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围绕“命”这一话题展开过一系列的探讨。孔子对待“命”的态度与他对仁、义、礼、智、信的见解交织在一起，可概括为“知天命”和“畏天命”两点。孔子的命运观来自于他对人生遭遇和社会发展现实的体悟，是他对生命有限性与时间永恒性做出的追问和探求，是他面对制约时寻求突破、为自由解放而做出的理论与实践的努力。这种命运观体现着儒家对人的终极关怀，彰显着儒家学说精神深处的高度自律意识和主体道德意识，对现代社会来说仍然具有鼓舞斗志、慰藉心灵、重塑道德追求、实现价值目标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先秦儒家；命运观；孔子；知天命；畏天命
“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古老概念之一。命运一词最初的本意是指一个人的性命，后来它的内涵有所扩大，还包括了贫富、贵贱、祸福等一系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内容。而命运观则是个体对现实生活中自己所无能为力的个人遭遇或社会现象的总的看法和根本态度，是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命”所体现的人之有限性的正视与尊重以及提倡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方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哲学中所蕴含的关于“命”的学说是积极而进取的，对孔子命运观的准确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
一、孔子关于命的基本观点
孔子的命运观产生于对人生遭遇和社会发展现实的体悟中：“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篇第六·第十章》）——好人也会恶疾身亡的现实让孔子感受到了作为人的无力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篇第十一·第九章》）——最器重赏识的学生早逝的现实让孔子意识到了作为人的有限性；孔子自己的一生也是辛劳多舛的，他周游列国，宣传儒学，将所有的抱负寄托在恢复周礼上，最终的结果却不尽人意——这样的人生遭遇和社会现实逼迫他开始了对“命”的思考和探索。据杨伯峻先生统计，在《论语》中言“命”之处有21个，其中表命运之意的“命”出现次数为10次，“天命”一词出现的次数有3次，这些论述基本上涵盖了孔子对“命”这一问题的看法[1]。根据这些论述，孔子对待“命”的基本观点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方面。
孔子对待命的态度首先是坦然承认的。他承认天命的存在，进而得出人应该“知天命”的结论，甚至提出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的观点。孔子将“知命”作为君子的必备条件之一，足见他对命运问题的看重。回顾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孔子感叹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有两层含义：其一是知“禄命”，其二是知“德命”。孔子经过大半生的沉浮阅历，修身治学，反思人事天命、历史现实，终于对人生和社会都有了一个更为清醒明朗的认知。在年过半百的时候，终于清楚地知道了究竟什么是人可以把握的，哪些是人所无能为力的，从而对“禄命”就有了更豁达洒脱的看法，对“德命”有了更透彻的体会和更坚定的信心。于是乎，在人生暮年之际达到了心态的平和安顺，做到了在命运许可的范围之内享有相对程度上的自由。孔子的“知命”实际上就是一个通过学习和修养来了解和认识自身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限制人身和社会发展的“命”有一个相对理性的评价，在正视和把握了命运之后，明确人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从而将该做的做到、将能做的做好，看淡物质之命，承担道德使命，用积极的姿态去迎接生命中的每一次挑战。
在“知天命”之后，孔子对待“命”的另一个态度是“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畏天命”的“畏”不是简单的恐惧、畏惧，它指的是德才兼备的君子对于天命会油然而生的一种心悦诚服的敬畏，是对生命的敬畏和“自有不能已者”理智[2]。命运是人无法挣脱、无法回避的存在，在很多情况下，命运与人的行为是两分的。命运的存在使人的成败不仅仅由自身的努力决定，还会受到诸多未知因素的影响，即便是人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主体性的道德实践过程也可能会受到“命”带来的诸如诱惑、时机等偶然或必然条件的影响[3]。但是如果将一切归由为“命”、听任命运的摆布而完全无所作为就会陷入宿命论的深渊。所以，孔子始终坚信，人还是要“畏天命而晓检讨”，才能在人生当中无时无刻不保持谨言慎行的高度自律和道德追求，在道德生活中获得社会群体的肯定与主体价值的满足。无论最终会获得的结果如何都要积极寻求生命的意义，坚持应有的信仰，这才是一个人挺立于天地之间区别于飞禽走兽的最根本标准。
二、仁、义、礼、智、信中的“命”
《论语》中对孔子命运观的阐释是多角度、全方位的。除了关于命的直接论述，孔子的命运观还蕴含于他对仁、义、礼、智、信的阐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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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将命运观渗透在对“义”的论述之中。君子是孔子设定的拥有完美人格的存在，成为君子是历代儒生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而“义”就是君子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之一。孔子不是宿命论者，也不是绝对意义而言的有神论者。孔子主张有命，这个“命”并不是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的“鬼”或“神”。孔子命运观的最终指向不是宗教迷信，他虽重视礼乐祭祀，但他对于“鬼神”的真实态度是敬而远之。他强调的祭祀实际上是针对活着的人的——要像祖先亲者的灵魂还在一样尊敬他们——这是为人们寻得一份可以将生死相连的情感寄托，是孔子所提倡的“尽人事”的具体内容之一。“尽人事”尽的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拼尽全力做自己“道义”上应该做的事情，包括以正确的礼乐祭祀先人。所以，孔子的“命”就是“义”的一个既定内核，人们对道义的把握影响着对天命的认知程度，要增进对天命的体会就要坚持做符合“义”的事情，最终就会实现孔子所谓的知天命而从心所欲之境——能在天命许可范围内的坦荡自由和问心无愧。
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是五个彼此包含、内在统一的范畴，他关于命的思想以仁为纲，以义为线，以礼为准，以智为则，以信为补，共同构成了孔子命运观的基本内涵。
孔子将命运观渗透在对“仁”的论述之中。孔子的“仁”包含多个层次，它既是君子孜孜以求的人格魅力和至善境界，又是提高修为、匡时济世的道德指向[4]。孔子视“仁”为最完善的道德理想状态，是天与人的统一。天命内化于人道之中，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形式展现出来，并最终达成了“命”与人生际遇、社会现实的联结[5]。“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的命运观从一开始就不是消极倦怠的命运观，孔子重人为，他的命运观从来都不会因为“知天命”“畏天命”而抹杀人的主观能动性。恰恰相反，他将对于命的理解贯彻在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鼓舞人们保持不断的努力，不为一时的困难所累。克己复礼、由己为仁就是孔子为人们充分发挥主体精神来削弱命运对自身制约的一条路向。
孔子将命运观渗透在对“信”的论述之中。从孔子对弟子的日常教导中可知孔子很重视“信”，他将守诚信、讲信用与“义”并驾齐驱，认为只有符合“信义 ”的言谈举止才是值得付诸执行的。孔子所言的“信”彰显的是言既出行必果的果断与担当，彰显的是君子言行一致的道德品性，所以，“信”也是“知天命”要做到的另一种道义：人要知晓天命更要自强不息，要恪守伦理道德的法则和成君子的修养标准，以信为人，以义为仁，不合时宜、不符道义的事绝不去做。
孔子将命运观渗透在对“智”的论述之中。这一方法来自孔子亲身的实践经历。“智”要依靠“学”来实现。孔子对命的体悟就来自于其数十年如一日的求知治学。孔子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有缺陷，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来就拥有完美无暇的君子品性。但孔子也不无得意地表示，自己现有德性和才能都是凭借自己的勤勉好学获得的。如果说“智”是知天命的基本条件，那“学”是孔子实现知天命的基本途径，唯有通过学习才可能真正获得对伦理道德的认知，从而构建一个以“知天命”为核心、以“成君子”为目标的知识体系。孔子以学补缺的做法可以说是对命运的另一种抗衡：因为自身受命运支配而有所欠缺，所以需要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修身养性，来完善个人生命境界的提升。
孔子将命运观渗透在对“礼”的论述之中。在孔子的儒学体系中，“礼”与“仁”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仁侧重内在，礼侧重外在，而命就是“仁”与“礼”能否合二为一的关节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孔子一生力图复兴周礼，推行仁义，“命”就是他把握仁义与礼乐的一个立足点。在孔子看来，光复礼乐制度、挽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尽管他一生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秉承知其不可也全力以赴的信念，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在不尽人意的遭遇面前依然注重道德涵养的修炼充实，在乱世中仍然坚定不移地固守自己的的理想抱负，以自己的精神和学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追梦人，这未尝不是实现了他的生命价值的永恒。
(1)地面直达波实验——荒漠区。实验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距乌鲁木齐市区约70 km。地貌类型以近南北走向的沙垄为主，长度数百米到10 km不等，相对高度10～50 m，沙垄顶部和垄间低地的梭梭群落呈稀疏分布，地表有较稀疏的一生年草本和短命、类短命植被分布。
三、孔子先秦儒家命运观评析
（一）孔子儒家命运观的现实意义
其二，孔子的儒家命运观对当代人培养自立自强的人格、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有教益。首先，面对不可回避的命运，面对难以避免的挫折，自暴自弃的消沉认命是不明智的选择，孔子教导我们应该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精神。此外，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生自由洒脱的状态来自对“命”的体悟，来自对天命、个体、社会的深刻认识。作为在社会群体中而存在的人，个体的幸福不仅仅来自于自身对于善的追求和向往，也来自于集体道德义务的履行过程中收获的满足感[7]。可见，孔子先秦儒家命运观有利于人们，尤其是处在社会入口的青年学生明确人生的价值追求和生命意义，对促进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教诲作用。
在各方的努力下，水科学方面的工作在中国渐见雏形。这主要得益于一批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的支持，我很感动。由于这是很前沿的研究，发达国家都还没有重大计划，所以我们无法参照，缺乏可借鉴的经验，需要自己一步步探索。水科学对中国的意义又特别重大，因此早晚会成为一个主流科学，这已成为这个领域更多研究者的共识。
其一，孔子的命运观对当代人正确认识自身的遭遇，以理性、平和的态度对待人生有启发。首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时常面临生死祸福问题的困扰，孔子的先秦儒家命运观可以为当代人正视该问题提供有益的帮助[6]。生命的短暂有限是“命”带给人的第一个限制。面对不可预知的生死祸福，孔子鼓励以积极入世的精神、道德超越的意识从容坦然地应对，展现出了一种积极进取又宁静致远的生存智慧和达观洒脱又严谨自律的生活态度，这种生存哲学有利于帮助人们克服对死亡灾祸的恐惧，更好地活在当下。此外，孔子的命运观可以为当代人正确理解社会现实、增强幸福感提供有益的帮助。孔子的命运观在这一方面带给人们的启示是：在命运面前应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要去怪别人聪明富有，而是要专注寻找完善自己的机会；不要囿于哀叹命运不公，而是要主动寻找未来的出路，寻找生活的乐趣，认真对待能做好的每一件事情，这样才能更多地获得生命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注：*表示该设备为选择性配备，与流域机构共建的分中心或有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地表水）监测任务的分中心可按需求配置，其他分中心实验室暂不配置。
（二）孔子儒家命运观的局限
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命运观的核心思想是“以天观命”，它的第一个局限性就在于它基本上将人对自身命运的拯救和超越限定在伦理道德领域，而并没有像大致同时期的古希腊哲学一样另辟蹊径，转向“开显天命”、认知规律的路向[8]。在先秦儒学命运观的奠基下，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往往都是重人伦、轻物理，他们多秉持安身立命、修身齐家的治国理想而忽视科学技术的创造，这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之所以缺乏的原因之一。
工程造价中材料的占比为60%～70%,可以说材料的管理决定着项目管理的成败，而上述物资材料采购及流通管理的理论及手段中，核心就是精准管理。为了能够达到物资精准管理的目标进而实现项目的最终目标，所以需要各相关职能机构及施工项目经理部做到：
孔子儒家命运观的第二个局限性在于，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中难免还残留着一定的迷信思想。另外，虽然孔子的命运观在大体上保持了一种动态的相对的辩证思维，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时又难免陷入不够理性的矛盾当中。例如面对重病的伯牛，孔子只是一味地感叹斯人也有斯命，却不能客观地意识到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影响因素像贫穷、医学发展水平较低、对疾病的重视程度不够等都会造成病情的恶化[9]。人类对客观现实世界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由于自身认知水平和能力的不完善，而将所有一切未知都归结为命运使然必然存在着武断的风险倾向。孔子命运观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理性看待、批判继承、联系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转化利用。
总而言之，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命运观的思想内涵值得当代人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尽管存在着与当代社会不相适应的消极成分，但是在命运面前展现出的积极进取和理性从容，以及他们对于主体精神的弘扬依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借鉴。在当下，反思孔子的儒家命运观有利于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生命的价值何在，反思在有限性与无限性面前究竟应该如何自处，重拾为人的道德尊严，树立积极又理性的命运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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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赵婉懿（1996-），女，朝鲜族，吉林四平人，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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