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国时期，长沙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民间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节日庆典、庙会，还是醮祭，都构成了当时大多数长沙民众一年到头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在这些活动当中，民间信仰是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不仅体现在精神信仰之中，也体现在经济、文化与娱乐等诸多方面。
关键词：日常生活；民间信仰；长沙；民国
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民间信仰，均受到了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高度关注。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对民国时期关注较少注相关代表性研究有：王健.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J].社会科学，2010(2)；王振忠.华云进香：民间信仰、朝山习俗与明清以来徽州的日常生活[J].地方文化研究，2013(2)；常建华.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史学集刊，2014(3)；刘扬.信仰、群体与日常生活——清代以来东北民间信仰组织述评[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在长沙地方史研究中，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受到的关注亦不多，民国时期的日常生活多是被剪辫、放足、读报等新生活所占据，民间信仰则被放置到新生活的对立面“迷信”之中。透过尘封的报纸，我们发现，其实该时期民间信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长沙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娱乐等方方面面融为一体。
本文以湖南《大公报》为主要材料，通过截取三个历史片断，即节日庆典、庙会与醮祭，深描民国初期长沙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水乳交融的关系，从而加深我们对该时期历史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城市居民，主要是指居住和生活在长沙城区的人，并非西方社会中“市民”的概念。
一 节日庆典与民间信仰
民国时期长沙城市居民的节日庆典，仍是以传统的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为主导，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每当传统佳节来临之际，每家每户都会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这些节庆当中，民间信仰构成了活动的主要内容，尤以春节的香市、中元节的祭鬼、中秋节的祭月神最具代表性。
(一)春节香市
农历正月初一称春节，古称元旦。民国的月、日使用公历之后，改称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传统年节便称为春节。春节为农历一年之首，是湘俗中第一大节日[1]。每逢春节，长沙赴庙敬神烧香之人不绝于途，形成了集敬神、娱乐、商业等于一体的香市，俗称三大市之一(另有灯市、赌市)。
敬神烧香是许多长沙城市居民春节期间的第一件事。“湘人恒情，新年出行，必从庙始。故城中之玉泉山，城南之城隍庙、天庙，城北之龙王宫等处，从阴历元旦日起，无不车马游龙，炮声盈耳。”[2]“湘人迷信神道者极多，元旦日俱先赴庙观敬神，名曰出神。”[3]“新年向有出神方之习，故初一初三两日，玉泉山、龙王宫等庙，红男绿女，出方敬神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因此之故，造成春节期间，长沙各类庙宇可谓“人满为患”，其中，又以玉泉山为最。玉泉山香火之盛，为湖南省城第一。它是佛寺与神庙合一的宗教圣地，既祀观音大士，又祀陶、李二真人[4]。“初一日向玉泉山出行之男女成群结队，车水马龙，终日不辍，途为之塞。”[5]“定湘王庙、龙王宫、天妃宫、玉泉山各寺观行香敬神者，络绎不绝，而尤以初五日玉泉山为最盛，自朝至夕，红男绿女，前来上香者，不下万人”，该庙一日香资收入就可达“一千五百余串”，可见其盛况[6]。
老砍头落荒而逃，他还朝树荫下看了一眼，马刺以一人之力，击毙了狗皮道人和五趾上人，但他自己也受伤太重，死了。
称取样品2g(精确到0.01g)，置于50mL离心管中，加5mL乙酸铵缓冲液，高速涡旋，在加15mL乙酸乙酯涡旋混匀，离心去已经层到另一个干净的离心管中。残渣中再加入15mL乙酸乙酯重复上述步骤，合并上清液定容至刻度。
新年敬神，人们除对神灵的信奉、崇敬之外，还有许多功利目的。如求财者，“还有一些大慈大悲，方便广开的少奶奶，趁头年初一，都到玉泉山烧香，祷祝今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8]；求子者，“出神还是在元旦，人人打扮最好看。许多绿女又红男，摇笺打卦向神龛。不求今年生贵子，便问今年的财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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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关于调研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具体包括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平均月收入和居住地等指标。
从湖南《大公报》1915年到1927年的记载来看，每年的初一到十五，长沙城市居民赴庙烧香的盛况均是其报道的焦点，由此可知，该时期春节香市并未遭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二)中元节与盂兰胜会
中元节是长沙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嘉庆《长沙县志》中记载，“七月初十至十五日，名中元，设羹饭酒食，盛列几筵，以祀其先，剪纸为衣，凿楮钱焚之，名曰荐祖。城市喧阗之处，或诵经献烛，施赈于孤魂甶子，谓之盂兰会”[10]。到了民国时期，中元节仍受到了长沙城市居民的隆重对待。“中元节届，家家都忙着接哑吧客——祖先之别名了，于是焚冥镪哪，烧包哪，办肴馔去祭哪，闹得个不亦乐乎。”[11]
西双更来了劲，一边笑一边将手里的借条撕得粉碎，然后揉成团，扔出窗子。他说你认为老人还能还我的钱吗？或者，就算她真想还，她还有能力还吗？
不过，因中元节与佛教的关系，有时又会从家庭的祭祀活动变成社会公共的祭祀活动，谓之“盂兰胜会”。盂兰胜会的发起举办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由众人募捐举办，有系“各庙的和尚尼姑道人，四处募捐，设坛捣鬼”的，也有“戴着慈善头衔的人发起收捐，请一些和尚道士建水陆道场”[13]。如1925年长沙中元节，就由“戴着善士头衔的人”发起募捐，举办盂兰胜会。“东茅巷普天春内，近日有人发起举办什么盂兰胜会，发出□薄向人募款，预备于七月初四日设坛迎接所谓怪□神佛，办会七天。”[14]二是由某些社会组织、单位独立举办的。“值兹中元节届，正是捣鬼之时，昨二十九号晚，大西门外，□安公司，在门首高扎松□台三座，满挂红绿灯笼，缀以纸花，夹以电灯，天晚即有多数道士和尚，在台上捣鬼，河中河灯满放，岸上观者塞途。”[15]三是由地方社会官绅、名流发起举办。“田镇守使因思念旧将之情，而有中元超度幽魂之举，定自旧历七月十二日起十四日止，在考棚内请和尚为张前司令及兵弁等讽经超荐幽魂。”[16]
盂兰胜会期间各类活动不断上演，除上面提到的烧包、放河灯、做水陆道场外，还有叫夜、唱平安戏、放烟火等。1925年中元节，长沙就有唱平安戏。“请有各戏园角色扮演哥色鬼状，每词一章，出鬼一名，词上之鬼须与所出之鬼神情遍肖。”[14]至于举办盂兰胜会的原因，除追悼逝世者外，还有超度孤魂野鬼，祈求社会平安之目的。
(三)中秋节与祭月神
民国时期，长沙就有拜月祈福的信仰习俗。“本日为旧历中秋节，民间习惯，儿女罗菱芡瓜果于庭，拜月祈福。”[18]月亮由朔到望，由缺到圆，28天是一个变化周期，女性们发现，自己的经水也是28天为一周期。在人们无法正确认识人的生育生理时，误认为女性的月经和生殖直接相关。同时，月亮的圆缺变化，又使女性联想到自己怀胎后日渐鼓起、分娩后重修平复的肚子。所以，月神主生育的观念影响十分深远，受到人们尤其是女性的崇拜[17]。另外，中秋月圆，月亮又是团圆之神，吃月饼、喝团圆酒，拜月赏月，成为人们中秋节活动的主要内容。
月神是中国民间流行的俗神之一，而对月神的祭拜主要在中秋节。月神又叫太阴星主、月姑、月宫娘娘、月娘、月光菩萨等。在古代的漫漫长夜中，月亮给人带来了光明，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自然受到人们的崇拜和喜爱[17]。
除敬神烧香之外，长沙各城区的居民往往会以庙宇为单位，举行蚌壳舞、舞狮、舞龙灯等表演活动。舞狮与舞龙灯表演在各地比较常见，无须解释。长沙的蚌壳舞表演，即人们装扮成蚌壳等各类古怪精灵，活跃于长沙的大街小巷，表演各种神话故事、传说等。这些表演所到之处，不仅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欢声笑语，更蕴涵着神明的保佑。所以，无论是刮风下雨，这类活动都照常举行。1925年的春节，湖南《大公报》记载：“近日雨雪交加，闻蚌壳狮子稍稍敛迹，独城隍庙之城隍龙，大形骚动。昨日该龙在坡子街、八角亭一带游行，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燃烛焚香，而城隍龙按户进出，围绕一周，其人民恭敬之诚，未有若此者。”[7]
传统节日庆典是长沙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产生、发展又与民间信仰密不可分。除上述节庆之外，端午节、元宵节、清明节、七夕、腊八节等，都与民间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 庙会与日常生活
人们将神人格化以后，神祇和人一样有了生日，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庙会。相较于传统节日庆典，长沙的庙会更为密集。民国年间，每逢各类神祇诞辰，各类活动不断，形成了娱神娱人于一体的庙会。“长沙有县城隍庙、南岳行宫、陶公庙等50多座大小庙宇，各庙菩萨生日皆有固定日期。到了寿期，都要演戏三五日或十天半月不等。”[19]长沙一年四季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神灵诞辰庙会，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农历二月初二祀土地，二月十九观音诞，三月十五祀财神，四月初八祀如来佛及龙王，五月十三祀关公，六月六祀雷大将军，六月十九日祀观音，七月中元家家接祖，八月十七陶公生日，九月十九祀观音，九月二十六日为李公真人诞期，十一月十六日娘娘庙诞期，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神。”[20]在长沙各类庙会当中，最热闹的当属观音庙会。
一般来说，中元祭祖是每个家庭的主要活动。湘俗，“无论贫富，皆于初十夜，燃香楮于门外接祖，乃启龛陈所有之神主于堂上，有遗像亦悬之，朝夕治馔作供，五日而止”，“至十五夜，仍燃香楮送之门外焉”[12]。
(一)观音庙会
观音本为佛教中的神灵，但由于其救苦救难的形象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崇拜，由此观音逐渐世俗化，成为中国民间信仰中最广泛的神灵之一。观音诞辰说法有三，即二月十九为观音诞生日，六月十九为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为观音出家日，民间有的将这三日并称为观音菩萨圣诞。在长沙城市居民的信仰世界中，观音信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长沙城内观音庙宇主要有玉泉山观音庙和西长街观音寺，每逢观音诞辰，二处香客如织。通过历年《大公报》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观音诞辰的盛况。“湘中愚夫愚妇有观世音之迷信，旧历九月十九为俗传观世音诞辰。记者昨过玉泉山，则见士女如云，香烟缭绕，加以梨园奏技，车水马龙，益复络绎不绝。”[21]“阴历十九日，俗传为观音大士得道之期，故省垣各业林庙祝预为挂灯结彩，烛火辉煌。一般善田信女不定期愿求福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概玉泉山亦巨刹之一，当省垣中，□其香客较他处为多。”[22]“作为阴历二月十九，俗传系观音菩萨诞日，玉泉山庙，是日黎明起至晚，善男信女，前来敬香者，络绎不绝，黄泥瑕玉泉街，府东街息机园口，息息相关一带车轿塞途，终日拥挤不堪”，“庙内罗拜敬神男女，此去彼来，拥挤不通，香烛无处插放，乃堆放坪前钱鼎中烧化，烈焰气胜，有如火山。此一日中不知烧去若干金钱矣。且香烛触人，鞭声振耳，实极一时之热闹与纷扰”。[23]“昨八号乃夏历六月十九，相传为观音菩萨诞日，自黎明五时起至晚，善男信女，前往玉泉山进香者，车轿塞途，络绎不绝，文运街、玉泉街、万福街、黄泥街、府东街、息相街一带，香烛摊林立，附近各书店，亦临时售香烛，庙坪置大铁鼎三个，长条大香炉三个，俱烈焰飞腾，香烛堆烧成火山，无处插放，殿上香烟迷目，罗拜地下求签问卦之男女，恒二三百人，川流不已，热闹情形。”[24]从上述引用资料的时间看，整个民国初年，长沙城观音庙会始终香火不辍，人数众多，极为热闹。
在我国生态建设的过程中，人工造林是一种非常常用的方法，林木种苗培育技术也随着人工造林的发展而不断的进步。生物育种技术是在传统育种技术之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新型育种技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杂交育种、诱变育种、单倍体育种以及基因工程育种等等。通过生物育种技术进行林木的种苗培育，可以更好的培育出目标特性的品种，从而为我国的林业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庙会的举办也带动了消费市场，长沙香烛业便为之一振。“本日又称为观音生辰之期，黄泥段、玉泉街、府后街一带，香摊林立，以供求神者之需。”[25]“昨天是观音诞日”，“香市之嘈杂”，“环玉泉山之黄泥瑕、文运街、长康路、玉泉街一带，车水马龙，甚形拥挤，卖香烛者，大声疾呼，‘太太带幅香烛去’，而各女眷之呼朋觅伴声，及丐妇之‘太太小姐发慈悲讨个钱’的声音，亦洋洋不绝于耳。街途人力车，整整排列，其情形与剧团门首无异”[26]。因为供不应求，除香烛店卖香烛外，沿街设摊者有之，另外，许多商店也临时卖起了香烛，以此招揽生意。“有一般投机家，特设小摊，售卖是物，当街叫喊，一逢人过，即自为进香客呼之购买。”[27]“售卖香烛者，除遍街设摊叫卖外，其玉泉街一带各项商店，多临时改为香烛店，生涯(“意”误)甚佳。”[23]香市的繁荣景象，也从侧面证明观音在当时长沙人的信仰世界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以生态语言学为视角，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高职公共英语教学，探究融入EOP后的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生态再平衡策略，为解决融入EOP后原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生态失衡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为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突破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理念局限，丰富了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长沙民众为何虔诚地信奉观音？无疑，民众朝拜观音心态各不相同，具体原因很难获知。但通过湖南《大公报》有关新闻或许能管中窥豹。第一，还愿酬神。“某营长于去岁奉上□令于役安乡，路经七星湖，值狂风暴雨，扁舟被覆，刘君漂流数里，几濒于危，得渔夫捞救，始免于难。其驱从十余人，均葬鱼腹之中，某君谓非神力决不再生，遂于是日斋戒淋浴，叩于大士之前，并捐洋十元以为香火之费。”[22]第二，求子嗣。“药十街商民樊某，行年七十，尚无后嗣。于去年娶姜姓女为妾，冀流传一□，不致抱□道之悲，特于是日祷告观音之前，并跪诵其求嗣之文词，旨极怆凄。”[22]第三，求平安。“某甲年约三十，在地虔心拜祷之间，眼泪涌出，人咸异之，问何故，悲云：老母病危，服药无灵，因泣求大士垂救耳。”[28]尽管上述三点无法反映出当时人信奉观音的全部原因，但仍可以判断，观音成为了民众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保护神，其职司范围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为我们理解民众虔诚信奉观音提供了一个窗口。
(二)城乡之链
乡镇举行庙会，往往会吸引不少长沙城市居民下乡。长沙各乡镇有“陶公庙、灵官庙等20多座寺庙举行庙会。其中以梨陶真人庙会最负盛名”[30]。陶公庙，位于长沙县梨镇临湘山，距长沙市区15公里。据同治《长沙县志》记载，相传陶公庙建自“梁天监中，迄今千余年矣，历代屡经修葺”[31]，奉祀东晋太尉长沙郡公陶侃之孙陶淡及其曾孙陶烜。传说二人在此“羽化升仙”，因“亢旱火灾，祈祷辄应”，受到官民的崇拜。每逢两位陶公真人生日农历正月十三和八月十七，便举办盛大庙会。民国初年，省城善男信女纷纷前往祭拜。1919年陶公神诞，“今年八月的诞期，又碰了中华民国国庆的日子，城里的学生，也有因当国庆假来行香的，城里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乡里的农夫农妇，看牛儿子村里姑娘，老的少的，美的丑的，形形状状的络绎不绝”[32]；1924年，“榔梨市陶李真人生日，省中士女往朝拜者，至使小火轮特别增加生意，而乡城各处之慈善堂，乃触目皆是，男女趋拜，若饮狂药”[33]。
长沙城区庙宇林立，以庙宇命名的街道就随处可见。据不完全统计，长沙市区以寺观命名的地名就有54个，占总数的9%[29]。司管各方面的神灵众多，乡民进城求神现象较为常见；同时，乡村地区也有因灵验的地方神而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城乡不同神灵的存在，为城乡之间的连接搭起了一座桥梁。
长沙北门外新河的龙王宫，也受到长沙城市居民的虔诚信奉。新河龙王宫，每逢四月初八龙王生日，举行庙会，不仅附近村民前往参加，城内居民也纷纷前往。1926年，新河龙王宫庙会，“新河地方，原有四团，各团分演几天，此外如光华电灯厂，华实纺纱厂，面灰公司，牛皮厂，也各送戏几天，和团上取一致的行动。附近乡村和城内的老幼男女，每日前来看戏的怕莫有几千人”[34]。
因为庙会的举办，为城乡贸易创造了条件。“清末和民国时期，庙会是长沙县物资交流的主要形式。”[30]陶公庙会，一般“每次时间长达10天左右”，“前来赶庙会、朝拜的香客成千上万”，“每次庙会，古戏楼上好戏连台，长沙城里的戏曲名角都登台演出，整天整夜连演连唱”，“庙会期间，商贾云集，买卖和交换商品的生意十分红火”。因为庙会的需要，人们结庐成市，形成了“三仙街”，有民谣唱道：“梨街上不作田，两个生期吃一年。”[35]可见庙会期间贸易的繁荣，民国《长沙县乡土志》也提到“市场庙会，贸易发达”[20]。
城市居民到乡村参加庙会，一般多是祭拜比较灵验的神灵，参加比较大型的庙会，时间上也比较固定，神灵诞辰或得道之期等。与城市居民不同，乡村居民进城拜神相对比较“随意”，没有固定的日期，什么时候进城就可能去进庙烧香。如1918年长沙戒严期间，一乡人进城可能是购买洋瓷壶和茶叶，后到玉泉山“求茶勅水”，并燃放爆竹，不知“戒严期间不准鸣放鞭爆”，因而受到警察讯究[36]。
自然灾害时期，长沙城乡居民也常常进城求神。1925年，长沙“天气亢阳，禾苗枯槁，长沙乡民晋城求雨者，日有所闻，但多为一乡一村之众，至昨日各都团联合为大队”，“约众千余，均青衣包头，各捧凳香，由浏阳门晋城，于午前十一时入省署，高宜□语，拜跪祈求”[37]。农民进城求晴求雨，与长沙的政治地位有关。长沙是湖南省会，省、市、县政府机关所在地，为确保安定等原因，官府一般会发放食物对进城农民进行安抚，农民因而会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实惠。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神灵世界，地位高、法力大的神灵也多在城中，这也是民众进城的主要原因。
城市庙会不仅是城市居民精神寄托的场所，也推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特别是香市、交通等。与此同时，城市周边的乡村庙会，成为链接城乡之间的重要桥梁。城市居民参加乡村庙会，一方面当然是拜神祈愿，另一方面也给乡村带来了巨大的消费人群，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贸易交流。乡村居民前往城市拜神也有类似作用，但相对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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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醮祭与“非常”生活
比之于节庆和庙会，醮祭没有固定日期，大多是在水旱虫灾和瘟疫等非常时期举办，但这并不妨碍其在长沙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民国年间，长沙经常举办醮祭活动。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长沙的醮祭至少包括消灾祈福醮、火醮、瘟醮、万人醮等。
消灾祈福醮，顾名思义即以消灾祈福为目的所建的醮，这类醮在长沙最为常见。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长沙消灾祈福醮名目繁多。1916年3月，湘西兵祸不断，人民死伤无数。长沙积善小补堂各巨绅，“特延僧道建七七四十九天大醮，为湘西难民死者超度，生者祈福”[38]。同年7月，长沙南门外贺家塘，“近高搭彩棚，横截道左，饶钹喧阗，□灵杂列，巫俗膜拜，士女环堵，更有仪仗车马亭障之属，额曰皇经福醮”[39]。1919年，商民潘华甲、王信和、蔡青珊、李桂荣等在社坛街举办经醮七日，“整洁斋修，禳灾祈福”[40]。1923年1月，长沙各粮栈及四乡发现一种小虫，食谷异常厉害，民众很以为奇怪，说“大劫将至”，“天降奇灾”等谣言四起，于是“群起窃议，以为非祀天建醮不足以俛天心，救此浩劫，于是祈神建醮之事，各处皆有”[41]。1923年8月，长沙绅商李达璋、许有庆等拟在经武门外老协操坪建天香大醮，以“超度阵亡将士”[42]。1925年6月，长沙南岳行宫与各善堂耆绅，“为救灾祈福起见，特建‘普天合一救灾圣醮’，定于本日(十六)在南门外魏家冲大烧三丈三之天香”[43]。同年8月，省垣士绅许有庆、李达璋等 “为救灾祈福起见”，在南岳行宫“修建九十天弥罗救劫大醮”[44]。
除消灾祈福醮之外，还有为辟邪禳灾、祈求解厄为目的的醮，主要有火醮、瘟醮、万人醮等。火醮，即以消除火患目的而建的醮。1926年6月，长沙青石街正假登陆街某庙建醮，即“为求神保火”[45]。瘟醮，即为消除瘟疫而建的醮。1925年8月，长沙“耆老信士以大旱之后，恐有大疫发生，特发起在南岳行宫大建弥陀醮典”[46]。“沅陵人民顽痼，风俗故陋，每每发现疫疠灾情，便求神建醮。”[47]万人醮，即向多户人家募捐而建的醮。同年，长沙“有袁迪□者，住北门佘家塘，因前年其妻胡氏抱病，医药罔效，听信卜筮者云，须建万人醮，病果痊愈”[48]。各式各样的醮祭反映出民国初年长沙等地民众的生存状况，同时也折射出醮祭在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消灾祈福，祛病减灾。
醮因种类不同，举办方式、规模等也不一样。通过各类醮祭时的情况，可以发现当时民众的参与程度。1916年，长沙贺家塘皇经福醮，“高搭彩棚”，“饶钹喧阗，□灵杂列，巫俗膜拜，士女环堵，更有仪仗车马亭障之属”[39]。1919年长沙大西门正街打醮，“人山人海，挤得不通”，各店铺门口摆着“纸糊篾札的东西，点得灯烛辉煌”，某典当铺里，“头门上大大的贴了天师府三个字”[49]。1923，长沙老协坪天香大醮，“虔修醮典三十六天”，“共焚百零八尺天香一架”，“用费将达一万”[42]。1925年长沙南门外建“普天合一救灾圣醮”，“定于本日(十六)在南门外魏家冲大烧三丈三之天香，届时用全付执事锣鼓□乐，由南岳行宫出发，遍游城厢后，再往魏家冲拜烧天香，捧香上路男女，闻准备有一二千人”[43]。
醮祭大多场面盛大、仪式隆重，参与人员众多。建醮一般由善堂等民间组织或团等地方基层组织来组织，民众积极参与其中，开展游街、捧香、舞龙灯等活动。从建醮的时间上看，基本没有一定规律可循。多数属于“突遭灾害而急需祈禳之时，或由于其他不得已事情，而随便择期举行者”[50]。
1.增强员工群众对巡视工作的理解与支持。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进一步加大对巡视工作的宣传力度，增强员工群众对巡视工作的关注度和参与意识，让群众愿意讲真话、敢于讲真话。要加强对巡视工作的宣传引导，向群众讲清开展巡视工作的目的和任务，讲清权利和义务，讲清巡视组的工作纪律，做出保密承诺，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对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特别是涉及违纪违法线索的问题都要认真对待，让群众感受到他们的意见被重视、看到解决问题的实效。
建醮花费甚巨，如何筹款？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长沙主要以按户科捐摊派进行募捐。“章醮之费，动需数百缗或数千缗。按房租业主七分，赁户三分抽之。”[12]1916年7月长沙贺家塘之醮，即“按房租抽收，主提三成，客加三成”[39]。1923年1月长沙清乡会建醮，“带同警察挨家募捐，多则三元五元，少则二角三角”[51]。1926年1月南岳行宫“弥罗救劫大醮”，“带着穿军服的人到街收捐，每家须捐洋五角”[52]。另外，也有由官绅等主动捐款者。如1922年11月，宝南街风化至善堂“紫霞胜醮”，便由“‘赵总司令捐洋八百元’，‘赵总司令捐香纸费洋二百元’。以下如宋师长、吴镇守使、谢镇守使……都捐了若干元”[53]。按户摊派，表明醮祭的正当性。人们对其举行并没有反对，则说明醮祭已经成为俗例，为日常生活所常见。尽管报纸多持批评态度，但上至高官，下至普通百姓参与其中，则表明醮祭在当时受认可的程度相当高。
捐款建醮，捐款者态度和目的各不相同。有真心祈福建醮的主动捐款者，但其中也有乘此机会敛钱收费的。“真心抽捐打醮的，固然不少。借此敛钱的，也狠多的”[54]；“三数无赖者，按户科捐，扣其说则以此次汤督宵遁，该处保全，乃伊等预许福醮之力，故呼朋引类，硬派勒索”，“有表示反对者，即勒令迁徙，攘臂破口，必偿其愿而后已”[39]。也有碍于街坊情面而捐款者。“捐款多有不愿意出的，勉强出费的，都是碍看街邻的情面，不能推却。当这军兴的时候，街邻又如何能够得罪的呢。”[54]另外，还有被迫捐款者。建醮者借警察和军人收捐，民众怕得罪这些人，而被迫捐款。“有所谓‘慈善清乡会’的人，带同警察挨家募捐”，“虽贫穷人家不能担负，见有警察同行，莫可如何，只得勉强承认”[51]；“有所谓‘弥罗救劫大醮事务所’的，带着穿军服的人到街收捐，每家须捐洋五角，口头虽是乐捐，但是带着穿军服的人，就有点不由人不乐捐的意思”[52]。显然，当时的醮祭有变质的味道，成为不少人敛财的藉口，且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批评，但醮祭依然大行其道。
醮祭作为民国初年长沙经常出现的民间信仰活动，虽然它没有固定的祭拜神灵对象，主要通过道士与天、神沟通，以达到消灾祈福、辟邪解厄等的目的，但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灾难、疾病等问题密切相关，在人们的信仰世界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有部分“经济可采储量”即使在年均油价110美元/桶的高油价期间实际上也达不到有效可采的要求。原因何在？
当我们摒弃现代化语境中的“传统与现代”“迷信与科学”的话语，而是回归到历史的情境当中，民国初年的长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不同的历史画面。透过1915年到1927年间长沙城市居民的节日庆典、庙会与醮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历史并不是“传统”被“现代”取代，“迷信”被“科学”打倒，而是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民间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节日庆典、庙会，还是醮祭，都有相当多的城市人群卷入其中，形成了隆重的节庆活动、热闹非凡的庙会、大小不等的醮祭。而在这些活动当中，民间信仰是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比如春节香市、中元祭鬼、端午节拜月神，均是这些节庆不可缺少的内容，更不用说，神的生日庙会与消灾祈福的醮祭。并且，这些活动贯穿了长沙城市居民一年到头的日常生活。另外，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精神生活层面，也体现在物质生活层面。在节日庆典与庙会活动当中，在敬神的同时，还会有演戏、舞狮、舞龙灯等精彩纷呈的表演活动，丰富了民众的娱乐生活。同时，由于活动的举办，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买卖贸易也繁盛起来，特别明显的就是城乡庙会，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这也是城乡的物资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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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shaCitizen’sDailyLifeandPopularReligioninEarlyRepublicofchina
PANG Yi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hina)
Abstract：Changsha citizen’s daily life and popular religion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in Republic of China. The popular relig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hangsha citizen’s daily life. Traditional festivals, temple fair and Jiao’s sacrifice constitutes the main contents of most Changsha citizen’s daily life in a year. Besides, popular relig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ms of those activiti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Changsha citizen’s daily life and popular religion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spiritual beliefs, but also in economy,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KeyWords：daily life; popular religion; Changsha; Republic of China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19)03-0008-07
收稿日期：2019-03-15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思政专项课题“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实践研究”，编号：18GXSZ015YB；杭州市社科规划学术年会专项课题“‘迷信’与‘反迷信’：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编号：18XSZX27；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科研创新发展专项项目“从民间信仰看晚清湖南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动力”，编号：2019QNA270;长沙市科技计划重点项目“时务学堂与近代长沙社会风气的革新”，编号：K1705014；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时务学堂与近现代社会变迁研究”，编号：17YBA024。
作者简介：庞毅(1986— )，男，四川南充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近现代社会文化史。
(责任编校：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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