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沙俄的入侵导致哈萨克族跨国局面的形成，历经沙俄、苏联近百年的奴役和统治。中亚哈萨克族被深深地烙上了俄罗斯族的印记，但是与此同时哈萨克族被裹挟到了世界近现代历史的洪流之中，客观上推动了中亚哈萨克族的被动社会进步。苏联解体之后，新兴的以哈萨克族为主体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国家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批判沙俄和苏联的殖民统治，恢复哈萨克族的历史与文化。
关键词：沙俄；哈萨克族；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这一名称出现在15世纪，意为“自由人”。[1]6哈萨克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本土民族之一，[2]11但自沙俄崛起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人随地归”，自此哈萨克族成为沙俄与清朝的跨国民族。
鸦片战争后，中国从独立的封建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帝国，中国被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逐渐沦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附庸。为实现共赢共享发展，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发表《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哈萨克斯坦这片土地，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曾经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合作作出过重要贡献……20多年来，随着中国同欧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古老的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把中国同欧亚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3]287-289
如果想真正地将全面风险管理制度进行有效落实，第一点就是要对风险管理的整个流程进行有效梳理，然后在每个流程上设定对应的部门或者是人员进行专项的管理，并且要构建与之对应的责任体系，对所有的参与到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人员责任进行明确，一旦出了事故就要找到专业的负责人员进行负责，这样才能够保证风险管理规章制度切实的落实到实处，而并非再是面子工程。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依据过去20多年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亚欧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现状和未来潜力所提出的倡议，其目的是增强欧亚大陆各国合作，复兴欧亚大陆贸易，而哈萨克斯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境外第一站，客观地认知和理解哈萨克斯坦历史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前提之一。
一、古代丝绸之路西域段上的哈萨克族
哈萨克草原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该地区自古就是东西方贸易走廊。18世纪中期，清廷平定准格尔部叛乱，西域重归中央王朝版图，哈萨克部臣属清朝，阿布赉向清朝使臣表示，“向闻大皇帝临御中土，以山川之故，贡译未通。今天威远播，扫伊犁，兴黄教，俾与准夷俱庆升平，实无疆之福，敢以诚心，归于德化”。[4]2421757年，阿布赉携哈萨克部中玉兹臣属清朝，表文：“哈萨克小汗臣阿布赉，谨奏中国大皇帝御前……臣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伏惟大皇帝御鉴。谨遣头目七人及碎役十一人赉捧表文，恭请晚安，并敬备马匹进献，谨奏。”[5]22-231758年阿布勒比斯和吐里泽等哈萨克大玉兹先后臣属清廷，而受沙俄入侵影响的哈萨克小玉兹阿布勒海尔1732年投靠了沙俄。[6]321771年阿布赉被清廷敕封汗。自此，哈萨克与清朝的贸易进入大发展时期。因受准格尔部连年掠夺，哈萨克部社会经济凋敝，迫切恳请与中央王朝贸易以便恢复生产生活。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哈萨克中玉兹头目阿布赉恳请“将马匹易货物”。哈萨克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是马、牛、羊。乾隆指出：“至哈萨克，约来年贸易所到马匹，亦须多位购买……于军务甚有裨益。”乾隆皇帝亲自指示，这表明清廷对哈萨克的重视和对哈萨克贸易的关切。据《平定准格尔方略》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努三等奏称，哈萨克哈巴木拜查送布库察罕之子，带马三百余匹，于九月十七日到乌鲁木齐贸易”。1758年清廷在塔尔巴哈台驻兵，而自“塔尔巴哈台驻兵以后，哈萨克不至乌鲁木齐贸易”[7]12-14。受清哈贸易发展，塔尔巴哈台城市发展起来。因塔尔巴哈台的地理优势，取代乌鲁木齐成为双方贸易的中心。1759年后，清廷正式指定塔尔巴哈台为官办贸易地区。1760年清廷在伊犁屯田，牲畜奇缺，故伊犁也被指定为官办贸易地区。因伊犁比塔尔巴哈台更接近哈萨克，故伊犁也成为双方贸易的集中区。受哈萨克中玉兹请求，清廷为方便双方贸易指定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为官方贸易地区。清廷与哈萨克贸易的主要产品是绢马贸易，即哈萨克以马、牛、羊交易清廷的丝绸、棉、布匹等。1759年7-12月乌鲁木齐一地马匹交易量约3000匹，1762年9-12月乌鲁木齐一地的马匹交易量为4200匹。[8]375这直接反映出丝绸之路西域段的清廷与哈萨克贸易量之大，贸易产品之众，贸易金额之多。贸易的成功往往是哈萨克主动请求清廷贸易的结果。因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哈萨克人对农耕社会产品的需求往往是压倒性的甚至是片面贸易。对茶叶、盐、丝等生活必需品的依赖决定了哈萨克一方积极主动依附清廷，清廷与哈萨克部宗主国与藩属国关系的正式确定为双方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双方贸易的发展不仅丰富了哈萨克部的物质需求，也推进了哈萨克对清廷宗藩关系的发展，对于清廷巩固和加强对哈萨克部的管理有重要意义。
为了减轻水浮力及节约投资，建设单位在与设计、监理单位协商后，把整幢建筑物提高了0.5 m。这样，浸没在地下水中的地下箱体也相应提升了0.5 m，使得水浮力得以大幅度降低。以下是两种方案在施工期间的抗浮对比。
自17世纪起，沙俄加紧入侵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对哈萨克殖民，军事掠夺，建立堡垒要塞，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哈萨克地区移民，抢占哈萨克人赖以生存的牧场，开垦所谓荒地阻碍了哈萨克畜牧业的发展。17世纪末期，沙俄在哈萨克草原上建立起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新伊希姆要塞，附近有795户俄罗斯农民、工人和退伍军人。18世纪末期新伊希姆要塞附近有3个大俄罗斯村庄、408个小村庄、8个镇，开垦“荒地”种粮。1851年沙俄逼迫清朝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在法律层面迫使清朝开始放弃对哈萨克诸部的宗主国地位。1860年，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明确了沙俄对哈萨克的统治，清朝丢失约44万平方公里土地。该条约明确地划分了清朝与沙俄的边界，表明近现代意义上的俄—清国家边界正式形成。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五条规定，划界之后，哈萨克人“向在何处住牧者，然应留于何处住牧，俾依等安居故土，各守旧业。所以地面分布何国，其人丁即归为何国管辖”。根据“人随地归”规定，部分哈萨克人成为沙俄统治下的属民。另一方面大面积国土的丢失，逼迫中国新疆的政治中心，从伊犁转向乌鲁木齐。
土墙日光温室前坎改造主要是杜绝砼圈梁热传导散热，传统方法是前坎外挖防寒沟，填埋草秸等轻质保温材料，现可以采用外墙外保温技术，隔热材料宜选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贴前坎外沿，阻断热传导。对于前坎室内坡面风化和坍塌，采用包砖、浆砌石护坡处理，或包覆塑料薄膜[4]。对畦面下沉幅度达到1.3m以上的半地下式土墙日光温室，可以将温室内的行走通道和水渠重新布置到前坎下，形成前通道方式的布局，充分利用温室内后部光照、热量良好的优势进行生产，光照少的南端前坎下部可以用于通道、水渠等非生产用地，可以充分利用宝贵的温室内土地资源[5]。
二、沙俄的入侵与哈萨克族跨国而居的形成
（3）最后通过对路面结构的验算可知，该项目路面结构满足计算要求。该路面结构可以为以后沙漠地区路面结构设计提供参考性依据，值得进一步推广使用。
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民族自治”，“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1920年，哈萨克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命名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是中亚地区第一个民族共和国。1922年苏联建立，1924年苏联在中亚地区进行民族识别，哈萨克民族被确立。苏联的民族识别政策划分了民族间边界，成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属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民族正式成为苏联法律、政治和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术语，客观上推进了哈萨克人民族意识的增强。1925年按民族识别的结构划界哈萨克斯坦成立，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强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36年，更名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去掉了“自治”二字，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15]261西方中亚研究学者指出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地区识别出多个新民族并在新民族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中亚五国等政治实体，其目的是为破除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增强中央统治。[16]2事实上，历经60多年的苏联时期的统治，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摆脱了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建立了相对进步的政教分离的国家。
苏联的“一五”“二五”计划中的文化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哈萨克地区的社会面貌。1933年一年间有24万游牧户实现定居，1928—1929年哈萨克共和国4496所学校有30.6万名学生，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有4千名学生，到1937年已经有4100名高等、中等技术人才毕业，初高中学生102.2万名，高等院校在校人数已到5700名；到“四五”计划已经培养出6万名高等、中等人才。[17]41-50沙俄、苏联时期深刻地改变了哈萨克地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语言文字，18世纪之后俄语和哈萨克语并列为通用语，1937年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和1977年的宪法均没有提及哈萨克语言问题，俄语客观上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哈萨克族的日常生活之中，哈萨克人被俄罗斯化了。
三、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族
1882年沙俄颁布《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10]115在原哈萨克汗国境内划分了若干行政区域，废止原有的哈萨克传统政治制度(汗、苏丹)，按照俄罗斯行政制度由俄罗斯各级政府官员自上而下进行统治。同时沙俄有组织地向草原地区大规模移民，导致哈萨克人牧区萎缩，哈萨克人传统的生活资源遭受重大损失，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生活方式也遭到破坏。哈萨克社会调节机制的失调延缓了哈萨克人的凝聚过程。[11]3519世纪中后期，沙俄吞并哈全境。在严酷的统治下，哈萨克人爆发了多次反抗沙俄的起义运动，伊萨泰起义、肯尼萨尔·卡塞莫夫起义、江霍加起义、伊斯特起义等。[12]34部分哈萨克人不堪忍受沙俄暴政，向清朝逃亡。20世纪初，约有20万众哈萨克人逃离沙俄迁入中国新疆。尽管边界业已形成，但是沙俄对中国的入侵并没有停止，干涉中国境内的哈萨克人事务。1913年9月沙俄以“保护”俄商为名入侵中国阿勒泰地区，沙俄不仅妄图控制阿勒泰，更要干涉中国内政，要求将哈萨(克)归总管节制，言外之意有不归阿勒泰长官节制之意。无非欲引哈萨(克)外向，使其逐渐脱离中国管理之权，俨然含有独立性质。[13]69
19世纪之后俄罗斯人大量移民到哈萨克地区，建立了俄罗斯—吉尔吉斯学校，编制西里尔文的哈萨克文字，培养出哈萨克学者瓦里汗诺夫、教育家阿尔登萨林、诗人阿拜等。阿拜说：应当学习俄语，因为智慧、财富、科学和技艺，这一切的一切在俄罗斯应有尽有……俄罗斯的科技是开启宝库的钥匙，掌握了它，致富就容易了。[14]188-189沙俄教育客观上孕育出哈萨克民族主义者并把哈萨克地区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沙俄自17世纪开始入侵哈萨克地区，1822年沙俄在哈萨克草原推行《关于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妄图把整个哈萨克草原纳入沙俄版图。1832年初沙俄举行西伯利亚和亚洲问题委员会会议，决定深入加紧入侵清朝。沙俄扩张引发清朝属民哈萨克人反抗沙俄殖民的武装起义，部分哈萨克人内徙清朝西北边疆地区。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加紧在哈萨克地区扩张，沙俄农产品、工业产品充斥于清朝西北边疆地区。1851年沙俄逼迫清廷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侵占哈萨克牧场开垦所谓荒地，剥削哈萨克畜牧产品。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清朝事实上承认了沙俄入侵占领哈萨克地区的合法性，也事实上承认了被占领地区的哈萨克人为沙俄属民。自此哈萨克人成为跨居沙俄与清朝的跨国民族。在清朝境内的哈萨克人被纳入清政府的管辖，划地安置、收缴赋税、任命千夫长、百夫长、台吉、乌库尔泰等官职加强管制。沙俄入侵严重打击了清廷与哈萨克之间的贸易。因不堪沙俄殖民，部分哈萨克人再次内徙清朝西北边疆地区，而部分哈萨克人沦为沙俄侵略殖民的工具，原属于哈萨克牧场的地区沦为沙俄的原材料掠取区和产品倾销区。被沙俄占领的地区哈萨克传统游牧经济被沙俄近现代化的商品经济所取代，传统的游牧经济破产，同时被占领的哈萨克人被动地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来。19世纪末期，沙俄资本主义大举涌入，沙俄属民塔塔尔人、乌兹别克人等把沙俄廉价工业品贩运至被占领的哈萨克草原和清朝西北边疆，俗称“哈萨货”。[9]183古代末期和近现代初期沙俄的工业产品、卢布取代了清代的茶、盐、绢和铜钱等，成为丝绸之路西域段的经济大国，而沙俄取代清朝成为丝绸之路西域段的主宰。
独立之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批评苏联不择手段地让哈萨克人忘记自己的历史、传统、习俗和语言以此奠定哈萨克人俄罗斯化的基础甚至是肉体消灭哈萨克人，以方便集权主义者统治和掠夺哈萨克共和国的资源。[18]130-131但是纳扎尔巴耶夫也承认沙俄和苏联的殖民统治客观上推进了哈萨克地区的发展和哈萨克民族意识的觉醒。19世纪中期沙俄在哈萨克地区有2000个小工厂，约1万名工人，1910年5000个工厂，1.8万工人。据1957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记载：1928年哈萨克实行没收大牧主半封建主的牲畜……1929年年底，哈萨克有18%的农户已联合成为集体农庄，组织了30个国营农场，出现了第一批农业机器站……到一五计划(1928—1932年)接近完成的时候，哈萨克工业生产量超过1913年工业生产水平的4倍半。城市人口的比重，由1927年的8.5%增加到24.%……1934年底，集体农庄已经联合了全部劳动用户85.9%……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哈萨克建立了强大的工业——机器制造、化学、冶金及其他重工业部门。1940年工业总产量达到革命前(1913年)水平的20倍……1950年开始了集体农庄的合并……到1953年1月1日联合成为3218个大型集体农庄……385个农业机器站在1950年集体农庄完成了播种工作79%，谷物收割84%……1941年 参加田野工作的有3万辆拖拉机，12000辆联合收割机。苏联计划经济的集体农庄和大工业化带动了哈萨克共和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建设。苏联通过镇压大牧场主，实行农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方式实现了哈萨克共和国开垦土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农业机械投入增加、重工业发展迅速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苏联的大规模投入推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有色金属、煤炭和石油等工业基地，“五五”计划时期该共和国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80%，采煤量增加了62%，生铜增加了79%，铅增加了1.2倍，锌增加了1.5倍，发电量增加了1.2倍；“六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达250亿卢布，超过过去五个五年计划的总和。[19]34-36但是独立之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此批评表示，(苏联)政府不择手段地强迫游牧民族离开草原过定居生活，从事粮食生产，开垦草场……1930年元月，政府最高机构不知廉耻地宣布：到第一个五年大会的后期，56.6万游牧半游牧家庭中至少要有54.4万户实现定居……1928年还有650.9万大牲畜的话，那么到了1932年，这个数字就骤然减少到了96.6万头左右。羊从1.859亿减少到了138.6万只……一公顷土地只能收获3-5公担粮食……约4000万公顷农田。[20]156
纳扎尔巴耶夫批评了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农业化和城市化的低水平、低效率，无规划，且是以牺牲本地区的资源环境、人口、土地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历经沙俄、苏联的影响和改造，当地哈萨克人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向俄罗斯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机械化。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安排使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成为苏联的资源中心和粮食基地。尤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后方，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承担了军事工业中心的重任。[21]293-295在为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社会经济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同时，也造成了哈萨克地区畸形的经济结构：重工业、军事工业庞大，粮食产量丰富、仓储运输能力高但是加工能力不足，而轻工业更是比例太低。整个苏联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强军强国，而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求。当西方食品工业升级换代和家用电器破旧立新之时，苏联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20世纪40年代，商店外排队的长龙司空见惯。苏联民族政策客观上增强了“当地化”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干部的数量。苏联原本希望这是通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道路上的短暂一步，但是“当地化”一发不可收拾，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委员会第一书记哈萨克人库纳耶夫长期在地方执政，成功地树立了库纳耶夫地方政府领导人高度集中的“当地化”政治经济体制，并扶植了哈萨克人领导干部职位处于绝对地位，[22]556故苏联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中央行政命令式——高度集中的政治政策打压“当地化”。
1986年12月苏联中央决定库纳耶夫不再担任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职务而由俄罗斯人科尔宾接任，当地哈萨克人认为这是对本民族利益和尊严的践踏，爆发了反对苏联中央的骚乱，但骚乱迅速被平定。[23]86-90“科尔宾案”和“十二月事件”后，苏联中央决定科尔宾不再担任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哈萨克人纳扎尔巴耶夫接替库纳耶夫成为哈萨克族利益的代言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在苏联时期逐渐建立起来，伴随哈萨克民族主义的兴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哈萨克民族主义和哈萨克民族国家实现独立的基础。从这一点讲，苏联为哈萨克民族国家建立做了“嫁衣”。“当地化”在俄罗斯族中也产生了影响，从俄罗斯族人索尔任尼琴的观点可以看出，(苏联)以国际意识形态为名义的检查制度和迫害导致俄罗斯文化和宗教走向毁灭，批判了苏联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集体化，主张俄国应该放弃共产国际的使命、过度膨胀的重工业，复兴俄罗斯民族身份，走俄国自身的发展道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兴导致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不再愿意做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奶牛”。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放弃了苏联，使苏联的解体成为必然，尽管以纳扎尔巴耶夫为代表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并不希望“我们伟大联盟国家的瓦解”[24]222，并表示，70多年来，千千万万的大部分劳动成果流进了一个大锅……是否所有的人都严肃思考过，如果各共和国各自分手，都构筑自己的民族家园，并把自己关闭在那些家园里的话，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在我们今日的一体化水平上割断经济联系的危害性。况且，也许不需要证实就可以断定，建立新的各自完全独立的国家定会付出巨大代价，如果一些政客团伙认为可以这样做的话，那么什么人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对当地人民权利和利益不够尊重，但是根据加盟共和国和本民族的根本利益，纳扎尔巴耶夫并不希望苏联瓦解。苏联为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提供了无偿的产品、资金、技术、安全、自豪感等物质和精神保障，而苏联瓦解首先将重伤纳扎尔巴耶夫本加盟共和国的利益。尽管以纳扎尔巴耶夫为代表的加盟共和国并不希望苏联解体，但无异于螳臂当车。
四、中亚主权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20世纪末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政府首脑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当地化”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兴起、苏联上层自我放弃共产主义等多种内外因素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1990年10月25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指出，我们开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主权国家联盟的基础上建设生活。它的实质非常明显：共和国对其领土上的所有国民财富享有占有、使用和支配权，包括土地、矿产、水、空间和其他自然资源、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总体潜力，这些是国家主权的物质基础。[25]35《国家主权宣言》是在完全独立道路上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哈萨克斯坦主权国家体制框架基本成型，从法律上确立了最高苏维埃具有最高立法权、总统具有最高行政权、最高法院享有最高司法权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纳扎尔巴耶夫指出当俄罗斯宣布自己的主权国家宣言时，已经是苏联解体之日。[26]27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签订《别洛韦日协议》，独联体取代苏联。[27]3541991年12月10日改国名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去除了“苏维埃”一词，1991年12月16日宣布独立，[28]41-42以哈萨克族为主体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成立。[29]85-921990—1991年漫长的独立之路不同于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这也反证了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不情愿的“被独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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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9.01.009
作者简介：李宁(1985-)，男，山西长治人，博士，讲师，从事民族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K512.4，K512.5，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63(2019)01-0046-06
收稿日期：2018-03-29
[责任编辑：焦玉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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