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川陕苏区建立伊始即面临着严重的干部荒。为了迅速恢复秩序并汲取社会资源，苏区建政之初采取了从旧人员和乡村边缘人群中吸收乡村干部的权宜之计。迫于生存压力，苏区政权建设呈现了明显的军事化特征，尤其强调对于乡村资源的汲取，特别是在分配土地与财产等方面。因关涉自身利益，这些乡村干部往往表现为消极抵制或者贪污腐化，进而引发清洗与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在实践中发现的贫农积极分子。然而随着苏区生存危机的加剧，往往又会出现新一轮干部清洗。这种频繁的非常态干部流动体现了针对乡村干部的选拔·淘汰机制。尽管这种机制的形成与苏区面临的生存压力紧密相连，但极易造成苏区基层干部资源的枯竭，进一步消解了苏区的社会动员效能。
关键词：川陕苏区；乡村干部；选拔；动员效能
自“八七”会议之后，中共开始不断在中国南方发动武装起义，并建立一种特殊的政权组织——“苏维埃”，例如中央苏区与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闽鄂赣、川陕苏区等。作为一种外来的政权形态，苏维埃中的基层干部群体颇具研究价值。检视学界既有相关成果，大都侧重宣传教育性质的干部工作经验总结及其现实启示，缺少学理层面的分析与探讨。[注]笔者目力所及，仅有少数论著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参见何友良：《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王才友：《土地革命的地方因应：以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为中心》，《开放时代》2011年第8期；杨东：《土地革命初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探究》，《苏区研究》2016年第1期。与县苏维埃主席一度几乎来自知识分子群体不同，乡与村一级苏维埃政权中的干部群体始终呈现文化层次较低的特征。然而，作为地方精英，乡村干部是连接苏区政权与乡村民众之间的关键纽带，肩负着政令传达与资源汲取的重要使命，对于始终笼罩在生存危机下的苏区来说极为重要。那么，这些乡村干部究竟从何而来？他们的日常工作是什么？他们的流动与苏区内外部环境之间有何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有相关研究较少论及。对此，笔者拟以川陕苏区为研究对象，探讨政权军事化背景下乡村干部的选拔·淘汰机制,[注]笔者曾对川陕苏区的干部选拔问题有所涉及，但囿于主题，并未进一步分析乡村干部群体流动时呈现的选拔·淘汰机制。参见何志明、李万斌：《川陕苏区史研究三题》，《苏区研究》2017年第1期。进而从“人”的角度，对苏维埃政权进入川北地方社会后面临的客观遭际进行再审视。
一、从哪里来：川陕苏区建政初期的乡村干部选拔
1932年12月，放弃鄂豫皖苏区西进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并以通江县为中心建立了川陕苏区。为了建立正式的苏维埃政权，1933年2月，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正式选举产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并逐级建立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注]温贤美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川陕苏区时期先后在川北共建立了25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区苏维埃政权16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达到990多个。[注]唐敦教等：《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苏维埃”，这种外来色彩浓厚的政权形式在中共的强力推动下进入了川北乡村社会。
根据制度设计，乡和村苏维埃为基层政权组织，全体选民通过选举产生其执行委员会以及主席。尽管各苏区都是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但因其各自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不同，对于乡村苏维埃的内部设置各有差异。中央苏区早期通过的《苏维埃组织法》中，具体规定了乡一级苏维埃权力结构的组成，设置五至七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委会，下设主席、财政、赤卫、文化、粮食等委员，并未对村苏维埃的设置做出具体规定。[注]《苏维埃组织法》(1929年8月)，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金一平(Ilpyong J.Kim)以位于中央苏区的长冈乡苏维埃为例，叙述了中央苏区乡苏维埃政权的内部机构、职能等，参见Ilpyong J.Kim,ThePoliticsofChineseCommunism:KiangsiundertheSovie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p.167-175.但在川陕苏区通过的《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中，明确规定“村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内设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委员二人；在乡一级，执委会由主席以及土地、粮食、劳工、内务和裁判委员构成。[注]《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1933年9月16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3-156页。另外，苏维埃基层政权中同时建立党组织。因当时中共党员人数与规模所限，主要设立于乡一级，很少下延到村苏维埃。值得注意的是，大革命时期出现的具有临时乡村政权性质的农民协会，在苏区时期逐渐被取消，代之以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后者的职权主要是协助土改等工作。[注]1928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在苏维埃割据区域农民协会自然应当取消，因为苏维埃即变成广大群众的政权组织”。《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1928年7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8页。
苏维埃制度在乡村社会的建立与稳固，首先在于培养与选拔一大批新干部替代旧式政治精英。川陕苏区自建立伊始就面临着严重的干部荒，无奈之下曾一度向中共中央求助。[注]1933年9月9日，红四方面军致电中共中央，请求派遣得力工作人员前来。参见《红四方面军请求派工作干部来川等问题致中央电》(1933年9月9日)，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集成》中，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1页。张国焘亦承认：“这个区域内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干部。”[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香港明镜月刊出版社1974年版，第1091页。这里的干部，主要是指县级以上苏维埃政权所需的负责干部，并不是广大的乡村干部。实际上，乡村干部的需求数量远大于这些干部群体。那么，怎样发动农民积极加入到苏维埃政权的干部队伍中来呢？尽管徐向前回忆该地“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发动。”[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但是，正如美国学者摩尔针对中国乡村社会状况所指出的：“存在着革命条件并不意味着革命会自动爆发”。[注][美]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因为贫穷、压迫与斗争之间并不容易形成直接的逻辑联系。在苏维埃运动初期，贫苦农民往往表现得更多的是观望、犹豫乃至权衡。这就需要中共发挥其社会动员的巨大优势，推动贫苦农民踊跃投身其中，成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力量。
宣传工作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大优势。为了将红军的政策主张宣传到乡村社会，在红四方面军进入通江县城后，陆续抽调了数以千计的指战员，组成工作队，走村串户进行宣传动员。例如将通江县按照部队驻地划分区域，以师为单位分片包干的方式，派出工作队开展宣传动员。[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46页。由于川北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大革命的浪潮尚未波及，民众智识水平低下。据张国焘回忆：
这里(即川陕苏区——引者)的乡下人没有直接受过革命的洗礼，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和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像鄂豫皖区的农民受过革命风云的锻炼，他们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过国民革命，也不知道农民协会是怎么一回事。鄂豫皖区的农民大体还知道有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他们革命，而这里的农民就不知道这一点。[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086页。
可见，要让当地民众理解“苏维埃”这个洋名词的准确含义是困难的。为此，苏区宣传部门则将其转换为浅显易懂的“工农(的)政府”。[注]笔者发现了川陕省委宣传部印发的一张名为《苏维埃是工农的政府》的传单，里面对“苏维埃”一词做出了简单的解释：“苏维埃是各国运用的名字，简称工农政府，是各界的工农和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一致打倒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共同的国际名字，并不是我国一国的专(用)名称，英法意等一切国家内的工人农民都用这个名字”。参见川陕省委宣传部：《苏维埃是工农的政府》(时间不详)，四川省通江县王坪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藏。诸如此类的宣传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进而成为川陕苏区的一大特色。[注]李万斌、陈岗、何志明：《刘瑞龙与川陕苏区宣传工作成效简论》，《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6期，第112页。据报道，在川陕苏区的动员下，“贫苦人民，争相附和”。[注]《川战停止赤祸又炽》，《盛京时报》1933年2月15日，第2版。这无疑为苏区提供了重要的干部来源。同时，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组织决议案对干部问题做了明确规定，要求从“工农积极分子”中选拔乡村苏维埃干部。[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91页。按照既定设计，选举是苏维埃政权的灵魂。[注]中共中央强调：“苏维埃是直接之民众政权，苏维埃的组织必须经过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绝对禁止党部指派式之组织”。《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53页。但在建政初期，根本没有实施选举的内外部条件。因此，苏区建政初期红军派出的工作队、宣传队就发挥着物色积极分子、选拔乡村干部的重要职能。以通江县火石岭乡为例，首先由工作队主持群众大会，“大家提名推荐，最后用举手表决通过，根据每个乡、村干部的配备多少，举手表决以票数多的当选。然后进行干部分工，再向群众公布”。据时人回忆，“当时选干部的方法很简单，稍微摸一下底，只要群众通过就是干部”。[注]郭际富等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1-82页。然而这种简单选举的方式，在其他苏区也同样存在。据闽西苏区报告，建政之初乡村苏维埃机关的干部，“大多数都由一哄而集的群众会选出”。[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19页。井冈山根据地同样如此，军队派人到乡村召开乡民大会，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此，农民还误认为“选出几个人坐在机关里，就叫做苏维埃”。[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9页。
此外，川陕苏区乡村干部还有一种特殊的选拔方式，即农民自发起来组织苏维埃并担任乡村干部。此时川陕苏区处于新旧政权的过渡阶段，不少乡村一时为政治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民积极分子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建立乡、村苏维埃。例如通江县土门乡的侯礼堂回忆，他当时听闻不少乡都建立了苏维埃，然后就联系另一个积极分子谢运兴，在征得附近红军同意后，他们就找了十多个人，“成立了土门乡苏维埃”，谢云兴为主席，他则为经济委员。[注]郭际富等编：《通江苏维埃志》，第82页。这种自发组建苏维埃乡村政权的群体，对于“苏维埃”一词并无实质性的理解，他们往往是一些乡村边缘人，他们有闲有胆且无产，敢打敢冲，在实际工作中极易得到工作队的赏识。
总体而言，苏区建政初期乡村干部的选拔体现了方式随意性、时机偶然性以及来源庞杂性等特征。这种简易的选拔方式是由迫在眉睫的建政任务所决定。按照中共的阶级划分原则，乡村社会成员的财富拥有状况与政治权利是呈反比例关系的。地主、富农等人并无担任乡村苏维埃干部的资格，而那些乡村边缘人物，例如无业游民、流氓无产者等，却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和保证资源汲取，在川陕苏区的建政初期阶段往往会选拔一些旧式乡村精英(例如保甲长)和边缘群体进入乡村干部队伍。例如军队派出的工作队在乡村宣传动员时选拔积极分子的标准是“工农、工作积极、胆大(敢做事、敢打土豪)的人”。[注]《川陕苏区的苏维埃组织及工作简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然而这些边缘群体参加苏维埃的动机往往较为驳杂。前文提及的侯礼堂，他们在建立乡苏维埃后，原担任主席的谢云兴辞职后，另一个人希望担任这个职务，据侯观察，“他要当主席是想报私仇”。[注]郭际富等编：《通江苏维埃志》，第82页。可见，旧式政治精英和乡村边缘人物往往是建政初期担任乡村干部的重要群体。
这种情况有其独特的社会条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国共双方处于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状态，鹿死谁手尚不明朗，在此时参加苏维埃担任乡村干部，无疑是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例如，在赣西南，特委的一份报告对农民当时的心态做了比较精准地描述：“赣西南及边界的群众，因白色恐怖的影响，豪绅阶级的欺骗宣传，以及看见革命区域群众所受的痛苦，尤其是等待红军打平天下后，再来安做老百姓的心理，他们对于‘今天苏维埃，明天又坍台’的政府，实在觉得于他们没有实际利益，而且有杀头烧屋的危险(指红军撤离后遭到报复——引者)”。[注]《特录赣西特委对于省委廿六日的去信的意见和执行的决定》(1929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98页。因此，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来说，出面担任乡村苏维埃干部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据通江、万源等县粮政部门相关资料显示，红军撤离后来不及转移的乡苏维埃粮食委员被杀者达到32人，甚至有个别者更是全家遇难。[注]李树棠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粮政史长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据成都的《新新新闻》报道，1934年12月13日，即红军即将撤离通江县城前夕，一些逃亡地主组织“难民团”发动反攻，将“通(江)城之苏维埃政府政治部及附近村子一并捣毁”，同时“杀毙匪中职员及匪徒两百余人”。[注]《不堪赤匪压迫，通江人民反正——捣毁伪政府杀匪数百组织义勇队协助官军》，《新新新闻》(成都)1934年12月30日，第7版。此处的“匪”为当时媒体对中共的贬称。后同。可见，他们的这种担忧并非多余。此外，在待遇方面，除了乡级苏维埃政权中的工作人员外，村苏维埃中的主席、土地委员和劳工委员“均需参加生产”且无薪酬。[注]《苏维埃组织法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概要说明》(1933年2月14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40页。不脱产，无薪酬，还可能承担政治风险，都一度使很多贫苦农民望而却步。
四是产业发展滞后，收益水平不高。采取将秸秆全部切碎直接深耕还田，每667 m2耕地将需要额外增加150元左右的成本。据调查，南嘴镇环保木头厂只愿意承担100元/t的价格定点收购。此外，秸秆“五化”利用不足，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并未大范围推广。产业发展滞后，导致收益水平不高，制约秸秆综合利用企业的发展[1]。
由于建政初期选拔的乡村干部很多都是仓促上任，并没有经历过实践斗争的考察，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在赤江县下属的五个区乡中，不仅各级苏维埃委员很少，“都不是从斗争中选举的”，后来发现几个乡苏维埃主席是侦探，区主席亦逃跑了。所谓的工会、贫农团、妇女会等组织大都徒具其表，更严重的是“普遍的查田运动没有进行”。[注]立清：《赤北县工作情形和错误的报告》(1933年8月9日)，《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第54页。有一些乡村干部甚至乘机中饱私囊，例如赤江县区三乡四村的查田队长刘天全，利用特权向农民索要贿赂等。[注]《可耻的查田队长不会分私抬包袱(原标题如此——引者)》，《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第127页。由于面临频繁的对外战争，强大的资源汲取需求使乡村苏维埃政权在日常工作中也呈现了浓厚的军事化特征，“多半是命令的压迫的威胁的办法”。例如在“扩红”运动中基本是“抽丁式的”和“拉夫式的”，拉的对象“经常是这些不会说话的老实人(如雇工、贫农)”，而“那些会说几句漂亮话的”，例如地主和富农，“甚至有很多的连一次都未做过”，甚至在土地改革中还出现“雇工、贫农没有得到好的土地”的现象。[注]刘杞：《赤江四区地方党支部情形》(1933年8月9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824页。可见，部分乡村干部的这些做法，明显构成了苏区政权建设的障碍。
无独有偶，在中央苏区，建政初期担任乡村干部的也同样是这两种人：一种是乡村的边缘人物，例如无业游民等；一种是旧有乡村政治精英。这些人因为能说会道，“闲逸无事”，甚至还在乡村颇有声望，往往会成为大家推选的对象，[注]在选举基层苏维埃代表时，不少人因“闲逸无事”的条件而当选。《中共闽西特委通告 第十四号——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问题的决议》(1929年11月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29页。而真正的贫雇农，起初不一定入得了乡民的法眼。正因是穷人，却往往更看不起穷人。作为组织方，出于现实和功利的需要，上级苏维埃往往也默许这些人进入基层政权，进而迅速稳定秩序，及时为当时不断进行的对外战争提供物质与兵源保障。然而，这种权宜之计的干部吸纳方式，在中共看来，无论从阶级立场还是道德伦理而言都存在明显的问题。时机一到，他们都将被逐步淘汰。而代替他们的，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培养起来的贫雇农积极分子。
国家对国有林场的营林工程的内容进行了规定，主要包栽植种植、营林抚育、中幼林抚育、成林抚育、母树林抚育、护林防火抚育、病虫害防治等。这些内容即是国有林场的主体，同时又是其主体的产业和林场进行投资建设的大业。小型林场的建设需要投入的资金是300到500万元，而大中型林场的建设需要的投资是上亿元，这也是进行林场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的林场能够达到5000个，同时还有许多自然保护区和农民合作社的林场。在进行营改增之后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困境，因此，对征税问题进行很好的解决是许多林农迫切盼望的问题。
二、政权军事化背景下的苏维埃乡村干部
乳源幅总体磁场强度不高(图4)，异常值多在-50nT～50nT。负异常最强区出现在图幅南西角的大东山岩体，其次为中北部的下塘岩体及其附近地带，显示该类异常与深成岩浆热液活动有关。主要出露地层为沉积岩，一般表现为微-弱磁性，异常值在0～50nT，表现为平缓或略有跳动的大面积弱磁异常；大东山、高山和宝山等主要侵入岩体均属无-微磁性，异常值多在-25nT以下，表现为平缓的大面积负磁异常[7-9]。
红军抵达川北之时，该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力量极为弱小，仅有少数零星党员，故无法在短期内提拔干部充实各级政权。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红军只好采取了一种类似“军管”的方式，即“从军中调出一批干部，准备建立当地的党组织和政权机构”。[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058页。因此，川陕苏区的苏维埃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军队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频繁进行的战争，使各级苏维埃政权始终负担着后勤保障职能，从而体现了明显的军事化特征。这种特征直接导致乡村苏维埃政权成为“军队的办差机关”，例如常在山地作战，需要抽调大量的人力，这些都需要乡村苏维埃政权出面来完成，例如“为了动员运输伕，使他们能否轮班休息，供应他们的给养，医治他们的病痛等等，已经使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080、1082页。军事优先的原则，决定了乡村苏维埃的日常工作内容，进而几乎沦为军队的附庸。
理学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学科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物理是高中最难学的一门课”也已经成为多年来师生们的共识，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为学不好物理而放弃物理，进而放弃理科选择文科。但对几届学生的调查得知，这些反映高中物理不好学的同学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初中其实很喜欢物理，并且成绩也不错。
按照列宁主义政党原则，在乡苏维埃一级必须积极发展党员和设立党组织。川陕苏区的党组织基本都是在军队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故而军队干部在工作中往往会产生“包办地方党或者看不起当地干部”的观点。[注]《坚决转变地方工作》(1933年8月28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1519页。对此，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即发现军队干部存在“看不起群众的积极力量，看不起当地干部”的倾向，以致出现“不管是连长、营长都可以命令地方党，“不是以‘军纪’去威吓，就是开口成‘命令’，不说我是‘老红军’，就说工作如何难做；致使群众不知有党，只知有红军，不知有苏维埃，只知有‘营部’，不知有‘党委书记’、‘省委委员’，只知有‘科长’、‘委员’、‘处长’、‘营长’”，[注]陈昌浩：《提高当地工农干部的领导》(1933年9月3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第1151-1152页。进而产生“红军领导地方”、“科长领导主席”、“苏维埃是红军安的”等说法。[注]《干部必读》编者：《坚决消灭刘湘、杨森、刘存厚等之新进攻与川陕省委全体会议》，四川省档案馆编：《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在湘赣苏区，也存在红军直接将苏维埃视为“办差机关”并“捆吊苏维埃主席”的极端案例。[注]《湘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主席团工作报告的决议——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通过》(1932年12月27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写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可见，因军队干部对于地方工作的轻视，使得乡村苏维埃以及党组织直接成为军队的“办事处”，严重影响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在川陕苏区，尽管省委多次强调“健强苏维埃政权”，并反对将其作为军队的“派差机关”，[注]《中共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33年6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269页。但实际上乡村苏维埃政权在许多地方都限于“事务招待”。[注]《中共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1933年6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302页。相反，部队对于乡村干部的“家庭、疾病照顾差”，对他们单纯强调“吃苦耐劳”，甚至不考虑他们的身体情况，强行安排“驮粮，抬担架，累得汗淋淋的”。[注]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内部编印，1954年，第295页，转引自林超等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这些都使乡村干部将部队的派遣视为畏途，加剧了军地关系的紧张。在井冈山，乡村苏维埃“也没有什么工作，每日只是替党部通信的交通，替红军搬运粮食，派使做侦探，管理赤卫队等工作”，[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50页。甚至还出现了“秘密苏维埃”的说法，即很多乡苏维埃干部惧于沉重的军队接待任务，“便把机关藏在偏僻的地方打埋伏，甚至连招牌标语也没有”，故意不被红军发现。[注]《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三个月工作竞赛条约给中央局的总报告》(1932年7月17日)，江西省档案馆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3页。“军人”、“军队”和“军事”始终是乡村苏维埃政权服务的主要对象，严重消耗了乡村苏维埃干部的工作精力。建立乡村苏维埃是如此，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亦然。苏区在吸收新党员的程序方面较为简单，以赤江县四区下属的各乡支部为例，这些党员的身份并非“雇工、贫农”，而是“场口上的大烟痞子，甚至流氓地痞、老头不起作用的”，党员之间介绍依赖地缘、血缘等传统社会关系，“多半是感情式的拉拢，如一般亲戚朋友等”。在支部建设方面，支部成员“一般的不过支部生活，也不知道支部是什么东西，支部本身应做些什么工作和应有的责任”，以致“很多同志加入党、团数月，还未开过会”。[注]刘杞：《赤江四区地方党支部情形》(1933年8月9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824页。这种更多源自思想认识层面的现象，在阶级思维支配下极易被上级党组织认定为“组织不纯”。早在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就提出“苏维埃还有阶级异己分子混进”的论断，并要求“清洗苏维埃的地主富农流氓分子”，同时“吸收很好的工农干部到苏维埃机关来”，[注]《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33年2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43页。这实际上预示了早期乡村干部的命运。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大趋势，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各国间相互依存度愈来愈高，这就要求我们应该站在世界的制高点，以更加博大、开放的胸襟，学习外国道德体系建构的先进经验。借鉴国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较完善国家道德体系建设成果，有助于消除小农经济意识，让农民逐步成为市场主体，让农业生产融入社会化大生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步伐。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进行相应的检查,检查结束,给予对照组常规口腔修复,给予实验组口腔数字化技术修复,具体方法如下:(1)对照组患者入院后根据患者的口腔疾病、牙齿形状进行口腔修复设计,设计完成后进行牙体预备,完成后取出牙体模型,并制作成为石膏模型,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加工,并试戴进行调整,进行粘接。(2)实验组患者进行口腔修复前应先将口腔清理干净,并使用扫描仪,将口腔的组织形态模型进行建立,将数据传输到计算机中,由计算机进行程序运作整合出一个平面模型数据,并将其打印出来,按照模型进行口腔修复体制作,由患者调整试戴[2]。
因此，川陕苏区的查田运动可谓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1933年5月，张国焘在赤江、巴中活动分子大会上称，尽管“共产党来了，成立了苏维埃”，但“我们共产党还没有把工作弄好，没有把田分好，红军家属没有代耕，苏维埃内混进了许多坏蛋”。[注]《张国焘在赤江、巴中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演讲》(1934年5月15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编写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内部编印，1979年，第148页。10月26日，川陕省苏维埃机关报《苏维埃》发表张国焘的署名文章，认为苏区很多土地尚未分配合理，原因在于“各级苏维埃内(里)面混进了许多地主富农和发财人走狗等分子”，阻碍平分土地，因此必须将平分土地与“改造苏维埃”结合起来。[注](张)国焘：《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1933年10月26日)，《张国焘年谱及言论》，第299页。川陕苏区的查田运动由此迅速开展。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乡村干部清洗，往往会带来新的严重问题。尽管苏区号召“把好的雇工、贫农提到苏维埃来，不要那读一肚子书，会说漂亮话的”，主张“要晓得穷人的力量，什么都是穷人做出来的”。[注]《平分土地与消灭刘湘战斗任务——光坦同志在全省土地委员会议中报告》(1934年1月1日)，《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第133页。但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必然需要一定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培养与训练。然新选拔出来的贫苦农民大都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在乡村声望较低，勉强就职后，往往将工作委于他人。例如贫苦农民出身的熊国炳曾给张国焘抬过滑竿，故被发展为党员并当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对此，徐向前很不以为然，评价他“人倒老实，但能力太差，形同虚设”，基本是秘书长黄超当家。[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70、171页。在乡村苏维埃一级，新上任的贫苦积极分子缺乏工作能力，“他们不会工作，不知做什么好”，[注]《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内部编印，1954年，第233页，转引自林超等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83页。无奈之下只能依靠秘书或文化委员，形成张国焘所称的“秘书专政”。[注](张)国焘：《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1933年10月26日)，《张国焘年谱及言论》，第299页。而在湘赣苏区，经过针对苏维埃政权中的地主、富农进行清洗后，新提拔的绝大多数都是工农积极分子，“但工作能力特别不够，多半是找不到工作出路”。[注]《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98页。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苏维埃的日常工作并不熟悉，“除掉打路票、抽烟、报表册而外，没有工作”。[注]周纯全：《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1934年10月28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1126页。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乡村苏维埃政权的运转效能，反过来增加了苏区的经济困难。
乡村苏维埃出现的这一现象，始终为中共中央以及共产国际所诟病。中共中央明确发出指令，要求在各级苏维埃的政权中树立贫雇农的领导地位，“必须坚决的以斗争的方式肃清富农分子”。[注]《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在中共中央严令下，各苏区迅速展开了对苏维埃政权的调查与改造，并对旧有乡村干部进行了审查与淘汰，最终形成乡村干部的非常态流动。
三、苏区的生存危机与乡村干部的非常态流动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常常以阶级出身作为判断敌、我、友的基本依据，而这种思维方式在遭遇严峻的外部力量挑战之时极易被强化，进而做出“阶级敌人在内部”的判断。与其他苏区面临的境遇一致，四川实力派刘湘、田颂尧、杨森等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不断对苏区发动进攻，例如1933年2月与11月“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等，其严重程度亦不断递增。特别是“六路围攻”，无论是规模还是战术上，都使川陕苏区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大战在即，川陕苏区迅速开展动员，力求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动员的最大化。但此刻各级苏维埃尤其是乡、村一级政权的动员能力却并不能令川陕省委满意，认为原因在于敌对阶级对各级苏维埃政权内的渗透与破坏，并决定开展一次乡村干部及其政权的清洗与改造运动，直接引发了乡村干部的非常态流动。
会计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其内容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全球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要求会计、审计规则和方法与之相适应，其提供和反映的信息必须更可靠、更合理。人区别于机器和其他生物的最大特征之一在于人类具有优秀的学习实践和创新能力。而会计领域十分强调学习能力，继续教育种类和有关认证考试繁多。只有不断学习掌握高精尖的会计领域专业知识，具备探索和创新精神，才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站稳脚跟、不被淘汰。
所谓非常态流动，主要是相对于干部调动、请辞以及退休等正常流动而言。此次乡村干部的非常态流动，主要体现为建政初期被吸收的旧政治精英和边缘群体遭到淘汰，而代之以土改过程中涌现的新积极分子。这种非常态流动主要源自苏区严重的生存危机。在川陕苏区创建不久，即开始对各级苏维埃政权及其干部进行了改造与清洗，要求“彻底的洗刷苏维埃里面的地主富农分子，建立真正的工人在苏维埃的领导”，“绝对不让一个富农分子混入苏维埃及各革命团体机关”。[注](陈)昌浩：《坚决反对富农，提高无产阶级的领导，彻底分配土地》(1933年)，《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第124页。身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张国焘更是宣称：“川陕赤区还有许多地方土地没有分好，各级苏维埃内(里)面混进了许多地主富农和发财人走狗等分子”。[注](张)国焘：《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1933年10月30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第1542页。根据苏区领导人的这一论断，在1933年12月召开的川陕省第三次党代会明确认定“苏维埃中暗藏了许多地主富农反动阶级异己分子”，[注]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46页。决定开展“改造各级苏维埃”运动。
在实际操作层面，这种苏维埃政权改造往往与查田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此时农村的中心工作就是通过土地革命，实现苏区的资源汲取以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但因乡村苏维埃政权工作的不力，导致土改在一些地方并不彻底，故而要求进行查田运动。这种查田运动几乎是所有苏区都必须经历的“规定动作”。查田运动实际上是第二次土改，它看似只是经济目的，但实际上是一场针对乡村苏维埃干部的大清洗。例如同时期的中央苏区，苏区中央局在1933年6月1日发出训令，要求在通过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同时，“改造地方苏维埃，洗刷地方苏维埃中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分子出去，引进大批革命积极分子进苏维埃来”。[注]《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1933年6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479页。此时的川陕苏区与中共中央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电讯联系，后者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前者对形势的判断。
地方政治精英与苏区政权(外来干部)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各个苏区存在的普遍问题。[注]例如张国焘于1964年在香港接受金一平(Ilpyong J.Kim)的采访时认为，苏区地方政权中始终存在党务干部(外来干部)与苏维埃干部(本地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张所说的地方政权(local government)应该指县级以上的党政机关。参见Ilpyong J.Kim, ThePoliticsofChineseCommunism:KiangsiundertheSoviets,p.178.据中央苏区报告称，该地“苏维埃政府的领导问题现在仍成为严重问题，因为江西苏维埃是靠红军建立的，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分子，真正下层的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是被富农流氓把持，一直到现在这一富农的基础还未肃清，所以这些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大部分是操在富农手里”，而“真正的雇农贫农工人还很少参加这一政权”。[注]《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77页。在乡村中，这些旧有乡村政治精英，往往因家境相对较好而被划入地主富农之列。特别是当苏维埃政权面临生存危机需要在乡村中极度攫取资源，即“革命形势与展开这两个阶段的中心任务、组织形式和动力构成发生了变化”时，他们原来所拥有的地方文化、社会条件优势，有时反成了革命的对象。[注]何友良：《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7页。这个矛盾在土改时表现得极为明显。
川陕苏区自开辟以来，始终处于外敌环伺的生存压力之下，各级苏维埃政权基本属于仓促建立，特别是处于双方军事拉锯状态下的地区更是如此。正如张国焘所言：“川北苏区只是一个战争基地，它的群众基础远不如鄂豫皖区。我们在川北约两年半的期间内，都忙着应付战争”。[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080页。在这个过程中，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兴衰更是随着军事格局的变化而涨落起浮，很难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健全组织。据1934年2月统计，尽管川陕苏区辖有23个县，人口为700万，但苏维埃政权“还薄弱，组织得不够好”。[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2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为此，时任中央代表的张国焘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亦承认，由于战争不断，“我们(川陕苏区——笔者)的政权并没有得到充分巩固，我们的军队不仅没有大踏步地向前推进，而且也没有利用所有条件组织对已占领地区的防御。为该地区苏维埃化做的工作也很少。群众组织也发展得不够。”[注]《埃韦特同志1934年8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95页。
在运动中，不少原有乡村干部纷纷中箭落马。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明确要求“肃清在苏维埃的反革命、地主、富农、保甲长及地痞流氓”。[注]《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1933年7月1日)，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内部编印，1987年，第15页。同时，号召“彻底改造苏维埃”，“清洗包庇发财人的苏维埃主席，赶走不分土地给穷人的土地委员”。[注]《只有解决改造苏维埃，反对包庇发财人，工农才能得到土地利益》，《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第126页。为此，在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仍在苏维埃中任职的旧政权工作人员(例如保甲长)以及地主富农成员。据徐向前回忆，当时只要当过保长、被认定为地主富农的乡村干部，全部不加区别的清洗乃至处决。[注]徐向前回忆：“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其实，有些保长也是穷人，大家推举他出来干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农虽有剥削，但民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36页。经过调查，长赤县六区四乡苏维埃主席被发现是富农。[注]《苏维埃主席是富农，就乱没收中农，拴打工作人员》(1933年12月11日)，《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第125页。一个村苏维埃主席协同土地委员包庇地主等。[注]《只有坚决改造苏维埃，反对包庇发财人，工农才能得到土地利益》(1933年12月11日)，《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第125页。赤江县一区苏维埃主席则“公开叫群众不去参加红军”。[注]《赤江城区童主席私放反动不分田地》(1933年12月11日)，《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第125页。根据张国焘的说法，这些阶级敌对分子混入苏维埃主要通过隐瞒成份，冒充穷人，担任乡村苏维埃主席或委员；在苏维埃干部中安插贫穷农民作为代理人；凭借文化优势，进入苏维埃政权担任文化委员或秘书等方式。[注](张)国焘：《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1933年10月26日)，《张国焘年谱及言论》，第299页。此外，还将一些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清洗出局乃至直接处决。例如罗家河乡苏维埃副主席因贪污钱财被处决，而泥溪乡4村土地委员因打土豪时贪污被处决，苦草坝乡经济公社社长因抽大烟而挪用公款被县革命法庭判处死刑。[注]郭际富等编：《通江苏维埃志》，第84页。这些人被清除出苏维埃党政机关后，在清洗过程中出现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则顺势填补了他们的空缺。
土地改革和斗争土豪是苏区进行资源汲取的重要手段。但在土改过程中，一些在乡村苏维埃政权中任职的旧式政治精英家族无疑首当其冲，出于维护自身家族或乡土利益的本能，他们中的不少人自然会对这些措施或明或暗地阻挠。例如在划分成份是故意降低成份，不允许其他村的人前来分粮食，故意不宣传苏维埃土地政策等。[注](张)国焘：《平分土地和改造苏维埃》(1933年10月26日)，盛任学编：《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300页。同样，在赣西南亦出现“只打土豪不分田地”，“分假田”以及“借口调查统计，只分田土不分房屋山林鱼塘”等情况。[注]《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一、二、三、四月总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14页。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从反过来坐实了乡村苏维埃政权中“组织不纯”的论断。土改中的土地和财产再分配，成为激发贫雇农积极分子参与斗争的重要手段。在这种可预期的好处面前，他们一改过去观望的态度，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运动之中，继而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丰富的储备干部资源。
这种查田运动从实际成效来看，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了资源再次汲取和乡村干部轮替的目标，但作为一种短效的社会动员方式，不仅会造成资源的迅速枯竭，还会导致乡村干部群体的弱化。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中特别对此进行了检讨，认为查田运动中降低成份划分标准，导致一些富农甚至中农被划为地主，而在“改造苏维埃”过程中“清洗的干部太多，甚至把一些犯过错误的当阶级敌人杀掉，弄得地方干部战战兢兢，缩手缩脚”。这种超负荷的资源汲取，尽管帮助红军打退了“六路围攻”，但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劳力十分缺乏，兵源枯竭了。根据地的青壮年，早已大批参加红军”，以致使“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个状态可以用“民穷财尽”四个字来形容，体现为“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有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19、235页。与此同时，尽管远在江西的中央苏区在查田运动中收获颇丰，没收财物与强制捐款达到606916元，几乎等于一年的农业税收入。[注]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页。但是通过重新划分阶级成份，使一大批在任的乡村苏维埃干部因地主富农成份而被清洗出局，并最终造成的“赤色恐怖”，使得苏区民众大量逃亡，[注]姜义华等：《论查田运动》，《复旦学报》1986年第6期，第32页。资源的枯竭反过来加速了军事上的失败。在红军撤离苏区后，而失去军队庇护的乡村苏维埃政权也随之坍台。
结语
“人”是革命史研究中的主体和主题，我们在研究中要重点关注与还原“人”的地位和作用。以往研究大都侧重于制度史的脉络梳理以及组织史的微观分析，即对“组织”关注有余，而对于其背后的“人事”研究不多。以川陕苏区研究为例，既有研究对于制度整体性的线性描述较多，而对于其“组织”与“人事”的一面较少涉及。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囿于资料匮乏的原因所致，又有缺乏还原“人”在革命宏大叙事中选择行止的思想自觉之缘故。因此，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川陕苏区时期的乡村干部选拔与淘汰，可以从微观层面展现一个“活”的苏区史面相。
陈耀煌通过对鄂豫皖苏区的研究，认为“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苏区的过程中所遇到最大的困难之一，便是如何去控制这些曾经是他们合作对象的地方精英”。[注]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2年版，第457页。在川陕苏区初期，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和重建基层政权，中共采取了留用旧式政治精英和吸收边缘群体进入乡村苏维埃。然而这些人并未经历阶级意识熏陶，特别是前者，他们身处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例如血缘与地缘等，进而在执行上级政令时往往会背离命令者的初衷。可见，中共在川陕苏区遇到了与鄂豫皖时期类似的问题。
实验选取浙江临安一座以倒置A2/O工艺为主体、处理工业和生活污水为主的小型城镇污水处理厂为研究对象，处理规模为4×104m3·d-1，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的一级A标准，具体工艺流程见图1，具体进出水质见表1。
因为川北位置偏僻，阶级话语及其思维模式尚未在中共的强力推动下进入乡村社会，旧有差序格局尚未被阶级格局取代，导致中共在推行政令时往往会遭到这些地方精英的抵制与扭曲，后者往往采取消极抵制或者阳奉阴违的方式来应对。例如针对分田、查田乃至肃反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会“带地方观念、感情、亲戚、朋友、私人利益”，进而包庇宗亲甚至公报私仇。[注]刘杞：《赤江四区地方党支部情形》(1933年8月9日)，《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第53页。为了采取反制措施，苏区往往会借助查田运动来对乡村干部开展仔细审查，并以此展开干部清洗，也就是官方所称的“改造苏维埃”，并最终形成了针对乡村干部的选拔·淘汰机制。
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这种机制形成的内部逻辑。王奇生教授认为，研究20世纪中共领导下的共产革命，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史实重建，必须“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解”，脱离于过程描述的藩篱，进一步去“探寻革命的原理、机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注]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04页。考察这场苏维埃革命，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川陕苏区高层，还需要在20世纪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审视这些肩负政策执行的基层干部群体。这种选拔与淘汰的过程固然值得关注，但探讨其背后的运行逻辑，揭示这场外来理论指导下宏大革命浪潮进入乡村社会后的各方互动与遭际，可能更具学术价值。
主要问题 目前，汽车拆装实习课程的设置及教学方式大多采用现场讲解实物拆装的传统方式，即指导教师在做完拆装示范并讲解完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后，由学生分组进行汽车主要总成的拆装操作。这种传统的授课方式存在诸多弊端：
在整个川陕苏区时期，针对乡村干部的流动形成了一个选拔·淘汰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此时中共利用局部执政的地位创建苏维埃政权，以此来培养与提拔本地贫雇农担任乡村干部，但在建政之初贫雇农并未及时进入乡村干部的行列，而仍然是传统乡村政治精英和边缘人物成为首选。但在中共看来这两类人物均存在政治瑕疵，需要在此后的运动中清洗出局而代之以贫雇农干部。由于苏区存在时间短促，无暇给予后者必要的学习时间和培训经历，导致大权旁落即“秘书专政”。为此，中共不得不再次对乡村干部进行清洗，此起彼伏的干部淘汰，严重影响了乡村政权的正常运转，直接导致苏区动员能力的式微。这种乡村干部流动机制的出现，与苏区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紧迫的资源汲取任务紧密相连。由于连年战争的消耗，川陕苏区的物资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干部资源几乎成枯竭状态，最终使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初放弃了这个被张国焘称为“挤掉了汁的柠檬”。[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101页。川陕苏区由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些乡村干部们亦随之四处流散。但苏区这段经历给当地民众在思想观念方面带来的冲击，却并不因此而湮没。[注]红军撤离川陕苏区后，据国民党方面在通江县的调查，发现“全县民众多受共产党宣传的麻醉”。《四川省各县党务沿革概略》(1939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一一(2)，案卷号：2628。因为时隔近十五年后，中共重回川北开展建政，这些原来曾担任乡村苏维埃干部的特殊群体，再次成为新政权选拔干部时青睐的重要对象。
(本文曾提交2018年6月厦门大学历史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和《苏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多元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学术会议，承蒙评议人游海华教授和《苏区研究》编辑部提出重要修改意见，特申谢忱，但文责自负)
TheMechanismofSelectingandEliminatinginCadresofVillagesandTownsinthePeriodofSichuan-ShaanxiSovietArea
HeZhiming
Abstract：There was short of cadre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as a new form regime. The soviets had to select the cadres from the old regime and local ruffians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public order and draw the resources from the rural area in the early period. Under the survival pressure, the Soviet regime construction showed obvious militarization characteristics, particularly emphasizing the absorption of rural resources, especiall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and property. Because of their own interests, these village cadres have resisted negatively and corrupted in Land-Reform, which has led to the elimination for them and be replaced by the activists among poor peasants. However,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the survival crisis in the Soviet Area, a new round of cadre elimination will often occur. This frequent and abnormal movement of cadres has reflected the selection and elimination mechanism for rural cadres. Although the formation of this mechanism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pressure faced by the Soviet area, this kind of abnormal flow has caused the depletion of grass-roots cadres resources in the Soviet area, further eliminating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Soviet area.
Keywords: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Cadres of villages and towns; selection; mobilization efficiency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1.006
作者简介：何志明，男，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历史学博士。(四川成都 610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演变及其经验研究”(18BDJ054)
责任编辑：李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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