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策策略思想，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正确贯彻实施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抓手和必要保证。从1947年冬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围绕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目标，从解放战争新的历史条件出发，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偏差，投入极大的精力于探索制定正确的政策与策略和开展对全党全军的政策策略教育，为创建新中国做了重要的思想和干部准备。整理研究这个时期毛泽东相关著作的版本，对于深入认识他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轨迹，对于梳理和掌握他的建国方略，进而对于深化和丰富关于新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纲领性文件制定过程和对三种文件集内容的介绍，略窥其一斑。
关键词：毛泽东；新中国成立；政策策略；著作版本
在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辽阔国土上创建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亘古未有的伟业，百事待兴。在人民解放战争传檄可定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满怀胜利的喜悦的同时，仍然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1]1267—1268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政策和策略视为党的生命，并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目标，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采取了周密的措施，领导和推动创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
一
面对着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不仅是中共中央迫切需要正确的政策策略的指导，各战略区和各野战军在向全国进军的进程中，也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和政策策略的支持。1947年3月到1948年5月间，晋冀鲁豫、东北和晋察冀中央局等不约而同，分别在1944年晋察冀中央局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基础上，陆续编辑出版多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但是这些《毛泽东选集》收录文章的下限，都是截至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如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3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收录最靠后的一篇文章是1946年6月22日《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2]143；东北书店1948年5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与之相同(1)该书虽然以“东北书店”名义印行，但实际是东北局编辑的。1948年2月12日，毛泽东曾在林彪就不要在该书收录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他的信时提及他的名字的电报上批示：(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乔(指陆定一和胡乔木)负责将文集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标出，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叫东北局暂缓印行及翻译为外文。[3]279—280；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最后一篇文章是1945年8月9日《关于抗战最后阶段的声明》[4]1035。毛泽东虽然在抗战时期已经全面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以及通过召开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建国方略，但是那时国共关系的前景还不明朗，毛泽东关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设想，主要还是在理论上的宏观论述，具体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尚未得到阐发。不仅如此，大概是忙于指挥战争的缘故，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对各地出版他的选集的态度，不甚积极。1948年7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的请示电报上批示：“无论国内、国外，暂时均不要出选集。半年后，经审查后，再说。”[5]321
以绥中县辽西地区为分析对象，根据建平站、锦州站、绥中站、兴城站等1950～2015年所统计数据可知：辽西地区自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其平均降水量在逐步增加，范围在450～620mm，如表1。
自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响亮地喊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制定新中国的国策和夺取最后胜利的各项政策与策略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野战军，分别从不同角度将中共中央的许多政策性文件汇编成册，铅印或油印下发。但是因为编选思路不一，并且由于有许多文件是根据电讯或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抄录的，错漏和段落遗失现象难免，其权威性和实用性受到影响。特别是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土改运动在各解放区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全面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过程中，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极为突出，连带出现对开明绅士、新式富农和工商业主等一系列政策性的“左”的错误，一时呈泛滥之势。为了纠正这些错误，11月29日，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毛泽东1933年在中央苏区查田运动中撰写和主持制定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但这两个文件毕竟是十多年前制定的，为了使政策规定能够更切合解放战争条件下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下发这两个文件向全党发布的指示中加写了一段话：“望你们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参考此项文件，提出关于阶级成分分析的明确意见电告，然后由中央制定统一的正式文件，公开发表。”[6]494
这个“正式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这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一个全面的纲领性的指导文件。该文件于1948年2月15日完稿，共二十五章，两万多字，他亲自起草了其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并于16日下发讨论征求意见。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个文件，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及各中央局关于组织讨论这个草案的指示，指出：“单有土地法大纲及其他党的若干指示文件而无这样一个完备的文件，很难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不犯或少犯错误。我们既要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又要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不要因为划错与斗错阶级成分及采取错误政策而打乱自己的阵线，增加敌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7]64—65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政策汇编》的编辑和印行，与他这一时期特别关注全党全军政策和策略的执行情况有关。鉴于土地改革中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的严重错误和各地在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等方面屡屡出现差错的情况，1948年年初，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郑重地向全党提问：“蒋介石的孤立是不是等于我们的胜利？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要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了？”他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7]22—232月27日，毛泽东就工商业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10]12863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西北野战军一则指示的批语中，正式提出“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7]83这一至理名言。毛泽东认为：“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7]74这个时期，他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调查研究权衡政策尺度，主持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同时他还以很大的精力广泛而又深入地开展政策和策略教育，一再告诫各级干部必须胸中有“数”，要注意和掌握决定事务质量的数量界限；他不仅苦口婆心地反复进行对各种政策的阐释，而且亲自撰文推介来自基层的正确运用政策的事例和经验。比如他为推介《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经验而撰写的按语指出：“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7]80
前文述及，《政策汇编》曾作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学习参考资料，而七届二中全会的一个划时代性议程，就是开始了中国革命中心由乡村向城市的伟大转移。《政策汇编》紧扣这一时代主题，收录的文件和文章都是对推动这一伟大转折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引导这一伟大转折纵深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政策汇编》收录的内容，既有宏观的理论性的指导，又有详细的针对性的具体政策规定；既有对中共和人民解放军自身的要求和约束，又有对其他各界的政策宣示；既有关于内政的，又有关于外交的；既有关于旧的国家机器和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外国在华资产(企业、教会、学校、医院、报刊)以及文化事业单位的，又有关于国民党战犯、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军警特人员、投诚起义官兵、外国使领馆人员、保甲长、旧职员以及中共的脱党自首叛变人员的；既有关于立即召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地各级新政权的，又有迅速组织恢复生产以及改善和救济民生的，所谓“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13]728—729等等。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中共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所未曾涉及的新问题。即使是对过去已经论及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等，也根据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予以新的定位。比如关于农村土地改革涉及的阶级与阶层，该书收录的文件中，把地主阶级分为大、中、小地主与开明绅士以及恶霸地主几个层次而采取不同的政策，并把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与保护地主经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之个人严格区别开来，对非恶霸地主的地主分子及其家属分给不多于也不少于其他农民的一份土地和财产，让其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改造自己；再如把富农分为旧式富农与新式富农，新式富农又有经营性富农与老解放区土改后由贫农、中农发家而来的新富农之分，并分别根据老区、半老区和新解放区的不同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区别政策。总之，所有的政策文件都围绕一个核心，即团结90%以上的人口创建新中国。虽然《政策汇编》没有来得及收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共同纲领》等重要文献，但其主要精神已经比较充分地在已有的各项政策规定中得到体现。从这个意义上看，称《政策汇编》是一部“开国文献”并不为过。
二
第三种就是本文要重点介绍的《政策汇编》。该书的内封扉页上标注的书名是《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和前两种书不同，《政策汇编》收录的内容更多，共107篇文章，篇幅达616页；收录文章发表时间的跨度更长，第一篇是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报告，最新的一篇是1949年3月10日《北平军管会关于三月份工作的指示》；编辑单位更加权威，由原来的“解放社”改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内文分为：形势与任务、军事、城市政策(又细分为：一般、政治、经济、宣传教育)、农村政策、群众工作、党的建设和主要经验介绍，共7部分；该书成书的时间是1949年3月，初版由中共中央华北局于同年6月印刷发行；该书没有定价，主要是有组织按系统地下发，并鼓励各地和各部队根据需要翻印；该书的装帧也比过去考究，系硬壳布面精装32开本。更为重要的是，该书是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直接指导下编辑的。在筹备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1949年2月26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要他为全会准备学习参考材料，其中“少奇修改政策汇编(似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以便重校一遍。”[3]462从这封信可知：该书的书名是毛泽东亲自拟定，全部书稿经刘少奇审定(当时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书稿出版前曾作为七届二中全会与会者的学习参考资料，并且毛泽东很关注此书的质量，明确要求“重校一遍”。
通过健全党委制和加强请示报告制度，通过中共中央坚强有力的正确引导，全党上下的政策理论水平和正确运用政策策略的能力有了普遍的提高。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伊始，对全面进行政策策略教育的成果予以高度评价。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7]231—232
与新中国成立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相应文章进行对照，收入该书的上述文章的内容有略微的改动。有的是篇名有调整，比如《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改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有的是内文有微调。其中关于内容的调整，有的是技术性的文字推敲，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10]1245—1246原文则是“当着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暴风雨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11]19也有实质性的删节和修改，比如还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原文中“这个步骤，不但肯定了去年五四指示的方针，而且对于去年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地主得到较农民为多的土地财产，富农的土地财产原则上不动)作了明确的改正”[11]23一句，新中国成立后编《毛泽东选集》时，则删去了括号内的内容。再如《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原文中谈到农业社会主义时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11]88—89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选集》发表此文时则删去了其中关于“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一语。还是在此文中，新中国成立后的版本关于“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10]1313一段，其原文是“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及代表各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联合政府”。在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问世之前，这个集子是人们学习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著作的一种重要读物。
第二种也是以毛泽东的文章名为书名——《将革命进行到底》，也是以解放社名义编辑出版的。载于该书扉页的“出版者的话”特别注明：“本书收集的，是从一九四八年一月起(应为1949年1月——引者注)至本年四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夺取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为止的一个时期内有关时局和革命形势的一些重要文件。”这篇“出版者的话”写于1949年5月25日，该书出版于同年7月。全书连同附录共收入50篇文稿，除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实际撰写时间是1948年12月30日外，其余均成稿或发表于1949年1月到5月1日。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不同，这本集子的主题非常鲜明 ，恰如其书名，紧紧围绕和平解放北平和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以及揭露美蒋反动势力的假和谈阴谋，表达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坚定决心。这本集子收入的文件主要是关于对“敌”政策方面的，时事性、战斗性和策略性的特点突出。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文章依然是这本集子的重头戏。虽然这些文章大多没有公开署名，但难得的是多为第一次公开发表，熟悉毛泽东文风的读者不难从中感受到似曾相识的亲切和酣畅淋漓的快意。仔细阅读这些文字，能够领会到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酝酿和思索。这些文章是：
第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华社新年献词》，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删去副标题，将其改为题注；1月5日(实际应为4日)，《新华社记者评战犯求和》，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评战犯求和》；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在该文的文末，又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撰写的关于公布战犯名单的新闻稿《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问题》；1月16日(实际应为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傅作义将军公函》；1月21日，《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所谓立即无条件停战的荒谬决议》，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1月25日，《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1月28日，《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1月31日，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北平解放》，原标题为《和平结束北平战事经过》；2月1日，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2月5日，《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及国民党内战战犯的声明》；2月7日，《中共发言人关于拒绝甘介侯来平的谈话》；2月15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空喊“全面和平”？》，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2月16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2月18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4月2日，《毛泽东主席复傅作义将军电》；4月4日，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4月8日，《毛泽东主席复李宗仁电》；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给人民解放军的命令》，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由于受到教学课时、教学资源、学生人数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大多数高校的文检课教学仍然停留在理论授课为主、实践教学为辅的阶段，不利于培养学生对文献信息的检索与应用能力[4]。而且，传统意义上的检索实践，通常是由教师在讲完某种检索工具或数据库后，布置几个相关的习题，学生按题检索，获得答案。这种实践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以上两个集子都是由“解放社”编印的。解放社源自1938年1月创刊的《解放》周刊，后逐渐成为中共中央的出版机构。特别是延安整风以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许多重要文件与著作都是由其出版的，新中国成立后，其职能被人民出版社代替。由此可见，由解放社编辑出版的书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体现了中共中央的意图或要求。但这只是一种推断，因为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证明编辑印行这两个集子是来自中共中央的直接授意。虽然这两种书有许多翻印本，影响很广。但是从其编排看，没有分类，只是简单地按发表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特别是存在把文稿公开发表的时间(见诸报端的时间)混淆为文稿写作的时间(成稿的时间)之类的瑕疵，显得有些随意。
为了更系统更及时地指导各解放区和各野战军的工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尝试制定一个全面的纲领性指导文件的同时，也编辑印行了多个版本的“政策汇编”，下发各地学习使用。这个时期，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编辑印行的“政策汇编”，就笔者所见，主要有三种。
三
这个文件是因纠正土改中的“左”的错误而决定制定的，但其内容远远超过土地革命总路线的范畴。不仅包括对地主、旧式富农、新式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农村阶级成分的界定，同时还有对手工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小商贩、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工人、职员和革命职员、军人和革命军人、学生、贫民、游民、宗教职业者等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分析与界定；不仅有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人民民主革命的性质、目前的阶级关系等的宏观论述，又有对划分阶级的标准、通过阶级成分的方法、家庭成分与本人成分、各阶级的债务、关于犯罪分子的处理，以及人民法庭的设置与审判程序等具体全面的政策性规定。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个文件实际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我们如果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7]623月6日，他在给刘少奇的复电中，要求中央工委与近日即将抵达西柏坡的饶漱石、陈毅、邓子恢、康生以及华北局的同志用充分的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8]192。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委曾在3月4日、6日、12日三次讨论提出修改意见。3月14日到26日，刘少奇又组织华北局、华东局和华中工作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围绕完善这一文件，全面探讨一个时期以来的政策得失。[9]139—142毛泽东本人又对该文件几经修改。可惜的是，可能是战争形势发展得太快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提炼概括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难度过大(因为任何一种政策都很难涵盖老解放区、半老区和新区等多种复杂的实际情况)，出于谨慎的缘故，这个蕴含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最新发展的文件，最终并未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执行。尽管如此，在制定这个文件和在讨论修改完善这个文件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前一阶段出现的政策偏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检讨，深化了对政策与策略的认识，并开始系统地纠正政策与策略方面的失误。毛泽东认为：“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10]1298
第一种是1948年8月由解放社编辑出版、以毛泽东的文章名——《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书名，共收入1947年5月到1948年7月间的14个文件。该书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时评《中共权威人士评目前的时局》(1947年5月30日)，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其他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就笔者所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 反对“左”倾冒险主义》(2)毛泽东在修改此文时加写了一段话，后以《反对职工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为题收入《毛泽东文集》。[7]48—49《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五一”劳动节口号》《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和《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等。二者相加，共13篇，唯有陈伯达《发展工业的劳动政策与税收政策》一文，已无从考证其是否经过毛泽东审改。1949年6月解放社再版此书时特意在扉页上注明：“这些文件过去在各地发表时，因为电讯传达的关系，大都或多或少地有些错漏，现在经新华总社根据原稿校对，由解放社编印成册，作为标准本。本版系根据此标准本翻印，和过去有不同之处，以此为准。”据此可知，收入此书的上述由毛泽东起草的文章，是这些著作原始的权威版本。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为了巩固和提高全党在前一阶段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的水平，并使之在开辟新区和最终创建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能够持续稳定地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共中央不仅在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设立了政策研究室这样一个新机构，而且特地下发了《关于中央政策研究室业务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明确其为“是帮助中央了解与分析情况并制定与贯彻执行政策的助手之一，是党的政策参谋部的一部分”[12]707，并详细规定了该机构的工作范围、工作重点、工作方法和机构设置与具体职能，其中特别突出要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通知》还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与区党委立即着手建立政策研究机构，并接受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业务指导。而《政策汇编》就是新成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拿出来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重要战略部署，要求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2014年年底新《预算法》相应地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提出了明确要求，按年度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以此分析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行情况和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这个蕴涵了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历史条件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发展思想的文件，其前两章，也就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内容，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于1996年以《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为题，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发表。其全文则是发表在201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
这本集子共收录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章20篇(含附录的一篇)，接近总数的一半；其余的文章中，凡是以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新华社等名义发布的，大多也是经毛泽东修改或审阅的。上述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章，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有的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编辑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有的收入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五卷，有的则至今尚未正式公开发表。
《政策汇编》究竟印行多少册，有多少个翻印本、节选本或改编本，已经不大容易搞清楚了。笔者撰写此文时所使用的初版本，是2003年在西安旧书市场收购的。笔者收藏的还有中共中央华中局1949年10月的翻印本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翻印本(上下编)。从有的学者学术论文的引文出处中，看到还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西北局的翻印本。可见其当时的影响很大。笔者对照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军事文集》和《毛泽东年谱》等书统计，《政策汇编》收入毛泽东撰写和起草的文章有：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1948年1月7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共中央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左”倾错误的指示》(2月11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1948年2月)，该文后来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发表时，题目改为《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的经验》，写作日期明确为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1948年2月)，《政策汇编》在收录本文的同时还以附录形式节录了朱德1947年12月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在信上的批示，后来《毛泽东选集》以“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2月27日)为题发表的这份党内指示，实际是此文和毛泽东在朱德来信上批示的整理稿；《中共中央关于自由资产阶级问题和开明绅士问题》(1948年3月)，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问题》，写作时间也明确为3月1日[7]140；《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3月25日)，后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4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首恶必办的问题和关于集中领导权力的问题给某兵团负责同志的指示》(1948年4月)，该文是毛泽东给华东局、许世友等的复电，后来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发表时，题目改为《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写作时间明确为4月10日；《关于新区工作策略问题致邓小平同志电》(5月24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5月25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中共中央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8月14日)，后在收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五册时，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执行向中央作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9月20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关于健全党委制》；《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中国军事形势》(11月14日)，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 年新年献词)，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将发表日期明确为1948年12月30日；《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年1月14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口号给东野前委的指示》(1月26日)，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谭政并北平、天津市委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等的一份电报，后在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时，题目改为《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任何口号》；《中共中央关于各地不得擅自向中外记者发表意见的通报》(1月26日)，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致华东局、华中工委等的电报，后来在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时题目改为《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等。共17篇。
《政策汇编》收录的由毛泽东本人起草的文章，可以说都是这些文章的原始权威版本。因此，这本书不仅对于我们研究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的各项开国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校勘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的毛泽东著作、探寻毛泽东建国方略的轨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HPLC法同时测定四味姜黄汤散中7种成分的含量…………………………………………………… 赵 娅等（1）： 29
港区东北部设有消防泵房，离码头区域约300m，消防水泵工作流量为108m3/h，扬程为80m。经计算，满足《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6.5.7.1，水泵起动后将泡沫混合液输送到最远灭火点的时间不超过5min的要求。柴油库区有一套泡沫消防设施（该泡沫消防系统属于深圳市中南石油有限公司）。本工程消防栓用水管接原港区消防管道，泡沫栓管道接原有泡沫系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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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哈尔滨：东北书店，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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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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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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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PolicyandStrategicPreparationsfortheEstablishmentofNewChina:AStudyofMaoZedong’sRelevantWorksontheEveofFound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JIANG Jian-nong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31,China)
Abstract：Mao Zedong’s policy and Strategy Thought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but also a basic grasp and necessary guarantee for the correct implementation of this general lin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inter of 1947, Mao Zedong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made devoted great efforts to explore and formulate correct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and carry out policies and policy education for the whole Party and army in view of the deviations between the “left” and the “right” in the actual work, starting from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and focusing on the strategic goal of winning the national victory. The slight education has made important ideological preparation and cadre preparations fo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sort out and study the editions of Mao Zedong’s works in this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Mao Zedong’s Ideological Track of developing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sort out and master Mao Zedong’s strategy of building the country, and to deepen and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New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and recognize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by introducing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and the contents of three sets of documents.
Keywords：Mao Zed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policy strategy; book version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19)04-0001-07
*收稿日期：2019-05-05
作者简介：蒋建农(1967—)，男，河南信阳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宣部四个一批暨文化名家资助项目“毛泽东的行与知”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立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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