那么自然、开心！
（责任编辑：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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