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看，财富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并且使用价值即自然属性是财富的物质基础。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体系仅片面强调财富的社会属性，却忽视财富的自然属性，这就导致资本主义免费占用自然的使用价值，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自然和价值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生态危机。伯克特认为，马克思价值论所指向的共产主义社会财富观，能够克服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内在缺陷，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能够真正地实现生态文明。马克思价值论具有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
关键词：伯克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生态文明
马克思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挖掘还比较不足。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1]，因此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尤为重要。保尔·伯克特(Paul Burkett)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则重点论述了马克思价值论中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和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生态文明意蕴。伯克特认为，马克思价值论通过对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内涵及其之间关系的探讨，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潜在的生态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价值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则调和了这一对矛盾，从而与生态文明社会的内涵达到高度一致。
一、马克思价值论对财富的定义
财富是马克思价值论中关注的一个基本范畴。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出发，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财富的定义具有双重属性。财富的第一种属性在马克思那里首先表现为自然属性，即财富首先是作为一种使用价值，也就是物的有用性构成财富的基础，这是马克思首先和重点强调的内容。财富的第二种属性是社会属性，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就是价值。
从财富的自然属性来看，马克思首先把财富定义为使用价值，包括直接的消费资料和间接的生产资料，也就是无论任何事物(直接在消费领域或者间接地作为生产工具)对人的需求的满足[2]25。这为财富注入了自然的基础，鲜明地与资本主义的财富观相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无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3]49-59。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物质基础，使用价值数量的增加就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财富或者使用价值不仅包括基本的需求，如食物、衣服、房屋等，还包括文化和美学的需求。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财富存在于需求的多样性之中”，而且，“使用价值能够被完全一般意义地描述为生活的方式”[2]25。从使用价值的层面来说，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构成的，“有用”的物就可以被称作财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3]48。可见，马克思的“财富”离不开物满足人的自然属性，是建立在物的使用价值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悬在空中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物质基础这一事实是马克思强调的最基本的观点。
2.2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各项指标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出血量、月经恢复时间、住院时间显著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血清β-hCG恢复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从财富的社会属性来看，马克思虽然也强调劳动的作用，但是，马克思并不忽视使用价值的基础性作用，他极力反对忽视财富的自然基础。马克思虽然也认为劳动能够促进财富的生产，但是，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忽略使用价值。马克思坚持认为，正是自然和劳动这两者共同促成了财富的生产或者使用价值的生产。马克思说，“只要真实的劳动创造了价值”，那么它就必然包括“人的需求对自然界的占用，不管这些需求是生产的需求还是个人消费的需求”[2]26。劳动只有通过“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才能创造价值，所以，“没有自然，没有感官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2]26。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固然创造财富，但是这一创造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人类创造财富的劳动不能脱离自然条件。因此，也可以说，劳动是生产财富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不等于说就是充分条件。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合适且清楚的总结：“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及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3]56在马克思的观念里，财富不是由单一的劳动或者自然构成的，而是劳动和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
伯克特认为，马克思价值理论中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揭示和批判，他认为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出发，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具有敌对自然的倾向和蕴含着生态危机。伯克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分析从马克思价值论的视角入手，通过批判资本主义下价值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而逐渐展开。通过对这一对矛盾的深刻分析，伯克特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对剩余价值追求目标下的资本积累危机，指出资本积累危机会导致环境危机；更甚者，资本主义按照其内在机制的正常发展必然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生态危机。另外，伯克特还指出了资本主义下价值与自然间的矛盾导致的四种生态危机的具体形式。
二、马克思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
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财富观把劳动看作财富的唯一来源，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实现财富的唯一原因。资本主义社会只强调和追求价值，即“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3]51。在这种财富观念下，价值的实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追求的唯一目的，使用价值被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标之外。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者们将劳动看作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是使劳动脱离了自然的基础，使劳动成为了一种抽象的“超自然的创造力”。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先就批判了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的观念。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4]。马克思坚持区分价值和财富的概念，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里，价值和财富是同质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是把财富等同于价值，财富的积累就是追求价值积累的最大化，在这一逻辑的指引下，资本家必然对自然环境资源进行无情和大肆的掠夺，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财富观把使用价值排斥在外，把物的使用价值看成“免费”的，把财富和使用价值分离。从马克思对财富概念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这种财富与使用价值相分离甚至相对立的逻辑，马克思认为财富的基础就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是物固有的属性，这一点就是在承认自然的基础性作用。而资本主义则把财富看成价值的实现或者价值的积累，这就忽略了使用价值的基础性地位。而忽略物的使用价值，则会在生产活动中对物进行无限制的开发和利用，就会间接导致生态危机。
地理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在日常地理教学中，若能对其加以巧妙合理地利用，能够激发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的同时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去，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实现地理教学的目标。
案例分析：本案例属于典型的卖一送一（同类商品）的销售赠品业务，销售的200箱汇源1L100%苹果汁属于普通销售业务，而赠送的20箱汇源1L100%苹果汁因其价值没有得到经济补偿，不能确认销售收入，根据税法和会计准则规定，无偿赠送的商品视同销售应确认销项税额，同时，应结转其销售成本，且计入“销售费用”账户。本案例关键点：赠送的20箱汇源1L100%苹果汁，应正常生成销售出库单，将其销售成本计入“销售费用”账户，同时确认销项税额。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进一步，伯克特指出，资本主义下价值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几种具体的生态危机。在马克思的观念里，价值的本质是抽象劳动，代表的是一种同质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交换是在同质化的基础上进行的量的交换。因此，价值使“所有商品都均质化了，只有量的差别，因此可以进行相互比较相互取代……用确定的量的关系”[2]83。因此，资本主义下价值的同质性导致了对自然和劳动的多样的质的特征的消解。在这种矛盾下，伯克特总结了资本主义下的四种具体的生态危机。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占用自然资源，消灭自然界的生态多样性。他指出，当资本主义对劳动和自然的分割结合在一起时，货币对自然多样性的内部关系的抽象促成了简化和同质化自然环境的趋势。第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与分离，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纽带断裂。伯克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人是外在于自然的，“个人表现得与自然的纽带分开了，而这些自然纽带在历史上早些时期使他是一个确定且有限的人类集团的附属物”[2]84。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假定了劳动者与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分离。第三，造成了自然的碎片化、简化，以及“刀耕火种”式的短视主义。价值作为一种同质的社会劳动时间，是无限可分的和可度量的。但是，“它的内部的自然存在却不是这样的”[2]84。所以，这种观念导致把自然也看作是无限可分的。第四，造成了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地掠夺和搜刮，使危机扩展到全球范围。资本主义对价值的追求在量上具有无限性的特征，这一特征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的无限制性，甚至把生态危机扩展到全球范围，引发全球生态危机[8]。
伯克特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价值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使用价值是物品或者商品的对人的有用的属性，这种有用的属性，构成财富的重要内容。价值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一种特殊的财富本质，仅仅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的或者同质的社会劳动时间。而交换价值，马克思则把它设定为价值的一种形式。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一以贯之地对这三个概念进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区分[5]。从对商品的分析入手，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在马克思的语境里，使用价值和价值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是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入手，伯克特认为资本主义使用价值(工人的消费品，加上可再生的生产资料)是臣服于交换价值的经济管理权力之下。使用价值臣服于交换价值，并且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臣服于价值之下。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里，是物的使用价值规定着交换价值和价值，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构成了价值的唯一形式。
在此基础上，伯克特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危机。他指出，资本家通过追求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但在这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蕴含了环境危机。伯克特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强调了这一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包含了一个环境危机理论，具体来讲，是由资本主义引起的资本积累危机而导致的环境危机”[2]107。资本积累危机是基于资本的原料需求与原材料生产的自然条件之间的不平衡而产生的。资本积累指价值的积累，表现为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的积累。既然价值也必须表现为使用价值，资本也就同时采取了对可销售使用价值或商品的无限积累，资本积累因此转换成充当价值载体的物质的不断增长过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物质吞吐量，与劳动生产率一道加速，也就是说，与每小时使用价值生产量的增长一同增长。就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生产中被精确地反映了，生产中大量的原料吸收了一个确定的劳动量，因此每小时转换成产品的原料的量是不断增加的，或者说每小时有不断增加的原料被加工成商品。”[6]108为了维持生产和积累的持续进行，资本对原料的需求也被不断增长的原料库存需要推动着。为了达到任何约定价值和剩余价值扩张的目标，资本必须占用这些自然力和物品作为生产的原料和工具。在这种意义上，资本积累包含了一种在价值积累与依赖自然条件为物质过程的积累之间的不断增加的量的不平衡。马克思指出，随着“价值……代表了大量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与稳定物价过程的差异有了新的增加”[2]110。福斯特在解释这种不平衡导致的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贬低的情况时指出，“资本主义把原料和能量的吞吐量最大化，因为这种流动越大，就越有机会获得利润”[7]。简言之，资本主义对价值的量的追求没有被可持续的社会与自然共同进化的要求决定，只是简单地被竞争性的货币积累的需要决定，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正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
三、马克思价值论对生态文明社会的指向
首先，共产主义社会的财富观具有亲生态(pro-ecological)的特点。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独立于人类的自然对人类生产的贡献和任何特定质量的自然条件的有限性特征，即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财富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现出的单一的价值的形式，而是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特性，即财富是对自然的使用价值的包含，因而是亲生态的财富观。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包含了所有的人类需求范围，就如皮特(David Pepper)所说，“马克思确实看到自然相对人类而言的工具作用，但在他眼里的工具价值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或者物质上的，它包括自然作为审美、科学和道德价值的一种来源”[2]251。伯克特也认为，只要共产主义把使用价值置于对生产的控制地位，那么它的财富创造特征和财富创造活动将包含对自然财富的维护和改良，以所有的审美和物质形式。有的批评家批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追求绝对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因而是反生态的。但是，伯克特指出，这种批判是不合理的，因为只要共产主义包含了自然的审美价值和物质使用价值，并且有一种共同承担的社会意识，共同去维护和改良土地和其他自然环境质量，那么它的财富的丰富和它的人类全面发展就是生态良好的。
伯克特认为，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克服，可以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中找到依据。他认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中可以挖掘出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社会等概念，但是，伯克特通过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的解读，发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具有深刻的生态文明内涵。人类文明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具有历史必然性，生态文明社会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实现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共生、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社会形态。因此，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生态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社会所倡导的思想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且认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实质上已经符合生态文明社会的要求。
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应该纳入公共的财产范围，并且由人们自己对此进行管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切关注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趋势，他们强调资本主义后社会需要负责任地管理它的自然环境。这帮助解释了他坚持将公有财产扩展到土地和其他“生活的来源”。实际上，马克思强烈批判《哥达纲领》没有充分说明土地包括在劳动工具之中。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联合，被应用于土地，……重新确立了人与土地之间的亲密联系，此后土地就不再是一种被叫卖的事物。现在是基于理性基础，不再受农奴制、封建领主和愚蠢的私有财产神话调解”[9]46。就像其他的生产资料一样，这种土地公有财产“并不意味着重新建立古老的原始公有制，而是建立一种更高级更发达的公有制形式”[9]46。马克思没有把这种公有财产视为去过度开发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授权，以便为联合生产者的生产和消费服务。相反，他预见了资本主义里土地所有权观念的黯然失色。他说：“从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视角看，私人单独拥有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将会显得像一个人拥有另一个人的私人所有权一样荒唐。”[9]46马克思的公有土地财产的设想，显然没有基于“占用”(possession)而意味着“所有者”(owners，不管是个人或者是整个社会)有权利去毫无限制地使用。相反，跟所有新联合中的公有财产一样，它授予了把土地当作自由人类发展的一个条件而负责任地使用的权利。实际上，土地是“人类代代相继、生生不息的生命所需的永恒必需品的全部范围”里的一种基本来源(与劳动一起)。就如马克思所言，这种联合视“土地为永恒的公共财产，人类生存和繁衍生息不可分割的一种条件”[9]47。
整个扇体是由多期浊流沉积而成，不同期次的浊流因规模、能量、携砂量、搬运距离、水体深度等不同，所形成的浊积扇规模、粒度、沉积厚度、沉积展布等也各不相同。因此，同一地质条件下一定范围内不同期次浊流所形成的沉积扇体，平面上呈大小不等的“串珠状”［2］，剖面上呈不规则“迭瓦状”。多个“串珠”叠合即形成宏观上的大扇体（图4）。
其次，共产主义社会克服了价值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解。伯克特反复强调，“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克服了资本主义对生产者与必要生产条件的社会分离”[10]。共产主义的或者联合的生产由生产者和社会自己进行计划和执行，没有基于雇佣劳动、市场和国家的中间人，根据共产主义生产的最重要目的——自由人类发展而进行生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包含了对存在于劳动者和他的劳动工具的原始联合的分解，而共产主义将以一种新的历史形态去恢复这种原始的联合。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反转”，即“对劳动者和工人与劳动条件的分离，这些劳动条件以独立的力量面对劳动者”的反转[9]36。在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里，“生产资料雇用工人”；在共产主义制度里，“作为主体的工人雇用生产资料……为他们自己生产财富”[9]36。马克思把共产主义描述为“用合作生产替代资本主义生产，和用更高形态的古老财产类型即共产主义财产替代资本主义财产”[2]321。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共产主义财产的公共维度是与个人的全面发展紧紧绑在一起的，既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工具，也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目的。他们没有把机械化的生产力看得高高在上或者让它们决定工人及其群体的生活机会。相反，他们视人类能够使用、持有、操作和发展这些生产力，以整体的方式提高人的能力和生活机会。正是在这种整体的人类发展的意义上，他们把人类自身看作主要的生产力。在共产主义下，个人真正的和自由的发展塑造了基于现存生产力的个人活动的普遍特征；反过来，基于现存生产力的个人活动的普遍特征也塑造了个人真正的和自由的发展。这种人与自然的新的联合和财产公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异化和财产的异化的克服，也是对资本主义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克服。在共产主义下，自然作为生产资料，属于公共财产，从而塑造了人与自然的新的联系。“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种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克服，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基础。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不是两件不相关的事情，所以他认为人类有一种历史的自然和一种自然的历史。“他们观察到人类以外的自然是怎样被人类生产和发展所极大改变的，所以那种先于人类历史的自然……今天再也不存在了，但是他们也承认继续存在的‘自然生产工具’的重要性，且在对自然生产工具的使用中人是从属于自然的。”[9]47共产主义不仅没有断裂人与自然之间的必要统一，反而使这种统一更加透明，使它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自然的且社会的存在。恩格斯因此把未来社会设想为一个整体，人们不仅能感受到而且知道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马克思甚至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体。当然，共产主义社会还必须要与自然作斗争以满足它自己的需要，即维持和繁衍生命。马克思因此说道：“联合的生产者理性地管理他们与自然之间的交往，使它在共同的控制之下。”[9]49这样的理性管理或真正有意识的自然管理，假定生产者已经变成他们自己社会组织的主人。但是，“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假定人类已经克服了所有的自然限制，它也没有假定生产者已经完全获得对自然力的控制”[9]47。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没有把自由人类发展等同于一种单方面的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或者控制。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真正的人类自由”，是以“与自然规律和谐共存”为基础的自由。
四、结语
从马克思的价值论看，马克思的财富观是对资本主义财富观的扬弃，把自然因素纳入财富的内容之中，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态财富观。伯克特在肯定马克思财富观的基础之上，接着从价值理论的视角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几种具体形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价值与自然之间的不可协调的矛盾。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分析，则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态思想与当代提倡的生态文明社会的特征具有高度一致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强大的理论支撑，而马克思价值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挖掘和论述，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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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cologicalCivilizationImplicationofMarx’sValueTheory：CommentsonBurkett’sEcologicalMarxism
LUO Shunyuan， YANG Qi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value theory, wealth has dual properties of both nature and society, and the use value, namely natural property, is the material basis of wealth. However, the value system of capitalist society only emphasizes the social property of wealth unilaterally, but ignores the natural property of wealth. So, this leads a result that capitalism occupies the use value of nature freely, and makes a deep contradi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value in capitalist society, and eventually causes serious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For Burkett, the wealth concept of communist society which pointed by Marx’s value theory can overcome the intrinsic faults of capitalist value system, thus it can re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capitalism from the roots, and can realiz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enuinely. There are abundant implic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value theory of Marx.
Keywords: Burkett; ecological Marxism; value theo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OI：10.3969/j.issn.1672-0539.2019.06.005
收稿日期：2019-0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珠江—西江经济带绿色走廊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16BZX033)
作者简介：罗顺元(1982-)，男，湖南永州人，博士，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生态文明；杨青(1995-)，女，重庆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6-0038-06
编辑：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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