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艺术家通过创造身体意象呈现出对女性身体的多元认知。其描绘女体以建构女性主体性的策略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批判社会中既存的女性形象，挑战男性凝视；二是超越二元的性别对立，参照新兴科技与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重新定义女性身体的社会位置；三是通过回溯历史，重拾被压抑的女神传统，对女性的身体意象进行重新塑造。通过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借由分析当代艺术家之作品，质疑长久以来主宰大众视觉美学的男性观点，对现存的审美标准加以探究，或能发展出一套新的审美标准，展现另一艺术语言的可能性。
［关键词］当代艺术；女性；身体意象
身体是人类文明的基础，长期以来，人类身体的研究一直是社会与人文学科的工作重点，身体政治更是涉及性别、欲望、阶级、种族、国家认同等权力问题。在西方艺术中，人体也是艺术家最常表现的题材之一，无论是宗教或世俗艺术，绘画或雕塑艺术，皆是如此。而在人体艺术中，和女性身体相关的主题更是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曾说：“爱之于诗人和文人，就像裸女之于艺术家。”女性身体是艺术家表达情感或者观念输出的媒介，亦是情欲投射的对象。女性人体画是性别差异的标志，是西方美术的一种代号[1]。
总而言之，峰谷分时电价是一种有效的用户需求侧管理手段，能有效的将部分高峰时期的负荷向低谷时期转移，给电网经济、良好的运行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同时，峰谷时段的划分作为峰谷分时电价中关键的一环，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提供了两种峰谷时段的划分方法，基于隶属度函数的峰谷时段划分方法与基于因素分析法的峰谷时段划分方法，相比较于主观经验主义，这两种方法更加能从客观的实际日负荷曲线中来反应各时段的峰谷属性，从而为峰谷分时电价的制定提供有效的指导。
西方艺术家笔下的女性身体，从主题上来看，有表现出女性丰润的官能美者，如鲁本斯（Rubens）《掠夺流西波斯的女儿》（1618）、安格尔（Ingres）《泉》（1856）、雷诺阿（Renoir）《浴女》等。有以消瘦、枯槁甚至扭曲、怪异变形、破坏性的形体来表现女体，如马蒂斯（Matisse）《蓝色的裸女》（1907）、杰克梅迪（Giacometti）《三个走路的人》（1948）、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毁坏的圆柱》（1944）等。有将女性器官转化为山水风景、生活物品，如安德烈·马松（Andre Masson）《人造瀑布》（1938）、玛格列特（Magritte）《闺房中的哲学》（1947）等。抑或含有情色成分，意图表现性意味的艺术，如巴尔修斯（Balthus）《黄金岁月》（1944）等。
居住建筑内部空间的局部声光热等物理环境定位主要包括室内部分的采暖、通风、空调、声音处理等方面，这部分处理目前在现代居住建筑中是设计的重要内容，也是核心内容，以此以最佳程度的提升生活的品质。因此，通过介入某些绿色节能环保的建筑材料、或借助某些仪器设备来优化视觉听觉感受等使得居住建筑内部空间的局部声光热等物理环境达到最佳状态，适宜人居住[3]。
而通过观察当代艺术家对女性身体的描绘，我们会发现，他们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展示女性身体，而是期望通过创造身体意象呈现出对女性身体的多元认知，进而建构起女性的主体性。而其策略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批判社会中既存的女性形象，挑战男性凝视；二是超越二元的性别对立，参照新兴科技与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重新定义女体的社会位置；三是通过回溯历史，重拾被压抑的女神传统，对女性的身体意象进行重新塑造。
一
女性主义者发现，男性的伊底帕斯情节（Opedius complex）是将女性物化最主要的心理因素①按照心理分析学说的说法，男性观看女人的身体带来视觉快感的同时，也引发“阉割焦虑”。参见：[奥]弗洛伊德.性学三论·爱情心理学[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122.。这种心理过程推动着资本主义商业体系结合大众传播媒介，刺激大众消费的欲望。女性不仅成为商品推销的对象，女性身体更成为商品展售的工具。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送的“社会文本”所再现出来的“女性形象”，相当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大众甚至是女性自己对于女性相关角色的定义与认知。
大致而言，女性主义者通过检视视觉再现的权利关系发现，男女在观看的过程中其关系大抵不脱离男性为观看者、女性为被观看者，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位置。这样的观看关系在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其经典之作《看的方法》（Ways of Seeing）中首次提及：
职业资格证书是人们通过相应的技能水平测试而获得的资格认证。它是劳动者具有从事某一职业所必须具备的学识和技能的证明，也是单位在进行招聘和用人时的主要依据。[5]“双证融通”就是指学历证书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衔接、融通。职业资格证书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具有检验和监督作用，能检验专业课程体系是否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是否满足工作岗位及职业生涯的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五年规划（2011—2015年）》明确要求“参照职业岗位任职要求，将职业标准融入教学内容，将职业标准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西方艺术史的传统中，男性艺术家所创作的女性裸体图像，一直占有特殊而崇高的位置，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艺术和女权运动同时兴起之后，女性主义艺术家积极创造身体意象来探索女性的性别认同、改变了这个历史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艺术家们在前辈艺术家筚路蓝缕的基础上，以女性的裸体为素材或是题材，与社会的性别歧视与议题正面交锋。
究竟女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被情欲化而成为男性目光的客体，罗拉·莫薇（Laura Mulvey）在1975年所撰写的《视觉乐趣与视觉电影》一文截取了弗洛伊德和拉康（Lacan）的心理分析理论来审视主流的好莱坞电影，指出精神分析中“窥淫”（scopohpilia）和“自恋认同”（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是分析的关键。书中指出：社会对女体视觉影像的消费逻辑是建立在男性/观众，女性影像/客体的权力关系上。大众媒体对女性影像的建构与父权社会有直接的关系，以电影与电视为例，媒体反映了社会既有的性别诠释，并且通过视角的设计、叙事的安排，控制并塑造大众对于女性情色的想象。
本文依据课题组已有项目研究数据和合作企业生产实际，并结合查阅文献和产区调研信息，建立了黄芩的无公害栽培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基于GMPGIS系统辅助基地选址，结合土壤复合改良措施整地、良种选择、合理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可指导黄芩的无公害生产。
由于大众媒体的急速发展，社会中充斥着女性身体形象，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女性身体的功能多呈现为性欲对象，且男性可从作品的视角获得窥淫的乐趣。随着女性跨出家门走入社会，女性的形象从最初的母亲、妻子、女儿，增加了更多的社会身份，可是风貌万千的女性形象依然没有摆脱不平等的视觉权利牢笼。而视觉等同于知识，视觉化的知识建构被视为权威，现代权力的运作是高度视觉化的产物。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到，为了确保权力运作的普遍性与经济性，为了让权力可以夜以继日地烙印在个体上，最好的方式是让受监视者无法确知监视者是否正注视着他们，因此他们只得一举一动都像被监视着，从而将监视者的目光内化，变成自己监视自己。监视者的这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使得权力能以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控制效果[2](p242-244)。
参赛者都是族中的青少年，代表着云浮的光明和未来。他们举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滑翔翼，站上云浮山南面最高的鹰翔崖，由此滑翔而下，比谁飞得最远。
比如，农业社会时主要讲求以胖为美，工业化之后，瘦越来越成了美丽的表征。经济日益发展，女性进入就业市场获取更多的经济独立以及教育水平，加上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渐渐将关注的焦点放到自己的身体。克里斯·西林（Chris Shilling）也指出，在当代消费社会中，身体是关切的重心与目光的焦点，人们通过各式身体改造计划，试图塑造具有美感线条的身体，并因此建构自我认同。但是，女性将精力放置在父权社会所设立的审美标准上，对于瘦身美体的努力是否是进步女性意识的反挫？虽然有着更多女性自主性的追求，但深层意涵上，有着根深蒂固的父权体制的观看控制与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逐渐地，女性的身体对于男性或自己而言，都成了客体。换言之，当女性将注意力放置身体，依据资本主义的审美标准来塑造自己，所驯化的不只是身体的线条，而是女性的主体性。过去是裹小脚、旗袍与高跟鞋束缚着女性的身体，当今则是时装流行、健身减肥、美容整容在左右女性的身体，种种形塑身体的实践或多或少都反映了社会心理、价值观与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形态。诚如福柯所言，“身体是铭刻着历史事件的表面”。
1.1.4 结局指标 ①上消化道出血发生率；②病死率；③血钙浓度；④血磷浓度；⑤血镁浓度；⑥甲状旁腺激素（PTH）水平；⑦碱性磷酸酶（AKP）水平；⑧血肌酐水平；⑨肾小球滤过率。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1985年提出了《人机界面宣言》，创造性地指出：未来机器人会是突破生物物种界限的综合个体，可以是人类与机器的结合，人类与动物、自然与非自然等各种先构范畴的跨越，挑战二元对立的划分——男人与女人、人类与动物、自然与非自然、现实与虚构……
而在当代，基因工程、整形外科的进步使得人们对于自己身体享有了更多的选择权。身体的物质性以往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基础，现在已面临严峻的挑战。变性手术就是最激进的例子：心理认同决定了生理认同，并借由手术改变生理特征。身体变貌的可能性一旦开发，与虚拟自我空间、跨性别、年龄、国籍的扮演游戏，使得传统中自我认同根植于身体的意识，经此假设几近瓦解。
然而只要有权力关系，就有抗拒的可能。虽然权力通过驯化、分类、个体化、客体化等支配技术来控制个体，但是福柯也指出，通过自我的能力，个人可以从被转化、模塑进而转化自己，“像创造艺术作品一样创造自己”。就如，即使是身体劳动被高度规范化的生产线上的劳动者，无论是如何绵密的权力监看与控制，个体依然有运作的弹性空间。于是现代科技所开发出的种种身体改造工程，不能单纯从父权社会的控制着眼，女性对于自己的关注与投资，不一定都是为了迎合男性的目光，例如近年男性对于自我外形的重视也在迅速增长。凯西·戴维斯（Kathy Davis）在她的访谈中指出，并非所有追求自己理想的外貌体态的女性都是“父权社会意识形态宰制的受害者、文化的傀儡、被压迫者”，相反，她们是运用有限的资源与选择，做出主动而知性的行为。女人并非只是被物化的客体，而是积极塑造风格化自我的主体。
二
当代艺术中不乏对此进行反思的艺术作品，例如美国艺术家辛迪·雪门（Cindy Sherman），擅长用摄影记录自己的格式扮装：20世纪70年代开始，雪门扮成大众媒体中的女性角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主题转变为厌恶，雪门扮相丑陋并与身体排泄物或是令人作呕的事物一同出镜；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是医学人体模型的操弄取代了她本人，成为她摄影创作的主角。雪门通过她的作品召唤着深受父权社会大众媒体轰炸洗脑的女性集体潜意识，“以眼还眼”地操作这些女性形象，去熟悉化这些意向，以达到嘲讽、批判与颠覆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偷窥欲与拜物主义。
其实，早在二战期间，艺术家便借由“扮装”（drag）对性别成规进行了挑战。所谓的“扮装”意指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或者某种特定的装扮。其实，“扮装”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性别的刻板印象，也就是它挑战了人们言行举止的规范，让“性别”彼此之间可以自由的流动。如果我们将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脱钩，将性别视之为角色装扮，社会生活便是一场装扮秀，其中的身体可以跨越性别的肉身，演出另一性别。著名的女艺术家弗里达·卡罗与克劳德·卡恩留下了许多装扮作品，反抗与挑衅社会中加诸女性的性别成见。扮装文化解构真实与固定不变的自我概念，以乔装的形象来攻击理性与真实，反叛传统的性别范畴。最常见的手法是将男性与女性的性别特征错置，或是将之加以夸大与矫饰，借由操弄性别符号，突破大众心理的成见，制造想象的冲突与矛盾，在矛盾与冲突之中突显人们性别常识的脆弱与不可靠，以达到颠覆社会将性别认同视为自然的迷思之目的。
“男人行动，而女人出现。男人注视女人，而女人注意自己被男人注视。这不仅决定了大部分的男女关系，也决定了女人与自己的关系。女人自己的检查者是男性，而被检查的是女性。因此她把自己变成一个对象——并且是最特殊的视觉对象：一种景象。”
一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说：“女人不是天生而成，而是社会造就的。”[5](p25)社会赋予女性种种的义务与责任，其中最具命运性的即是母亲这一角色。母亲这一身份建立在社会对母职的三个迷思：所有的女人都是母亲；所有的母亲都需要小孩；所有的小孩都需要母亲。然而女性主义者将此视作文化制约的产物，女性的身份并非要与“母亲”画作等号。
巴特勒的理论最常被应用在扮装的解读上，特别是涉及跨种族与跨性别的扮装。当性别和种族认同都可以自由切换，固着于单一性别的是与不是，乃至于固守特定的性别范畴而摇旗呐喊，在巴特勒看来，都是落入传统固守观念的迷思，是不可取的。若要削弱父权社会中对女体种种的规训，除了批判之外，新一波的策略便是玩弄与操控性别符号，使得这些规范失去严肃意义与权威。
而在中国，也有不少艺术家对此进行了深刻思考，如刘建华的彩塑系列《嬉戏》（2000）。无头无臂的“女人体”以魅惑的姿态横陈于精美的各色粉彩瓷盘上，艳丽的瓷玫瑰花散布左右。在观者眼前的是雪白的大腿、精致的高跟鞋与裹着现代旗袍的身躯。作者保留了女体最性感的大腿与躯干，并且以撩人的体态面向观众，置于盘上展现，这样营造出的荒诞趣味令人深思，在刘建华的创作中对于女性文化层面的思考是贯穿始终的。此外，还有戴光郁的《放纵系列3号、7号》（1992）。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戴光郁将女性身体的符号“大”字，直逼观众眼前，通过这种不太舒适的观感强迫我们对旧有观看方式习以为常的惯性进行反思。有意思的是，他把中国古代的评画原则谢赫“六法”（放纵系列7号）、古代房中术（放纵系列3号）与关于女人作为性欲对象和玩偶对象的传统题材的关系，放在波普文化的语境中[3](p67)。这种古今的反差形成强烈的对比关系，与绘画中的玩味戏谑一同进行强烈的抨击。通过他一系列女体的表达，将男权在观看方式上的矛盾，以至我们在文化潜意识上对女性不平等地位的文化认同一一挖掘。
另一个例子来自网络的匿名性，身为女性可以在网络上扮演一名男性，身为男性也可以在网络上扮演一名女性，以异性的身份与他人互动。在这样多样化的扮演过程中，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脱离，人们不再为现实的两性观束缚。总而言之，网络与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在肉体与精神上享有比以往更大的自由，当代艺术家也意识到此一潮流的革命性与激进性，并在创作中有所回应。
艺术家克洛德·卡亨（Claude Cahun）的作品《无效的自白》，是一本蒙太奇照片集与一些叙事文本结合的书籍。相当于一个自传形式的作品，作品里面，她构建了一个有力的女性话语权，令人渴望的女性对象却没清晰界定性别。跨越性别的边界是卡亨常用的策略，原因在于“既定文学样式通常不能有利表现女性积极、特殊的欲望”[4](p3)。1934年，卡亨发表了一篇论文《开放的巴黎——致托洛斯基》，详细阐述了她对女性主体性与欲望的密切联系，在她看来，女性的欲望是一种对美、对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向往。
三
长久以来，生理上的男性对应着男子气概与自我认同，生理上的女性对应着阴柔特质与自我认同，这样的二元对立占据着传统的价值观念。但根据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说法，性别是操作出来的人为产物，并非自然天成。她主张，主体在性别权力关系中不断地被建构，是行动实践的结果，而不是静态的存在标记。巴特勒也在其理论中表示性别主体的建构是由外而内的，颠覆了由内而外的传统主体观。
历史演变的过程中，男女生理结构上的差异转化为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差异，通过此制度安排，女性因为具有生殖和哺乳的器官而被赋予此种责任与义务，女性似乎永远摆脱不了抚育生命的命运。瑞秋（Adrienne Rich）在《女人所生》一书中则表达了女性的生育工作应该是个人的自由主张，而非父权社会的强制性选择。费尔斯通（S.Firestone）在《性的辩证论》中，也观察到女性的生理基础成为了父权社会剥削的对象。
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女性首先是被排除于就业市场之外，随着经济发展，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促成了女性就业。可是家务并未社会化，女性得承受就业与家务的双重劳务负担。社会上之所以存在漠视女性的贡献与成就，根源在于对于生产活动的定义不同。传统定义的“生产”是满足物资需要的衣食住等交换价值的生产活动，而女性在家庭所做的“再生产”，如家务、孕育等，也是“生产”活动，却被社会漠视其经济价值。根据乐施会最新不平等报告称，全球女性承担的无偿家务劳动经济价值达十万亿，等同于苹果公司年营业额的43倍。女权主义者提出将家务劳动薪资化，让社会了解目前家庭制度之所以可以运作的经济分工是建立在名为无私奉献，实为剥削的事实上。
新时代的少年应当是拥有远大理想、高雅情趣的好少年，雅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秀外慧中的现代东方小雅士”。正是从此种理念出发，学校开设了书法、创意手工、足球、舞蹈、独轮车、花样跳绳、创新作文等30多个小雅社团，充分利用校内外教师资源，实行学生“走班制”，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自主参加。每星期保证两个小时的活动时间，有助于学生收获课堂之外的“第二种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兴趣爱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尽管现代社会女性的境况不容乐观，但回看历史，自古以来，东西方社会普遍存有女神崇拜的文化，如将大自然孕育化生的力量与风貌多变的美具象为女性形象并加以膜拜。希腊神话中的农业女神主掌四季变迁与庄稼的丰饶，智慧与正义女神排解与仲裁纷争；原始部落大腹便便的女偶象征了人们对繁衍的期待；补天的女娲，教导人们织衣蔽体的织女，寻声救苦慈悲为怀的观音与妈祖，这些都是社会将女性特质升华后的极致表现。
卡罗琳·莫臣（Carolyn Merchant）通过详细的历史研究，论证欧洲从中世纪以来，男性主导的现代科技活动以机械式观点将原本被视为有机、有生命的自然一步步摧毁，最后，欧洲的科技革命带来了原子化的宇宙观，也确立了男性的主宰地位。女神崇拜的式微，代表着女性气质、观点与女性地位的被压抑，因此重拾被压抑的女神传统，被视为女性与自然同时解放的重要途径之一。
社会一方面赞扬迷恋特定的女性部位，如胸部、穿着高跟鞋的脚、唇部、颈部；一方面却又可以忽视甚至诋毁女性某些生理现象，如月经与生产。20世纪70年代的女艺术家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意图通过艺术创作挣回女性身体的诠释权，以女性身体独特的经验为题材，为女性的处境发声。芝加哥费时五年，创造了家喻户晓的作品《晚宴》。这件参与创作者达数百人的历史巨作在旧金山展出后便引发广泛的争议。这件作品挪用象征西方父系文明传承画作《最后的晚餐》的意象，应邀参加盛宴的是自远古以来在神话、文学、艺术、政治、宗教等领域打破时代限制、引领风骚的女性重要人物，摆置成三角形的餐桌上摆放了39套餐具，旁边放着被视为传统女红的刺绣餐巾，上面绣有各式图样及这些宾客的名字，瓷盘上则烧有女性器官“或是其换喻图像如花朵、蝴蝶等食物”。评论家认为，从女性角度重新诠释被社会扭曲与物化的女体，可以恢复女性的主体性并重建女性意象的象征力量。
而罗琦·马丁（Rosy Martin）和凯伊·古德里奇（Kay Goodridge）于2000年创作的照相和录像作品《肆无忌惮的妇人》，则将投影的文字映射在女体上。伊丽莎白·梅斯（Elizabeth Meese）说过：“语言就像皮肤一样，既附着于身体，又外在于身体，连接着身体与外部世界，但又是世界中的一部分。”[6](p132)文字本身的内涵加上身体轮廓的起伏，重新构造了文本的形式，实际上，将抽象的女性的主观意识化为了具象而感性的认知。此外，这位女性的身体，性感、健美，并且身姿挺拔的朝向观众，对于权威有一丝挑战的意味。
结语
维特根斯坦曾言，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图画。这是因为，人是身体性的存在，人的内在的意识活动也要通过身体展现出来。当代艺术以女性的身体意象为切入点，大胆运用赤裸裸的性别创作语言，颇有为挑战禁忌而刻意为之的不羁，而这背后透露出的是这些艺术家重构女性主体性的种种策略。这些策略诚然有其阶段性的功能，但是如果沉溺于此，恐怕只会将女性艺术自限于此。艺术家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想想，走过情欲的试炼之后的女性身体到底何去何从？笔者以为，只有愿意敞开心胸对话，女性艺术与性别艺术之路才不会越走越窄，甚至走入死胡同之中。
民国时期是图书馆事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发展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事业作为教育机构的一部分，其发展也不外如此，卡内基其人及其图书馆捐助活动随着美国图书馆思想的传播被全面介绍和宣传到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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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钦忠.见证中国当代美术[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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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
[6]伊丽莎白·梅斯.情欲：女同性恋作品理论化.[M].纽约和伦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2.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6.011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6-0076-05
基金项目：2018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博物馆文创产品传承与创新研究”（18ZD037）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邓楚君（1968—），女，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装饰艺术学院院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 罗雨泽
标签：女性论文; 身体论文; 性别论文; 社会论文; 艺术家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理论月刊》2019年第6期论文; 2018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博物馆文创产品传承与创新研究”(18ZD037)阶段性成果之一论文;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装饰艺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