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了辨明有关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争论的关键所在，也为了提高学术对话的效率，本文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最近陆铭的《如何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以及朱海就对陆铭文章相关批评的评论上。可以说，支持和反对实证主义的理由都很多而且都很有说服力，不过，任何方法和范式都是在一定限度内具有有效性。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快速发展及其主流的方法论地位对于社会科学发展而言是喜忧参半的，其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显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实证主义过度追求形式化和数理化的趋势极大地弱化了其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和解释功能，从而对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指导性价值也随之降低了。
关键词：实证主义；实证研究；方法论之争；经济理论
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争论可以说由来已久，从19世纪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关于经济研究的演绎方法与归纳方法开始，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关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预测功能以及研究假设的重要性的争论，对经济学乃至后来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任何一门科学涉及到方法论的争论和探讨都是这门学科从快速发展走向进步和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经济研究在内总是在不断反思其研究方法论的特征和可靠性的基础上逐步取得进步和发展的。不过，有关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之争也同样从国际的学术界传递到国内，如陆铭提倡的《如何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而常伟提出的《社会科学何以走出伪实证研究》[1]以及朱海就的《必须反对实证主义》显然对实证研究提出了警惕和批评。类似的争论还可以拓展到对最新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分歧，如经济学家为什么做实验、实验研究是否有效以及如何增进实验研究的有效性等层面的问题。范良聪和张新超[2]从这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出发，系统地梳理了实验经济学诞生以来的方法论争论。虽然，国内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的影响力还很弱，并没有引起太多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努力推动经济研究方法的对话和讨论对于学科发展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辨明有关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争论的关键所在，也是为了提高学术对话的效率，本文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最近陆铭的《如何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以及朱海就对陆铭文章相关批评的评论上。可以说，支持和反对实证主义的理由都很多而且都很有说服力，不过，任何方法和范式都是在一定限度内具有有效性。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任何理论和假说就像任何数据知识一样都具有主观性，彻底的实证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学术共同体推崇一种或流行一种研究范式都是社会集体选择的结果，其本身就类似公共政策的产生一样，合理性或正当性都是可以讨论和争论的。
一、关于实证研究与实证主义争论的性质与范围
讨论之前，我们需要界定一下朱海就与陆铭关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讨论的范围。应该说，前者的文章是《必须反对实证主义》，而后者的题目则是《如何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可见，两个人对话的主题和范围是不同的，即实证主义和实证研究应该存在区别。
与实证主义的对应研究范畴一般认为是规范主义以及另一种可以称之为构建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其中，规范主义方法与实证主义的核心区别在于对“事实”和“价值”的区分，前者被认为是处理有关“应该怎样的”价值问题，而后者则是关注于“是什么的”客观或事实问题。如Sen[3-4]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包括《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分析中涉及到大量的有关自由、权利、平等以及能力等价值判断问题，但是，这些价值与事实的区分又不是绝对的。Sen显然是试图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甚至试图将“价值”的元素弱化以追求尽可能的客观的“事实”为导向的实证分析。于是，构建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是相对容易理解了，其试图调和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关于事实和价值的分歧和纠缠。构建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的崛起一点也不奇怪，这也同样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等后现代哲学方法的进步分不开的。在构建主义的研究话语中，实证主义的绝大部分“事实”以及解释性理论都被理解为一种观念或话语的知识性构建，真实世界中的每个行动者的个体主义的偏好、选择以及价格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被社会机器化的决定，而是需要有信仰或价值引导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形式来加以重新解释。正如Backhouse[5]所声称的：“所有这些分析的结果是要削弱经济学家的经验性期望，向作为经济学中心目标的成功预测泼冷水，总之，是要以解释性的理解目标来取代对原因进行解释的目标。”显然，这一方法也是对日益多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个人主义相关的“价值”意义的上升以及社会经济形态演化的一种新的解释性需求的回应。
丰宁满族自治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遗迹，民间工艺等，但是文化挖掘不够，无论是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草原文化、峡谷文化、古道文化、传统工艺文化、宗教文化等都没能形成产业，强有力的支撑丰宁乡村旅游的发展；京北第一草原拥有优质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产业完全有能力成为第三产业的引擎，带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通过农业旅游、探奇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商务旅游、影视旅游和养生旅游等多种形式，带动农业、畜牧业的产业链延伸、发展和升级，融合乡村旅游与其他产业发展[11]。因此，泛旅游产业化对于整个丰宁满族自治县来讲，有着非同凡响的深远意义。
除此以外，传统农民也在改变。记者了解到，在南方地区11、12月果子即将就熟的青转黄阶段，用户减少了氮肥、磷肥的施用，仅用一部分钾肥。在一些企业的促销现场，平时卖到180元甚至200多元一袋的复合肥，即使卖150元一袋，农户也不为所动。记者问农户：“促销的复合肥比平时便宜很多，你们不买吗？”农户悄悄告诉记者：“复合肥里面虽然有15个钾，但是还有氮、磷。磷肥前期都施过了，我们就想用点儿单质钾肥。”
实验组中产生咬合不适、牙龈肿胀、牙龈疼痛的患者分别为1例、1例、1例，并发症发生率为6.98%，对照组中产生咬合不适、牙龈肿胀、牙龈疼痛的患者分别为1例、2例、1例，并发症发生率为9.30%，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χ2=0.500 0，P＞0.05）。
关于实证主义，作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Friedman倡导实证主义的经济学方法的基本理由是，其主张经济学理论的目的在于预测，可见其理论构建主要是基于康德的先验哲学的逻辑演绎的甚至是直觉的方法获取知识的，而经济理论的检验标准也在于预测能力，假设条件的真实与否不能成为理论假说的检验标准[6]。同时，Friedman为代表的包括贝克尔等芝加哥经济学派都具有类似的特征，即主张充分运用数学模型以构建或推导出与经济预测目标相关的数理形式的理论模型或研究命题假说，然后，在运用数据资料对以上命题假说以及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检验。
但是，与芝加哥学派或Friedman的工具实证主义方法论或研究范式相对应的，以美国卡内基-梅隆学派为代表的如西蒙、Blaug以及新制度主义的威廉姆森等则主张经济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经济解释性的，其经济理论解释模式的构建以后验的或经验的归纳方法为主要特征，这一类研究经验理性(实证)主义的方法与培根的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传统一脉相承[7]。培根的科学归纳法主张“以观察个别的事实陈述为据，在试图归纳和分析判断客观事物的因果性必然联系的基础上得出关于事物或现象运动变化一般结论的判断，从而提供关于事物形式(即规律)的认识或预测”，其研究的范式可以表述为“观察-归纳-分析-判断-预测”。
以上两类实证主义都包含了理论研究或发展的实证主义和理论检验的实证主义，不过，对于芝加哥经济学派，其理论构建更加倾向于先验的数理演绎理论模型，如贝克尔对家庭的经济分析模式以及斯蒂格勒关于产业组织的理论模型，其理论检验的数据主要依赖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而对于卡内基-梅隆学派而言，其理论发展主要依赖于经验归纳的理论实证方法，但其对理论的检验可以包括定性的经验资料，也可以是计算机仿真或心理学实验数据。
在讲解每个知识模块前，应导入企业现场案例，结合案例来讲解知识点，并引导学生主动去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东北大学王兆文等[4]设计研制了2 kA新型换热电解槽，研究了NaNO2-KNO3-NaNO3系熔盐体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行了换热电解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利用这种换热系统的电解槽可以平稳运行，同时可成功回收侧部散热量80%左右；回收热量的同时，通过换热系统的运行，可有效控制电解槽的侧部结壳厚度，改善铝电解槽炉帮的使用寿命，给体系换热介质在铝电解槽上的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表1 关于实证主义方法的谱系
按照研究的目的划分理论发展或模型构建理论模型检验按照是否以及依赖的经验数据类型先验的不依赖经验1、先验的数理演绎规范方法2、实验/仿真方法“统计”意义的数据依赖案例经验资料3、经验归纳的理论实证方法4、定量的工具实证主义5、定性的经验实证主义
其中，关于表1，数理演绎的分析方法是否属于实证主义，以及实验仿真方法是否属于实证主义，应该说还是存在分歧和争论的。如有的人提出逻辑实证主义来囊括演绎性质的数理分析，以弱化数理逻辑的主规性或价值，则表1的范式1也可以不是规范分析。
可见，即使是实证主义研究也可以明确地区分出来工具实证主义和经验实证主义两种类型，前者主要以统计科学或统计现象所引导的定量实证方法，而后者则主要以个案经验归纳为特征的定性实证研究为主要特征。当然，从研究目的来看，实证主义并不仅仅就是检验理论和比较不同理论的有效性，而是其本身也可以发展理论及其解释假说的。这意味着实证主义或实证研究可以区别为广义的实证主义和狭义的实证主义：广义的实证主义可以是表1中至少包含的2～5等四种具体的研究范式，而狭义的实证主义则是区别于理论研究(实证性)的经验实证研究，特别是以定量为特征工具实证主义。从陆铭的《如何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的这篇文章来看，其对实证主义或实证研究的潜台词似乎是比较狭义的定量的工具实证主义，即一种流行的基于统计方法为基础的定量工具实证研究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工具实证主义的有效性存在客观的限度。任何社会科学(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等等)的研究应该主要集中在三个层次，即形而上学的价值层面(什么样的政策或制度是正义的)、政策与制度的形成层面(政策和制度是如何形成或制定的)以及政策或制度的运行机制和效果层面(政策或制度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影响的机制和后果)。显然，经济学也不例外，工具实证经济学主要是对以上第三个层面的经济资源配置效果的研究方面是有价值的。而且大量的实证主义研究论文都是通过各种回归或定量分析技术检验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规律”或政策干预式改革政策的经济福利效应。但是，对于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经济理论或经验研究，定量工具实证主义的方法的运用会相对困难一些。当然，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实证或案例经验研究可以处理第二个层次的研究问题，如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和道格拉斯·诺斯、威廉姆森以及奥斯特罗姆等对政策选择与制度变迁的研究，运用定量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对于政策与制度的正当性研究则更不能指望实证主义方式加以分析，其基本上需要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才可以处理这类问题。
二、对实证研究的辩护的批评
在明确了争论的范围和问题性质之后，我们可以看看陆铭是如何论述将实证研究进行到底或者说关于支持工具实证主义的理由。在2004年的早期的文章里，陆铭提出进行实证研究的几个理由，包括对理论的检验、对不同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及其政策干预的建议价值以及对理论发展的推动作用等。
穆勒[14]的观点是：经济规律或理论仅仅是描述一些在某些情况下会起作用的规律，这意味着经济规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并不是完美的或一定准确的，其解释的规律是否会真实地出现或被检验，关键是影响或决定经济周期出现的各种影响因素或条件是否会真实地满足或起作用。
应该说，作者对支持实证经济学研究的倡议是中肯的，尤其是考虑到很多实证研究过程并不规范，作者在2018年的再议如何进行实证研究的教学录音整理的文章中进一步地分享和讨论如何做好实证研究，包括理论基础的构造、数据处理以及变量筛选和假说检验等诸多环节都做了精彩的讨论。
不过，阅读之后整体的感觉是撇开实证主义方法自身的局限性之外，一个直观的印象是，陆铭[8]对支持定量工具实证主义的辩护似乎过于简单化甚至有些误导性作用。其中，对实证研究可能存在的误区或伪实证研究，可以具体参考常伟的讨论，这里主要讨论陆铭文章可能存在的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经济社会领域里是否存在“人类必须服从”或受其作用和约束的客观规律，即，我们的经济研究或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描述或解释这种经济社会规律(只要事件或条件x1、x2、x3……出现，则事件如经济周期y就会发生)，而更为关键或重要的问题是影响或控制经济周期y或我们研究的政策事件变量背后的各种条件或因素如x1、x2、x3……之间相互的关系结构、机制路径以及环境等交互作用的模式应该如何构建与检验的问题。
在作者看来：“理论是帮助我们寻找躲藏在社会之中的种种规律的有力的方法，特别是数理逻辑。但是，离开了实证，理论就容易成为断了线的风筝。”[8]从陆铭的谈话之中，读者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所有的理论都应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否则，该理论就是无价值的。
事实上，理论的价值并不一定依赖于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很多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或发展经济学理论诞生之后，即使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持也不影响理论自身的价值。毕竟绝大多数理论的假设条件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能总是得不到满足，或者很多建立在微观行为基础上的理论检验所需要的数据根本不可获得，这意味着该理论或许不可检验。很多时候，理论并不是一组经验证据就可以证实或检验的，也不是一组经验证据就可以推翻的。例如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客观上在最理想的情形下几乎没有任何实证证据可以证实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但也无法用实证的数据资料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毕竟这个理论的所有假设条件在现实经济体中很难完全吻合。当然，不考虑这些假设条件的合理性，仅仅从供给增加(x事件)，价格下降(Y事件或目标变量出现了)这样两个变量的相关性检验是无法证明一般均衡理论是对的或错的。
《网络安全法》第21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3]，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高求高校要落实等级保护制度工作，开展等级保护制度有助于查明单位信息系统与国家的标准是否存在差距，明确系统存在的安全隐患，通过整改之后，提高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降低安全风险，是信息安全工作的头等大事。
现阶段，众多中小学为了践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纷纷推行集体备课.相比于传统的个人备课，集体备课的方式解决了单个教师思维局限的问题，增强了教师间的互动交流，实现了意见交换、互动交流的备课模式，实现教师集体的共同提升.当然，如何最大化提升集体备课的效益值得一线教育工作者与管理者思考.笔者结合一线教学实践经验阐述了对集体备课精神内涵的解读，以人教版“原电池”的教学为例展开效益提升研究.
在某些问题上，不是像大家所想的，理论做不了就做实证，可能正好是反过来，是实证做不了去做理论。甚至干脆就不做与中国问题有关的研究。那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应该首先做理论呢？因为对经济学家来讲，我们有太多的理论，但是在现实中哪个理论正确与否，更重要或更不重要，其实离开了实践，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9]
在明确了主张价值中性的以“事实”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核心特征之后，还需要交代一下与实证主义非常关联的几个问题：一是理性的水平与研究假设的重要性问题；二是研究的目的性问题。三是获取知识的经验性和先验性问题。围绕这些基本问题，经济学研究方法一般被认为存在两种代表性的流派或范式。
按照作者对理论的解释，“经济学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要告诉我们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的，但是这些变量的关系是不是重要”。那么，是否我们今天经济学研究中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普遍存在“太多的理论”呢？即，是否各种实证研究关于各种变量之间的理论关系构造清楚呢？只要稍稍留意当今的经济学研究文献期刊，我们普遍的感觉是“理论研究不是太多”，但其实是有价值的理论模型太少了。很多经济理论研究的文章对于理论的构建既不清楚研究的假设条件有哪些，也不明白这些实证检验的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作用路径，更不关心因变量反过来可能会对哪些自变量产生反馈作用。其实，绝大部分经济系统都是系统动态循环反馈作用的非线性系统。但是，很多研究都是稀里糊涂地对一些只能局限于研究者可以获得数据的变量(而有意无意地忽略那些缺乏数据的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的检验，事实上，这样的实证研究并不能检验有价值的理论模型。
根据《数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考试大纲对数学学科知识内容模块要求，笔者将涉及的学科知识分为20个主题，可见下文编码中的表1；对认知水平的分类，参考课程标准与考试大纲中对知识水平的要求，划分为3个层次:了解、理解和掌握.
此外，工具实证主义的定量检验和其政策主张之间经常会存在明显的误导性。无论是Hutchsion[10]认为经济学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的政策科学(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前的经济学家对此认同度显然更高，现在的经济学家显然并不一定这么理解了)，还是弗里德曼强调的经济理论检验的标准在于其预测性，这两者共同的主张都是非常强调根据定量实证检验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提出对政策建议或目标变量影响最强联系的变量应该得到政策建议上的高度重视，而那些没有获得显著性检验或者影响微弱的变量关系常常被忽视。但是，遗憾的是基于历史数据显示的强关系提出的政策建议很多时候会令政策决策者失望，而那些最令政策决策者关注的变量经常被经济学家实证主义检验模型所忽略。
其次，对于理论研究本身的理解存在误导或偏颇，数理经济学的倡导虽然应该谨慎，但对经济理论的本土化应该尤其重视。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性，陆铭在2016年的文章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其重要性应该和实证研究至少是同样的且是“互补的”。不过，在其具体的表述尤其是关于理论与实证之间的关系时候，其实还是散发出了一些让人误解的判断，如：
关于理论研究，警惕过度形式化与数理模型化，我和陆铭的看法是一致的，即，经济学研究不应该过度追求形式化，这背后主要的原因是理论模型的形式化或抽象化越高，其付出的代价或损失的变量因素的信息就会越多。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包括政治制度和政策的决策系统是与国际上经济学理论所预设的西方的政府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新政治经济学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将逼近于中国政治经济现实世界的因素更多地考虑和纳入到理论模型的构建中，这意味着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以及理论研究肯定是面临着太多的问题。
因此，Summers[11]曾经抱怨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导致适合计量研究的各种软件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结果是“这一做法很少能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那些曾经有相当大影响的源自经验的工作更适合于生活。”
可见，工具实证主义的研究文献并非如陆铭所说的“太少了”，而是越来越淹没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虽然工具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多，但却很少能够对经济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很多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越来越游离于经济理论之外，对于理论构建与对话越来越缺乏兴趣，但却在理论与经验纠缠不清的实证检验中提出的政策建议恋恋不忘。
影响均宫内发育情况、窒息情况等窒息患儿体格、智能及运动发育，导致窒息患儿发育落后，所以科学合理的早期干预及运动训练，使其各方面发育接近甚至达到正常婴幼儿的水平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支持。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努力，认真跟踪，指导训练这样的窒息患儿，使这些儿童得以健康的成长。
三、对实证主义批评的批评
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可以说由来已久，其中经典的批评包括对实证主义背后的哲学基础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局限性分析，经济学理论众多但缺乏证实的初始条件，缺乏普遍性，对模型的证实不能证明理论的正确性以及经济统计数据很少能与经济理论中产生的概念完全吻合等等。[12]
应该说，朱海就对实证主义的批评特别突出了理论与数据资料的关系是更有说服力的，即，“任何的数据所代表的事实必然需要通过理论框架本身来组织与解释，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的事实(theory laden)，数据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同时，从奥地利学派视角来看，朱海就的评论中肯地指出了实证主义对数据资料的主观性以及难以测量的一些变量或因素的重视不够，“对形式的盲目推崇而忽视了思想本身，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经济学的理论危机”。[13]
不过，朱海就反对实证主义的文章的讨论虽然多数与以上关于实证主义范式自身的局限性的评论高度相关，但其分析中也存在大量的似是而非的主观臆断。限于篇幅，我们挑选其中的三个判断做简要的点评。
(1)“人类并没有必然也必须服从的客观规律，人的行动是人的观念的结果，……实证主义者试图验证的“规律”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是被“人为”虚构出来的”。[13]
首先，不同的理论之间往往是竞争性的，这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证研究就是帮助我们寻找有关实践的证据的。一个理论正确与否，得到这个理论的假定前提是不是成立，都需要借助于实证来了解。其次，经济学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要告诉我们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的，但是这些变量的关系是不是重要，如果不做实证研究我们根本无法知道。特别重要的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每一种影响因素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它可以告诉政府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最有效率的……这就引出了实证研究的重要性的第三个方面，可能这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它是推动理论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我认为是必要的力量。[8]
首先，对于工具主义的实证研究对理论的检验价值过于高估或乐观，或者说对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关系存在误导性。
朱海就：在实证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性规律，和自然界一样，受“适者生存”法则的支配，人必然也必须服从这些法则，但实际上，人类并没有必然也必须服从的客观规律，人的行动是人的观念的结果，换句话说，“无形的”观念才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石”，而个体的观念(如何产生)是没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说，社会现实并不独立于人的观念而存在，如人们的观念变了，即使观察到的现象没有变，社会的事实也已经发生变化，只是实证主义者还没有发现或意识到而已。可以说，未来取决于未来人的观念(知识)，当人们观察到“某种现象”时，并不意味着未来也必然会如此，从而可以验证实证者的假说，也即，实证主义者试图验证的“规律”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是被“人为”虚构出来的。[13]
在以上这段话中，朱海就从人的行为受其观念的直接引导和作用，就简单地否定经济社会规律以及其背后的客观性因素的作用，这种观点也同样是非常极端和偏颇的。虽然，人的行动的目标和动机不可避免地受其主观观念的影响，但是人的观念本身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真空状态的随心所欲，其必然受到其个体的偏好、经济社会制度和环境等各种外在客观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在特定的条件被满足的情形下，外在的经济社会因素的作用与人的的行为模式乃至社会制度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会具有某种“可预见的规律性特征”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如同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调整在客观上的确会产生某种经济社会行为模式变化的可预期性的影响，尽管政策干预的预期变化并不会总是如预期的那样出现，但其在很多情形下或很大程度上的确呈现出理论所预期的某些规律，这也是不容否定的。
当然，我们需要保持清晰的认识或警惕，即，经济社会的抽象理论模型与经济社会实际运行的真实世界是相互独立且高度区别的，任何理论解释模型的首要功能应该是对经济社会的实在情形的一种结构化描述或逼近，这种假说显然对解释模式构建的假设条件的真实性提出了要求。
(2)“因为边际革命告诉人们成本、效用等等都是主观概念，对主观的东西，怎么可能进行实证呢？”[13]
对于主观变量的测量方法并非不存在，如心理学设计的量表测量或者实验数据进行测量，虽然可能很难做到非常准确或彻底的实证研究，但是推进对主观变量的实证研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几乎所有的数据或事实都具有主观特性，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经济学乃至社会制度的性质的确非常重要。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可以走向另外一个主观主义或认知虚无主义的极端。成本和效用的主观特征并不影响我们尽可能地相对客观或真实地测量成本或效应，即，所谓的相对成本或相对效用假说。
长期失眠、情绪不稳、植物神经功能障碍可导致内分泌、免疫等方面的失调，进而引发躯体疾病。因此，对神经衰弱进行治疗，具有积极意义，合适用药并观察反应，当患者服药治疗时，保证给药的顺利完成，并观察患者的反应情况，及时与医师沟通。常用的治疗药物（见表2）：
既然可以对各种变量因素进行相对客观地测量，那么，即使一些理论并不能完全通过定量或定性方法证实，但是，对于经验数据或定性资料的测量和分析，包括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也一定会帮助我们获得关于理论假说的更深刻的理解。这意味着对于经验或客观事实的分析可以对于理论假说提供一定程度的实证，尽管我们对于这种程度的理解没有工具实证主义研究者那么乐观和自信，不过，显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实证研究的价值。
今年9月，央视播出的《质量报告》曝光了作为网红产品卡芭娜左旋肉碱咖啡王。江苏一位女士在尝试之后，不到三天，头昏恶心。在这款产品的主要成分中显示，含有巴西黑咖啡、左旋肉碱、VC、VE。但在淮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测之后，发现其中并不含有左旋肉碱，还存在盐酸西布曲明和酚酞的违禁药物成分。
(3)“贸易保护主义等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存在。比如自由贸易，虽然是合理的……”[13]
自由贸易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哪个更合理并不能直接由经济模型或贸易理论直接判断，理论上的自由贸易或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性都是有各种附加约束条件的，对于存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政策理论模型能否直接运用到对现实中的贸易政策的建议，这需要极大的逻辑和历史跳跃。这种跳跃与那些主张完全市场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市场可以使得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和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卡拉克观点一样都是高度理想化的。
在城市副中心的背景下，通州区的农村公路网规划是依据传统的农村公路网规划思路首先进行了合理规模的测算，其次对于遇到的具体问题规划了具体细化的解决方案. 除上述几种典型方案以外，区域内有改造需求的农村公路体量也较多.
应该说，自由贸易从来就没有在历史上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百分之一百发生过，这个理想型的理论假说或政策倡导模式是否适合以及多大程度适合一个国家或地区，这显然也是需要进行细致地研究、实证和甄别的。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跨境贸易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客观上是存在的。考虑到一些国家在贸易上会存在经济增长的效率目标、追求关税的收入目标、质量和供给安全(如食品和生物安全、对外依存度等)目标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等等，当我们判断一些贸易模式，如自由贸易是否合理，显然是不能想当然的，必须明确在做合理性判断时是针对哪一个具体的政策目标而言的。有时候自由贸易对于资源配置效率而言是合理的，但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或供给安全保障目标而言却是非常不合理或危险的。
四、有关实证研究争论的对话与讨论
可见，实证主义和实证研究在对话与争论的语境中存在一些语义上的分歧和误解。如在陆铭的文章中，其理解的实证研究应该是非常狭义的工具定量实证主义，即，仅仅侧重于运用基于统计意义的数据资料进行的理论模型的检验或论证研究，而事实上，实证研究不仅仅包含定量工具实证主义方法，也包含基于案例资料进行的定性实证研究，当然，也同样包括基于实证方法进行的理论实证研究。而广义的实证主义则是在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意义上相对于规范主义以及后实证主义而言的，其涉及的范围会更加宽泛。除了以上提及的实证研究之外，也有的人会将基于数理逻辑演绎方法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基于先验的实验研究等都包括进来。
朱海就对实证研究或实证主义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或方法特征出发对实验主义研究范式的一些内生性的局限性进行的批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表1所列举的5种类型的实证主义研究具体范式以及规范主义、后实证主义,甚至奥地利经济学派等各种类型的研究范式，其实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或范式都存在其自身的优势和局限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朱海就提出的“必须反对实证主义”就过于激进了，从那些过于迷信实证研究的一个极端走向完全反对实证主义的另外一个极端，这都是不可取的。以下是我们经济学领域的几个同行在看到朱海就和陆铭两篇论文的争论的时候在微信群里的一个讨论的片段，我截取在此，也表明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判断，即，研究方法或范式的多元化值得提倡。即使目前定量实证研究在诸多的研究范式中独树一帜占据主流的地位，但也不能轻易轻视其他研究范式。
张锐：……，我觉得作者在强调实证、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三者的区别。作者支持实证，反对实用主义，对实证主义持怀疑态度。实证主义的前提假设是：1.社会如同自然，存在不变的可观测的规律。2.规律具有复杂性，但是通过实证方法，可以观测规律。作者首先怀疑第一条假设，他认为社会规律由人的观念构成，所以不可观测。我认为这点比较牵强，运动是永恒的，静止是暂时的。人的观念在变，这种变本就是规律，可以观测。作者没提第二条前提。实证即采用样本数据，通过计量等方法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导致社会规律以概率的形式出现。因此，实证方法是当前最受推崇的研究范式，毋庸置疑。但是大数据时代，是否如此，真的值得商榷。实证的前提是信息的不完整，从而通过局部信息推导整体规律。当遥远的未来某天，信息达到绝对完善程度。信息所显示的，即为最终规律。估计实证也就无用了，逻辑数理推理可能就成了唯一的研究范式了。
程名望：哈哈。其实关键是不要陷入卢卡斯陷阱，就是“认为自己的利益是真理”。教学类的，认为写论文没有用；会写论文的，认为教学不重要；会写英文论文的，贬低中文论文；只能写中文论文的，贬低英文论文。不是文人相轻，是基本的经济学道理：利益使然啊。
赵德余：金庸对这一点理解很清楚，每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或流派就类似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一灯大师、铁砂掌、全真教在最高的境界都是不分高低的。但只有郭靖被金庸推崇是因为郭靖充分吸收各大门派的功夫博采众长。名望说的“自己的利益”可以改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获取知识的方法或工具是最优的。古人的十八班武器，每个使用刀或矛的人都觉得大刀或长矛是最好的武器，而使用大锤的也不服气，觉得大锤才是最好的工具。关键还是哪一种方式或工具适合自己以及如何用的最好。但永远不能低估别人的武器。
程名望：是的，是的。其实刀枪大锤不是关键，关键是人能把这个武器练到极致啊。
总体上，在社会科学的学术界，“实证主义”存在一种看不起“规范主义”和“构建主义”的倾向，而在实证主义内部，数理逻辑实证主义(如数理经济学)看不起经验实证主义，定量工具实证主义看不起经验理论实证主义，而在经验实证主义内部，定量工具实证主义看不起定性或案例经验实证主义。这种学术风气的形成背后的根源还是一种社会学术知识的生产与选择机制成就了工具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中的主流地位造成的。
筹备会上，专家学者们针对该会议将拟定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届时，会议将围绕少数民族地区数学课趣味活动、少数民族地区数学双语教学、少数民族地区数学课堂教学改进、少数民族地区数学学困生转化、少数民族地区数学特色校本课程开发、少数民族数学文化对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影响、信息技术与少数民族数学教育等专题展开，并通过大会报告、分组论坛、论文集、展板、微视频及宣传画册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展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数学课程教学改革取得的成果，探析中国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发掘理论知识和检验理论假说的工具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就类似于安卓操作系统，其高效率和学术训练的标准化，提高了其推广的效率或降低推广学习的交易费用，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种范式之后就慢慢地、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获取社会科学知识最好的方式了。于是，社会评价机制包括评奖和期刊论文发表等各种社会选择机制就发挥了一种强化实证主义范式的路径依赖特征。总体而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快速发展及其主流的方法论地位对于社会科学发展而言是喜忧参半的，其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显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实证主义过度追求形式化和数理化的趋势极大地弱化了其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和解释功能，从而对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指导性价值也随之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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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onEconomicMethodology：HowtoUnderstandPositivismandEmpiricalResearch:theDiscussionwithLUMingandZHUHaijiu
ZHAO Deyu
(SchoolofSocialDevelopmentandPublicPolicy，Fudan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key to the debate on positivist research methods, an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cademic exchang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recent essay of “How to Carry Out a Tho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by Lu Ming and Zhu Haijiu's critics on it. There are many convincing reasons for supporting and opposing positivism, but any method and paradigm are effective within certain limit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ositivist research methods, and its mainstream methodological status, which has clearly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re mixed blessing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cessive pursuit of formalization and being mathematical in positivism has greatly weakened its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al world, decreasing the guiding value for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Keywords:positivism;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debate;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9)04-0032-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9.04.05
收稿日期：2019-07-20
基金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政策科学方法论”(13JHQ008)。
作者简介：赵德余，男，安徽巢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策科学理论、农业政策、医疗卫生政策等。
(责任编辑：杨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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