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以来“德法轴心”的范式变化及其成因
陈扬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
【摘要】“德法轴心”有效运行的条件在欧债危机以后发生变化，致使德法的合作范式也随之调整，两国联合领导的“代理人妥协”逻辑部分失效。近年来，德法在欧洲共同外交、安全与防务等“弱一体化”领域的合作进展增多，而对于涉及欧盟内部治理的财政一体化、难民分配等核心争议问题的共同回应则相对模糊，对外行动中的战术配合也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考量而难达默契。总体来看，德法妥协的实质多是“以法国之名，行德国之实”，联合领导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未来的德法轴心应在保持象征性领导优势的同时，把握积极的倡议者角色，加强与欧盟机构及欧洲次区域集团的协调，以便从源头上化解德法领导力在能力与合法性方面受到的双重质疑。
【关键词】德法轴心 欧债危机 范式变化
一、前言
1963年1月22日《爱丽舍条约》（Traité de l'Élysée）的签署，彻底结束了近千年的法德宿怨[1]。两国自此正式实现和解，德法特殊关系也开始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欧洲煤钢联营的成立以及《罗马条约》（Traité instituant 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的成形，到统一大市场与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欧元和申根区的诞生和《阿姆斯特丹条约》的生效，再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化与《里斯本条约》的签署——欧洲一体化的各个历史发展节点均离不开德法倡议或德法分歧的建构力。可以说，德法关系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得以重塑，而“……欧盟／欧共体一体化的进程也由某种性质的法德关系决定。”[2]
从2000年起，在国防科工局空间碎片专项科研计划支持下，我国才开展空间碎片防护研究。先后开展了典型铝合金Whipple防护结构、双层和多层铝板、泡沫铝、铝网等填充防护结构的超高速碰撞特性研究。近年来，开发了玄武岩纤维/SiC纤维填充材料，一些成果在“天宫”系列载人航天器上获得了工程应用。
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以及乌克兰危机、恐怖主义威胁、难民危机、疑欧民粹主义力量崛起等多重挑战的接踵而至，“德法轴心”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变数。“默科齐”（Merkozy）与“默克朗德”（Merkollande）组合未能完全满足外界期待，以实力延续“施密特-德斯坦”和“科尔-密特朗”时代的德法蜜月期，“两国发动机熄火”[3]、“德国的欧洲”等论调开始不断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过，就在各界对于缺少德法有效联合领导的欧洲一体化前景陷入些许担忧时，2017年5月，高举改革欧盟旗帜的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击败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Front national）[4]的领导人勒庞（Marine Le Pen）当选法国总统，为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注入强心剂。在马克龙的倡议下，德国联邦议院与法国国民议会于2018年1月22日在《爱丽舍条约》签署55周年之际联合发表请愿书，提议制定新版《爱丽舍条约》并增强两国议会合作，由此为德法轴心的运转增添新活力。[5]那么自欧债危机爆发[6]以来的近十年间，德法合作经历了怎样的范式变化，对此又如何加以解释？为此，本文选取欧债危机作为时间节点，考察德法合作在应对欧盟多重挑战方面的阶段性变化并求解上述问题。
二、欧债危机以来的“德法轴心”
（一）“默科齐”：在博弈中联合领导
迎接“默科齐”组合的首要任务便是应对愈演愈烈的希腊债务危机。而直到希腊正式向欧盟提出救助申请前，德法也未能对外释放提振市场的一致信号：法国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呼吁为希腊尽快提供资金援助，以防止危机蔓延；而默克尔则认为救助希腊违背了《里斯本条约》的“不救助条款”（No-Bailout Klausel）[7]，坚持捂紧“钱袋子”，并认为希腊只有落实财政紧缩的改革措施才是根治危机的良方。直到希腊债务问题愈演愈烈、德国强硬立场遭多方抵制而陷入孤立时，默克尔才有所让步，同意有条件地施援希腊。在德法双边妥协的基础上，欧元区各国首脑同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希腊推行财政紧缩改革的前提下为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的三年期救助贷款。
为防止欧债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德国要求实现财政纪律的欧洲化，法国同时提出应提前启动“欧洲稳定机制”（Mécanisme européen de stabilité，MES）取代此前的临时性救助机制。[8]最后两国将各自立场加合形成双边倡议，并将德法的财政“一揽子计划”推行至欧盟层面：2012年3月2日，除英国和捷克外的欧盟25国正式签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traité sur la stabilité, la coordination et la gouvernance，TSCG），简称《财政契约》（Le pacte budgétaire européen）。该条约要求成员国将结构性赤字[9]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5%以下，将平衡预算的债务刹车机制写入各国宪法，并对于未能遵守该规定的国家启动半自动的惩戒机制；此外，MES将提前一年启动，并可在必要时向签约国家提供贷款。[10]由此，欧盟在财政一体化之路上走出了关键一步。
在对外关系方面，除了一如既往地不以行动支持法国参与的军事干预外（如出兵利比亚），默克尔在重要国际关系领域与马克龙的配合也并非总是默契。首先，两国在对美、对中关系方面有着近似的战略立场——“默克龙”在协商过后接力访问了中国、美国，并分别扮演务实与魅力领导者的角色，代表欧盟在贸易和伊核问题中有力发声。此外，马克龙在提振德法关系的同时也积极发展与非洲盟友及中国等全球性大国的外交关系，从而提升本国的国际形象、加强在反恐和难民领域的国际合作，并与默克尔就制定共同的非洲计划达成一致。不过，两国在对俄关系方面却各打各的算盘，德法在“北溪2号线天然气管道项目”龃龉多时，最后马克龙作出让步，同意由德国代表欧洲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总体来看，“默科齐”在欧债危机治理领域的合作在前期有着明显的竞争性，在就希腊援助问题达成关键妥协后则是合作多于博弈，两国实践了有效的联合领导力。不过在财政一体化领域，两国积极促成的《财政契约》不但难以彻底解决旧危机，同时也带来新的隐忧：一方面，契约的政府性质弱化了条约的法制约束力，连作为主倡者之一的法国都因难以满足要求而屡次违约，由此损害了德法轴心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财政纪律的欧洲化在短期内使以“欧猪五国”[11]为代表的债务国负担更重，加剧了债务国与债权国、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与立场分歧，破坏了欧盟内部团结。而相比于在经济一体化领域实践的领导力，德法在外交与安全领域既没有采取实质的联合行动，也缺少具体协调与及时对话，两国间博弈与分歧多于竞争。
（二）“默克朗德”：不睦多于协调
在201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萨科齐在默克尔的助选下未能如愿连任，难以获得默克尔好感的左翼社会党人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当选总统。此时的法国正处于欧债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临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双重发展困境。在这一情况下，奥朗德刚一上任便积极着手履行其竞选承诺，要求与25国重新协商“默科齐”携手促成的《财政契约》，增加条约中的促增长措施。默克尔第一时间反对修约，但在奥朗德的坚持下开始对有条件的促增长措施持开放态度。最后，欧盟各国同意签署《就业与增长契约》（Pakt für Wachstum und Beschäftigung），并达成由欧洲投资银行提供的约1300亿欧元特别贷款计划。[12]不过，所谓的经济刺激计划并非额外的欧盟预算支出，而仅是对已有规模的结构性基金的再分配，且该基金的启动以成员国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的预算纪律为前提。由此在欧盟经济治理领域，实力明显处于弱势的法国难以掌握核心话语权，德法轴心进一步走向“德国主导、法国服从”的合作模式。
以20%甲醇为溶剂，将500 μg/mL的野黑樱苷标准储备液进一步稀释成0.3、0.5、1、5、10、20、50、100 μg/mL标准溶液，进样量10 μL，以质量浓度（x）为横坐标、峰面积（y）为纵坐标作图，得回归方程y=15.796x-1.177，R2=0.9999（n=3）。说明在0.30～100 μg/mL范围内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同样在难民危机治理中，鉴于德国及意大利和希腊等国面临的难民接收压力，默克尔建议其它成员国扩大接收难民数量，并提出应在欧盟范围内实施难民均摊。法国对此先是条件反射式地反对，后又在德国压力之下不情愿地与其站在同一战线，达成以德国立场为主导的难民分摊倡议。这一“德国内核、法国外衣”的难民分摊计划虽在2015年9月获得欧盟委员会及欧洲理事会的通过，[13]但在欧盟层面的实施却并不顺利——直到2016年初，原计划应被重新安置的16万难民实际仅被安置了不足300名，而以“维谢格拉德集团”（Groupe de Visegrád）[14]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对此更是联合抵制。不过，相对于“默科齐”在对外行动方面的琴瑟不调，“默克朗德”在外交与安全事务领域却有所作为。为争取以外交手段妥善解决乌克兰危机，德法联合俄罗斯与乌克兰建立了四方谈判的“诺曼底模式”（Format Normandie）[15]。此后，德法俄乌四国领导人在“诺曼底模式”框架内举行过多次会晤或通话，为缓解乌克兰的危机局势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外，在法国多地接连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之时，默克尔当即表示将在打击圣战恐怖分子方面尽快配合法国行动，并与奥朗德发表反恐联合声明，彰显对法团结。[16]
2017年5月，高举支持欧盟大旗、兼容左右党派特色的马克龙承载着民众的期待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25任总统。自参与竞选到上任之初，马克龙一方面对内大刀阔斧地实施在劳动法、财政税收、铁路、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对外积极设计和普及改革欧盟与欧元区的愿景规划；另一方面则不断隔空喊话德国伙伴与法国共塑欧盟、提振德法合作。马克龙在国内、双边、欧盟层面积极开展演讲与会晤外交攻势，并联手德国就欧盟的未来发展提出诸多双边倡议，为面临多重挑战的欧盟后危机时期带来希望，也使更多人相信“德法轴心”将在法国的主导下重启。
（三）“默克龙”：愿景型领导占优、务实型领导为辅
总体来看，“默克朗德”时期德法合作的成果有限，特别是涉及到欧盟内部治理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时，法国心有余而力不足，德国一方的主导作用明显，两国多数情况维持的表面和谐隐藏着诸多不睦，在发表打击恐怖主义的联合声明之后也未能跟进发挥实质作用的具体措施或行动。相比之下，德法在欧洲共同外交领域的联合领导作用则不再局限于象征意义，奥朗德联合默克尔主倡的“诺曼底模式”树立了欧洲外交独立的新范式。
在双边层面，马克龙提议签署新版《爱丽舍条约》，两国议会于2018年1月22日发表共同声明，表示将在一年内拟定新《爱丽舍条约》内容，以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两国间的机制化合作，如增进两国议会间合作等。[17]在欧盟层面，借力“默克龙”的积极主导，欧盟25国于2017年12月7日签署以自愿参与为前提的“永久结构性合作”防务协议（PESCO），以共同提高防务能力、投资防务项目；德法提出的建立“欧洲军队”的设想也获得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的支持，欧洲防务一体化由此取得突破。此外，“默克龙”于2018年6月19日发布《梅斯堡声明》（Erklärung von Meseberg），就深化欧元区改革并设立统一欧元区预算、建立欧洲共同难民政策、深化各国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合作等核心问题达成关键一致，并支持在差异性一体化渐成现实的情况下，继续在欧盟层面推进灵活的多国意愿合作。[18]
2.会计结算风险。银行在大部分企业的金融会计结算工作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银行的操作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就需要很高的要求，首先整个进程都需要保证完整和科学，但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银行业务在实际开展的时候往往会存在一些不合理和不科学的地方，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要问题发生，那么就会给不法分子营造机会，使得一部分资金的损失，甚至被转移，而且这种违法行为很多时候都具备隐蔽性，难以被人发现，所以一旦被违法分子得逞的话，造成的损失就会是巨大的，风险系数也很高。
互联网的日益发展和线上支付的普及，使得足不出户订餐受到广大学生的青睐．由李克特量表可知，外卖在便利性和产品口味方面明显优于学校食堂，但结合现实生活发现，等餐的时间成为影响就餐便利性的一大因素，很多人因为等餐的时间过长而放弃点外卖．外卖商家应合理安排配送，提高商品配送速度，进一步提高就餐便利性．
D企业将“新零售”与“共享经济”有机融合，致力于打造办公室的自助便利店，并成为首批设计、研发、制造无人货架的企业之一，开创了利用互联网实现无人售货模式的新时代。根据表3的编码结果，模仿型机会条目数为5，创新型机会的条目数为12，将其开发的机会判定为创新型机会。
小丁来了，打开门，大家各自回到岗位上。只有嘎绒迟到了，这是唯一的一次迟到，他额上缠着布，用那颓毛的狐皮帽盖着额头。
相对于在应对债务危机中较为显现和有效的联合领导作用，“默科奇”在欧洲外交和防务领域中却各走各路，缺乏默契。一方面，作为地区军事强国和政治大国的法国率先承认利比亚反对派成立的全国委员会，并在联合国划定“禁飞区”后，于2011年3月19日第一个向卡扎菲地面部队发动空袭；而克制的外交文化和有限的军事实力使德国并没有步上法国的后尘。另一方面，萨科齐积极主张建立的地中海联盟为两国关系添加了些许紧张气氛，该联盟在德国及欧盟机构的反对下最后发展为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开放性区域合作组织。
总体来看，马克龙的上台的确使德法轴心有了更多发声，并弱化了“德国主导、法国跟从”的模式。特别是在一体化程度较深且亟待改革的财政、移民难民等政策领域，德法各自在双边合作中扮演的角色趋于平衡。不过，尽管马克龙得以巧妙地将法国利益与欧洲一体化的需求相结合，但其因势利导掀起的欧盟改革旋风能带来多大变化，一方面取决于双边妥协的质量与深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其它国家的认可与配合。而在差异性一体化现实的大背景下，德法轴心在欧盟内部事务领域的愿景和声明型领导明显比务实型领导占优，联合立场或方案也避开了两国的关键分歧，缺少具体细节。与此同时，德法倡议在欧盟内的反馈不佳，德法轴心在合法性和能力上受到欧盟成员国及欧盟机构不同程度的质疑，各方在不同议题下对国家利益与欧盟利益的权衡结果呈现出更多的差异化趋势，寻找合法、统一的欧洲方案难度增大。由此，“默克龙”一边强化了在宏观愿景领域的象征性主倡角色，积极在欧盟外交与国际事务等领域彰显影响力，部分转嫁了双边及国内矛盾，但出于对国家利益的不同考虑，两国对外行动的默契度有限，难以发挥真正的领导力作用。
（四）小结：德法合作范式的变与不变
总体来看，德法合作范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国间的角色配合、发挥作用的优势政策领域、产生的实际成效以及参与有效治理的路径共四个方面。
从“默科齐”、“默克朗德”到“默克龙”，德法往往“以相反立场为始，以战略妥协为终”，在欧洲经济一体化领域更是如此，这表征了德法合作稳定性的一面。与此同时，从欧债危机前的“法德轴心”到欧债危机以来的“德国主导、法国服从”，再到马克龙上台后的“法国多方位主导、德国选择性配合”，双边合作的范式也经历二度转变。不过，尽管两国的角色定位与分工有所调整，但实质却基本无异于“以法国之名、行德国之实”。而随着德法之间以及德法与成员国间的利益分歧日益多元化，即使是单方面的“德国之实”也更多停留在愿景层面。就具体政策领域来看，双边在推进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外交与防务合作方面提出了更多新愿景，但在对外行动方面的战术配合上尚未建立起稳定的合作默契，对于涉及欧盟内部治理的财政一体化、难民分配等关系国家核心利益关切的问题也缺少一致且清晰的回应。
此外，鉴于领导人之间的默契与互信程度、议题领域的不同和欧盟内政治社会生态的发展变化，“德法轴心”的实际作用减弱、象征行为增多，这是德法合作范式发生的又一变化。在欧债危机爆发前，两国间的“代理人妥协”（Stellvertreter-Kompromiss）[20]被认为是“德法轴心”启动的充分必要条件；如今，德法因双边和多边分歧的难以调和以及实力相对优势的减弱很难在各个领域全权代言，德法轴心的作用面临联合领导合法性与能力的双重挑战，这也使两国在近年来不得不强化释放团结口号的象征性姿态。在意识到德法双边主义局限性的背景下，从“默克齐”时代开始，德法轴心在排他性基础上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默克朗德”时期最为突出，“默克龙”组合虽然进一步密切了两国往来，但与此同时，马克龙和默克尔也分头展开欧盟内外的“多边外交”，更加注重与其它欧盟成员国平衡关系，并开始围绕“德法轴心”推进灵活的次区域合作和最小化多边主义磋商，以“议题联盟”的形式加强与他国的协调对话，以“德法意”“德法意西”[21]“魏玛三角”“维四集团+德法”[22]等为代表的“德法轴心+”意愿联盟初见雏形。最后，欧盟法效力之外的《财政契约》的签署，也创新了德法轴心发挥有效作用的合作路径，即：避开传统的共同体方法，通过灵活、开放的政府间合作引领欧盟治理。由此，两国在超国家主义和政府间主义之间的终极目标之争也有所弱化。
三、德法合作范式转变的成因简析
借助设定议程、促成共识、构建议题联盟的“三步棋”，欧债危机前的德法轴心主要在推进欧洲差异性一体化、管控成员国间分歧这两大领域发挥作用。机制化的双边合作、广为认可的“欧洲代言人”身份、互补嵌合的两国间实力与角色分工、领导人的一拍即合是德法轴心有效运行的基本特征与前提。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这些条件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造成德法轴心的合作范式有所转移。
实验组、参照组产妇自然分娩率以及新生儿窒息率结果见表1。经统计学软件计算,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不过，“默克龙”围绕欧盟核心事务领域提出的改革倡议多停留在宏观愿景层面，基于两国对愿景的实施方式存在核心分歧，欧盟改革倡议的具体步骤与设计是缺位的。此外，从维护欧盟团结的大局出发，两国的联合领导也有意避开了双边异见难解的领域，譬如是否实践社会福利与债务的共同体化、如何在欧盟层面统一军事行动与协调军事文化等。而即便如此，愿景型的德法双边倡议也并未获得欧盟各方的广泛赞许与支持，《梅斯堡声明》在随后6月底的欧盟峰会中落实的成果十分笼统和有限，其中具体的反对方构成则主要视政策领域而定，“维谢格拉德集团”、“新汉莎同盟”[19]、地中海沿线国家乃至传统亲欧的欧共体创始国，都有扮演相应的“反议题联盟”角色。
（一）欧洲及国际政治社会新生态
首先，欧盟本身“重共享利益、轻共担义务”的制度设计和成员国差异化的发展水平不利于各国在危机时期团结一致、共克时艰，也使德法轴心难以时时刻刻将欧盟利益置于本国利益之前。在欧债危机爆发前后，核心的欧洲议题在主要成员国内普遍出现由“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的转向，在德法两国更不例外，民粹主义开始侵蚀精英主导设计的欧洲一体化成果。在基于选民多样化偏好的短期国家利益往往先行于欧盟利益的情况下，欧盟内面临发展特别是经济困难与危机的国家在求援时难获回应，其他国家的民众普遍没有做好与相关国“同甘又共苦”的准备，其主流政党的领导人与本国领导力资源的互动也往往很难按照符合欧盟利益的预期进行。尽管德法两国均认为欧洲框架是实践各自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跳板，然而在欧盟多重危机的发展中，本身就受到多重危机不同程度冲击的两国，很难不屈从于“选民政治”，在差异化的国家利益面前往往会做出不同选择，致使共同领导力一次次接受着双边信任的考验。由此，德法轴心在管控成员国分歧方面也更力不从心，在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亦有所迷失。不过，从国际层面来看，德法轴心则获得了重启的压力与动力——特朗普上台后的德美关系分歧和欧美关系危机、中国等新兴大国的进一步崛起，增强了德法和整个欧盟的改革危机感，更加坚定欧盟各国团结一心、自立自强的决心，特别是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在德法两国的推动之下，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合作得以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国在对外贸易领域的欧洲立场也显现出更多的聚合力。
（二）领导力的合法性危机：德法的“欧洲代言人”身份受到挑战
在当前国际政治中，以“制度性要素”“领导权威”[23]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性权力资源的作用日益凸现，与物质性权力共同决定领导力发挥作用的成效。然而，德法轴心在欧盟扩大后的新型权力资源优势收缩。一方面，两国的共同制度性权力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化不断减弱：两国在欧洲理事会的投票权重由47%下滑至7%，共同的欧洲议员席位比例也由51%降至23%；自2003年《尼斯条约》生效以来，两国在欧盟委员会中的委员数量均减至1人。[24]另一方面，德法的集体领导模式在中东欧地区的接受度始终不高，以反议题联盟为特征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在危机期间频频以否定者的身份阻止德法倡导的“多速欧洲”理念，甚至公然反对欧盟在难民政策中达成的决议；而以“比荷卢”为代表的“老欧洲”小国也始终忌惮德法利用其压倒性的大国实力主导欧洲联合，德国的传统盟友荷兰就已公开反对德法提出的财政一体化计划；此外在南欧地区，除了希腊对德国在债务危机救助中的吝啬表示不满和指责外，意大利也对德法联合主张的难民分摊方案抱有怨念，其副总理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甚至表态要同波兰组成“意波轴心”与“德法轴心”对抗。[25]不同的议题联盟和次区域集团对于德法两国的联合领导有着不同期许，两国只能视具体的议题和政策展开灵活、开放的多边合作。
（三）新型双边实力对比：双重结构性失衡的加剧
不同领域和性质的实力互补联合是“德法轴心”有效、平衡运转的重要前提。同欧债危机前相比，德法在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双重结构性失衡加剧，为两国在各自领域发挥联合领导力作用带来不小的困难。一方面，德国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欧盟地缘经济强国，自统一以来始终是欧元区的最大经济体，且数年来稳居欧洲第一贸易顺差国之位，[26]德国的领导作用也因此被视为欧盟兴衰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经济低迷、移民融入、恐怖袭击带来的接连性挑战，使法国在主导欧盟经济事务和应对多重外部危机时愈发力不从心，即使法国在马克龙上台后失业率有所下降、经济改革得以推行，但民间对马克龙改革方案的不满逐渐演变为游行示威乃至“黄马甲”运动等暴力形式，为法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再次带来重创。另一方面在军事领域，德国军费支出没有明显提高，支出总额自2001年到2016年几乎保持在400亿美元上下，占GDP的比重稳中有降，只有2017年的支出达到443亿美元，实现了近17年来的最大涨幅；而法国的军费比例不仅稳中有增，其国际和地区性军事行动的频率和规模也有所提高。鉴于德国军事行动力的局限性，近年来法国也逐步减少了对“德法混合旅”这一双边军事力量的投入，2013年的法国安全防卫白皮书首次将其从国家战略中“除名”。两国在不同领域的优势区别，使德法轴心难以在同一领域高质量地“一唱一和”。
（四）双边机制性合作的局限性
毋庸置疑的是，《爱丽舍条约》的机制化框架确保了两国在欧洲事务中合作的稳定持续，但它却无法确保德法妥协的质量与成效，也难以为两国积极实践领导力提供动力。而处于后欧债危机时期的欧盟不仅需要德法轴心的象征性领导，更需要其释放欧盟改革的活力，并带动其它成员国共同落实欧盟改革。从“默科奇”、“默克朗德”到“默克龙”时期，德法联合领导力的产出往往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关键意见为主导，跨政府间的合作机制提供的实质贡献十分有限，诸如德法经济与金融事务理事会、防务与安全理事会等会晤机制达成的成果往往流于形式。由此，双边机制性合作的局限性制约了德法轴心发挥有效领导力的潜能。
四、结语
近十年来，德法轴心从“默科齐”、“默克朗德”到“默克龙”时期发挥了有限和偶然的领导作用。总体来看，两国在欧债危机治理、防务一体化等领域发挥了较为有效的联合领导作用，而在推动欧元区改革、难民问题方面，一些经由双边协调达成的倡议成果仅停留在话语或愿景层面，且德法的象征性与愿景型领导未能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总体认可。由于差异性一体化渐成常态，在欧盟体制和多重行为体的掣肘下，双方在话语上的和谐度往往高于行动上的默契度，联合领导的“雷声大、雨点小”，动力不足、阻力有余，以至欧盟改革的诸多核心问题数年来仍在原地打转。战略层面合作的共识依旧、操作层面合作的难度提升已成为德法轴心的部分事实。此时的德法力量更多体现在其重振欧洲联合的象征意义、理念主导和机制建设领域，而在推进欧盟政策领域一体化中的实质合作产出却乏善可陈。
然而，“言胜于行”的德法象征性领导的重要性却无可置疑。首先，一旦以和解和妥协精神为核心的特殊关系受损、象征意义不再，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前进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其次，在欧洲一体化的长期实践中，德法轴心已建构出一定的示范功能，是各国政治行为的重要参照系。特别是在“逆一体化”思潮的危机时期，即便是流于形式的双边妥协也可释放重要的积极信号，并为各国团结一心、在欧洲一体化中逆流而上提供精神动力。最后，德国需要法国，以遮蔽德国强势；法国需要德国，以掩饰法国弱势。基于这种双边结构性依赖、共建欧盟的利益契合和德法关系的特殊性，两国在保持一定对外开放性的同时，彼此也会走得更近。历史更充分表明，越是在危机时刻，两国越是能够“危中求机”。这一方面是因为，欧盟多重危机的倒逼和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与默契配合，有助于淡化双边在利益与理念上的内部竞争和新旧分歧；另一方面，机制化合作的路径依赖确保了其运转的持续性、坚实性和稳定性。
回溯德法曾经的蜜月期，“默克龙”时期的德法轴心如今正处于多维的机遇之窗面前。德法合作在推动欧盟改革中能取得怎样的成就，既取决于德国能否有效发挥其结构性权力，联合法国作出更富有实质意义的双边妥协，又取决于法国能否坚持“内政+欧盟”改革兼修，把握积极的主倡者角色，更取决于两国能否坚持将欧洲理想扎根到国家利益的现实中，将“外部危机”成功转化为欧盟内部改革的压力与动力。未来的德法轴心应在保持象征性领导优势的同时，把握积极的倡议者角色，运用大国智慧重组新的议题联盟，加强与欧盟机构及次区域集团的协调对话，构建灵活多元的领导力模式，从源头上化解两国联合领导在能力与合法性方面的双重质疑。
[1] 德法之间的对峙，可追溯到公元11世纪德意志王国与西法兰克王国对阿尔萨斯与洛林的数次争夺。
[2] Krotz, Ulrich, and Joachim Schild. Shaping Europe: France, Germany and Embedded Bilateralism from the Elysée Treaty to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5.
[3] cc. Schubert, Christian. “Der Zwei-Länder-Motor Europas stottert”, FAZ.net, 21.05.2010, available at: https://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wirtschaftspolitik/deutsch-franzoesische-spannungen-der-zwei-laender-motor-europas-stottert-1580727.html, last accessed time: 11.02.2019.
[4]为弱化极端主义色彩，该党于2018年6月更名为“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5] Bundesregierung: “Für einen neuen Élysée-Vertrag – Die Rolle der Parlamente in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Zusammenarbeit stärken”, Gemeinsame Resolution von Assemblée nationale und Deutschem Bundestag zum 55. Jahrestag des Élysée-Vertrags am 22. Januar 2018, 22.01.2018, in: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resource/blob/997532/318980/a0aac9a1ba8b4ea2867ecb6e9faa1f35/2018-01-22-dt-frz- resolution-data.pdf?download=1, last accessed time: 11.02.2019.
[6] 2009年10月16日，希腊新任政府的财长帕帕康斯坦丁努宣布前任政府公布的6%的预算赤字率有假，真实赤字率为10%以上，这一声明可视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标志。随后，该财长进一步上调赤字率到12.7%以及此后的15%。
[7] 即《里斯本条约》的第123、125条：“无论是联盟、成员国还是欧央行或成员国中央银行，均不可向其它成员国的政府、地区及地方机构直接提供债务担保或信贷透支业务”，参见程卫东等译：《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94-95页。
[8]该机制由欧盟财长峰会于2010年5月9日决议启动，包括欧洲金融稳定机制（MESF）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FESF）。
[9]结构性赤字是预算赤字与实际赤字之间的最大差值，是指非政策性或常规的税收调整和支出变动引起的赤字。
[10] 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 “Vertragstext zum Europäischen Fiskalpakt”, 19.04.2013, in: http://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Content/DE/Downloads/2013-04-19-fiskalvertrag-deutsche-fassung.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3, last accessed time: 08.04.2019.
[11]即“PIIGS”，是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五国英文名的首字母缩写，因这些国家普遍在 2009 年到 2010 年间陷入经济不景气和债务危机的困境，因此被媒体贬称为“欧猪五国”。
[12] Europäischer Rat: “Tagung des Europäischen Rates 28/29. Juni 2012, Schlussfolgerungen”, EUCO 76/ 2/ 12 REV 2 (de, es, sl), Brüssel, 20.07.2012, S. 7 ff., in: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de/ec/131398.pdf, last accessed time: 06. 03.- 2019.
[13]Ra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eschluss (EU) 2015/1601 des Rates vom 22. September 2015 zur Einführung von vorläufigen Maßnahmen im Bereich des internationalen Schutzes zugunsten von Italien und Griechenland”, in: EU-Amtsblatt L 248/80, 24. September 2015 (Präambel 26, Artikel 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uri=CELEX:32015D1601, last accessed time: 28.03.2019.
[14]由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组成，于 1991年 2 月15日在维谢格拉德成立，旨在加强四国在欧盟和地区事务方面的协调。
[15]2014年6月，德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四国领导人在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70周年国际纪念仪式期间，就乌克兰局势进行了一系列磋商。此后，四国领导人在这一框架内进行多次磋商，“诺曼底会晤模式”由此建立。
[16]SpiegelOnline: “Treffen mit Merkel. Hollande fordert mehr deutsche Unterstützung im Kampf gegen IS”, 26.11.2015, in: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merkel-in-paris-hollande-fordert-mehr-unterstuetzung-im-kampf-gegen-den-is-a-1064606.html, last accessed time: 10.04.2019.
[17]Bundesregierung. “Für einen neuen Élysée-Vertrag – Die Rolle der Parlamente in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Zusammenarbeit stärken”, Gemeinsame Resolution von Assemblée nationale und Deutschem Bundestag zum 55. Jahrestag des Élysée-Vertrags am 22. Januar 2018, 22.01.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resource/blob/997532/318980/a0aac9a1ba8b4ea2867ecb6e9faa1f35/2018-01-22-dt-frz-resolution-data.pdf?download=1, last accessed time: 09.03.2019.
[18] cc. Bundesregierung: “Erklärung von Meseberg. Das Versprechen Europas für Sicherheit und Wohlstand erneuern”, Pressemitteilung 214, 19.06.2018, in: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erklaerung-von-meseberg-1140536, last accessed time: 10. 04.
[19]指的是欧元区内以财政紧缩和财政纪律为导向的8个国家，其立场包括要求欧元区国家各自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
[20] Weske, Simone.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Motor einer Europäischen Sicherheits- und Vertei digung- spolitik? Baden-Baden: Nomos, 2016, p. 16.
[21] 2017年3月，德、法、意、西四国首脑就“多速欧洲”的一体化模式达成共识。
[22] 2016年6月，维四集团外长和法德外长曾就英国脱欧问题协调立场。
[23]熊炜：《“借权威”与妥协的领导——德法合作的欧盟领导权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6期，第49页。
[24] Krotz, Ulrich, and Joachim Schild. Shaping Europe: France, Germany and Embedded Bilateralism from the Elysée Treaty to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6.
[25]李天宇：《意大利副总理：意大利将与波兰建立“欧洲之春”以结束“德法轴心”》，载：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1_10_48641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2月10日。
[26]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e Exporte im Jahr 2016 um 1,1% gestiegen”,13.07.2017,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amtwirtschaftUmwelt/Aussenhandel/GesamtentwicklungJahr.html, last accessed time: 15.02.2019.
【项目】本文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名称“多重危机中的欧盟治理模式调整——行为体与路径”，项目批准号：2018JX016。
（责任编辑：许珂）
标签：德法论文; 欧盟论文; 欧洲论文; 轴心论文; 两国论文; 《法国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名称“多重危机中的欧盟治理模式调整——行为体与路径”; 项目批准号:2018JX016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