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体与实践逻辑关系的系统梳理对于清晰展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和把握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差异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科学的实践观阐述对主体的理解与认识，确立了科学的主体观。鉴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在主体与实践关系理解上的偏差，西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致力于从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总体性原则出发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从逻辑关系看，其实践概念却是从主体范畴中推演出来的，并侧重从一种抽象的精神文化层面来揭示实践的内在机制。这一缺陷为西方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洞察，由此他们提出了拒斥主体的结构主义范式。这两种思潮的交锋又催生出一种寻求主客体力量动态平衡以及从主体间性出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理论动向。
〔关键词〕主体，实践，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体间性
主体问题是备受哲学家们关注的经典主题，但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对主体的探讨大体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抽象的人，二是抽象地研究人。归根结底就是割裂主体与实践的统一或者立足于主体性来谈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首次基于科学的实践观对主体与实践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科学定位，完成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并未终结后来者对主体与实践逻辑关系的错误理解和认识，这种曲解反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解读甚至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础性的思想脉络。通过对主体与实践关系的梳理，一方面能够清晰展现西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脉络及其演变的内在逻辑，深刻洞察主客体力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平衡过程；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差异。因此，本文就尝试围绕这一主题作一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一、立足实践的主体阐释和培育
哲学从本质上讲是关于主客体相互关系的学说。它在自身的发展中必须及时关注和把握主客体以及二者关系，并对这种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才能永葆生命力。哲学尤其要重视对主体实践活动和存在方式变化的理解和把握，因为这是把握客体以及主客体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必须植根于对主体的研究。
（一）基于实践活动确定人的本质和历史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创新
我们知道，受西方理性精神的人文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影响，青年马克思曾从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理性出发来阐释人性，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批判旧世界，建构新世界的努力。但这种诉诸理性批判的尝试在现实世界中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完成了哲学基础的置换，将哲学聚焦于感性的人。同时，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意识到了劳动的重要性。从分析社会主体——无产阶级的现实处境出发，提出了系统的异化劳动理论，完成了主体和劳动这两个重要范畴的联结。由此，马克思在对人的理解上开启了联系其感性活动、实践进行阐释的全新方法。同时，马克思也用这种全新的阐释方法去解释对象和客体。在他看来，不能离开主体谈论客体，必须将其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理解为实践。这样一来，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科学把握了主客体的本质关系，将传统哲学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从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出发，确定人的本质和历史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颠覆意义的变革和创新。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的“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或者说对象化的实践。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1〕163。同时，马克思认为，这种超越性的、开放性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现实基础。可见，马克思理解的实践除了是一种具体的物质活动，还是人的现实生存方式的表征。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实践，实现了对主体和现实认识的内在统一，形成了关于人的本质和社会本质的内在统一性的认识〔2〕。
马克思不仅把实践理解为人类个体的活动，而且把实践的展开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历史运动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层面的生成和展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致力于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结构中来揭示实践的地位及作用。对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详细的论述和分析。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531。接下来，作为人的基本规定性的实践活动开始具体化为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历史运动。随后马克思展开了对意识的探讨。他指出，意识最初是物质生产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分工出现后，意识才得以脱离具体的现实世界去建构所谓的“纯粹的”理论、哲学等。而且，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生成的现实的社会结构不过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现实展开过程。上层建筑和文化也不是完全独立于现实社会运动之外的、被决定的因素，它们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历史结构和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为我们在理论和现实中深刻把握实践的基础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创新空间〔3〕36。
综上，马克思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来把握人的本质，以人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历史进程为场域来揭示实践的功能，在更加宽广的视野中理解实践的社会历史方位和作用。这种理论定位和价值追求远远高于同时代人的理解，是一种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创新。
（二）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主体的存在状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对“实践是人的本质”这一论断不仅进行了一般的哲学层面的论证，而且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分析。“实践是人的本质”这一认识的科学性借助于不同时代人们生存方式的转变得到了历史的论证。人的本质因某种特定社会实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存方式而获得，又因为特定实践的发展及其造成的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主要是从物质生产实践的角度来透视和把握人的存在方式的。在马克思看来，人只有在物质劳动过程中借助工具以及不同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而形成社会存在，所以，必须将对人的理解与生产劳动问题关联在一起，才能作出深入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主要描述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他以技术实践或工业为中介，一方面考察了现实的人本身，另一方面又以对现实的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为条件透视了未来社会中人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主要通过利用技术和借助工业过程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马克思强调，要全面理解和把握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人的本质，特别要结合工业生产来进行思考。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1〕192联系工业和技术实践的发展状况来思考现代人的本质是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之处，更是其思想的深刻之处。马克思基于对劳动、工业以及社会关系的认识，提出并拓展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最能表征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特定社会或民族的社会分工程度，同时也体现为社会使用工具和技术的手段〔4〕24-25。通过将人的本质与工业的本质或技术的本质关联在一起进行思考可以发现，人的本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与人们变革对象的手段和能力密切相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的本质的变化与这个时代的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关系尤为密切，工业的发展在不断地创造着主体，这是马克思对现代人的本质的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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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过特定生产方式捕捉和培育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现实主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为现实的人建构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并将其实现的途径理解为对现实的改造〔2〕。它是一种既能体现生命的现实意义，又能体现生命永恒意义的全新哲学思想。主体及其实践就是联结现实与未来的唯一中介。历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致力于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出发，努力寻找和培育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所依赖的主体力量，因为“无论哪个社会阶级，只要掌握了物质生产，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5〕54。
借助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完成了对无产阶级生存状态的揭示和反思，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20世纪，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涌现出了一大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分别将马克思主义与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从分析本国具体的生产方式着手，深入了解现实主体的分化情况，基于不同阶级、阶层在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制定了卓有成效的革命策略。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过程中，深入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揭示了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实质和特征，找到了社会变革应依靠的主体力量，即俄国的无产阶级。之后，列宁又通过对当时俄国社会状况的更全面的分析完成了对这一主体力量的引导和培育，最终依靠它完成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也立足对中国国情的客观分析，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和伟大作用。他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6〕28
二、源于主体的实践分析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也是整个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达到制高点的标志。在这个顶点上，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哲学把全部批判矛头指向自身，西方全部哲学传统的核心假设都被质疑，传统人本主义的主客体同一性假设的唯心主义本质得到反思和清理，西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框架由此从内部瓦解了。
材料中的损伤用Deform 3D软件中所带的Cockcroft-Latham准则损伤参数进行表征，其表达式为[10]：
上述悲剧的根源在于，在这些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被泯灭了，他们都是从总体中分解出自己可以接受的一部分，各自扮演着半个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并获得一种片面的理论。由于教条的本我和叛逆的异端都未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它才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提了出来。
（一）主体性的彰显与文化实践的提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及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不同流派提出了对总体性的各种不同阐释，力图通过揭示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的总体性，恢复甚至凸显被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决定论消解甚至否定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维度。
基于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揭示，卢卡奇将总体性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核心，并全面阐释了“总体性”范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内涵。但在卢卡奇那里，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性首先是人的存在的总体性，而人的存在的总体性是通过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体现出来的〔7〕。这种辩证法被卢卡奇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这种重释从理论上彰显了无产阶级主体的重要性，而且，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现实社会中并非自动生成，它的实现有赖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恢复或重新生成。从具体实践来讲，就是无产阶级应努力摆脱资产主义生活方式，克服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从而完成自身的“内在转变”和“自我教育”。
从表面上看，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具体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但从本质上来说，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的本质自我实现的学说却是它们思想的共同倾向。在它们的理论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主体以及蕴含于其中的实践的否定性本质，而超越经济形态的生存自由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和现实性的最大表征。而且，它们从作为主体内在潜能的实践出发，深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异化，把马克思、卢卡奇等关注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异化问题从经济生活领域延展到了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大众的心理层面。同时，他们也将其解放理论聚焦于文化和心理层面，即从探讨主体生存的自然前提出发，将人类解放的目标归结为人的总体性存在生成。如弗洛姆将现代人的病态人格视为最深层的的异化，提出个体树立健全人格，确立积极自由的生存状态是“总体的人”得以生成的必然选择。
与通过提倡人的理性，最终指向个体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权利的西方启蒙运动不同，葛兰西的文化启蒙要求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思考自己，要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即“基于别人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自己更好地认识别人”〔9〕8。从群体或集体出发来讨论人的启蒙或解放是葛兰西主体思想的独特之处。同时，葛兰西还强调了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功能。他在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时指出：“改造外部世界，即各种关系总的体系就是发挥人们自身的潜能，就是发展自身。”〔10〕27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说人在本质上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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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由对文化的独特阐释引出并探讨了人的实践活动。在他看来，实践作为推动主体走向启蒙的动力一定是创造性的。葛兰西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一元论都是狭隘的，它们要么强调物质的一面，要么凸显精神的一面，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后者才是哲学的核心。创造通过行动才能实现，因此，这种哲学又被葛兰西称为行动哲学。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行动哲学“是最粗俗、最世故意义上的真正的‘不纯粹’的行动哲学”〔10〕287。强调哲学的“不纯粹”性，葛兰西的用意是在反对纯粹思辨哲学或纯粹唯物哲学的基础上，将人置于不纯粹的、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卢卡奇和葛兰西的观点形成于同样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中，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聚焦于主体及其实践，并由此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主体性哲学的悉数登场。尽管这些理论流派纷繁复杂，观点各异，但可以从卢卡奇和葛兰西始终关注的主体角度及其对实践的定位来考察和分析这些流派理论的致思路径。
国家防总充分发挥决策指挥调度和组织协调作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国家防总成员单位主动承担防汛抗灾任务。在抗洪抢险的最艰难时刻，解放军、武警部队31位将军带领2.5万名官兵日夜奋战在抗洪抢险前线一线，累计解救、转移、安置群众17.1万人，加固堤坝850km，封堵渗漏、管涌2 500余处，充分发挥了主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进入2018年，随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被整合其中，对外不再保留牌子，食品监督管理工作步入新阶段。
（二）主体性的扩张与主体哲学的滥觞
以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哲学思辨强调主体性的总体性理论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演变为一种人本主义的主体哲学。他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强调被第二国际所忽视的主体能动性，而是将主体性力量不断扩张，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一种人本主义。这主要体现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相联结的两种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上。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关注的是抽象的个体人。他将主体描绘为一个不断超越自身的创造过程，一个存在先于本质的过程。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合的《辨证理性批判》一书中，萨特用“实践”范畴取代之前在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中描述主体活动的“设计”范畴。在萨特看来，个人生活在世界中，必须同时与物质客体和他人打交道。实践决定了历史的辩证法和历史的总体性特征，实践是人们基于已有的社会条件创造自己生活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显示出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人的实践作用于外部世界时，必然会受到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从而使个人的创造性演变成一种“惰性实践”。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惰性实践所导致的结果将会导致人的全面异化，于是，积极的和自由的“个体实践”总会陷入一种消极被动之中。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则是另一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带有较多的人本主义色彩。他在批判考茨基“经济唯物主义”的幌子下，企图用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强调社会历史领域“因素的多样性”，实际上是要在社会历史领域给予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伦理因素比从前更广阔的独立活动余地。与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他强调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认为社会主义来自某种“自律能力”和“能创造自觉责任原则”的人类意志。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本意是想脱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元论。在萨特看来，唯物主义立足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全然否定了一切人的主观性；唯心主义则基于凸显精神重要性的目的，把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溶解在了主观性中。他的新尝试是把人的主观性纳入社会历史的客观过程中，在个人意志和社会组织之间通过实践这一中介找到一种平衡。但在萨特的理论天平上，重心总是向个体主体一边倾斜的。这一点从他对实践的定义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他指出：“实践就是由于内在化而从客观到客观的过渡；作为从客观到客观的主观扬弃而在环境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的客观结构之间展开的计划。”〔11〕81尽管这一定义的两端都提到了“客观”的制约，但这仍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第一，“计划”并不是来自客观环境之中，而是来自萨特所谓的“主观性”；第二，“计划”并不是按照客观规律加以实施，而只是在“客观可能性”的范围内展开；第三，“计划”的展开并不是人在改造世界中实现和发展自身，而是对现实“既成状况”的“扬弃”和向着可能范围的未来“超越”；第四，把“计划”作为“实践”的宾词表明，思想和行动乃是一回事。不难发现，萨特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很重视“实践”，并打算借助这一概念消除存在主义哲学强烈的主体色彩。为此，他的历史人类学将“个体实践”视为历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他指出，在具体活动着的个体之外是不存在任何历史过程的，个体实践是一切历史辩证法的基础和依托。但是，萨特虽然看到了主体的复数，却并未就主体间性问题，即人与人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究，因此，他最终未能对主体的行为及其历史做出真正深刻的理解和阐释。
弗洛姆在打通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基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结合而构造出来的“人性理论”。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或社会性的一面揭示了人性的基本规定，精神分析学则从生物存在或生物性的一面展示了人性的基本倾向，对于人性的全面认识和把握应该将上述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弗洛姆看到了传统人性理论的困境，并指出产生这个困境的原因在于，用人身上的某些天性（比如善或恶）来规定普遍人性。为了从这一困境中摆脱出来，弗洛姆将人性问题变成了人的生存矛盾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由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社会限制构成的矛盾使主体产生了一系列的需要，如关联的需要、超越的需要、生存根基的需要、自我认识的需要等等。人要想达到精神上的健全，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用符合人性的实践活动来满足这些需要。现代社会的问题就在于，人们只能被迫采取违背人性的活动方式来满足这些需要，因此异化无处不在。很明显，弗洛姆思想的核心是对人性的认识，他是在探讨人性何以实现的问题时才谈到人的实践活动的，而且将现代人的现实的、具体的实践都视为违背人性的异化的活动，真正的符合人性的实践展现为“爱”和“理想化的劳动”，或者说就是人的内部潜能的实现过程。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主体一词在弗洛姆那里，表征的就是人内部潜能的自我实现，这种潜能体现为一种能不断被挖掘出来的创造力，而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抽象本质〔12〕。
铁坑矿区位于江西省分宜县城75°方向16 km，岩浆岩为燕山期花岗斑岩、黑云母花岗斑岩类。矿(岩)层受F1断层控制，该断层为拆离滑脱剥离复合构造，走向近东西向，倾向北北西—北北东向，倾角70°～85°，局部有倒转。明显切割两侧岩层，上盘控制了矿化体的产出，下盘错距160 m。矿区8线、12线有明显的拆离滑脱剥离复合构造特征。
与卢卡奇不同，葛兰西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差别的比较，提出了著名的市民社会理论和文化领导权理论，即他的“总体性”观点。他首先将对市民社会内涵的理解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上层建筑，接着又对它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进行重新定位，即将其从经济领域中抽离出来，使之变成了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在社会机制的运行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凸显让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复杂化了：“一方面经济领域的要求和必然性需要通过市民社会，更多采取合理化的方式和契约的、民主的程序来实现对国家和政府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国家所代表的政治领域也要通过市民社会在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功能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其他生活作出安排。”〔8〕很明显，因为市民社会这一中介的存在和发展，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作用日益突出，国家的政治强制性开始弱化，在这种情况下，葛兰西一改马克思主要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来把握人的存在方式的作法，开始立足文化的发展和提升来透视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换言之，在葛兰西的视域中，主体变成了文化的主体。透过葛兰西的文化观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实践的全新定位。
从根本上讲，由于对主体的过分推崇和强调，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些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退化成了一种陈旧的主体哲学。他们所谓的实践不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由现代工业文明所支撑的人类调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具体的、现实的活动，而是关于人类主体能动性的一般哲学证明。这既是他们迷恋主体在历史过程中一般能动作用的表现，也是主体性力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然占支配地位的标志和证明。
三、无主体的实践与基于主体间性的交往实践
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不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背离，更是一种哲学思维范式的倒退。于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软化”为人本主义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
（一）客体性力量的反驳与主体哲学的式微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演变成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占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种状况致使理论与现实之间因为过分夸大主体性而造成主体无根基性产生了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并未引发预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使得人们开始普遍质疑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言人阿尔都塞大声疾呼要保卫马克思，并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起了一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抗衡。
a）充分发挥机械电气设备的安全控制功能，完全掌握和运用；b）工作流程标准化，培训电气工人，在具体工作中有理论指导；c）采矿机械设备的验收和使用系统严格化，不合格产品坚决杜绝；d）老旧设备及时更换和维护。
阿尔都塞力图证明的观点是：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他指出，所有人本主义哲学的前提都是主体，把历史看成主体及其活动的结果是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共同特征。阿尔都塞坚称主体哲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哲学上的表现形式。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哲学才选择主体的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并将其变成了它的头号哲学范畴……这种唯心主义范畴是把主体看作起源、本质和原因，主体在其内在性中为外在‘客体’的所有规定性负责。”〔13〕115-116
阿尔都塞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辩证法并不来自于任何主体。换言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既没有什么作为开端的逻辑起源，也不存在所谓的本真的逻辑主体，具体存在的个人在历史中充当的不过是使历史过程具体化的角色，因此个人不过是历史过程的体现者。阿尔都塞拒斥任何历史目的，只强调过程，用过程取代了主体。因此，他的历史观的必然结论便是：无主体的过程。阿尔都塞指出：“历史作为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历史在主体这个名词的哲学意义上，并不具有一种主体，只有一种‘原动力’，这就是阶级斗争。”〔13〕118阿尔都塞强调过程，并指出在科学的语境中，关系就是过程的唯一的含义。
4.应激因素。仔猪由于自身免疫系统、消化系统及其酶系统尚未发育健全，对各种应激因素如断奶后母仔分离、食物变化、伙伴变化、环境及其温度、湿度的变化等非常敏感，产生一系列应激反应，最终导致采食量下降、消化不良而腹泻。病仔猪排水样或鸭粪样稀粪。
从过程和关系出发，阿尔都塞提出并深入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概念。生产方式指一种结构，这种结构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统一，生产方式只表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具有某种关系（统一关系）可以形成某种结构，但绝不是指任何具体的社会形态。在阿尔都塞看来，生产方式也与人无关，社会生产关系本身才是历史过程的真正主体。社会结构中客观存在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决定历史的真正动力。阿尔都塞的思想通过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逻辑，用“无主体”的历史过程取代了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目的论，这正是片面的主体性力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以后，客体性力量开始反驳的体现。客体性力量的反驳是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命令结果如上文所示，表明已经安装好了BIND套件。否则需要执行安装命令安装bind和bindutils两个包，然后将DNS服务设置为在相关运行级别下开启：
4.国内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智能化、互联网+、信息化等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对加油站零售网络将产生深刻影响。另外，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推广、环境治理也增加了加油站前景的不确定性，集团公司应当加大战略研究，尽快制定网络开发规划。在目前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加大自有网络开发力度、逐步缩小产销差距一直都是改革方向。
（二）主客体力量的相互平衡与交往理论的形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因自身的极端片面性误入歧途。在这两种理论因为相遇而生发的张力中，或者说在主客体力量的相互斗争中，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后期开始对自身进行批判性审视和限定性自省。这种隐性的逻辑蜕变通过两条理论线索得以展现。
一是阿多诺通过自己的否定辩证法理论尝试实现主客体力量的动态平衡。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发端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总体性辩证法，即主客体统一辩证法的追寻，力图通过它的恢复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同时代以及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肯定和继承，成为了一条不断得到阐释和发展的基本原则。阿多诺本来也是认同总体性辩证法的。但在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他们对启蒙中蕴含的同一性（总体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提出同一性（总体性）的结果只能是走向人的奴役而非解放。到了《否定辩证法》中，反对同一性（总体性）最终成了阿多诺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开始基于非同一性全面批判和瓦解一切同一性（总体性）。反对同一性辩证法就是要回到非同一性的事物本身，承认矛盾的客观性。阿多诺用“星丛”这一概念来表征非同一性的存在方式。作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星丛”首先是指解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恢复二者的相互构成关系。其次是指在现象和本质的非同一性矛盾中重新定位两者的关系，依靠事物所是和应当是之间的矛盾来认识本质。接下来，阿多诺在同一性哲学和否定辩证法的比较视域中探讨了主体的先验性问题。他指出，先验的一般性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个人主体，而在于等价交换的商品原则。因此，摆脱主体第一性幻象的途径不在于让客体占居主体曾经的位置，而在于解放客体，恢复客体的优先性。客体绝不是主体思想的产物，而是贯穿同一性的非同一性。
可见，阿多诺的哲学从主客体力量的动态平衡出发，致力于建构一种没有支配而只有差异相互渗透的新的主客体之间“和平”的伙伴关系。这种新的主客体关系的建构有赖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类与其对立面之间和平的实现，即所谓的“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与客观世界”的三星集结。阿多诺借用物理学的概念和本雅明的术语将这种状态称之为“力场”和“星丛”的状态〔14〕258。借助“星丛”概念，阿多诺从反对主客体二元论出发，解构了蕴含等级制的本体论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形态从根本上消解了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功利性意象。一种新的哲学由此得以彰显。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他们的学生和继承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曲解，特别是在涉及历史研究时，只沉迷于揭示社会生活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总是过多地注重经济方面。考茨基更是直接将马克思主义曲解成一种带有浓重宿命色彩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割裂了历史中的主客观因素的辩证关系，夸大了经济的必然性，忽视了主体实践的能动性，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教条化和庸俗化。这些曲解者忽略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划分实际上是他对主体实践机制深入分析的结果，并非有意呈现一种脱离主体的所谓客观结构。
据贵州省铁路建设办公室消息，今年1月至7月，贵州省铁路建设完成投资116亿元，占全年铁路投资计划150亿元的77.3%。目前，全省已建成铁路3550公里，其中高铁1214公里。
二是哈贝马斯尝试通过“主体间性”或“主体——主体结构”取代“主体——客体结构”来重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杰出的理论家，哈贝马斯致力于克服由卢卡奇开创和第一代理论家系统发挥的社会批判理论本身无法摆脱的主体意识哲学范式和形而上学的理性观。他重构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交往行为理论。这一理论实现了理性的转移，即理性不仅仅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的能力，而且是能够运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能力。这一转移意义重大：一方面，摆脱了以自我反思的主体意识为出发点、以形而上学的理性观为基础的传统哲学中的“先验主义”，以一个说话者和至少一个听者构成的互为主体关系为基础言语行为和交往行为为出发点，实现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将理论的聚焦点从“先验主体”转移到“实践主体”，并借助于人的社会化过程来考察“主体”的形成，立足于交往行为结构和社会实践来考察主体的作用。质言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特别是语言交往行为中的“交往理性”才是哈贝马斯实践主体的主要关注点。实践主体凸显的理念是：自我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而是在与他人的社会关联中突现出来的，其核心意义表达的是主体间性。哈贝马斯坚信，在实践中，只要主体间交往的合理化和正常化能够实现，就会减少人性所受的压抑，从而增加人们社会交往的主动性，改造社会的价值诉求也会随之实现。
由上述分析可知，哈贝马斯很大程度上是从结构主义的维度来诠释交往行为的，合理的交往行为实践是在主体间的结构中展开的，它意味着参与交往的主体之间呈现出一种自主的、平等的、合理的交互关系或相互作用。建构交往关系的主体间的这种结构无论对于解释个体生存状态还是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理论意在改变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特别是要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为了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等不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并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劳动实践相比，交往关系特别是语言交往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强。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在他的早期学说中也经常使用“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等范畴，但他的交往主要是指与生产方式有关的交往，强调的是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重要性，将物质交往视为人类最基本的交往关系。对此，哈贝马斯持一种批判态度并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即以语言为基础的交往才是现代社会进化的主要决定力量，这与个体的发展性学习过程在合适的条件下被导入整个社会的状况相关。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的交往过程以及主体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需要将外部结构转变为内在结构来实现，这个过程对于具体个体而言就是思想、观念、道德和能力的学习过程。学习过程是一个超越劳动的领域，属于交往的领域，从而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可以看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需要假设某种经历着进化的种的主体，进化的承担者应该是社会和纳入社会中的行为主体。”〔15〕143-144这样，借助于主体的学习机制，哈贝马斯将个体的道德学习、科学技术的学习与自我同一性和社会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结合，完成了他所谓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总体来看，哈贝马斯的重建并不成功，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作为主体的个人和作为客观结构的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的理论阐释充分体现了一种寻求主客体力量相互平衡理论的冲动和努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改变了传统哲学研究抽象的人或抽象地研究人的状况。它立足于科学的实践观阐述对主体的理解与认识，从而确立了科学的主体观。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要么聚焦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强调“经济决定论”，要么反其道而行之，侧重主体的意识凸显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伦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强调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割裂了历史中的主、客观因素的辩证关系。这两种错误做法的最根本原因是没能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体与实践的逻辑关系。
西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极端厌恶，开始致力于从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总体性原则出发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的理论也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但他们因倒置了主体和实践的逻辑关系而将实践概念纳入主体范畴之中，将实践视为主体潜能的实现。同时，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现实的发展，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更侧重于从文化层面来揭示主体实践的内在机制，与从经济着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他们对实践内涵的揭示更具主观性的色彩。
鉴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背离以及在哲学思维范式上的倒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阿尔都塞发展起来一种与之截然对立的强调客体性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拒斥将对历史的理解建构在人的本性及其实现的基础上。他强调过程，而过程唯一的科学含义就是关系，社会结构中客观存在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动因。阿尔都塞抓住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客观逻辑，批判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倾向。
以上两种解释和重建路径要么片面夸大主体性力量，把主体放到了一种不恰当的始基性位置上，将客体和实践都消融在主体之中。要么片面强调客体性力量，过分凸显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性，致使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淹没了主体。在两种理论冲突和斗争的推动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终走向了一种明显的逻辑蜕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多诺和哈贝马斯通过对人本主义自身进行批判性审视和限定性自省来展开寻求主客体力量动态平衡状态的理论努力。
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特别是通过对这一过程所蕴含的逻辑规律的揭示，我们不难发现，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主体、实践以及二者逻辑关系的准确定位，否则，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实愿望都会因为片面的理论而误入歧途，再庞大的阐释体系也会在经历短暂的璀璨之后因为逻辑的错误而迅速坍塌乃至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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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9）05-0027-08
〔收稿日期〕2019-06-1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善本、善念与善为的社会治理思想研究”（18JHQ002），负责人乔瑞金。
〔作者简介〕
李 隽（1976-），女，河北保定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采用费控的营销业务系统，可极大地缩短电力用户复电的时间，在传统的营销模式下，采用人工进行复电时，根据包头市供电局历年人工复电时间的记录可知，在市区进行人工现场复电时间大概需要45分钟左右，在郊区的复电时间大概需要90分钟左右，在偏远农村的复电时间大概需要2小时左右。而采用费控策略后，复电时间最长需要10分钟完成。另外，基于费控策略的停复电流程，具有严格的执行手续，极大地降低了人为因素的干预，不仅能加快复电时间，增加售电量，而且使得复电流程更透明、规范和合理。
乔瑞金（1957-），男，山西石楼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 苏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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