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东方问题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维也纳,克里米亚,巴尔干半岛,地缘,帝国。
东方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孙兴杰[1]（2019）在《克里米亚战争、“东方问题”与维也纳体系的重组》一文中研究指出克里米亚战争是英国主导的同盟与俄国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进行的一场战争,使"东方问题"这一困扰欧洲体系的难题"内部化",打破了维也纳体系的"和平"状态。"东方问题"最终成为"百年和平"的转折点。克里米亚战争意味着英俄两个侧翼大国默契合作的终结,维也纳体系从"梅特涅时代"转向"俾斯麦时代"。侧翼大国之间的战争压碎了东欧地缘政治的均衡结构,进而引发了"意大利问题"和"德国问题"的连锁反应。维持欧洲百年和平的重心从欧洲大陆的均势转移到海外扩张,将全球带入一个"帝国的年代"。克里米亚战争是由"东方问题"引发的第一场欧洲大战,同时将奥斯曼帝国正式带入到欧洲国际体系之中。民族主义思潮以及俄国和奥地利关系的恶化,最终使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体系的"黑洞",进而成为欧洲大战的"火药桶"。克里米亚战争事实上结束了维也纳和会所确立的大国协调机制,迫使维也纳体系进行了重组。(本文来源于《经济社会史评论》期刊2019年03期）
孙兴杰[2]（2019）在《欧洲体系变革与“东方问题”的欧洲化》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方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19世纪以来,欧洲强国面临着如何处置不断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难题。"东方问题"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黑洞,最终成为引爆欧洲体系"内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东方问题"并不是到了19世纪才产生的,奥斯曼帝国从15世纪就嵌入到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之中,是欧洲最先面对的"他者"之一。18世纪中后期,西欧、北欧以及东欧次区域体系相互融合与挤压,欧洲大陆体系与海外殖民体系相互博弈,奥斯曼帝国恰恰处于这种体系挤压的切面上,被动地卷入到了欧洲体系之中。然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并没有将"东方问题"纳入其中,从地缘文明的角度,奥斯曼帝国并非欧洲一员,在主观意识上,维也纳体系的设计者也"忽视"了奥斯曼帝国。欧洲体系的变迁改变了"东方问题"的内涵,而"东方问题"也挑战了维也纳体系的僵化与狭隘。希腊革命之后,依靠维也纳体系确立的通过会议体制解决争端的方式就难以奏效了。(本文来源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4期）
张先革[3]（2019）在《马克思恩格斯“东方问题”论述中的地缘政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该研究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问题的论述上,详细地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东方问题时所流露出的地缘政治思想,并首次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地缘政治思想的主要内涵。该研究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视野定义为“黑海周边、高加索-里海地区、中亚及其临近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为方便论述,该研究将黑海周边、高加索-里海地区、中亚及其周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称为“欧亚大陆内部”。“欧亚大陆内部”这一概念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在地理区域上,该研究以欧亚大陆而不是亚洲大陆为考察背景,所以,“欧亚大陆内部”这一概念包含了欧洲东部黑海西岸的一部分。这一地域范围主要是伊斯兰世界,是19世纪英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地缘政治大博弈的区域,是当今国际反恐的主要区域,毗邻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世界大政治经济体,是周边大国战略博弈的热点地区。地缘政治,是指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地缘政治学作为国家决策的理论和方法,涉及地理位置、空间关系、自然物产、人文历史等因素,它关注的是地理因素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一国的地理因素,包含资源、交通、文化和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等富源因素。“地缘政治”在概念意义上等同于“地缘战略”,地缘战略是地缘政治意义的动态表述,比地缘政治更频繁地运用于军事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征服问题时,揭示了黑海周边、高加索-里海-赫拉特地区和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从世界地理的角度来看,黑海是欧洲和亚洲的结合部,是欧洲东部进入亚洲内陆的通道,也是欧洲东北部破除封闭进入世界航道的通道,尤其是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连接黑海和地中海,是控制黑海连接世界航道的锁钥。从种族宗教的角度来看,黑海地区是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交汇的地方,是斯拉夫人、土耳其人、日耳曼人交汇的地方,民族宗教冲突不断。从世界经济交往来看,此地是英属印度的商品销往欧洲东部和亚洲内陆地区的集散地。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黑海地区是控制亚洲内陆和欧洲东部联系的枢纽。高加索-里海-赫拉特地区的地缘意义,在于它是从黑海沿岸沿陆路进入亚洲内陆和印度的通道,高加索地区是黑海的制高点,控制了高加索就可确立对黑海东部的主动权,同时,高加索还是欧洲东部进入亚洲内陆的通道。里海的地缘意义在于它是从西面和北面进入阿富汗北部的便捷通道,通过里海就可以不必翻越波斯境内难以通行的沙漠。赫拉特是从西方和北方进入阿富汗-印度通道的交汇点,进入阿富汗和印度,无论从高加索-里海方向还是从中亚方向,赫拉特都是必经之地。中亚的地缘意义,在于它是印度和北面俄国的中间地带,在俄国征服哈萨克草原后,经中亚地区进入进入阿富汗的巴耳赫,进而进入印度成为了可能。而且,中亚地区远离英国的视野和控制,俄国的军事征服不致引起列强的强烈反应。按照当代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黑海周边、高加索-里海周边、中亚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民族宗教矛盾复杂,是连接欧亚大陆两端世界两大经济体的中间地带,是俄国、欧盟、中国、印度的近邻,是世界霸权频繁干涉的地区,是周边大国施加影响的对象。欧亚大陆内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影响世界资源市场,欧亚大陆内部地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影响周边大国和世界的安全。俄国和美国是该区域地缘政治角力最激烈、影响力最大的博弈对手,中国和印度的影响力正在快速增强。长远来看,俄国在经济上对该地区的影响持续下降,但仍拥有保持强大的政治和安全影响,中国和印度在经济上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影响力,尤其是拥有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庞大市场的中国,跟该地区通联便利,未来在经济上将成为对该地区影响最大的国家。在欧亚大陆内部,各国均把保持新近获得的独立视作最高利益,在国际关系上均奉行多边外交。未来,欧亚大陆内部难以出现影响一支独大的域外大国,但区域分化将比较明显,高加索和黑海周边的国家将和欧盟政治经济安全联系密切,中亚国家将同中国和印度联系密切。西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对抗”、“冷战”与“零和博弈”思维,给欧亚大陆内部带来了长期战争和混乱。中国从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的人类关怀出发,主张在国际关系上抛弃西方地缘政治的“对抗”思维和冷战思维,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解决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带来的全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倡议在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促进区域和全球合作,提高区域和全球开放水平,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主权平等,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尊重、彼此协商、平等参与、公平分享,建立“共商、共建、共享”、公正合理、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体系。(本文来源于《新疆大学》期刊2019-05-27）
孙兴杰[4]（2019）在《柏林会议与“东方问题”巴尔干化的起源》一文中研究指出19世纪70年代欧洲国际体系经历了地缘政治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维也纳体系的重心进一步东移,中欧成为欧洲协调的关键。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试图构建大陆联盟体系缓解德国统一对欧洲体系的冲击,同时改善德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巴尔干半岛的起义以及随后发生的战争将德国推上了风口浪尖,声称在巴尔干半岛没有利益的德国召集了解决近东危机的柏林会议。柏林会议重建了"大国协调",但是带来的问题远远比解决的问题更多,柏林会议是欧洲列强最后一次不顾巴尔干国家的意愿而试图主宰巴尔干国家的命运。巴尔干民族国家的构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欧洲体系内部矛盾的挤压和积聚,最终让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最终成为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中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柏林会议开启了"东方问题"的"巴尔干化"的进程,国家构建、区域秩序开启以及欧洲地缘秩序重构的叁重压力和逻辑,让"东方问题"成为无解之题。(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期刊2019年01期）
彭无情[5]（2017）在《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的宗教理论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也包括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宗教方面的理论。马克思在《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一文中从宗教的视角剖析了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角度新颖而独特。为了更加全面地剖析资本主义现状和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关注国际局势,并对其做出合理的分析和预测。1850年之(本文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期刊2017年00期）
邓皓琛[6]（2016）在《托克维尔的东方问题》一文中研究指出和法国的东方问题相呼应,托克维尔曾有过论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阿尔及利亚的着述。曾两度考察阿尔及利亚的托克维尔,对这片法国殖民地有着长达十多年的关注跨度。和纯粹的地缘政治层面相联系,托氏对《古兰经》、印度教等非西方文明做过一定了解。其晚年和戈比诺的通信,更是在文明层面讨论了种族问题。通过这些材料,本文勾勒出当时法国和东方的关系,并揭示出托氏对东方问题的看法。在多方面分析后,本文的主旨为:托克维尔的东方问题,其实是一个西方问题。(本文来源于《宗教与美国社会》期刊2016年02期）
孙兴杰[7]（2015）在《“东方问题”的本质与历史分期》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方问题"是困扰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的一大难题,至今依然是当代欧洲秩序难以消解的遗产。奥斯曼帝国崛起之际,欧洲刚刚走出中世纪,巴尔干半岛成为奥斯曼帝国向欧洲扩张的基地。随着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的兴起,巴尔干半岛成为叁大帝国博弈与扩张的角斗场,民族主义的传播又让巴尔干地区进入一个独立与建国的时代,昔日帝国的边疆向民族国家"裂变",巴尔干地区面临着国家构建和区域秩序构建的双重难题。"东方问题"绵延数百年,需要进行比较清晰的分期研究,揭示其发展的历史脉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帝国解体,"东方问题"从形式上被解决了,但是巴尔干半岛依然没有构建起稳固的地区秩序,时至今日,欧盟还是没有将巴尔干半岛全部纳入其中,"东方问题"的遗产依然影响着欧洲局势。(本文来源于《历史教学问题》期刊2015年05期）
孙兴杰[8]（2011）在《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方问题,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中难解的热点问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是东方问题的延伸。一个世纪之后,东方问题的遗产依然存留于当代国际关系之中,成为诸多热点问题的历史根源。东方问题绵延数百年,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述夹杂着不同的偏见与谬误,审视与理解东方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也有助于编纂相对客观全面的国际关系史。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叁个核心概念总揽东方问题几百年的演进,以国家能力贯通权力边界的变迁,力求实现理论与历史的融合。第1章帝国:概念与类型帝国,不仅是长期存在于世界历史上的组织形式,也构成了前现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图景,几十个帝国的兴衰构成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协奏曲,因此,还原帝国真实的面目对于构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帝国情结既是人们认知世界历史演进的视角,也容易成为学术研究的盲区,拨开帝国情结的迷雾,本文将帝国界定为一种具有多重权力边界属性的人类组织形态。农业帝国、游牧帝国与殖民帝国构成了帝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图谱,叁种帝国构成了帝国的主要形态,辨识与认知叁种帝国形态才能真正把握帝国的内涵与本质。以多重边界作为帝国属性的标识,寻找到历史上各种帝国特征的最大公约数,根据边界分布状态而将帝国分为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前者生存于变动不居的时间之流中;而后者则存在于固定的空间之中,鲜有变化。第2章国家与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框架是重新认知帝国、国家、主权等概念的新视角。韦伯与马克思代表了两种大异其趣的国家理论,也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前者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而后者着意于国家的内部结构与功能。两种国家理论的融合能够提供一种更加综合的视角,国家能力理论试图弥合两者的认识鸿沟。国家或者帝国是不同权力网络组合而形成的组织,而国家能力则意指不同权力的组合与分布。本文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国家能力结构,即一种“图钉式”的组合。不同的国家能力结构则指明了不同的国家构造,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国家能力结构迥然有别。国家能力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具有多重的优势,既揭开了主权理论的迷雾,又能够厘清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在打通国内与国际的区隔的同时又能揭示国际关系史中大国兴衰之谜。当然,国家能力理论在应用于历史研究时,需要虑及时空的差别。国家能力的变迁往往意味着空间的划分与重塑,边界在此过程中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边界变迁是国家能力变动的核心指标。第3章从帝国到国家:多重边界到合一边界帝国是一种多重权力边界迭合的组织形态,随着国家能力的演变,帝国逐渐为主权国家所取代,主权国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边界合一,具有封闭性的边界。以罗马帝国为例,国家能力框架同样具有解释能力,罗马帝国依次经历了霸权、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叁个阶段。主权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国家构建的途径与历程却大异其趣。国家构建可以分为内源型与外源型两种类型。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内源型国家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其构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分到合的经历。内源型国家的发展动力既来源于内部,如财政压力、技术创新、官僚制度的创建等,也来源于外部,军事技术的革新、战争的压力。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内源型国家实现了各种权力的整个,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领土)范围内各种权力边界的合一,从而形成了稳固的国家制度,即使受到各种危机的挑战,或者应对自如,或者在危机之后迅速重建。外源型国家是在现代性冲击下多元变迁的产物,各个地区在国际体系扩张的裹挟之下而建立了形式的主权,但是国家能力却有霄壤之别,外源型国家依照国家能力形成了色彩各异的光谱。具有较为久远国家传统的地区能够比较迅速地建立有效均衡的国家能力结构,进而有可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国与大国。建立在部落、血缘基础上的国家还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国家构建过程。第4章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东方问题内涵复杂而丰富,需要新的概念框架进行历史解读,本文以帝国、霸权、区域叁个关键词解释东方问题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帝国与霸权既是国际关系的组织形态,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态与逻辑交互出现,并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换的趋势。帝国既是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一种国际体系;霸权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国际体系。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国际关系演进的复杂性、多样性。战争的规模与烈度在帝国与霸权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表现,依据规模与性质,本文将战争分为四种类型,即帝国生存战争、帝国维持战争、霸权轮替战争、霸权护持战争。区域作为帝国崩溃之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形式,而主权国家的建立则是帝国与区域的中介与纽带。学术界对东方问题的解读大抵可以分为叁种类型:即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撰写的时事评论留下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深刻洞见。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将东方问题置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长久的对峙背景之下,增加了东方问题的历史厚重感。地缘政治的视野则深刻地把握了大国围绕地缘战略要地展开的争夺。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对东方问题的历史进行分期,进而建立新的分析框架。第5章帝国、战争与边缘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进入欧洲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启,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奥斯曼帝国、俄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战争与角逐塑造了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进而演变为叁大帝国的边缘地带,各种权力的边界交迭于一体,造就了巴尔干独特的政治地理生态。叁大帝国都经历了从时间性帝国向空间性帝国的转型,国家能力不断提升。叁个帝国的转型存在着时间差,这种反差造成了叁个帝国扩展的不同步性,战争的局势随着帝国国家能力的兴衰而变化。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次第登台,叁大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博弈最终使巴尔干地区成为叁个帝国边缘的迭合,使之成为权力的破碎地带。第6章霸权体系下的东方问题从帝国向霸权的转变既是帝国战争的结果,也是现代国际关系拓展与延伸的表现。17世纪以来,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不断扩张,最终将欧洲囊括其中。法国大革命及其拿破仑战争改变了国家的组织原则,民族主义成为最强劲有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与组织形式冲击着传统帝国的边界。随着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私人产权制度及其市场经济快速扩张,市场越来越承担着剩余价值转移的功能。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奥斯曼帝国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帝国的边缘地带频频陷落。民族主义传入、市场经济渗透、大国势力介入,奥斯曼帝国本身朝着国际体系的方向滑落,围绕东方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国际体系,东方问题从东南欧叁个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转化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稳定与调试的问题,这是既是东方问题在空间上的扩展,也是在内涵方面的丰富。19世纪前半期的埃及阿里帕夏的崛起是奥斯曼帝国面临的严峻俄挑战,推动东方问题向霸权方向转化,而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则挫败了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优势地位,并且将奥斯曼帝国带入欧洲国际社会之中。当东方问题日益欧洲化时,欧洲国际体系对于东方问题的影响不断增强,二者之间的互动强度不断提高。第7章区域崛起与东方问题的终结民族主义缘起于欧洲,流布于全世界,不仅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也架设了帝国与区域之间的桥梁。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传播,撬动了既有的地缘政治板块,重组了社会政治空间。奥斯曼帝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退潮,巴尔干民族国家勃兴,帝国边缘开始向区域国际体系转化。泛斯拉夫主义、泛希腊主义等思潮助推巴尔干联盟的建立,两次巴尔干战争预示着东方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巴尔干作为一个自我说明的区域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之上,整个20世纪巴尔干地区围绕构建稳定区域秩序而不断分合重组,这也是延续几百年的东方问题未决的遗产。(本文来源于《吉林大学》期刊2011-05-01）
孙兴杰[9]（2011）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东方问题”》一文中研究指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都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国际关系理论,其理由很简单,因为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撰写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着述。这个论点难以经得起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文献的考验,1853—1857年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就克里米亚战争发表了上百篇评论,而这些论述不仅详尽地记录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历程,也提供了别具一格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因此,这些经典文献为我们建立一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本文来源于《北方论丛》期刊2011年01期）
张博[10]（2009）在《马克思东方问题初探》一文中研究指出马克思关于东方问题的研究主要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在几篇相关的文章中他描述了当时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欧洲强国对印度的统治,最后通过印度社会的发展揭示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内涵。(本文来源于《法制与社会》期刊2009年15期）
东方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东方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19世纪以来,欧洲强国面临着如何处置不断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难题。"东方问题"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黑洞,最终成为引爆欧洲体系"内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东方问题"并不是到了19世纪才产生的,奥斯曼帝国从15世纪就嵌入到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之中,是欧洲最先面对的"他者"之一。18世纪中后期,西欧、北欧以及东欧次区域体系相互融合与挤压,欧洲大陆体系与海外殖民体系相互博弈,奥斯曼帝国恰恰处于这种体系挤压的切面上,被动地卷入到了欧洲体系之中。然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并没有将"东方问题"纳入其中,从地缘文明的角度,奥斯曼帝国并非欧洲一员,在主观意识上,维也纳体系的设计者也"忽视"了奥斯曼帝国。欧洲体系的变迁改变了"东方问题"的内涵,而"东方问题"也挑战了维也纳体系的僵化与狭隘。希腊革命之后,依靠维也纳体系确立的通过会议体制解决争端的方式就难以奏效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东方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1].孙兴杰.克里米亚战争、“东方问题”与维也纳体系的重组[J].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
[2].孙兴杰.欧洲体系变革与“东方问题”的欧洲化[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3].张先革.马克思恩格斯“东方问题”论述中的地缘政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新疆大学.2019
[4].孙兴杰.柏林会议与“东方问题”巴尔干化的起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
[5].彭无情.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的宗教理论研究[J].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2017
[6].邓皓琛.托克维尔的东方问题[J].宗教与美国社会.2016
[7].孙兴杰.“东方问题”的本质与历史分期[J].历史教学问题.2015
[8].孙兴杰.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D].吉林大学.2011
[9].孙兴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东方问题”[J].北方论丛.2011
[10].张博.马克思东方问题初探[J].法制与社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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