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在各种新思潮、流派迅速传播，令人目不暇接的情况下，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与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密切联系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通过组织或参加进步团体增长组织和领导才能，形成集体意识和纪律意识、宗旨意识，且善于在实践中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善于分析辨别各种思想流派，抛弃自己以前信奉的主义，作出新的抉择，并到工人中去，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是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五四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历史逻辑
五四时期，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流派迅速传播、令人目不暇接的情况下，这一批人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其历史逻辑是什么，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本文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例，信念动摇脱党和叛党者除外，对这个课题进行探讨，请学术界方家批评指正。
一、与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密切联系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下，逐渐由一个封建主义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然而，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多民族国家，曾经创造了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灿烂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产生出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挽救苦难深重的国家。爱国主义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的最基本价值取向。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一个时间点，当年毛泽东26岁，周恩来21岁，刘少奇21岁，张太雷21岁，瞿秋白20岁，邓中夏25岁，陈潭秋23岁，邓恩铭18岁，王尽美21岁，恽代英24岁，蔡和森24岁，向警予24岁，李立三20岁，李富春19岁，陈毅18岁，阮啸仙22岁，方志敏20岁。年长一点的李大钊30岁，董必武33岁，何叔衡43岁，朱德33岁，林伯渠33岁，吴玉章41岁。当然，这里列出的并不是全部，而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从这些人的年龄看，除个别超过40岁、按当时年龄划分属于中年人之外，基本都在20岁左右到30岁出头之间，属于青壮年。而20岁左右的青年，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体。他们生于19世纪90年代，这时间发生了1894年至1895年的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却是带着签订《辛丑条约》、丧失许多主权、仅赔款本息就达9.8亿两白银的屈辱进入20世纪的。在他们进入少年时代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果实很快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袁世凯称帝失败死去后，北京政府仍然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从袁世凯起的历任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都受帝国主义操纵，经济上横征暴敛，政治上无比黑暗，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灾难，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清朝末年政治腐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带来的短暂一缕光明，却未能改变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使这一批受到新式教育20岁左右的青年深深地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毛泽东16岁时常听维新派教师李淑清讲各地见闻和爱国维新故事，并在这个时候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尤其是他读了一本谈论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对册子开头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将亡矣！”记忆深刻。并说：“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1］34-35周恩来12岁到东北奉天府（今沈阳）两等小学堂读书时，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周恩来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2］101915年，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曾在一篇作文中充满感情地写到，中国有“四千年之历史，最古之文化”［3］63。在另一篇作文中他写道：“神州暗暗，天地为愁”［3］63，表达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为了增长救国救民的本领和寻找中国出路，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决定去日本留学。临行前，他给同学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3］4这年9月，他从天津登轮东渡，写下了：“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不酬蹈海亦英雄”［3］300的诗句，其爱国救国的情怀跃然纸上。
刘少奇15岁在玉潭学校读书时，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开始关心国家大事。17岁那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把大量中国主权出卖给日本，极大地激怒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和通电抗议活动。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后，刺破手指，写下了“誓雪国耻，勿忘国耻”的血书。玉潭学校的师生们率先在宁乡县举行罢课游行，声讨袁世凯。参加这场声讨袁世凯的斗争后，刘少奇为了表示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决心，把自己的字“渭潢”按谐音改为“卫黄”。［4］10，1118岁时，刘少奇怀着习武报国的理想，考入长沙陆军讲武堂。由于南北军阀混战，长沙陆军讲武堂被迫解散，刘少奇的习武报国理想没能实现，但他对中国社会黑暗有了更深的认识，爱国救国之心驱使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李立三同刘少奇一样，也曾想投军报国。李立三在上私塾时，认识了一个“坐间学生”（即在私塾单间里读书的年龄大的学生）孙小山，并结为朋友。李立三在回忆中说：“孙小山比我大十多岁，当时已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和秘密组织哥老会的成员。他经常向我讲述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的故事”。“他讲的故事对我印象极深，至今记忆犹新。”［5］52814岁时，李立三就试图报名参加革命军，因年龄小而被拒绝。17岁这年，李立三到程潜部护国军当兵。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5］3但他很快发现护国军纪律松散、腐败，同北洋军阀部队毫无两样，于是离开军队，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不仅是刘少奇、李立三，方志敏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他在《可爱的中国》中曾写道：“我想在高小毕业后，即去投考陆军学校，以后一级一级地升上去，带几千兵或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岛！”“读西洋史，一心想做拿破仑；读中国史，一心又想做岳武穆。”“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6］121
在满清王朝刚被推翻时，邓中夏曾写下“回忆满清帝制毒，何时淘汰旧恨休”［7］1的诗句。在目睹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很快又失败时，他又写下了“可怜奸贼改洪宪，日出霜销转瞬亡”［7］3的诗句，表达了对袁世凯丑行的痛恨。蔡和森目睹中国各派军阀激烈争斗和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祸乱湖南的情况，在诗中写道：“大陆龙蛇起”，“乡国骚扰尽”；表示“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澜。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8］20，21诗句表达了蔡和森面对山河破碎、军阀混战、人民灾难深重的政治局势，自觉地承担唤起民众、挽救国家的历史责任和决心。方志敏在九江求学时，看到很多外国兵舰和轮船在长江内行驶和停泊，心中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的内河，也容许外国兵舰和轮船自由行驶吗？中国有兵舰和轮船在外国内河行驶吗？如果没有的话，外国人不是明白白欺负中国吗？中国人难道就能够低下头来活受他们的欺负不成？！”［6］122他在上海游法国公园时，在公园门口看到了一块刺目的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心被深深刺痛。他在《可爱的中国》中提到这件事时写道：“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6］123方志敏每受到一次这样的刺激，“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6］129。
不仅如此，学生的财富观与部分自我价值感之间也存在着正向关系，即认为财务观重要的学生，自我价值感越强，自我道德价值感越低。同时，随着学生年纪的不断升高，对于财富观的态度也不仅局限于拜金主义，深刻表明了学生价值观的变化。
第一，一般幼时读过私塾，进入小学高年级后，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接受中等以上教育时一般在省城或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如毛泽东、蔡和森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刘少奇先后在长沙宁乡驻省中学和育才中学读书，邓中夏先后在郴郡第七联合中学、长沙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读书，邓恩铭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王尽美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陈潭秋先后在武昌湖北省立一中、高等师范学院读书，李富春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张太雷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和天津北洋大学读书，瞿秋白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武昌外国语学校、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阮啸仙在广州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恽代英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向警予先后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读书，陈毅在成都甲种工业学校读书。他们在新式学校中学习到许多自然科学和西方学说。毛泽东曾说，他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中“读到了自然科学和西洋学术的新课程”［1］35。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课程更多，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了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课上。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学校设置的主科为国文、英文、数学，次科有物理、化学、中国史地、西洋史地、生物、法制、体操等。刘少奇在玉潭学校读书时，所学课程有国文、史地、算术、物理、修身、英语、体育、图画等。由于省城和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西方自然科学和各种思想流派最早传进这些地方，在这里学习，容易较早接触到这些新知识。毛泽东、周恩来等就非常喜爱课外阅读新知识。毛泽东曾连续半年到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如饥似渴地阅读新知识。同时，省城和工商业发达城市集中了一批如杨昌济、徐特立、张伯苓那样的接受新思想、学识渊博的老师，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处于新旧思想交替的时期，在这批青年人身上，旧文化的烙印很浅，新知识占主体位置，是新知识群体。爱国主义在他们身上体现的特点是视野开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探寻救国道路。
农村电网的整体结构是供电的基础，对于这方面，首先要把握好主干网架的建设情况。然后，要考虑到连线的安全接入方式。要充分以安全为核心，提高整体带来的供电能力。同时要针对一些突发的状况作出合理的防护措施，比如电杆位置的选择和电杆深度的考虑。建成之后，以110kV为中心，10kV专业辅助的整体要基本实现。
第二，从小就从老一辈那里听到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和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清朝的英雄斗争故事。当他们由少年时代进入青年时代时，清朝已经被推翻，正是袁世凯及其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们亲眼目睹了北洋军阀政府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的黑暗统治，对这个政府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很深的体会。同时，他们也亲眼目睹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华民族的压迫，特别是看清了中国的近邻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狼子野心。因此，他们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认识到只有彻底地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中国才有出路。他们同以前的爱国主义不同，其爱国主义情怀是与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五四时期30岁以上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清朝末年时已是青年，其爱国主义行动主要是直接参加了推翻清朝政府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他们又参加了讨袁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行动。
吴玉章在190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接受民主革命思想，1906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他曾说：“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9］52因此，他在1911年由成城学校毕业考入第六高等学校后，未入学校学习，便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吴玉章代表四川军政府赴南京，出任参议院参议、大总统秘书。袁世凯篡国后，吴玉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他深有体会地说：“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他认为：“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又陷入了这样的疑惑：“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9］52，58
“我最清楚的记忆来自6岁那年的遭遇。那是一个礼拜天，母亲陪着我们兄弟俩走下公寓的台阶。我们正准备去教堂。正沿着走廊走向大门口时，我们听见巨大的撞击声，混杂着尖叫声和呼救声。三辆载着家人的轿车发生了事故。不知怎的，混乱中，我松开了抓着母亲的手。我站在路边，看见有什么东西从一辆翻转的车里滚落出来。它停在我所站的马路牙子边。那是一个小女孩的头。我弯下腰，想去触摸那张脸，和她说话——但在碰到她之前，我就被什么人拽走了。”
林伯渠、董必武同吴玉章的情况差不多。林伯渠在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等职。董必武在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同盟会，并在武昌军政府工作。1914年赴日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追随孙中山参加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策动讨伐袁世凯的行动两次被捕入狱。他们从从事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历中认识到：“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结果依靠军阀对人民无益”，“孙的办法不行”［10］427。
朱德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朱德参加了云南起义。1915年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1917年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朱德在反思这一段的历史时曾说：“由于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11］385
奋斗、失败、苦闷、寻路，是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爱国主义者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爱国主义者。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军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的和必要的条件。
二、组织或参加进步团体
马克思主义不是那种供在象牙塔里进行研究的学派，而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组织起来翻身解放的真理，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组织才能，组织或参加过进步团体。
其二，将自己所信奉的某种主义用于社会改造的实践之中，从而检验这种主义是否有用。
青年时期的周恩来，十分重视组织团体的作用。1914年9月，他在以《爱国必先合群论》的作文中论证了团体、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聚多数团体而成者曰社会，合若干社会而立者曰国家。国无社会不名，社会无团体不生。”“是故爱国者，必先及其社会，首必爱其群，斯为爱国之士焉。”“合人群而成良社会，聚良社会斯能成强国。神州不沉，吾种不灭。”［3］17周恩来这时
才16岁，他所论述的团体、社会、国家之间关系固然有不尽正确的一面，但将爱国与组织进步团体联系起来，是积极的一面，是闪光点。正因为重视团体的作用，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后，于1914年3月上旬与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周恩来等拟定的《敬业乐群会简章》规定该会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3］6敬业乐群会成立后，周恩来任智育部部长。后来，他又担任稽古部部长、副会长、会长。他还主持出版了会刊《敬业》，共出6期。在南开学校，周恩来还先后担任过校刊《校风》的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部长等职务，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这时从日本归来正准备进入南开学校大学部读书，立刻投入到运动中去，受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副会长谌志笃、马骏的邀请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7月12日，周恩来在《南开日刊》上发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断趣》，将学生爱国运动同日本的米骚动和朝鲜独立运动并提，表示：“本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学术研究的发表不分派别，但以稿件合于社会的生活作标准”，“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对稿件的具体要求为“文字以浅白为主”，“新闻的记载以有关社会生活、人类进步为范围”，“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先［光］科学解析，公允正确的批评”，“介绍国民必须的常识于社会”，“介绍现在的最新思潮于社会”，“文艺的刊登以切合人生为范围”［3］419，420， 等等。《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问世后，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被称之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2］50。同年9月初，根据爱国学生斗争的需要，周恩来建议组织一个比学生联合会更为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得到学生联合会骨干成员的一致赞同。9月16日，觉悟社成立，社员20人，男女各10人。觉悟社全体讨论，由周恩来执笔的《〈觉悟〉的宣言》，开宗明义地说：“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提出：“我们‘觉悟’社的目标——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3］471，472觉悟社成立后，对于团结天津学生将爱国运动走向深入发挥了核心作用。周恩来的组织领导能力、政治活动能力也在组织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得到进一步锻炼和发展。
在湖北，恽代英等于1917年10月8日成立“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林育南、刘仁静等先后加入，为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五四运动爆发后，恽代英以互助社为核心，武汉学生联合会为基础，组织领导武汉地区的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2月，恽代英创办了利群书社，经销各种进步书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成为长江中上游宣传新思潮的重要阵地。在北京，邓中夏1919年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加入国民社、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五四运动中，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在山东，王尽美在五四运动中是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邓恩铭在五四运动中为济南山东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1920年11月，王尽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会，出版《励新》半月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旧礼教、旧教育，揭露社会黑暗。在法国，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等成立了工学世界社，赵世炎、李立三、刘伯坚等成立了劳动学会进步团体。
组织或参加进步团体作用在于：其一，使激进民主主义者的组织才能、领导才能得到了历炼、提高；其二，形成了集体意识和一定的组织意识；其三，形成了初步的宗旨和目标意识。这些是迈向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条件和基本素质。
三、善于在实践中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善于分析辨别各种思想流派
五四运动后，各种新思潮迅速传播，令人眼花缭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分析辨别各种思想流派、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后，才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
1919年12月，毛泽东曾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主张学校减少课堂教育时间，使学生从事种园、种田、畜牧等事项，实行“工读主义”。并认为，创造新学校、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系，使家庭、社会进步。［12］471920年2月，因驱张运动在北京的毛泽东又致信新民学会会员陶毅，提出：“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团体。”对于改造社会，要有共同的讨论，讨论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方法，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信中还提到了他到工读互助团女子组看望，“觉得很有趣味”，但“也许终究失败”，因为男子组可说已经失败了。［12］523月5日，毛泽东和陈独秀、王光祈等联名在上海《申报》发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现实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纸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12］545月，毛泽东到上海之后，应彭璜之邀，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学张文亮等一起试验工读生活。他们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过着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生活。但这样的工读生活很快失败。毛泽东在6月7日致信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12］57这说明，五四运动后，毛泽东面对各种主义、各种学说，曾一度对工读主义感兴趣，并亲自体验，在失败后另寻找新的路径。
毛泽东在领导湖南驱张运动时，还探讨过改造湖南问题。毛泽东主张：“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湖南应实行“自决自治”，“自己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12］58-59。 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新开辟的“湖南建设问题”专栏上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提出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观点和分省建立共和国的主张。文章说：“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12］62此后，毛泽东积极参加湖南自治运动。并在10月8日出席省教育会举行的关于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各界建议人大会，被公推为大会主席。10月10日，参加长沙各界约两万人的游街大会。10月21日，毛泽东代表制宪请愿团参加自治期成会等召开的各公团联席会议。自治期成会等六团体提出仍由省议会起草宪法，要求表决。毛泽东声明不加入表决。至此，湖南自治运动以宣告失败而终止。11月25日，毛泽东在复旅居法国的向警予的信中说： 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甚少。”自从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之建议提出后，“声势稍振”，但“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并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2］70由此可见，经过几个月以湖南自治改造湖南的实践，毛泽东认为此路不通，需要另辟新路。
毛泽东见到“社会主义”一词是1911年10月从鼓吹革命的《湘汉新闻》上。接着，他读了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写信与同学进行讨论。江亢虎标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改良主义，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1918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这是他最初接触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4月，毛泽东因组织驱张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后，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了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热心地寻找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这时，毛泽东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比较正确的理解。6月份，毛泽东到上海，期间，同陈独秀讨论过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这时在上海正忙于组建共产党，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3］133毛泽东这时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有比较深度的了解，但正忙于湖南的自治运动，尚未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社会改造活动。这年的8月13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致信毛泽东。信中分析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四种形势，介绍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四种组织、世界革命的联络方法、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表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8］50，51由于蔡和森的信邮寄到国内是需要时日的，毛泽东接到信已是11月份，同时他还接到了萧子升、李维汉的信。这时，他已经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在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回信中，对于萧子升、李维汉“不认俄式——马克斯式——革命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表示不赞同，“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认为“俄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14］538，539。这就表明，毛泽东已经确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了。
在给蔡和森等回信前，毛泽东已开始行动了，于11月份应陈独秀函约，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六人。12月2日，毛泽东找到张文亮商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当月27日，给张文亮送去《共产党》月刊九本。月底，萧子升从法国回来，带来了蔡和森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在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俄国革命的方式、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后，提出“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认为“世界革命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世界’”［8］71。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回信，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8］72，73
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建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仍然关心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召开新年大会，毛泽东在元旦这天的发言中表示赞成用“俄式”改造中国，指出：“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次日，毛泽东在发言中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后，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5］1，2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善于分析研究社会问题，认真辨别各种思想流派的最终选择。他曾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3］131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的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会员的赞同。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74名成员，有31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等成立觉悟社后的第五天，即邀请李大钊到天津进行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封建隔阂，将男女同学一起组成团体、出版《觉悟》杂志等都非常赞许，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此后，觉悟社还先后邀请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讲《日本的新村精神》等。觉悟社还开过各种问题讨论会，分组研究“学生的根本觉悟”、“妇女解放”、“工读主义”等新思潮。社员们还献出自己的书籍，建立图书馆，共同探讨新思潮的各种理论，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这个时候，觉悟社内大家受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还比较严重。当时是觉悟社社员的邓颖超后来回忆说：“这团体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9］75“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我们也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9］10
式中:μm 为混合油黏度，mPa·s;μA、μB为组分油黏度，mPa·s;X A、X B为组分油质量分数;α为经验常数;δA、δB、△δ分别为组分油 A、B的密度和密度差，kg/m3。
陈毅是在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时开始读政治方面书籍的。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战争，引起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种新思想流派的广泛传播，使陈毅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1919年10月，陈毅留法勤工俭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回忆说：在留法的两年中，“我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并注意当时的俄国革命的情形。”［9］51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在留法勤工俭学初期受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1920年8月，他曾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18］17此后，他和几位会友在一个工厂做工，工余学习，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并与蔡和森多次交谈，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原先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在赵世炎等人的帮助下，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以后的瞿秋白，面对当时的各种思想流派指出：“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因而发出“隔着纱窗看晓雾”［9］80的感叹。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和筹划下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成为参加者。1920年10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赴苏俄，先后写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俄都记闻》、《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等通讯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客观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瞿秋白于1921年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国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3.2 松弛疗法 指通过一定的肌肉松弛训练程序，有意识地控制自身的生理心理活动，降低唤醒水平，改善躯体及心理功能紊乱状态，达到治疗疾病的作用［10］。
地处西南的泸州，五四运动的风暴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来。正在这里驻守的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新思想流派。在孙炳文的帮助下，从1919年下半年起，朱德与孙炳文一起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传播新思潮的刊物。朱德与孙炳文经常进行讨论，为什么俄国革命者能够打败那样强大的敌人，乃至西方国家的军队，建立苏维埃政府，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却接连遭到失败了呢？他们讨论后的结论是：“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17］154朱德从四川军阀部队同云南军阀部队之间的争夺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深深感到要学习俄国革命的新式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11］3861922年8月，朱德到上海，见到了陈独秀，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被陈独秀拒绝。同年9月，朱德赴欧洲。11月，在德国柏林，由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到日本留学时，已经读过幸德秋水和河上肇写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20年1月，周恩来因领导爱国运动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被羁押期间，周恩来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周恩来分五次向同被关押的同学作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讲演，其中，5月28日是“历史上的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5月31日是“唯物史观”，6月2日是“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6月4日是“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6月7日是“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3］559，560，561可以说，是比较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说明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较为深度的了解。通过他的讲演，对马骏、郭隆真等也是有影响的。周恩来出狱后，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在回忆中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段斗争》和《十月革命》。这些书都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所编印的。”［9］17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目的是：“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17］24在刚到英国时，他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但在他列举的英国和俄罗斯两个成功模式中，认为“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16］24。虽然周恩来这时思想未定，但倾向俄式革命是明显的。周恩来在英国考察了工人运动，五个星期后到达法国。他把研究主义放在第一位，阅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等书籍。经过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分析、思索，周恩来确立了信仰马克思主义。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①。周恩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非常关心觉悟社的朋友，在给他们的信中说：“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②……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并表示：“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时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16］36，40，41在给觉悟社朋友的另一封信中，周恩来更加坚定地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7］46觉悟社主要成员大多加入中国共产党。
以上说明了这几点：
就像杨学武以及潘叔的故事，老沃尔沃车主俱乐部的每位成员都和沃尔沃有着一段难忘的历史与温情的故事。而在这些成员当中，也不乏唐晓龙这样怀旧但又热爱潮流的年轻人。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曾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1917年9月25日，毛泽东曾发起组织湖南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组织校友会的目的是：谋发展湘潭教育；联络感情，质疑问难，以文会友；有团体不致特立独行，为世所遗；当小学教师后，应兴应革互策进行，不致孤陋寡闻。［12］30在12月14日湘潭校友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报告了该会的筹备经过及宗旨。同年10月8日，毛泽东还当选为湖南第一师范校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任期至次年5月。1918年4月，毛泽东与萧子升等成立了新民学会，会上通过了毛泽东、邹鼎丞起草的新民学会会章。会章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2］34。新民学会总干事初为萧子升，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毛泽东主持会务。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积极参与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会员大多成为其工作人员。因而，毛泽东是这个进步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五四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报刊，都转载过它的文章。针对湖南军阀张敬尧封闭《湘江评论》、强迫解散学联的行径，毛泽东于1919年12月发起并领导了驱逐张敬尧运动。他亲率驱张代表团赴北京，先后进行了七次请愿活动，并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组织进步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无疑使毛泽东组织领导才能大幅度提升。这对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后，积极从事建党活动无疑有重要的作用。
其三，具有不断的艰苦探索精神和不断否定自己的精神，当自己信奉的某种主义不能解决社会改造问题时，立即抛弃旧的信仰。
1989年Okutsu等[15]首次报道了CTS的内镜下手术方法，并应用电生理学数据分析其有效性。在45例患者中，54例利用内窥镜进行腕部横向韧带松解术，平均随访13.8个月。所有患者术后即刻感觉障碍消退，2个月内麻木逐渐消失。在感觉障碍消失后，他们对27例患者进行了术后电生理学研究，术后电生理数据均明显改善。他们得出结论，横向腕关节韧带可以安全地通过内窥镜切断。
其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社会问题，努力寻找改造社会方案。
其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第一种方案，将交换机(IP矩阵)作为整个传输系统的核心。由于还存在大量的基带信号，因此还需大量配置IP和SDI的转换设备来实现两种信号之间的转换。但是随着IP信号越来越多，需要转换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少，直至所有IP信号接入交换机。此方案初期投资高，但后续工作较简单。
因而可见，善于在实践中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善于分析辨别各种思想流派，抛弃自己以前信奉的主义，作出新的抉择，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必须条件。
其五，确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毫不动摇，终生不变。
平时对于这样的面孔米多根本不会留意，可是偏偏这个时候，脑海里响起了鲍泽的话。他自嘲地笑笑，本来是为小说收集素材的，没成想却进入了别人的故事里。
四、到工人中去，寻找阶级的力量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的力量，开始到工人群众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1920年1月，北京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同年4月24日，高君宇发表《“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指出：“五月一日是世界劳民示威的纪念日。”“五月一日总同盟罢工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只为了要求减少工作的时间——每日八时间的工作，他的总目的是在改造社会。”“几千年来的平民，都囚在统治者和资本家铁锁底下。五一运动的呼声，是劳工在资本家压制的底下，要求翻身的呼声”。［10］265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召开有500多名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会上，发表了演说，称赞俄国苏维埃政府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当日，何孟雄等人还雇了两辆汽车，每辆车上四人，手执上面写着“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劳动纪念”的旗帜，口呼“劳工万岁”，［10］271在街上宣传五一劳动节。北大平民讲演团每十人为一组，在街上讲五一节的历史。1920年11月中旬，邓中夏、张太雷等人还应长辛店铁路工人的要求帮助办劳动补习学校。学校开学后，邓中夏等在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的工人有一千多人，并在群众大会上通过成立工会的决议。后来，工会没有成立，根据工人的实际斗争要求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其他地区也纷纷效仿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成为当时全国除了广州以外工会通用的名称。
在上海，1920年秋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办工人半日学校，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考虑到工人文化水平低，识字有限，李启汉就改用开展文娱活动的方式，以吸引教育工人。12月19日，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李启汉任大会主席。他在大会上说：“我们从前只是个人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联合起来，讨论办法；我们不独得到这样的游艺而已，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10］138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评价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仍有它的意义。”称“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10］308
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就曾提出过“工人的联合”，并列举出：“铁路工人的联合”、“矿工的联合”、“造船业工人的联合”、“五金业工人的联合”、“纺织业工人的联合”、“建筑业工人的联合”［19］495，496，等等。1921年冬，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开展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1］61
上述表明，这批五四运动时20岁左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爱国主义情怀的产生有以下两个特点：
为了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办了各种刊物。根据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第三大会的书面报告，这些刊物有：“上海的《劳动界》、广州的《劳动者》和北京的《劳动音》以及一个周报《来报》。”同时“还为工人印刷一系列小册子和传单，如《一个士兵的故事》、《工人对话》、《工会》、《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等。”［20］25
那是一个中国工业设计呼之欲出的年代，也是一段工业设计根植中国大地的激情燃烧的岁月。1979年，50余位电子、轻工、国防科工等领域的专家发出成立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的倡议；1982年中央工艺美院、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数十所大学首次开设工业设计专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开启了“工业设计示范工程”，致力于中国企业产品设计的提升与品牌的塑造。
旅居欧洲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注意那里的工人运动，把有关情况发回国内，为国内的工人运动发展提供借鉴。周恩来在英国时，曾先后写出《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煤矿罢工中之谈判》、《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等9篇通讯文章，约3万5000字。1920年6月13日，蔡和森写的《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对法国的工人运动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致信陈独秀，阐述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问题，认为：“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的必然结果”。［8］79正在苏俄进行访问的瞿秋白，于1921年2月27日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一期发表《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希望》一文。文中对中国工人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指出了中国工人存在的缺点，表示：“我们希望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够加入世界运动”，“我们竭尽全力学习你们的榜样”。提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要接近工人阶级，“把知识传授给他们，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在文章最后，瞿秋白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1］170，171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到工人中去，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有以下几个特点：
2.5.2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2.2.2”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1、2、5、10、15 μL，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以各待测成分进样量（x，μg）为横坐标、峰面积（y）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回归方程与线性范围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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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采取恰当的步骤，第一步是办工人补习学校或夜校，帮助工人学文化，拉近和工人之间的距离；第二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人物；第三步，利用五一节开展游行运动，大力宣传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历史使命，扩大工人阶级的社会影响力度；第四步，建立工人俱乐部，通过工人俱乐部将工人团结起来。办工人俱乐部，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创举。俱乐部也是此后领导工人罢工的领导核心。
第二，注意吸取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使中国工人运动摆脱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发展。
(2)配合做好立法调研。加快立法、深化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财产行为税工作的主旋律，需要上下协同，统筹推动。基层税务机关要发挥一线最了解财产行为税的税制问题、征管困难、执法风险和实际需求的优势，自治区、市税务局要发挥眼界开阔、思路宏观的优势，做到上下联动、汇集众智，在立法调研过程中积极向国家税务总局建言献策，推动财产行为税改革立法更加具备可操作性。
第三，视野开阔，将中国工人运动与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人运动密切联系起来，使中国的工人运动得到国际工人运动的支持和帮助，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组成部分。
到工人中去，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归宿。
纵上所述，笔者认为，具有与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密切联系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通过组织或参加进步团体增长组织和领导才能，形成集体意识和纪律意识、宗旨意识，且善于在实践中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善于分析辨别各种思想流派，抛弃自己以前信奉的主义，作出新的抉择，并到工人中去，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是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逻辑。
注释：
①《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确认，周恩来参加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入党时间。
②即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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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Logic Underlying the Conversion of Radical Democrats toMarxists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WANG Xinsheng
((First Research Department,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idian,Beijing 100080)
Abstract:ract: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as various new ideas and schools of new thoughts spread far and wide across China,a crop of radical democrats quickly accepted and converted to Marxism.Their conversion from radical democrats to Marxists followed the following historical logic:Holding a strong patriotism in thorough opposition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eudal warlords,they organized or participated in progressive groups.As their ability in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improved,they fostered a sense of collectivism,discipline and purpose,and became good at analyzing social problems in practice,identifying the right choice from the diversified schools of thoughts,rejecting the obsolete beliefs and choosing the new ones.They went down amid the working class,promoting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with the workers’movement,laying the class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proletarian party.
Key Words: rds:May 4th period;radical democrats;Marxist;historical logic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9）02-0096-12
【收稿日期】2019-03-03
【作者简介】王新生，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责任编辑 刘 滢】
编者说明：本刊2019年第一期发表的曾景忠《“‘九一八’抗战”说评析》一文中，“中国共产党最早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并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和“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为作者原文中所无，系由编者所加。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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