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教养实践是家庭资本在代际间传递的主要手段。家庭中的教养实践是儿童不断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家庭的阶层背景紧密相关。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同时考虑祖代和父代的社会阶层，将家庭的阶层背景分为持续上层、新上层、新下层和持续下层。分析显示，不同阶层的家庭拥有不同的教养实践模式，教养实践模式在多代间可以传递，家庭的阶层背景与教养实践又影响着子女的学业成就。相比于祖代，向上流动的父代家庭在教养实践与子女学业成就上更接近持续上层，向下流动的家庭则颇为特殊：教养实践上更接近持续上层，而子女学业表现上则更接近持续下层。由此来看，中国阶层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有着更为复杂的面向。
[关键词]教养实践 阶层分化 多代效应 学业成就
一、家庭教养实践与阶层分化
“富不过三代”是“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的通俗说法。对此，孟子有更为完整的表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这可以理解为：君子的家风，只能影响寥寥数代，难以相继；小人的家风同样如此。究其内涵，重点是强调家庭教养模式在阶层间存在分化且难以在多代间连续传承。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代中国，对个体而言，良好的家庭教育都是获取成就和地位的基础。如果承认家庭教养模式存在阶层分化且代际间变动不居，那么这就有了重要的社会后果，即社会阶层不至于长期固化，得以存在广泛的代际间的社会流动。社会结构问题由此转化为家庭教养模式的问题：家庭教养模式是否存在阶层分化？如果存在阶层分化，这种分化在代际间是否得以延续？延续的后果又是什么？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现代社会中，教育作为社会分层的动力机制受到普遍重视，一直以来都是不平等研究的中心议题。可以说，教育分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分层。想要回答“谁获得了地位”的问题，首先要回答“谁获得了教育”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地位获得模型以家庭所拥有的资源来解释其子女的教育成就，[1](P165-171)之后的学者不断丰富家庭资源的内涵，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教育期望等因素作为家庭资源被引入模型，多角度探讨了教育获得过程。[2-5]
其中，文化资本理论解释了将家庭资本转化为子女教育成就的过程。不少研究显示，家庭资本中发挥作用的主要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也对教育获得有积极作用。[6-7]相比于家庭中其他资本形式，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内生性资源，在教育获得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影响也最为持久，在转型社会中受各种制度性和政策性等宏观结构因素影响也最小。[8-9]随着教育等级的上升，文化资本的作用也越发重要。[10]
课程评价成绩构成是全过程综合性的评价，评价点包含对课程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自主学习活动能力、软件开发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职业素养能力。
家庭资本是如何转化为子女的教育优势的呢？在家庭中其主要机制表现为教养实践。教养实践的过程，是父母有意或无意中通过投入时间、情感、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对子女的一种耳濡目染式的言传身教。这种言传身教嵌构于家庭内部，塑造了子女的各项技能、知识和惯习，在子女的教育获得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教养实践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在大量经验研究中得到证实。[11-12]
然而，中国的教育获得研究主要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例如城乡二元结构)和学校教育(例如重点学校制度)的影响，较少关注家庭教育的作用。即使分析家庭与教育获得的关系，也更关注父母职业、收入等更具经济资本意涵的因素。在少数关注文化资本的研究中，更多注意到藏书量等少数客观指标，而忽略了文化资本所应有的实践意涵，较少分析家庭教养实践在教育获得与阶层分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3]
鉴于此，基于2010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尝试分析教养实践在阶层上呈现出的模式差异，以及这种模式差异在多代间的传递，并将考察不同教养实践模式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二、文化资本、教养实践与学业成就
(一)文化资本与教养实践
文化资本理论解释了阶层不平等的形成过程。文化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由在家庭中培养的技能、惯习和知识组成，表现为三种形式：实物化文化资本，指需要特殊文化技能来欣赏的物品；制度化文化资本，指教育文凭和证书系统；身体化文化资本，指欣赏和理解文化产品的技能。[6](P241-258)文化资本与家庭阶层背景紧密相关。上层家庭中的儿童通过父母获得一系列技能、知识和性情，因此在学校中感觉更舒适，与老师交流也更顺畅，受到老师更多的肯定和奖励，在学校中表现也最好。[14-15]
后半句则出自《庄子·则阳》，原文中也讲了一个有关“蜗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则来自惠施与戴晋人之间的一段对话：
近30年来，学者们逐步将文化资本进一步具体化，重点关注文化资本的经验内涵：受到老师们推崇的技能、惯习、动机等。[16]在此过程中，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研究经历了一个重要转向，即由单纯对文化资本属性的关注转向重视微妙的文化实践活动，主要是指课外活动的参与，包括各种有组织的文化活动和辅导班等。[17-19]此外，相关学者更是将关注点转向家庭中日常的教养实践活动。[20-21]有学者认为，文化资本对儿童的影响不是通过形成惯习的象征性表现，而是通过学习与理解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实践。[22]
(二)教养实践的阶层内涵
而今，一碗稀粥，看似平静，其实需经数小时文火煎熬，才能成正品。就像人生，一个人要想成功，就要不急不躁、不温不火。作家王蒙说：“粥喝得多、喝得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粥好消化，一有病就想喝粥，特别是大米粥。新鲜的大米香味似乎意味着一种疗养，一种悠闲，一种软弱中的平静，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王蒙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人的主张，这的确令人回味。
家庭教养实践的内涵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父母与孩子的交流互动、安排孩子参加有组织的业余活动和参与儿童的学习和生活。[23](P1-7)首先，父母与儿童日常沟通中的交流互动模式在不同阶层间有不同表现。协作培养模式中，中产阶级的父母认为孩子具有与成人一样的平等身份，更多通过与儿童对话沟通来对儿童进行培养。在这个过程中，儿童获得了丰富的词汇，培养了讲究逻辑的表达能力，并逐渐拥有了与成人沟通与协作的技巧。自然成长模式中，工人阶级的父母则认为孩子与成人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并不尝试以说服的方式培养孩子,其语言模式更多是命令式的。其次是儿童业余生活的安排。协作培养模式中，中产阶级父母主导了儿童的课外生活，安排儿童参与有组织的文化活动，例如足球队、合唱团、辅导班等。在有组织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儿童开发了多样化的技能、兴趣和行为模式，这进一步增强了儿童在学校中获得优势的机会。而在自然成长模式中,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们并没有父母为其安排业余活动,他们对自己的业余活动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孩子们更多地是在看电视或与邻居伙伴的自由玩耍中度过的。再次是父母参与儿童学习生活的模式。协作培养模式中，中产阶级父母更积极地参与孩子的学习生活，不仅竭力辅导孩子的学习课程，而且还会采取与教育机构相同的逻辑与标准来指导孩子的学业，这些努力为其子女在学校中获得优势地位提供了帮助。相反，在自然成长模式中，工人阶级父母没有能力采用学校的标准来辅导孩子的学业，也无实力与教育机构通力合作来提高子女的学业成就。
一是基础性实践，主要是帮助学生对旅游学原理及相关管理学景区规划基本概念、基础理论有能深刻的掌握理论知识，满足职场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如职业行为习惯、职场礼节、表达沟通能力等。这项实践内容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公益、专业形势与政策学习、旅游认知实习、观赏植物学实习、林业资源保护实习、野生动物学实习等方式培养学生基础实践能力。
(三)教养实践与学业成就
教养实践是否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由于对教养实践的理解不同，导致问题的答案并不那么一目了然。有的学者持完全赞同意见，认为协作教养实践模式对子女学业成就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24]而有的学者则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他们主张，父母的教育期望是家庭背景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中介因素，但是父母的教养实践对儿童学业成就并无影响。[25]另外，其他学者认为家庭教养实践对子女学业成就有部分的正面影响。[26]总的来说，教养实践对儿童学业成就具有重要影响。然而，教养实践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有理论和经验上的一致性。教养实践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内发生作用的。教养实践也不是一项整体性的资源，其亚分布结构也决定着在教育过程中的效用。
教养实践通过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进一步成为社会分层的微观动力机制。相关研究显示，不同社会阶层采取了不同的教养实践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在代际间可以进行再生产。[24]由此，教养实践的阶层分化是反映整个社会阶层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国内一些学者研究了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27-28]但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到教养实践，其中关于中国城市家庭教养实践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在教养理念上并无显著差别；[29]与之相反，其他学者则认为城市家庭中的教养实践呈现出阶层分化。[30-31]遗憾的是，已有研究或者只分析了城市家庭，或者更为强调教养实践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缺乏教养实践对学业成就影响的系统研究。鉴于此，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分析教养实践对青少年学业成就的影响，并从教养实践的角度窥探阶层间的分化以及这种分化在代际间的延续。
三、教养实践与多代传承：研究假设
传统代际流动研究局限于两代间的关系，未能充分考虑家庭中某些持久性资源的影响，特别是祖父母的影响。而中国的传统代际流动研究则放大了这种局限，原因是东亚拥有不同于西方的家庭结构。西方社会以核心家庭为主，而中国则拥有大量的扩展家庭。在大家庭中，祖代的影响更加难以予以忽略。[32]除此之外，平均寿命的延长、经验数据的丰富、家庭结构和关系的改变等因素也都亟须多代研究视角的引入。[33]
关于祖代对孙代成就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丹麦数据显示，控制了父代影响之后，祖代影响孙代教育成就的途径主要是文化资本，而非经济资本。[34]英国数据同样显示，控制了父代影响之后，祖代影响了孙代的绝对和相对流动率。[35]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显示，控制了父代特征之后，祖代对孙代的社会流动并无显著影响。[36-37]从中可以发现，不同地区所拥有的不同家庭结构与历史传统成为祖代影响是否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中国方面，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变化的重要节点，节点之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而在其后出生的青年人中则扩展为三代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结构的固化。[38]关于多代效应的机制，有学者发现，祖代对孙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是在祖代与孙代同住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祖代与孙代不同住，则祖代对孙代的教育获得没有影响，由此提出社会心理机制是多代效应的主要影响机制。[39]然而，祖代影响并不一定与祖孙直接互动有关。或者说，祖孙互动并不是祖代影响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祖代还可能通过惯习或家风来发挥影响。一般来讲，父代在祖代家庭中成长并习得一系列的惯习，父代有子女之后，会将这套习得的惯习转化为具体的教养实践。在此过程中，即使没有祖孙间的直接互动，祖代也可以通过父代的教养实践直接影响孙代的教育成就。而家风是惯习的一种特殊形式。家风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受祖代是否在位的影响，而通过家庭中的任何个体，甚至仅仅凭借文字或口头相传的家训，就可以将祖代影响传递到父代和孙代，以及更为久远的子孙。
DT时代，田径教学也需要与时俱进，通过大数据平台处理课堂过程中的相关因子，得到更利于优化教学效果的科学、精准数据。在大数据环境下的田径教学开展就需要利用大数据，利用互联网，让教学质量提升。让科技感融入到田径教学中来，为培养学生田径项目爱好走出重要一步。
可以说，教养实践是教育优势在多代之间传递的主要方式。如果教养实践在阶层间有明显分化，且这种分化导致了教育优势在多代间的传递，这将进一步固化社会阶层结构；相反，如果教养实践并没有阶层间的分化，或者存在阶层分化，但这种分化无法在代际间传递，那么社会阶层结构将更具有开放性。换句话讲，核心问题是：君子之泽，是否三世而斩？
为解决该问题，在教养实践与教育获得的研究中同时考虑祖代和父代的多代影响。由于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轴心的角色，因此，文章以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阶层背景的核心指标，并通过祖代和父代的教育程度的高低来构建家庭阶层背景。然而，祖代和父代家庭阶层背景的绝对高低并无法直接比较，这是由于现代中国的快速转型在两代人之间造成了结构性差异，即两代人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异分布问题。为消除这种结构性差异，尝试以相对家庭阶层背景替代绝对家庭背景，具体就是以父代或祖代在同代人中的相对受教育水平高低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核心指标。具体来讲，根据父亲、祖父的受教育状况，可以把家庭背景分为四类：持续性上层(父亲与祖父都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新上层(父亲有较高受教育水平而祖父没有)、新下层(祖父有较高受教育水平而父亲没有)、持续性下层(父亲与祖父都没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也就是说，家庭背景是以家庭在同代人中的相对位置来衡量，参看父代受教育水平的同时，还要考量祖代的受教育水平。这既解决了不同时代人们受教育水平分布不一致的问题，又将祖代影响加入了模型。
基于以上思考，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中国家庭在教养实践上存在阶层差异。
假设2：教养实践的阶层差异能够多代传递。
假设2a：四个家庭阶层中，持续上层最有可能采取协作培养式教养实践模式，而持续下层则最有可能采取自然成长教养实践模式。
假设2b：与持续下层相比，新下层更可能采取协作培养式教养实践。
假设3：教育优势可以在多代之间传递，具体表现为：持续上层子女的学业成就高于持续下层，新上层和新下层则处于两者之间。
假设4：教养实践影响了教育优势的多代传递，协作培养式教养实践模式对子女教育成就具有正向影响。
四、数据、变量与测量
(一)数据
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选用CFPS数据，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CFPS构建了独特的家庭关系调查问卷，包含有祖代、父代和子代三代人的信息；二是同时调查了10-16岁的儿童及其父母，包含有家庭教养实践与儿童学业成就等相关信息。这为利用三代人信息研究家庭背景、教养实践和儿童学业成就提供了极大便利。
CFPS共有社区、家庭成员、家庭、成人和少儿5个子数据库。样本的选取主要使用了CFPS2010的家庭成员、家庭和少儿数据库，具体过程如下：首先，由于10岁以下儿童没有进行成绩测试，从CFPS2010少儿库中选取10-15岁成员。其次，在CFPS2010家庭关系库中用子代样本匹配父代和祖代个人id(编号)和信息，例如教育等。最后，在CFPS2010家庭库中匹配子代所属家庭的信息，例如家庭收入等。剔除三代人相关变量有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有效样本共计2635人，加上父代和祖代，共利用7905人的信息。
第二，高职院校教育的根本，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必须是品行端正的高级技术工人。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能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那么，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会失去说服力，进而失去生命力。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不断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使自己的理论能够经受实践的检验，才能受到学生的尊重，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贡献力量。否则，就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作用。例如：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必须结合社会实践和学生思想实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变量
1.因变量
因变量为儿童的阅读和数学测试成绩。CFPS2010提供了包含字词题和数学题在内的题目。这套测试题目是根据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来选择相应的答题起点，测试题目也是基于中小学课本，因此能够反映受访者经学校教育获得的语言和数学能力。[40]阅读和数学测试原始分满分分别为34分与24分，将原始分转化为满分为100分的标准成绩。
2.自变量
自变量包括家庭背景、教养实践和教育投入。
(1)家庭背景。家庭背景以父代和祖代教育程度来综合构建。父代受教育年限是一个连续变量，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9；祖代受教育程度则为分类变量，依次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和大学本科，取值依次从1-6。父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79年；祖父受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均值为1.83，接近小学毕业。
家庭背景的构建过程包括以下两步：首先，将父代和祖代受教育水平转换为二分变量，即高教育水平和低教育水平。父亲或祖父是否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依据同代人的受教育水平分布状况而定。较高受教育水平是指同代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0.5个标准差以上的水平。对于父亲来说，这包括高中及以上学历(大于9年)；对于祖父来说，包括初中及以上学历(大于类别2)。其次，将父代和祖代受教育水平做两两交互构建为综合的家庭背景变量：持续上层、新上层、新下层和持续下层。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以上定义，新下层并非指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低于祖父，而只能说明父亲在同代人教育水平分布上的地位优势弱于祖父在同代人中的教育地位。
(2)教养实践。借鉴拉鲁对教养实践三个维度的划分，将教养实践划分为以下三个维度：学业安排、业余活动和互动交流。[23](P1-7)在三个维度上，协作培养模式呈现出更多的计划性、组织性和沟通理性；相反，自然成长模式则突出表现为两个极端：或者放任，或者专断。下面将根据拉鲁对教养实践两种理想类型的划分原则展开进一步的操作。
中国家庭对孩子学业安排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对孩子家庭作业的辅导与掌控，所以学业安排变量由下面三个问题测量：您经常要求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吗？您经常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吗？您平均每周花几个小时辅导孩子做作业？中国家庭中孩子业余活动的安排则重点体现在家庭中的看电视和家庭外的辅导班，业余活动变量由三个问题测量：您经常阻止或终止这个孩子看电视吗？您经常限制这个孩子所看电视节目的类型吗？最近非假期的一个月内孩子平均每周花多长时间参加家教/辅导班？家长与孩子的互动则表现在了三个方面：语言交流、以身为教和成绩下降后的互动，因此互动交流变量由三个问题测量：本学期以来/上学期，您经常和孩子讨论学校里的事情吗？当孩子在学习时，您会经常放弃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避免影响其学习吗？如果孩子成绩单上的成绩或其进步程度比预期的低，您最常用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将三个维度的教养实践统一构建为七类别的定序变量。取值越大，说明变量越倾向于协作培养式教养实践，即更具组织性与沟通理性；相反，取值越小，则越倾向于自然成长式教养实践，或者放任或者专断。问卷中，问题1、2、4、5、7和8的选项都为五分类的定序变量，依次为从不(0次)、很少(每月1次)、偶尔(每周1-2次)、经常(每周2-3次)和很经常(每周6-7次)。为简化类别、方便计算，将五分类变量转化为三分类变量，具体是将前两项合并，取值为0；三四项合并，取值为1；最后一项取值为2。问题3、6为数量题，按照之前问题在0-2上的平均分布转化为取值0-2的定序变量。问题9的选项为6个类别，按照拉鲁对两类教养实践的划分原则，将其简化为取值为0-2的三个类别。最后，依照上面教养实践划分的三个维度，将各题取值相加，从而构建出取值为0-6的三个定序变量。之后，对以上变量进行了内部一致性检验，Cronbach α系数均大于0.6。
(3)教育投入。教育投入不同于作为经济资本的家庭收入，而是将经济资本转化为对子女的培养。这样看，教育投入具有一定的教养实践意涵。即便如此，它也只能算作一种间接性的教养实践，无法直接培养子女的技能、知识和惯习，这又颇为特殊。因此将教育投入作为自变量一并放入回归模型，但不纳入具体的教养实践概念之中。具体来讲，教育投入询问了上一年家庭支付了多少教育支出，将其取自然对数后放入模型。
(4)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女=0，男=1)、户籍(农村=0，城镇=1)、民族(少数民族=0，汉族=1)、兄弟姐妹数(非独生子女=0，独生子女=1)、学校类型(非重点=0，重点=1)、班级类型(非重点班=0，重点班=1)、是否住校(非住校=0，住校=1)、家庭收入等。控制变量中，家庭收入为调整后的家庭纯收入，取自然对数后放入模型，其余变量均为虚拟变量，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统计表
变量频数比例/均值男性(女=0,男=1)133650.7城镇户籍(农村=0,城镇=1)50819.3汉族(少数民族=0,汉族=1)235689.4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0,独生子女=1)71127.0重点学校(普通学校=0,重点学校=1)2118.0重点班(普通班=0,重点班=1)2077.9住校(非住校=0,住校=1)62223.6父亲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221183.9高中及以上42416.1祖父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208579.1初中及以上55020.9
续表
变量频数比例/均值家庭背景持续上层1485.6新上层27610.4新下层40215.3持续下层180968.7平均家庭收入(取对数)26359.80(1.25)平均教育投入(取对数)26355.97(1.89)教养实践学业安排26352.53(1.54)业余活动26351.75(1.23)互动交流26352.70(1.25)样本量2635100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五、结果与分析
(一)父代家庭背景与教养实践、子代学业成就
表2显示，在只考虑父子两代人的情况下，父代家庭阶层背景越高，在子代的教养实践和学业成就上便越具有优势。教养实践的三个维度上，上层家庭都比下层家庭更具有协作培养特征；学业成就上，无论阅读成绩还是数学成绩，上层家庭出身的儿童也比下层家庭出身的儿童表现更好。同时，在教育投入上呈现相同的趋势：上层家庭比下层家庭的教育投入更高。
[6]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表2 测试成绩与教养实践描述统计
父代家庭背景测试成绩教养实践阅读数学学业安排业余活动互动交流教育投入上层71.24(17.84)50.53(17.60)3.11(1.57)2.14(1.29)3.15(1.17)6.53(1.94)下层62.62(20.94)45.76(18.46)2.41(1.51)1.67(1.20)2.60(1.24)5.86(1.86)上层-下层8.62∗∗∗4.77∗∗∗0.70∗∗∗0.48∗∗∗0.55∗∗∗0.67∗∗∗
注： ***p<0.001，N=2653。针对测试成绩、教养实践与教育投入，对两组的均值差进行了双边t检验。
表3显示父代家庭背景对家庭教养实践和教育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父代家庭背景对教养实践的三个维度都具有正向影响。换句话说，相比下层家庭，上层家庭更可能采用协作培养式教养实践模式。而在教育投入上，父代家庭阶层背景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可以说，上层家庭相比下层家庭的最大优势是其教养实践，而非教育经费投入。如此看，这证明了假设1，教养实践模式已经在阶层间有了明显分化。
从性别上看，相比女孩，男孩只在学业安排上更具优势，在教养实践的另外两个维度和教育投入上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相比少数民族、农村孩子和非独生子女，汉族、城镇孩子和独生子女家庭在教养实践和教育投入上更具有优势。更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收入的影响，其对教养实践的三个维度并无显著影响，但对教育投入影响显著。
表3 父代家庭背景与教养实践、教育投入关系的回归分析
变量学业安排业余活动互动交流教育投入父代家庭背景0.403∗∗∗(0.10)0.25∗∗(0.11)0.31∗∗∗(0.10)0.05(0.10)性别0.143∗∗(0.07)-0.20∗∗∗(0.07)-0.08(0.07)-0.08(0.07)民族0.40∗∗∗(0.12) 0.46∗∗∗(0.12)0.51∗∗∗(0.12)0.90∗∗∗(0.11)户籍0.62∗∗∗(0.11) 0.74∗∗∗(0.11)0.60∗∗∗(0.11)0.63∗∗∗(0.10)独生子女0.44∗∗∗(0.09) 0.42∗∗∗(0.09)0.47∗∗∗(0.09)0.75∗∗∗(0.09)家庭收入0.04(0.03)0.01(0.03)0.04(0.03)0.16∗∗∗(0.03)
注：*p<0.05，**p<0.01，***p<0.001，N=2653。
(1)教养实践模型采用序次logit回归，教育投入模型采用一般线性回归。
(2)家庭背景的参照组为下层。
可以说，经济资本对家庭采取何种教养实践模式没有显著影响，而只能增加家庭的教育投入。
为考察教养实践阶层分化在教育分层上的后果，在只考虑父子两代的情况下，对子代学业成就进行了回归分析，见表4。共分为4个模型，模型1只考虑父代家庭背景对子代学业成就的影响，模型2则又加入了教养实践和教育投入的影响；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4为全模型。
表4 父子两代：儿童学业成就回归分析
变量阅读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家庭背景(参照组:下层)8.62∗∗∗(1.09)6.62∗∗∗(1.06)4.82∗∗∗(1.02)4.42∗∗∗(1.01)学业安排-2.53∗∗∗(0.28)-0.41(0.26)业余活动1.11∗∗∗(0.34)0.63∗∗(0.30)互动交流3.18∗∗∗(0.34)1.88∗∗∗(0.31)教育投入(ln)2.25∗∗∗(0.21)0.85∗∗∗(0.20)数学家庭背景(参照组:下层)4.77∗∗∗(0.97)3.93∗∗∗(0.93)2.18∗∗(0.78)2.09∗∗(0.77)学业安排-3.35∗∗∗(0.25)-0.64∗∗∗(0.20)业余活动0.85∗∗∗(0.30)0.53∗∗(0.23)互动交流2.33∗∗∗(0.30)0.89∗∗∗(0.23)教育投入(ln)2.26∗∗∗(0.18)0.83∗∗∗(0.15)控制变量无无有有
注：*p<0.1，**p<0.05，***p<0.01；N=2635。控制变量为：性别、民族、户籍、是否独生子女、学校类型、班级类型和是否住校。
[4]Zhou, X. and Hou L.Children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3(1).
(二)多代家庭背景与教养实践、子代学业成就
为考察多代之间教养实践的阶层分化情况及其影响，同时考虑祖代和父代的情况，构建了多代家庭背景：持续上层、新上层、新下层和持续下层。以下是对多代间教养实践及学业成就的分析。
表5是重要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可以发现，4个家庭阶层在控制变量上显示出重要差异。家庭阶层背景越好，城镇户口比例、独生子女比例、家庭收入、就读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的比例也就越高；相反，在学校寄宿的比例则越低。通过t检验发现，在这些变量表现上，持续上层明显优于新下层和持续下层，而新上层也明显优于持续下层。
教养实践是父母在家庭中培养儿童各种技能、惯习和动机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拉鲁将文化资本在家庭中的传递机制区分为两种教养实践模式：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和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经验研究显示，中产阶级更可能采取协作培养模式，而工人阶级则更可能采取自然成长模式。[23](P1-7)不同阶层的家庭通过不同的教养方式实现了文化资本的分层，从而使不同阶层的子女在进入社会机构(包括学校、工作单位等)后有不同的成就表现。
表6显示了基于家庭背景的学业表现、教养实践与教育投入的描述统计。教养实践、教育投入和学业表现在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孩子身上呈现出显著差异。首先，不同阶层的家庭在教养实践三个维度上均体现出了显著差异。有趣的是，新上层与持续上层在学业安排和互动交流上的差异并不显著，而只在业余活动上存有差异；同时，两者与新下层、持续下层相比，具有明显优势。这说明持续上层和新上层更有可能采用协调式培养模式，而持续下层则最不可能采用此种模式。更重要的是，新上层与持续下层的父代虽然在出身家庭(祖代)上具有更多的相似性，然而，新上层实现了社会阶层的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对孩子的教养实践更倾向于学习持续上层的经验，即采用协调式教养模式。再看新下层与持续下层，前者在教养实践和教育投入上都显著优于后者。同时，在教育投入上，不同阶层的家庭间同样具有明显差异。综上所述，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教养实践和教育投入在多代间可以传递。这支持了假设2。
对于一些叙事性的电视节目来说，逻辑性相对比较明显，同时情节比较完整，因此，在节目制作时必须要以素材的完整数据为依据，积极地将各种素材的安排与整个事件相联系，通过对整个事件经过和结局的深入分析以及鉴定更好地体现节目的完整性以及合理性。其中完整的素材不仅能够为后期的节目制作提供更多的编辑空间，还能够更好地揭示内部画面的逻辑关系。另外，在对不同的电视节目画面编辑进行后期制作时还需要了解不同素材的完整性要求，尽量避免素材采集的缺失，结合逻辑性以及时间连贯性的具体情况，更好地加强电视节目制作环节之间的联系和互动，真正实现电视节目制作水平的稳定提升。
表5 重要控制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持续上层新上层新下层持续下层持续上层-持续下层持续上层-新下层新上层-持续下层城镇户口0.73(0.45)0.48(0.50)0.19(0.39)0.11(0.31)0.62∗∗∗0.54∗∗∗0.38∗∗∗独生子女0.70(0.46)0.45(0.50)0.31(0.46)0.2(0.40)0.50∗∗∗0.39∗∗∗0.26∗∗∗家庭收入10.21(1.91)10.15(1.23)9.87(1.09)9.69(1.20)0.51∗∗∗0.34∗0.45∗∗∗重点学校0.16(0.36)0.12(0.33)0.09(0.28)0.07(0.25)0.09∗∗∗0.07∗0.05∗∗重点班0.16(0.36)0.11(0.31)0.07(0.26)0.07(0.25)0.09∗∗∗0.08∗∗0.04∗学校寄宿0.11(0.31)0.18(0.39)0.24(0.43)0.25(0.44)0.15∗∗∗0.13∗∗∗0.07∗∗
注：*p<0.05，**p<0.01，***p<0.001，N=2653。分别对持续上层与持续下层、持续上层与新下层、新上层与持续下层进行了双边t检验。
表6 测试成绩与教养实践描述统计
变量测试成绩教养实践阅读数学学业安排业余活动互动交流教育投入持续上层73.33(16.32)52.00(16.46)3.14(1.61)2.39(1.37)3.16(1.27)6.86(1.83)新上层70.12(18.55)49.74(18.17)3.10(1.55)2.00(1.23)3.15(1.11)6.35(1.98)新下层66.35(19.55)47.34(17.78)2.66(1.61)1.85(1.30)2.77(1.26)6.15(1.72)持续下层61.79(21.16)45.40(18.59)2.36(1.48)1.63(1.18)2.57(1.23)5.79(1.88)组间均值差持续上层-持续下层11.54∗∗∗6.59∗∗∗0.78∗∗∗0.76∗∗∗0.59∗∗∗1.07∗∗∗持续上层-新下层6.98∗∗∗4.66∗∗0.48∗∗0.55∗∗∗0.38∗∗0.71∗∗∗持续上层-新上层3.212.260.040.39∗∗0.000.51∗∗新上层-新下层3.77∗∗2.410.44∗∗∗0.160.38∗∗∗0.20新上层-持续下层8.33∗∗∗4.34∗∗∗0.74∗∗∗0.37∗∗∗0.58∗∗∗0.56∗∗∗新下层-持续下层4.56∗∗∗1.930.30∗∗∗0.21∗∗0.20∗∗0.36∗∗∗
注：*p<0.05，**p<0.01，***p<0.001，N=2653。针对测试成绩、教养实践与教育投入，对各组间的均值差都进行了双边t检验。
表7先后以持续下层和持续上层为参照组，对家庭背景与教育实践、教育投入进行了回归分析。模型1为不包含控制变量的简单模型，模型2加入了控制变量。回归分析显示，在教育投入上，简单模型中持续下层家庭与其他三个阶层家庭均有显著差异；然而，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这种差异变得不再显著。也就是说，家庭阶层背景对教育投入的影响被其他控制变量解释掉了。在教养实践上，相对于持续下层，持续上层更可能采取协调式教养实践模式。值得重视的是，新上层在学业安排、课外活动和互动交流上更倾向于持续上层的特征，而与持续下层则有显著差异；与持续下层的自然成长式教养实践模式不同，新下层同样更倾向于持续上层的教养实践模式，即协调式教养模式。对于向下流动的新下层而言，父代的教养实践仍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祖代的阶层特征；而在向上流动的新上层那里，父代一定程度上能够摆脱下层的教养模式，学习持续上层的教养实践模式。以上证据支持了假设2。
表7 家庭背景与教养实践、教育投入关系的回归分析
变量学业安排课外活动互动交流教育投入模型1模型2模型1模型2模型1模型2模型1模型2家庭背景a持续上层0.93∗∗∗(0.15)0.33∗∗(0.16)1.12∗∗∗(0.16)0.46∗∗∗(0.17)0.80∗∗∗(0.16)0.16(0.17)1.07∗∗∗(0.16)0.18(0.16)新上层0.87∗∗∗(0.11)0.51∗∗∗(0.12)0.56∗∗∗(0.12)0.22∗(0.12)0.78∗∗∗(0.11)0.43∗∗∗(0.12)0.56∗∗∗(0.12)0.05(0.12)新下层0.34∗∗∗(0.10)0.24∗∗(0.10)0.30∗∗∗(0.10)0.20∗∗(0.10)0.29∗∗∗(0.10)0.18∗(0.10)0.36∗∗∗(0.10)0.17(0.10)家庭背景b新上层-0.06(0.18)0.19(0.18)-0.56∗∗∗(0.19)-0.24(0.19)-0.03(0.18)0.27(0.18)-0.51∗∗∗(0.19)-0.13(0.18)新下层-0.59∗∗∗(0.17)-0.09(0.18)-0.82∗∗∗(0.18)-0.6(0.19)-0.52∗∗∗(0.17)0.02(0.18)-0.71∗∗∗(0.18)-0.01(0.18)持续下层-0.93∗∗∗(0.15)-0.33∗(0.17)-1.12∗∗∗(0.16)0.46∗∗∗(0.17)-0.81∗∗∗(0.16)-0.16(0.17)-1.07∗∗∗(0.16)-0.18(0.16)控制变量无有无有无有无有
注：*p<0.05，**p<0.01，***p<0.001，N=2653。
(1)教养实践模型采用序次logit回归，教育投入模型采用一般线性回归；
(2)a的参照组为持续下层，b的参照组为持续上层；
(3)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民族、户籍、家庭收入、是否独生子女，均省略。
表8和表9为多代家庭背景、教养实践与学业成就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发现，4个模型中，家庭背景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始终存在。具体来说，持续上层子女在学业表现上远远高于持续下层，新上层和新下层处于两者之间。这证实了假设3。
与持续下层相比，在阅读成绩上，新上层与新下层出身的子女在阅读成绩上具有明显优势；而在数学成绩上，新上层仍具有显著优势，新下层则与持续下层无显著差异。可见，向上流动的家庭为其子女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提高学业表现；而向下流动的家庭虽然一定程度上仍能保持子女在学业上的部分优势(如阅读)，但已经无法保证子女在学业表现上的全面优势(如数学)。
表8 儿童学业成就回归分析(阅读)
变量阅读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家庭背景持续上层11.54∗∗∗(1.75)8.55∗∗∗(1.68)5.98∗∗∗(1.60)5.58∗∗∗(1.59)新上层8.33∗∗∗(1.32)6.76∗∗∗(1.28)5.42∗∗∗(1.18)4.93∗∗∗(1.17)新下层4.56∗∗∗(1.13)3.67∗∗∗(1.08)3.44∗∗∗(0.96)3.09∗∗∗(0.95)学业安排-2.57∗∗∗(0.28)-0.43(0.26)业余活动1.06∗∗∗(0.34)0.6∗∗(0.3)互动交流3.16∗∗∗(0.34)1.87∗∗∗(0.31)教育投入(ln)2.20∗∗∗(0.21)0.83∗∗∗(0.20)控制变量无无有有常数项61.79∗∗∗(0.48)45.24∗∗∗(1.43)-13.96∗∗∗(3.74)-18.52∗∗∗(3.88)R20.030.130.310.33N2635263526352635
注：*p<0.1，**p<0.05，***p<0.01。家庭背景的参照组为持续下层；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籍、是否独生子女、急停收入、学校类型、班级类型、是否住校，均未展示。
表9 儿童学业成就回归分析(数学)
变量数学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家庭背景持续上层6.59∗∗∗(1.57)4.85∗∗∗(1.49)2.98∗∗(1.23)2.76∗∗(1.21)新上层4.34∗∗∗(1.18)3.91∗∗∗(1.12)2.23∗∗(0.90)2.15∗∗(0.89)新下层1.93∗∗(1.01)1.50∗∗∗(0.95)1.27∗(0.73)1.08(0.72)学业安排-3.36∗∗∗(0.25)-0.65∗∗∗(0.20)业余活动0.83∗∗∗(0.30)0.51∗∗(0.23)互动交流2.32∗∗∗(0.30)0.89∗∗∗(0.23)教育投入(ln)2.24∗∗∗(0.18)0.82∗∗∗(0.15)控制变量无无有有常数项45.40∗∗∗(0.43)33.06∗∗∗(1.26)-49.63∗∗∗(2.86)-50.94∗∗∗(2.97)R20.010.130.480.50N2635263526352635
注：*p<0.1，**p<0.05，***p<0.01。家庭背景的参照组为持续下层；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籍、是否独生子女、急停收入、学校类型、班级类型、是否住校，均未展示。
持续上层与持续下层之间在两项成绩上的差距尤其明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上层和新下层孩子的成绩均低于持续上层孩子的成绩，而又都高于持续下层孩子的成绩。这说明了，不仅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学业成绩密切相关，而且父亲的家庭背景(即祖父的受教育程度)也与子女的学业成绩有重要关系。此外，新上层的两项成绩均显著高于新下层；即使与持续上层相比，二者不管是阅读成绩还是数学成绩都没有显著差异。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三代人之间社会阶层并没有完全固化，在祖代家庭背景上处于劣势的阶层，可以通过父代人的努力，在教育阶层上向上流动。
家庭的教养实践与子女学业成就有密切关系。业余活动越是有组织地安排、互动交流越是趋于理性，子女的学业成就也就越高。将教养实践纳入模型后，家庭背景的相关系数下降了大约1/3。同时，相对于模型1，模型2的解释力提高了10%左右，这显示了教养实践在子女学业成就上具有重要解释力。当然，全模型(模型4)相比于模型3，解释力并没有太大提高，一方面暗示了教养实践的影响可能是其他因素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教养实践之外，仍有其他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挖掘。不过，总体上说，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家庭教养实践仍对子女学业成就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假设4得到了部分证实。不过，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学习安排对子女阅读成绩的影响并不显著，对数学成绩具有负向影响，这与假设并不相符。这可能与测量指标的效度有关，尚需进一步的考察。
六、结论与讨论
基于多代视角将中国家庭分为四类：持续上层、新上层、新下层和持续下层，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家庭阶层背景与教养实践、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在教养实践上已存在阶层分化。从父子两代来看，上层更倾向于采取协作培养模式，而下层则更倾向于采取自然成长模式。而且，这种教养实践上的阶层分化可以在代际间传递：从多代视角来看，持续上层更倾向于采取协作培养模式，而持续下层则更倾向于采取自然成长模式，新上层与新下层处于两者之间。
教养实践上的阶层分化导致了子女学业成就上的阶层差异：两代视角分析中，上层子女学业成就明显优于下层子女。同样，教育优势可以在多代之间传递，具体表现为：多代视角分析中，持续上层子女的学业水平最高，而持续下层子女的学业水平最低；新上层与新下层子女的学业水平介于持续上层与持续下层子女之间。
[8]刘精明．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J]．社会，2006(3)．
此外，新上层的情况也暗示了文化资本可以通过教养实践实现代际间的流动，其前提是向持续上层学习借鉴教养实践模式。新上层，即那些目前是上层但最初并不出身上层的家庭，可能会采取教养实践上的协调模式，并且倾向于更多的教育投入。而且其子女学业成就能够反映出家庭目前及最初的阶层状况：明显高于持续下层，但又略低于持续上层。
遗憾的是，文中虽然分析了家庭背景、教养实践与子女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但仍无法完全解释多代间复杂的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现象。简单来讲，一方面，由于教养实践存在阶层分化且这种分化在代际间可部分传递，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社会阶层在代际间固化。另一方面，始终存在向上流动的家庭，可以借鉴上层的教养实践模式从而争取到提高子女学业成就的机会；也始终存在向下流动的家庭，虽然教养实践上仍保持着上层的惯习，但子女学业成就上不仅无法和持续上层相比，而且相比于新上层他们也处于劣势。这又为从更开放的视角来认识社会阶层结构提供了证据。如此来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拥有更为复杂的面向，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船舶轴系校中技术分为静态校中和动态校中两种。静态校中技术又可分为直线校中、轴承上允许负荷校中和轴系合理校中三种方法。在船舶修理和建造过程中，轴系用直线校中时常采用三种方法，即用光学仪器校中法、按连接法兰上规定的偏中值校中法和用样轴校中法。
在医院管理当中,护理工作是贯穿在医院感染控制工作的整个过程当中,根据调查显示,发生医院感染的原因大对数由与医护人员操作不当有关,随着近年来国内一些严重的医院感染事故的发生,医院管理层及医护人员应意识到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加强护理管理工作。在医院管理中,首先完善各项护理工作制度与规范,其次加强对护理基础工作的管理,严格无菌操作;加强手卫生依从性管理;加强消毒隔离工作;加强病区与门诊的护理管理工作等,护理管理在医院感染防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上述结论与讨论仍存在不少局限。首先，虽然试图挖掘教养实践的概念内涵，但只是初步的尝试，测量指标仍可能存在效度问题，需要更多经验证据的检验。其次，文化资本是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视角，但仍需进一步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比如，文中仅仅以教育水平划分家庭背景，虽然有利于构建简明的概念框架，但在分析社会结构变迁时仍显单薄。最后，家庭教养实践对阶层分化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子女学业成绩上，可能更为深远的影响恰恰是学业成绩所无法包含的，比如子女性情的养成、非认知能力的培养等方面。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注释：
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失去了医疗保障的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日益严重，因此，政府开始了农村合作医疗重建工作。这一时期，政府相继出台文件来支持农村合作医疗社的开展，但由于农民错误的将其视作负担，所以结果并不理想。
[1]Blau, M. and Duncan D.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M]. New York：Free Press,1967.
[2]Di Maggio, P.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2(2).
[3]Lin, N. 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总体上看，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父代家庭背景对子代学业成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在4个模型中都有呈现。在加入了教养实践和教育投入之后，家庭背景的影响下降，这说明在家庭背景之外，教养实践和教育投入对子代学业成就具有单独的影响。颇为有趣的是，在学业安排上，越具有协作培养式教养实践特征的家庭，其子女在数学成绩上越不好(阅读上，全模型中学业表现这一项并不显著)。相反，在业余活动、互动交流和教育投入上越具有协作培养式教养实践特征，无论是阅读还是数学，孩子都越有可能有更好的学业表现。
[5]Sewell, W., Haller A. and Portes A. The Educational and Early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9(1).
本次提升面积为7 077 m2。该节点不是人流集中的区域，参与性不强，以观赏性的微地形植物景观为主，在地形上有高低起伏韵律性变化，在植物景观空间上也有低中高复合层次变化，植物种类多样，营造四季景色各异的植物景观，如图12所示。
2)任务负荷(Task Load Index, TLX)会增加疲劳感受(Multidimensional Fatigue Instrument, MFI)。
[7]Coleman, J.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94).
关于教育优势的传递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资本通过教养实践在代际间传递,最终表现为子代学业成就上的差异。值得重视的是，这种代际传递不只发生在父子两代之间,而且可以在祖-父-子之间实现多代传递。持续上层和持续下层在教养实践和子女学业成就上的表现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也说明所谓“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的说法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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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i Maggio, P. and Useem M. Social Class and Arts Consumption: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Class Differences in Exposure to the Arts in America[J]. Theory and Society, 1798(2).
利用农业生态防治的方法：将蔬菜育苗所需的生态条件与病害的发病条件加以比较，通过采取综合的农业技术措施，加强田间管理，为蔬菜秧苗的生长发育创造最良好的环境条件，而这个环境条件又不利于病害的发生，从而大大减轻病害，达到早熟、优质、高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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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ingPracticesandtheClassDifferentiationinChina
LIU Ha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Parenting practic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lass of family, is the main means transmitting the family capitals across generations. The social backgrounds of families are divided into four classes: stable upper, new upper, new under and stable under class. The 2010 CFPS shows that different parenting practices patterns are adopted by different classes and could be transmitte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children are affected by the family background and parental practices. The parental practice and achievements of children in families upward mobility in comparison to family of origin w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education. However, families’ downward mobility could adopt the similar parental practices with stable upper class, the achievements of whose children would be close to children from stable under class. As it i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 in China would be more complicated.
Keywords:parenting practices; multigenerational effects; class differentiation; academic achievements
[收稿日期]2018-11-28
[作者简介]刘浩(1984-)，男，河北辛集人，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基础教育不平等过程及对策研究”(2018M631723)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08-0062-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806
标签：教养论文; 家庭论文; 下层论文; 学业论文; 祖代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论文;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基础教育不平等过程及对策研究”(2018M631723)论文;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