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迁: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德共文化战士论文

王志迁: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德共文化战士论文

在抗日战争初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吸引了像邹韬奋、范长江、阿英、贺绿汀这样国内著名的文化人,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文化人。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因目睹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同情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所以撰写文章,通过各种途径向国际揭露和谴责日军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的侵略。他们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更与苏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德国新闻记者汉斯·希伯。

奔赴苏北的欧洲记者

汉斯·希伯,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青年时期在德国读完大学后,加入德国共产党,曾一度到苏联,采访过列宁和斯大林。1925年,他从欧洲来到上海,参加中国的大革命,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他返回欧洲。抗战爆发前夕,他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第二次来到中国,和英国的巴林,美国的史沫特莱、马德海,新西兰的路易·艾黎丝和加拿大的布朗等人一起在上海从事中国的政治时事理论研究。他还在上海参加了美国太平洋学会,担任该会《太平洋事务》月刊驻远东的特约记者。

抗战爆发后,希伯随即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以德国新闻记者的身份先是访问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后来又到了安徽云岭,见到了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叶挺。当时周恩来正在皖南军部,希伯亦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非常称赞希伯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精神,并且希望希伯深入敌后,采访在抗战前线的新四军将士以及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把新四军艰苦抗战的情况报道给全世界人民。希伯欣然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并积极做好到敌后的准备。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邀请希伯到苏北根据地实地考察。希伯极为高兴,1941年5月21日,以“太平洋学会”记者名义携夫人秋迪女士成行。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精心安排以及地下交通的护送下,希伯化装成德国医生,秋迪化装为护士,两人携带了两箱药品和一些医疗器械,通过了戒备森严的日军哨卡,登上了由上海开往苏北的“安泰号”客轮。希伯在叙述这段经历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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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一声长鸣,客船徐徐离开了码头。我的心绪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紧张之后,渐渐恢复了平静……从上海乘坐的慢船,沿着黄浦江到长江,航行约12小时,然后上岸。进入长江北岸地区,还须穿过一小块日本人和汪精卫控制的地方。交界线上的岗楼或碉堡里的伪军用检查“军用物资”的名义逐个检查。并且警告我说,从现在起皇军不能再“保护”你们了。以后,我们依赖新四军便衣的保护,到达通往新四军控制区的门户。

5月底,希伯夫妇乘船到达盐城。刘少奇、陈毅为希伯夫妇的到来,在盐城大众剧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汽油灯把院内照得通明,新四军军部机关、华中局机关干部、盐城地方党政干部,工农商学各界代表和大后方来盐城的文化人共千余人参加。陈毅致辞:“今天,在新四军所奋斗坚持的根据地中心盐城,举行这个紧张而兴奋的欢迎晚会,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在全国弥漫着反共倒退的逆流中,我们的新四军并不孤立,不但得到国内广大人民的支持,而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外朋友的支持。德国记者希伯和夫人从欧洲来到中国,又从敌占区的上海来到盐城,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新四军是正义之师,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得到全世界人民支持的,因而我们的事业必胜。”

从图4可以看出,矿化床对于渗沥液中的COD去除具有很好的效果,能达到90%以上的去除率。对于氨氮和总氮的去除效果没有像COD一样明显。但结合7、8月测验数据,可以看出经矿化床出水的氨氮和总氮去除均在限值以下,说明矿化床单元能够有效地处理渗沥液,几乎可以保证使其达标排放。

1941年6月的一天下午,雷雨初霁,希伯与刘少奇、陈毅一起出席了盐城参议会一届二次会议。希伯应邀对全体参议员做演讲。他说:“这天气的忽晴忽雨象征着抗战时局的艰难,这大雨后的晴朗又象征着苏北的新光明。在参议会诸公的努力下,全苏北人民和军政当局是会团结得更紧密的,苏北的抗日民主政权,经过这次大会将更加充实和巩固起来。”

希伯在盐城与士兵、农民、工人、学生、商人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了解他们的战斗生活,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撰写了数十篇报道、评论等文章。希伯还重点采访了陈毅军长,多次与他长谈,了解新四军的现状,新四军的政策以及根据地的建设和人民生活状况。他们还多次谈到中国文化,根据地的抗战文化与外国文化。经过采访,希伯加深了对新四军的了解,并将采访结果写成了几篇通讯——《重访新四军占领区》《我与抗战中的新四军》《战斗在日本战线之后的游击武装力量》《苏北印象记》等,发表在《亚美评论》及《太平洋事务》杂志上。

以笔为枪的战斗

希伯对根据地的参议会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为此,他数次采访刘少奇,对抗日民主政府的“三三制”政权以及参议会的形式、性质有了较充分的了解。以后,希伯又用很大精力研究盐城减租减息情况,访问了盐城县县长贺希明,并对盐城的社会经济进行分析,将盐城与外地作比较,将新四军地区与国民党大后方作比较,写下了《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新四军地区游击力量的作用》等文章。文章写道:“新四军在黄河长江之间建立的根据地,其政权的特点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抗日斗争中团结起来的中国各阶级的联合政权。刘少奇告诉我,这种政权是在中国抗战环境中产生的,历史上没有先例,世界上也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存在着如此的情况。”文章在美国《亚美评论》上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作为东道主的陈毅,非常关心希伯夫妇在根据地的工作、生活,除在工作中给予提供方便外,在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凡战斗中缴获的咖啡、食品罐头以及胶卷等,陈毅都派人送给他们。夏天蚊虫多,张茜根据陈毅的意思,送去麻布蚊帐,并嘱咐炊事班同志,希伯夫妇的碗、杯、汤匙一定要专用,并且用开水烫泡。陈毅还常请希伯夫妇一道吃饭。一次,陈毅发现秋迪女士喜欢吃水煮花生米,便派人给秋迪专门送去一些花生。

朋辈辅导员来自学生群体,和学生一起学习生活,能够及时发现同学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指导和帮助,并及时和心理教师联系与反馈。学校心理健康四级网络包括心理委员和宿舍长。他们可以在同学中广泛开展心理知识宣传,在同学与心理辅导中心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营造良好心理氛围、及时疏解同学的心理困扰并让新生尽快适应新的校园生活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5]。

(4)平面直角坐标公式使用不同。高斯投影平面直角坐标系在我国x坐标为正,为了避免y坐标出现负值,在y坐标上统一加上500 000 m,公式为:

一次,希伯对陈毅谈起了他1938年春天到延安会见毛泽东的情景。他说:“毛泽东欢迎我到根据地作考察与采访,但又严厉批评了我,说我攻击了《西行漫记》,并认为是反革命的行动。我感到困惑不解,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毛泽东认为我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缺乏正确的认识。以后通过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实地采访,特别是这次对苏北的采访,我加深了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与理解。现在如再遇见毛泽东,他大概不会再批评我了。”陈毅听了笑着说:“你是老共产党员,而斯诺只是进步记者,不能也不必要求斯诺的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对你要求严是好事啊!毛泽东如果了解你现在的进步,肯定会替你恢复名誉了。”说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秋迪女士亦登台演说。她盛赞了盐城的新气象,表示今后要同苏北人民一起生活,把耳闻目睹之事实告诉给全世界人民。最后,鲁艺师生表演了《怒吼吧,长江》等歌咏节目,秋迪女士亦应邀用德语演唱了一首歌曲。

为便于希伯活动,军政治部安排曾在圣约翰大学读过书的中共党员陈志存担任希伯的翻译,同时还配备两名警卫人员和一名服务员。希伯随身携带了一台英文打字机,白天采访,晚上打印。他的文稿经地下交通转递上海,再由上海转寄海外,分别在美国的《太平洋月刊》和《亚美评论》上发表。

希伯还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苏北根据地的一系列活动。在盐城军区举行“五卅”运动16周年纪念大会上,希伯到会发表演讲。他向根据地人民追述了当年在上海目睹“五卅”运动的经历,控诉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行为,称赞中国人民为独立自由而斗争的觉悟。他说:“在抗日斗争进行到第4年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16年前的‘五卅’斗争,而应把这一斗争的气魄运用到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去,将中国革命的命运引向胜利的前途。”1941年6月1日,《江淮日报》以《国际友人作正义呼声》为题刊登了希伯发表的演讲辞。

在一片掌声中,希伯登台演讲:“今天这个盛大的晚会,对于我来说非常荣耀。我到过八路军的陕北和新四军的云岭,我能在盐城重访新四军,在两支中国前进的队伍里走,研究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是我平生最自豪的了。自重庆政府下令解散新四军以后,他向各方面宣传新四军已不存在了。大江南北的日本‘皇军’希望这是真的。我此次来到贵军后,亲眼看到新四军比以前壮大。我不但要向全世界报道新四军仍然存在,而且已强大地生长起来。……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是国际人士最关心的最令人感到兴奋的中国抗日武装。从新四军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各阶层人民在抗战中的团结与合作。国际人士把你们和八路军看成是反抗日本侵略和取得胜利的保证,是争取中国独立与民主的保证。国际人士知道,你们已写下了光辉的抗战史绩。”希伯最后说:“你们的胜利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人士的胜利,你们的斗争也是和他们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斗争。我们相信,不久就可以在自由的世界里,站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抗大五分校在盐城建立后,希伯多次参加该校师生的集会,他还给训练班的学员做过《中国革命与国际问题》的演讲,与学生一起讨论时事。学员的艰苦生活和刻苦学习精神给希伯留下深刻的印象。希伯多次鼓励这些学员,希望他们毕业后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成长为中国抗战的新干部。

其二,罗塞蒂坚信:人人皆可成为艺术家,非但能从事一门艺术,只要愿意,一个人可以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游刃有余。他本人就践行着自己的思想,基于深厚的家学修养(父亲老罗塞蒂在其祖国就是令人敬重的文人,妹妹克里斯蒂娜也是著名的诗人)和广博的知识涉猎(不仅精通意大利文化,对英国远近时代的文学也兼收并蓄),罗塞蒂诗画兼工,他也曾经表示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陈嘉先生在其《英国文学史》当中论及罗塞蒂诗人兼画家的双重身份时说:“他的绘画具有叙述的特征,而其诗歌则具有画面的质感。”[2]独一无二的诗性气质和浪漫的玄想构成了他的艺术价值,也限制了他在绘画的技术层面上的爬升。

1941年6月22日,希伯出席了刘少奇、陈毅召集的记者座谈会,并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德国入侵苏联是一个重大的事变”“德国法西斯的这种侵略行为必将受到苏联和世界人民的严厉惩处。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将完全站在苏联方面,粉碎、驱逐现代的中世纪式的野蛮的德国暴君制度。德国人民在真理和正义的旗帜下,与苏联人民一起,努力恢复被暴君统治所污染了的美丽山河,来挽救那曾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和席勒,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来挽救那被希特勒和戈林等流氓推上毁灭之途的德意志。我深信,为正义、为社会主义而战的苏联,必能完全粉碎暴徒的狂妄与冒险。胜利是属于苏联的!”刘少奇、陈毅十分赞同希伯的看法,希望他写些文章,帮助中国人民认清形势,鼓舞士气,坚持抗战。希伯为此专门写了《世界大战在现阶段的性质》一文,由方炼白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江淮日报》上。

希伯很关注苏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对诞生在苏北平原上的鲁艺华中分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多次到鲁艺分院活动,和师生座谈,并同他们一起搞文娱活动。希伯曾应邀对鲁艺学员作《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生活之关系》的演讲,希望鲁艺师生以高尔基为榜样,致力于革命的文艺工作,深入现实的生活,用文艺的形式把新四军的战斗事迹写出来。在“抗大文艺工作团”成立大会上,希伯在致辞中就文艺的性质和作用阐明了他的观点:一是把政治与艺术密切联系起来,反对单纯的艺术观点;二是让文艺的武器成为大众运用的武器,反对统治阶级以文艺为麻醉民众之工具;三是使文艺武器成为提高大众精神与觉悟的桥梁,造就人民成为抗日的先锋军;四是文艺要向大众化道路发展。希伯希望文艺工作者在实践中有所长进,不要辜负时代的要求。希伯的讲话得到陈毅的高度评价。希伯关于革命与文艺的观点,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观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芒,这些观点与以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基本是一致的。

希伯与盐阜地区的工人、农民、商人、地主士绅及妇女儿童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和夫人秋迪一起到士绅家作过客,和军部首长以及苏北地方党政领导人一起到戏院看过戏,到学校听过课,并且还种过庄稼,摇过纺纱车。所有这一切都给希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记忆,也成为他生活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他热爱新四军,热爱苏北人民,苏北人民和新四军更加热爱这位支持中国抗战的德国朋友。

第一个拿起枪杆保卫中华的欧洲人

1941年7月,希伯夫妇与新四军一起参加反扫荡战斗,在50多天的反扫荡战斗中,他们和战士一起行军、一起生活,从事紧张的采访活动。艰苦的斗争既锻炼了他的意志,也丰富了他的生活。

希伯在苏北三个多月的时间,撰写了许多充满战斗激情的通讯和其它文章。其中有《新四军是胜利的标志》《世界大战在现阶段的性质》《革命与文艺,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等,还有《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重访新四军占领区》《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论苏日关系》以及长达8万字的手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新四军和八路军》。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他不仅是一个拿笔的记者,而且是一位拿枪与中国人民一起战斗的国际主义文化战士。

1.平台(P),是承载网络培训的技术系统,根据业务模式,进行系统功能开发并迭代,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学习越来越成为网络培训的主流模式,所以,适应多种终端、模块化功能设计是技术平台建设的基础。在满足网络培训业务的同时,要设计好数据库结构便于进行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以及学员行为分析。

汉斯·希伯在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调集其第十军团主力和第二十二师团3个混成旅团以及伪军5.3万余人,由侵华日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坐镇临沂督战,日军山东管区司令土桥中将指挥,对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同月29日,希伯所在的连队在沂南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五道沟下的獾沟子附近与敌人遭遇。敌人以一个混成旅将八路军一个连紧紧包围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拿枪参加了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领导当机立断将连队分三个小分队向西南突围。希伯被安排在第一分队先行出发,但他却悄然返身回到了战斗的岗位。直到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顺利突围,他才和留守的第三分队准备撤退。此时,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压了过来,突破口被封锁,包括汉斯·希伯在内的近千人壮烈牺牲。汉斯·希伯,这位第一个拿起枪杆子保卫中华民族的欧洲人,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为了中国抗战文化的繁荣,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责任编辑:杨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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