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谭平山为南昌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起义计划的提出到实施，再到胜利后的组织安排、政策制定，谭都提出了重要意见。凭借国共两党的双重身份以及高层地位，谭在整个南昌起义中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第一位的。周恩来作为起义行动的“神经中枢”负责整体规划与组织安排等任务，尤其在张国焘强行要求推迟起义计划时，周恩来断然拒绝，要求起义按时进行。经过这次行动，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叶挺、贺龙拉起队伍参加革命，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劳。朱德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他所发挥的作用的确有限，只能说是一位“很好的向导和参谋”。南昌起义领导人排名应为谭、周、贺、叶、朱、刘。
【关 键 词】南昌起义 领导人 排名 谭平山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开始，也是人民军队建军纪念日。南昌起义的相关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要想搞清楚南昌起义的来龙去脉，首先要保证历史发展进程中逻辑线索的完整性，通过建立合理有序的逻辑框架来论述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样，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也要遵从这一原则，而且在研究过程中应尤其注意历史发展局限性，尽可能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力求得出公允清晰的结论。
关于南昌起义究竟由谁负主要领导职责的问题，主流学界一般认为起义领导人排名先后应该是：周、贺、叶、刘、朱，①或周、朱、贺、叶、刘。近年来，学界将着眼点放在南昌起义意义研究、八一精神的探讨以及周、朱等共产党领导人在起义行动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等方面，却很少论及起义领导人排名的相关情况。因此，如何从纯粹的史学意义出发，以“局外人”的视角，“身临其境”地还原起义事件本身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谭平山：被湮没的起义最高领袖
谭平山，曾加入同盟会，后又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曾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组织领导南昌起义，后又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因参与“第三党”的活动，使其被扣上“政治错误”的帽子，导致他在南昌起义中的身影被长久埋没。鲜为人知的是，谭平山在整个南昌起义中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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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以往的认知领域中有一个严重误区，即把中共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当成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试想，如果中共领导人负责南昌起义的主体事项，那么革命委员会名单中共产党人的排名为何会如此靠后。而且主席团也大都由国民党员组成，甚至被推上顶峰的周恩来都没能位列其中，由此可知国民党左派在南昌起义过程中实则占据主体地位。
1927 年4 月27 日，中共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李立三、谭平山、张国焘等为政治局委员，选举周恩来、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后来常委会又将李维汉增补进来。[3]7 月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停职，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等成立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4]，虽然这是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而进行的人员调整，但临时常委的成立并未改变先前“五大”做出的人事安排，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谭平山等人同样拥有高层领导权。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谭平山一直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②其后蒋介石与汪精卫展开政治斗争，造成宁汉分流。而后，谭平山在国民党“二届三中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委常委。谭平山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几乎无法撼动，而这也恰恰成为他作为政治领袖另立中央的合法性根据。到了南昌起义前夕，谭主动请辞。[1]尽管林祖涵、吴玉章在国民党中也具有与之相近的地位，但其二人在共产党内的名望、地位却不及谭平山。因此，他们只能为谭成为革命最高领导人提供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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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话语体系中，朱德一直是作为南昌起义重要领导人出现的，然而事实或许并非那么简单。换句话说，将“朱老总”排上南昌起义重要领导人的高位其实还是掺杂了部分政治因素。至于后来将朱德加入委员名单，更多的是照顾到国内外产生的政治影响。也难怪1961 年参观八一纪念馆时，朱德曾微笑着说：“南昌起义的一幅油画，把周恩来和我们几个都安排在这里宣布起义，这是艺术家的想象吧!”如果从纯粹的学理角度来看，这种结论确实值得进一步商榷。
二、周恩来：南昌起义的不二“神经中枢”
如果将谭平山置于起义领导人首位的话，那么紧随其后的就应当是周恩来。
虽然这次起义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合法性来源，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起义的组织运作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如起义的酝酿、提出和决定，三次“九江会议”，起义的准备和实施，以及胜利后斗争策略的制定等。既然中共策划并主导了这次起义，那么就必然不甘心将领导权完全交给国民党人。此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由兼具双重身份的共产党员担任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推举的这位领导人在共产党内不一定具有很高地位，但必须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有很高威望。虽然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等人在党内已处于核心领导层次，但论资历以及影响力却远不及谭平山，因而只有谭平山能够担此重任。
1927 年7 月19 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叶挺等都于此时到达九江。李立三、谭平山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首先提出在南昌发动起义，这一计划为中共中央所接受。24 日（或25日），罗米那兹、加伦、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发动工农群众，并要求共产国际提供军火、物资支援。随后第二次九江会议时，周恩来向与会同志强调了应以土地革命为主的斗争策略，取得了大家的赞同并做出下一步决定。[5]显然，周恩来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地方组织之间协调沟通、穿针引线，发挥了总揽全局的领导作用。其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接受中央下达的任务，为起义爆发进行准备工作，并且成立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前委会书记由周恩来担任。李立三、恽代英、澎湃担任前敌委员会委员，而刘伯承则担任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又因聂荣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故而被任命为前委会军委书记，负责指挥工作。不久，周、张、李即赴南昌着手准备起义事宜。因此，中国共产党党内领导人在南昌起义队伍中就有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等。另外，在反对张国焘起义态度消极问题上，周恩来、李立三等也坚决表态，支持起义按计划进行。
朱德，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朱培德并称“二朱”。南昌起义失利后，朱德率领“天心圩八百人”部队同毛泽东部于井冈山会师，合称“朱、毛红军”。然而在公众的认知体系内，大家往往只对“朱总司令”、“朱老总”有印象，鲜为人知的是，井冈山会师之前朱德一直是游离于领导层之外的“散兵游勇”，会师之后朱德才“从南昌起义队伍领导层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7]因此，论及南昌起义领导人问题，朱德做出的贡献恐怕要排在谭平山、周恩来、贺龙、叶挺之后。
行政层级分布方面（表2），民主党派中央主办的微信公众号是发布优质推文的主力军，阅读量普遍偏高，这与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和运营经验有关。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外，7个民主党派中央的微信公众号共发布优质推文77篇，占61.6%；21个省级（包含直辖市）的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共发布38篇推文，占30.4%，其中河北民建表现极为突出，发布了9篇；7个地市级的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共发布10篇，占8%，其中潍坊民革表现突出，发布了2篇。
在起义爆发以及南下途中，周都下达了重要决策。正如1961 年革命功勋贺龙将军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谈到，“起义是党领导的，而代表党来领导起义的是恩来同志。恩来是党、军事、革委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他热情坚定，机智聪明，民主作风又好，大家都很尊重他。在介绍起义领导人时，一定要重点介绍他的活动，这样才符合历史事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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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朱德：一位经过“加工”过的起义领导人
在起义当天，“谭平山用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开联席会议，承认特别委员会的处置，并组织革命委员会执行党务及政务”。联席会议推选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于右任、陈友仁、何香凝、吴玉章、彭泽民、林祖涵、贺龙、郭沫若、苏兆征、江浩、黄琪翔、恽代英、朱晖日、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澎湃、张曙时、李立三、经亨颐、徐特立等25 人为委员。从这份名单来看，国民党左派占了大多数，结合排名分析，国民党左派更是位于前列。而且由这25 人推定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7 人组成主席团，主席团主席为谭平山。因此谭平山实际上是南昌起义最高政治、军事领导人（此时贺龙、郭沫若并未入党）。[2]
中国共产党在这次起义的过程中，领导层发生过几次重大变化。先是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聂荣臻来到九江、南昌之后，名义上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成为负责起义计划的最高领导人，但聂此时资历尚浅，在具体问题的处理和大政方针的决定上还是要听从谭平山等人的意见。后来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抵达南昌后，中共实际领导层就由张、李、周、谭组成。周恩来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统一指挥安排起义进程，已然成为南昌起义的“行动中枢”。由于张国焘在起义准备过程中屡屡阻拦，并以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相抵触，甚至箭在弦上时还试图横加干预，拖延起义时间，因此遭到了与会者的严厉斥责。周恩来怒而拍桌，谭平山甚至要求卫士将张捆绑起来，严加查办。虽然张国焘最终默认了起义的计划，但其在党内的政治威信受到了重大打击，而周恩来则顺理成章地成为起义行动的指挥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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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自南昌南下途中，朱德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如利用滇军关系充当“开路先锋”；“三河坝分兵”后指挥叶挺的第二十五师及军官教育团阻敌追击；在革命陷入低潮时，依靠坚定地革命主义气息保存了“革命火种”，留下了天心圩八百人等。[8](P94-108)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贺、叶兵力的支持，朱德也难有建树。据第三军第二十团团副蒋文光回忆，朱德原来领导过的“军官教育团的学员有三个连参加了起义，公安局没有多少人参加”。[8](P92)而教导团里多半是学生，有些还是临时编制的，[9]整体战斗力较弱，用朱德自己的话讲，“起义时的战斗我没有参加，我做的是一些参谋、宣传和配合工作”，“军官教育团的学员有3 个连参加了起义，公安局的人参加得不多”。[6]因此，相比于政治威望较高的谭平山、周恩来，以及掌握部队军事实权的贺龙、叶挺，朱德一无政治地位，二无充足兵力，也确实只能做一些辅助性工作。
南昌起义前，朱培德出任江西省主席，基于“二朱”具有一定感情基础，故而指派朱德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鉴于在南昌地区的活动较为便利，朱德着手绘制了南昌市城防图，标明了敌军火力部署情况，向起义部队提供情报支持。周恩来听取报告后，称赞朱德“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8](P91)所以，相比于同样负责参谋工作的刘伯承，朱德“人脉”更广，在敌军中更具威望，更能方便开展工作。之后周恩来派朱德宴请敌团长，意在拖住部分敌军，但因消息泄露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
四、结语
从起义计划的提出到实施，再到胜利后的组织安排、政策制定，谭平山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首先是南昌起义的提出，李立三、谭平山等到达九江后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率先提出这一计划：“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与我们一致。”[10]第一次九江会议时，“贺氏抵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适平山同志在浔，乃由平山介绍各省代表谒贺，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随后谭平山“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11]这就为争取贺龙参加革命，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也有研究人员显示，皮下注射0.25 mg/kg的蜂毒，对白鼠CCI术后引起的痛觉过敏进行治疗，发现单次注射蜂毒，脊髓NRI磷酸化抑制现象发生，但是仅能对白鼠的热痛敏进行抑制，机械性痛敏则没有任何作用[11]。还有研究显示[12]，敲除白鼠脊髓背角NRI基因，对疼痛模型制作，制作形成以后的24 h内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但是48 h后却出现了机械性痛敏，证实有其他因素参与在痛敏形成中。
前敌委员会成立后，考虑到谭平山的政治影响力和国共双重党员身份以及政治上负有的重要责任，加之积极主张武装起义，中央决定谭平山列席前委会。同时，由于条件不成熟，前委会还决定“由谭平山、韩麟符等负责召集国民党的左派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党部负责代表，准备组织国民党政治及党务机关”。[12]到了起义前夕，张国焘横加干涉，激烈反对举行暴动，眼看革命到了最后一步却陷入僵局，谭平山大骂“混蛋”，甚至要将张国焘绑起来，最终张在众人的批判下默认了起义的举行。为使起义获得社会舆论广泛支持，31 日晚，谭平山找到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并兼任《民国日报》社社长的邓鹤鸣，要求他当晚加班，随时发报送去的文稿、布告等。起义胜利后，谭平山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主席团主席，实际上已经成为南昌起义最高领导人。之后谭平山又命令朱蕴山前往武汉召集尚未离开的国民党左派，通知他们南下广州参加预定举行的国民党“三大”，同时联络在武汉的中共地下党员，要求他们赴广州待命。[13]当年与谭产生意见分歧的张国焘也承认：“南昌暴动发动以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来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14]不仅如此，如果要按照当时党内外影响力排名的话，最高领导人非谭平山不可。
另外，周恩来在整个起义过程中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行动中的重要枢纽，而且周恩来在中共党内以及国民党方面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因此将周置于领导人序列第二位无可非议。接下来就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中的贺龙，在当时“有兵则有权，兵多则权大”的历史环境下，其掌握的军事力量在整个起义部队中占绝大多数③，这些武装力量为起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为重要的，起义爆发时贺龙还并未入党，他曾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2]“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15](P32)就是这样一位将军，毅然决然放弃国民党高官厚禄的生活，将全部“家底”奉献给党，奉献给中国革命。毫无疑问，贺龙将军的精神、事迹值得我们铭记。当然，按照这个逻辑，叶挺、朱德则应紧随其后。[4]而蔡廷锴、李汉魂、欧震、龚楚等人虽掌握一定武装力量并参与起义行动，但在过程中或变节或离队，给整个起义行动造成了较大损失，因此不将其列入领导人行列。
综上所述，南昌起义实际领导人排名应为谭平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水平逐步提高，肥胖及三高的人数日益增多，癌症患者低龄化的趋势明显，但是人们的体育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提高全民素质势在必行，特别要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每周上一两节体育课，课时少不能充分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不能充分培养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因此课外体育辅导是改善体育教学现状的有效手段。
注释：
①即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②1924 年1 月，谭平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26 年1 月，谭平山在国民党“二届一中”会议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③南昌起义时，贺龙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0 军军长，掌握有国民革命军第20 军全部共计7500 余人（全军共20000 余人），担任起义总指挥。
④南昌起义时，叶挺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1 军第24 师师长，掌握有国民革命军第24 师共计5500 余人；而朱德时任第3 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警察局局长，掌握第3 军军官教导团部分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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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9）11-0110-04
* 作者简介：王拯（1994—），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游国立（1965—），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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