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丁·德·拉达是首位到访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这位伟大的宇宙学家、科学家、数学家及基督教修士在中国旅行所撰写的《中国札记》对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源自马丁·德·拉达的《中国札记》及所购书籍中记载的中国文化.笔者简要梳理了这段历史，并评述马丁·德·拉达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关键词：马丁·德·拉达；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札记》
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1月31日访问西班牙时讲到：“16世纪末，西班牙人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是西方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概况的著作，在欧洲引起轰动.”[1]但鲜为人知的是门多萨(González de Mendoza)本人却未曾踏足中国，那么，门多萨又如何能写成《中华大帝国史》这样以中国历史为主题的巨著呢?这是因为门多萨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这项传世之作的.这位“巨人”就是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一位多栖学者，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汉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者，他也是哥白尼日心说的拥护者和欧洲首位推动废除奴隶制的政治家.尽管马丁·德·拉达(下称“拉达”)做出了如此大的成就，但中国科技史界对他的关注和研究却颇为不足.围绕拉达的《中国札记》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做初步探究，以期能推进中国科技史界对拉达及其贡献的认识.
1 拉达中国之行的缘起
拉达是西班牙人，1533年出生在西班牙的潘普洛纳(Pamplona)，1578年在马尼拉逝世，[2]青少年时代，拉达接受了完整的正规教育.拉达先在法国的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就读，[3]学习希腊语与科学，但他很快就在数学、地理学和天文学方面显示出极为突出的能力.其后，拉达回到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就读，并在那里加入奥斯定会 (theorer of St.Augustin).成为奥斯定会修道士之后，拉达决定前往墨西哥，并从墨西哥转道前往远东地区传教.1565年，拉达与莱古斯比(Legazpi)等人同船远征菲律宾.到达菲律宾之后，拉达在宿务岛(Cebu)活动多年，直到1572年才转往马尼拉活动，是首位踏足中国土地的西班牙天主教奥古斯丁派主教，也是西班牙国王委派的首位中国大使.拉达是他所在时代杰出的神学家和科学家.
明代隆庆年末万历年初的林凤事件，揭开了中国与西班牙交往的序幕.[4]林凤是潮州人，他组建了一支强大的船队，在广东和福建沿海等地专杀贪官污吏，有时也以劫掠为生.明万历二年(1574)，明朝把总王望高追剿海盗林凤至菲律宾，并与西班牙殖民者达成了相关协议，如西班牙当局将林凤等捕获，则应交明朝廷处理，王望高则在回国时携带西班牙使节一同回福建商议传教与通商事宜.明万历三年6月12日，拉达和同伴赫罗尼莫·马林(Jeronimo Marin)带领士兵米格尔· 德· 洛尔加(Miguel de Loarca)和佩德罗·萨米恩托(Pedro Sarmiento)等人搭乘王望高的战舰前往福建，于7月5日到达“中左所”(Tituhul，即今之厦门)，经同安(Yongoa)到达泉州(Chincheo)，然后于7月17日到达福州(Hogchin)谒见福建巡抚，请求获准进行传教与通商，但遭到拒绝.8月22日，拉达一行离开福州，于9月初回到厦门，并于9月14日启程返回菲律宾.拉达一行先后在福建活动了两个月零九天.拉达的福建之行，使他有机会对中国进行实地的考察，而且买了一百余本中文书籍，返回菲岛后，拉达就其所闻所见，写了一部《菲律宾群岛奥斯定修道会神甫马丁·德·拉达与其同伴赫罗尼莫·马林以及与他们随行的士兵在中国观察与体验到的事物》(Las Cosasque los Padres Fr.Martin de Rada，Provincial de la Orden deS.Agustin en las Islas Filipinas，y su companero Fr.Jeronimo Marin y Otros Soldudos que fueron con ellos vieron y entendieronen aquel Reino;英文译本将书名简化为The Relation of Fr.Martin de Rada，即《马丁·德·拉达札记》，文中所谓的《中国札记》就是该书的习用简称.《中国札记》为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的写作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拉达中国之行的历史背景
林凤事件只是拉达中国之行的一个契机，要深入认识拉达的中国之行还需要了解更深层的动因.
2.1 西班牙的国运和基督教传播的态势
16世纪的西班牙正处于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是当时全世界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彼时，西班牙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相当发达.西班牙为了拓展自己的商品市场，大力向外殖民.甚至将触角也伸向了东方世界，其中就包括菲律宾群岛.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向外传播，大批传教士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拉达生活的年代，西班牙国运亨通，各方面都处于上升阶段.
要知道，16世纪末前往中国并非易事，即使对于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拉达也是如此.机缘终于交织在一个迅速发生变化的社会中，这些变化包括拉达的成长和他日益关注社会现实.受到对商业热情的影响，许多人为了抵达众多“生物”所在国家——中国(根据希腊罗马传统，他们仍然这样称呼中国居民)设计了许多策略，当时葡萄牙人控制着这条香料之路.在拉达到达中国之前，没有一位西班牙人做到这一点，拉达是第一人.
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该量表分为4个维度,主要包括:护理技能、护理责任感、自我概念、健康理论,总分共172分,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护理能力越强。分别对两组患者在出院时与出院1年后,采用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xercise of self-care agencyscale,ESCA)进行评定。
(2)中国的城市很有规模(以泉州为例)建筑很雄伟.
2.2 拉达肩负的重任
拉达的东方之行肩负着西班牙皇室委托的重任.重任主要包括两项，一项是为西班牙皇家测量东方天文数据，另一项是赴菲律宾传教，总体目的是为了打开了解东方之门.从结果来看，拉达出色地完成了测量东方天文数据的重任并在菲律宾开展了一系列传教工作，为基督教在菲律宾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拉达在菲律宾的最初几个月并不容易，因为葡萄牙人在该地区抢占先机，他们把菲律宾岛屿视为自己的财产，给后来者设置了许多障碍.然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之争由来已久，教皇分三次调解两国的矛盾.第一次，教皇子午线(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在位)于1493年5月4日做出仲裁：在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league，1里格合3海里，约为5.5千米)的地方，从北极到南极划一条分界线，该线以西的一切土地都划归西班牙，以东的一切土地归葡萄牙.根据这条分界线，大体上美洲及太平洋各岛属西半部，归西班牙;而亚洲、非洲则属东半部 ，归葡萄牙.第二次：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因为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1481-1495在位)对教皇子午线的划分表示不满，要求重划.1494年6月7日西、葡两国重签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将分界线再向西移270里格，根据这个条约1494年巴西即被划入葡萄牙的势力范围).第三次：萨拉戈萨条约(1522年当麦哲伦的船队航抵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完成了环球航行还闯入了属于葡萄牙拓殖范围的菲律宾并占领了它以后，“教皇子午线”没有确定其在东半球边界的弊端显现了出来.面对这类情况，西、葡两国在1529年又不得不对“教皇子午线”做出调整，于是在1529年双方又签订《萨拉戈萨条约》，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处再划出一条线，作为两国在东半球的分界线，线西和线东分别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势力范围.西、葡两国首次瓜分了整个地球.)
划定地理长度时的不准确性(关系到控制范围)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定位摩鹿加群岛时产生很大分歧.拉达船只于1565年6月停靠菲律宾的宿务(cebé)，萄牙人声称菲律宾群岛属于自己，为了保持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的地位，拉达利用他从新西班牙(墨西哥)带来的一种中等大小的工具，从宿务测量西班牙托莱多的子午线的长度，菲律宾是在《萨拉戈萨条约》和《托德西拉斯条约》的划界范围.为了保持其在群岛的地位，安德烈斯·德·乌尔达内塔(Andres de Urdaneta)采用了拉达的测量结果，遵循阿尔丰西娜表格以及哥白尼的新思想，这也是为了验证科学测量的结果，并且捍卫了西班牙王室的领土所有权.乌尔达内塔在1566年的《意见》中也对此确认：“拉达修士，神甫及神学家，一个土生土长的潘普洛纳市人，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和占星家，一位宇宙学家，一个有着极高理解力的人，他从新西班牙带着他的一种中等大小的工具，为了验证从托莱多的子午线到地球的子午线的长度，在那里我们将自己贡献与上帝”.[5]123
虽然争议至此并没有结束，但这是拉达在东方取得的第一个成就.拉达参与此事意义非凡，如果没有拉达参与，西班牙不可能出现在菲律宾群岛，之后的拉达中国之行也不会发生.虽然，起初菲律宾群岛被认为是西班牙的一个临时机构(一直维持到19世纪)，但将其维持为战略支点是必不可少的，不仅为未来的探险，也为中西贸易提供了250年成功的经验，如“大帆船马尼拉”就证明了这一点.拉达的测量、由此导致的主权确认、西班牙东方探险路线的开拓乃至与东方贸易的拓展等，都说明拉达是一位杰出人物，他的贡献对后来西班牙与东方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起到关键性作用.这条新开辟的商业路线不仅是菲律宾经济的引擎，而且还是美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联系点.两个多世纪期间，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的港口作为大量中国产品的入口，如瓷器、丝绸、纸张、漆木家具、镜子、工艺品等，以换取美洲的白银.其得益于从中国、日本(直到其17世纪，关闭国界)、摩鹿加群岛、马六甲、婆罗洲和印度驶来的船只，马尼拉开始迅速成长、富裕起来，它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另一个真正的“中华帝国”.可以肯定，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是西班牙和中国，“大帆船马尼拉”则是他们之间的联系点，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拉达.
如果没有发现从东方返回墨西哥西海岸的航线，这条东、西方交流的路线也不可能存在，这不仅是西班牙商业计划前进的基石，也是西班牙在葡萄牙划界之外建立自己路线的基石，这将允许西班牙人进行新的探险和征服.乌尔达内塔所做的就是上行几近日本并从利用洋流沿加利福尼亚海岸前行，直至到达阿卡普尔科.拉达的地图、测量和天文观测对乌尔达内塔的航行有很大帮助.实际上，与在菲律宾传福音相比，这是拉达菲律宾之行的更大贡献，也是最主要的动因.
本次以研究区各站在1955～2017年间降水序列和降水均值做模比系数计算并作差后累积，绘制出模比系数差积曲线（如图1）［1］。
(9)有关于海上贸易和港口的介绍.
2.3 拉达中国之行的契机与角色
拉达虽以西班牙政府大使的身份随王望高来到福建，但他只有大使之名，无大使之实.因为，他的大使身份并未被清政府认可.尽管拉达中国之行的契机是林凤事件，但拉达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和平使者，而是西班牙向东方世界扩张势力的探索者，他来中国并未受到礼遇.然而，就他在福建的收获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这次行程具有巨大的意义.拉达在福建期间，坚持学习中文，同时深入福建社会开展田野调查，并做了笔记.这些都为他了解中国文化打下了基础.更难得的是，他在福建购买了一百余册中国各方面的典籍.这才有了他日后撰写的《中国札记》及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
3 拉达中国之行的主要收获
尽管拉达的中国之行不是万事顺意，但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发芽指数可以衡量种子的发芽数，反映种子的发芽速度，还可以用来检测种子的活力。不同浓度的海水对厚萼凌霄种子发芽指数的影响数据见图3。
3.1 购买书籍
值得注意的是，拉达买了一百余本中文书籍并带到马尼拉.这个“汉学图书馆”后来被奥古斯丁教徒和其他宗教团体的传教士用来进行不同的研究.门多萨在其《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谈到“拉达神父及其同伴从中国带来的书及其涉及的主题”，并将第一部分的第17章全部用于谈论此事.然而，这些副本的清单在洛阿尔卡的《札记》中被更加详尽的描述：“……我们看到的所买来的那些印刷品中有许多(中国的)歌曲和经典名句，还有一些关于(中国的)历史，他们的航海航线，他们对世界起源的历史，他们的神的历史，他们所有的中国皇帝及相关事件，他们所管辖的法律，药物书籍，天体运动，星象及其影响，他们所知道的所有有消息的地方，动物书籍，比如鱼，他们圣人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偶像，音乐书籍，桌游、象棋的游戏以及他们其他的游戏，他们给父母的哀悼书，起誓书，数学书和算术书，孩子在母亲子宫里每个月是怎么样的，指导如何建造房屋的书籍，指导辨别适合播种的好土地的书籍，用占卜术治病的书籍，占星术书籍，地貌书籍，死灵术书籍，关于写信风格的书籍，帮助了解植物和家畜的书籍，释梦书，国王如何穿衣及其徽章的书籍，如何制造武器的书籍，所有战争工具和炸弹，海军及陆军队相关书籍，国王诫命的书籍，国王的诫命就像上天堂所必需的信仰一样”.[6]
多洛雷斯·福尔奇(Dolors Folch)是研究拉达的主要专家之一，她极其肯定“拉达于10月17日返回马尼拉时，带着一百多本中文书籍”.[7]这些书籍成为第一批进入西班牙的中国书籍，具有基本的传播功能，为了解中国的文化、政治及社会组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个大国，……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尤其是，他们努力工作劳动，是大商人和买卖人，所有这些人，连同上述国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当地被称作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
他哇啦哇啦吼着，提起枪托，又朝我背上重重砸了两下。我松开手，他又踢我一脚，扯上门出去，在外面落上了门锁。隔门传来几个东洋兵的聒噪，叽里哇啦哇啦叽里的，活像一群公鸭在打架。
虽然这一百余本图书的命运对研究人员来说仍然是一个谜，但我们认为门多萨在他准备担任驻中国大使期间可以接触到这批图书.在这些年里，他遇到了拉达的同伴Jerónimo Martín，他从中获得了他工作所需的大部分信息.
3.2 撰写《中国札记》
拉达结束福建之行回到菲律宾后，为了书写札记，请生于中国却在菲律宾跟西班牙殖民者一起成长的兼通汉语与西班牙语之人，将其带回的书籍译成西班牙文.拉达带回的书籍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各省介绍、财税、造船与航海、法律、医书、天文、音乐、数学、建筑、相术、占卜及武器制造等等各个领域.[8]拉达再根据这些西班牙译文结合亲身经历进行编纂，完成了至少4种与中国相关的西班牙文献，而其中两种后来又被英国学者博沙尔(Charles Ralph Boxer，1904-2000)译成英文(Narrative of Rada's Mission to Fukien，[June-October，1575])，即《出使福建记》与(Relattion of the Things of China，Whichis Properly Called Taybin)《记大明的中国事情》.拉达《1575年中国之行札记》(一般简称《中国札记》)的一部分首次出现是在Jerónimo Román的《全世界的共和国》中.直到19世纪才在《奥古斯丁杂志》中出现了札记的完整版.毫无疑问，这是西班牙与中国早期联系的基本文件之一.
拉达札记分为两部分，拉达和马林福建之旅的叙述以及中国或大明天国事物札记.这本作品遵循流行的旅游故事的结构，故事集中在旅行者或叙述者的经历上，而不同于在整部作品中可以通过大量的人类学、社会学和科学数据看到其编写的严谨性.这突出了他非凡的观察视角，他没有摒弃任何一份材料，以获得关于中国最真实的知识.展现出对重要的自由文化的掌握，并最终拥有“世界人”视角，有了这一点，便不会在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建立比较，而是尽可能客观地呈现现实.这部著作的价值和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其第二部分主要是关于中国国情的报道，该书第二部分共分12章，是对中国地理、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民情、民俗乃至宗教信仰的百科全书式的介绍.从以下的摘抄可见一斑：
到隋朝，筝十三弦在隋代雅乐中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但筝十二弦的传统却随着清商乐曲的流入而流入隋唐燕乐。直到唐代末年，因为清乐的衰落，筝的十三条弦被筝的十三条弦取代。当时，人们已经通过移动筝码来改变古筝的音色。在唐代，十二弦筝与十三弦筝并存，广泛用于各种音乐中，成为优雅而流行的乐器。隋唐时期，宫调的丰富形式和宏伟的音乐结构是传统筝乐的巅峰。唐代历经宋、辽、金、元战争的许多传统音乐已不复存在，但在宫廷宴乐中仍存在许多古筝独奏、引奏和合奏的形式。在宋代，十三弦筝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所以在宋代十三弦筝得到广泛的流传。
(1)中国是一个富饶的国家.
冈萨雷斯· 德· 门多萨(González de Mendoza)在他的作品中坚持认为，他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埃斯科里亚尔(《中国历史》，第一部分，第3册，第13章)里看到了一些这样的书.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这些书中的任何一本，或许这些书籍被留在了菲律宾，又或许他们在一批原应寄往伊比利亚半岛的货物中，错误寄到墨西哥.不管怎样，拉达修士从这些书籍中得益，这是他在中国逗留期间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战利品.[7]根据门多萨的说法，这些著作“由在中国出生在菲律宾群岛长大的人和西班牙人一同翻译”，并且因为这项工作，门多萨称“获得了比最初同中国接触的奥古斯丁教徒受益于中国的新知识还多”.
“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
1559年底，受Don Luis de Velasco所写札记影响的菲利浦二世(Felipe II)下令准备一次旅行，以便与菲律宾群岛建立联系并发现“回程”(即从东方返回墨西哥西海岸的航线).拉达作为宇宙学家和占星师，是此次探险领导者的合适人选.正是在这次行程中，拉达来到了菲律宾.
“有很多大桥，建造奇特，特别是建在又宽又深的河上.在福州城有一座塔，……树立在40个柱子上，每根柱就是一方石头，又大又高.”
“7月11日，夜晚前四个时辰，我们西班牙人到达泉州城.此城在该国是一般水平，可能有7万户.它有大宗贸易，供应各种商品，因为它距海仅2列格，有一条大河流经它，各种商货经水路运输，有一座据称全世界最美之桥横跨该河，……桥长800步，用22英尺长，5英尺宽的石头构造，这是一件大大令人惊羡的工程.”
“城镇的入口很讲究，极其雄伟，有3座或4座城门，用铁坚固地包覆.他们的街道铺得很好，宽到15骑可以并行，而且很直，以致它们尽管很长，你仍可望到尽头.两侧是门廊，下面是店铺，摆满各种奇特的商品......在街道上彼此相隔一定的距离，筑有漂亮的牌坊，那是用石头修筑的.他们的房屋一般有三道门，中间是大门，其余的要小些，但极其协调.”
(3)中国盛产丝绸.
“他们产大量的丝，质量优等，色彩完美，大大超过格拉纳达地丝，是该国的一项最大宗的贸易”?“那里生产的绒、绸、缎及别的织品，价钱那样贱，说来令人惊异.”
“达官贵人的服装使用不同的颜色的丝绸制成，他们有上等的和极佳的丝绸;普通穷人穿的是另一种粗糙的丝绸和亚麻布、哔叽和棉布，这些都很丰富.”
(4)中国的农业很发达.
“在该国有许多河流，人们种植稻米，这是全国人的普通食物和粮食.……他们收获如此之多，以至在米价最贵的时候，你用一个里亚尔钱币可购买一法捏格."
“在不宜耕种的山地，有大量的松树，比你通常在西班牙发现的更大更味美的坚果.在这些树之间，他们种玉米，这些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一般的食物.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几乎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
“这个国家各地都有大量的糖，这是糖价奇贱的原因.……有丰富地蜜，因为他们喜欢养蜂，连蜡都十分便宜：产量大到你可以装船，甚至船队.”
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它是在纯电动汽车上加装一套内燃机作为电力源的充电系统，其目的是减少汽车的污染，提高纯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是可以直接由外接电源充电的重度混合动力汽车，而且电池容量较大可以靠纯电力驱动行驶较远的距离(目前我国的要求是综合工况下行驶50km)，因此其对内燃机的依赖较少。在插电式混合动力中电动机是主要的动力源而内燃机作为备用动力，当动力电池能量消耗到一定的程度或电动机不能提供所需动力时才启动内燃机以混合动力模式行驶并适时向电池充电，如图2所示。
“现在港口的官员允许商人到邻近的各岛去进行贸易，如去菲律宾，每年都有很多装满大宗货物的船只前往，多次又输进西班牙，他们也旅行到他们为可以获利的其他地区和地方.不过要他们做出一年内返回的保证才给予这种许可.获利的欲望使他们旅行到墨西哥，1585年有三名中国商人来到墨西哥，携有珍异的货物，没有停留便到了西班牙和其他更远的国家.”
“中国对鱼的供应是已知任何国家中作的最好的，因为有很多渔船，也因为海上和河内有很多的渔民，不断用网和渔具捕鱼，而且把无数的活鱼输往沿河五百里格陆地内的池塘.”
(6)中国有丰富的矿藏.
“除这些之外，它们有丰富的金矿、银矿以及别的金属都卖的相当便宜……”
(7)中国重视道路建设.
“在全国，大道都认真尽力的修筑和保持平坦.”
(8)中国的书籍有关于航海史料的记载.
“他们古代有关航海史料的记载，那里清楚地写道，他们航行到印度群岛，征服了从中国到印度尽头的所有地方，他们很平静的占领那些地方.直到他们出自好意制定放弃的法律.因此，在今天，菲律宾群岛和克罗曼的海岸，即纳辛加国道孟加拉海的海岸，仍留下有关他们的重要纪念;那里有一座城镇至今叫做中国人的土地，因为他们兴建了它.在卡利古特国留有类似的遗迹和纪念物，哪儿有很多树木和果子，根据当地人说，那是中国人管治该国时运往的.今天在马六甲、米洛、站坡及其邻近的别国，还有类似的遗迹.”
移民休闲制约因素包括:语言不通、在主流人群中感到不自在、工作疲劳、没时间、不熟悉迁入国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隔离、歧视等［57-58］。学者［57-58］用文化同化理论解释移民休闲制约的变化模式。Stodolska M［57］研究新迁入加拿大埃德蒙顿的波兰移民制约因素，将制约因素分为静态因素和动态因素2种:一些因素如歧视、缺乏获取资源的途径、文化差异显示出静态特征;另一些制约因素会随着同化程度的加深而减弱直至消失，如语言问题、不熟悉新环境等。
(5)中国的渔产也很丰饶.
对时谐波而言，(7)式中后两式可由前两式推导得到[15].因此，只有前两式独立，使用边值关系时，只需使切向电场、磁场连续即可.对于上述结构的SPP波导，边值关系为：
“官员和长官也允许外国进入他们的港口买卖.”
(10)中国的战船很大.
国内钾肥继续呈现居高走势，进口钾货源紧张价格且高，近期将有大批氯化钾补充国内市场，内销交投短线延续紧张形势。硫酸钾在成本和库存压力的支撑下价格回落可能性很小，预计价格稳定、交投冷清的局面短期内还会继续。
“他们为打仗制造大而坚实的船，有高船楼，分设在船首和船尾，很像来自列潘特的船，和葡萄牙人驶入东印度的船，他们的船很多.”
彼时，淳安县政府立即组织环保局、农业局、科技局等有关部门展开调查，并委托千岛湖发展集团和上海海洋大学成立课题组专项研究。经过众多渔业专家的勘查，水华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吃藻类和浮游生物的鲢鳙鱼急剧减少。
《中国札记》全景式地介绍了当时的中国，虽然笔墨有些夸张，让西方的读者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中国景观与中国气息，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拉达是汉学的创造者之一.但并非所有研究人员都积极评价这项工作，比如张凯认为，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出武装征服的理由，据他说，有异端/偶像崇拜的倾向，有矛盾，客观报告和错误的印象.[9]笔者与此观点相反，我认为拉达作为一个16世纪的宗教信仰者，没有宗教偏见，热情地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是难能可贵的.
根据Santiago Vela的说法，似乎拉达还写了这次旅行的其他版本.拉达修士向菲利普二世讲述了他旅程的信(1576年5月1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发给西班牙国王的一个“短版本”，这被保存在印度群岛总档案中.
4 《中国札记》的历史影响
4.1 《中国札记》与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的关系
毋庸置疑，拉达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承载的大量关于明代社会的知识，以此可以了解16世纪中国在西班牙人眼中的形象.给人一个与欧洲十分不同的社会形象，与不久之后方际会教徒Pedro de Alfaro的说法大不相同.菲律宾“圣克莱伊人”Juan Cobo(科博)自愿翻译拉达在中国购买的书籍.JoséAntonio Cervera称，拉达的《中国札记》“展示了作者为了解大明帝国的现实的巨大的洞察力，并且它可以被看作是关于中国的最初的科学作品.可以将拉达和科博一起置于关于中国和西班牙早期科学关系的首要位置.”[10]137Juan Cobo的重要性在于成为第一个将一本中文书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人.此外，他对汉语的了解使他能够用这种语言写作，拉达和科博的作品最初在马尼拉出版，
随后西班牙人门多萨(J.G.de Mendoza，1545-1618)收集了包括拉达在内的多位葡萄牙与西班牙传教士撰写的文献资料，[11]进而将这些资料整合成《中华大帝国史》一书，最主要的资料是《中国札记》，其内容的很多部分只是将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而已.此书最早是用西班牙文写成，书名为Historia de Lascosasmás notables，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于1585年在罗马初版.不久，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将其译为英文，书名为The History of the Great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于1588年在伦敦印行.过了200多年，小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Staunton，1781-1859)重新编辑了罗伯特·帕克的这个英译本，将其分成两卷，由哈克卢特协会(The Hakluyt Society)在伦敦于1853、1854年分别刊印.
4.2 16世纪至18世纪学者们对《中华大帝国史》的评价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一经出版，立即取得了成功，16和17世纪的版本和翻译数量非同寻常.它于1585年首次在罗马出版，但该书的最终版本是1586年马德里的西班牙语版.然而，在这短短的一年里，罗马已有两个版本，一个意大利语翻译版和西班牙三次重印，到19世纪已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57个版本.这部作品于1585年翻译成意大利语，1588年翻译成英语和法语，1589年翻译成德语和拉丁文，1595年翻译成荷兰语，1598年在伦敦出版了西班牙、英语双语版本.因此，通过欧洲主要语言的多个版本，所有欧洲读者都可以获得《中华大帝国史》，从而可以广泛传播门多萨提出的中国形象.
正交试验设计法(简称正交法)以概率论数理统计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为基础，充分利用标准化的正交表来安排试验方案，并对试验结果进行计算分析，最终达到减少试验次数，缩短试验周期，迅速找到优化方案的一种科学计算方法[10-11]。
综上所述，通过将陶瓷造型以及陶瓷纹样应用到现代酒类包装设计之中，设计人员将能更好的借助这些元素表现出酒类产品自身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和精神内涵，进而在市场上塑造出良好的品牌形象，获得消费者的欢迎。在后续发展过程中，相关设计人员以及酒类产品生产企业应进一步对现代包装设计与传统文化元素之间的融合进行研究和分析，通过外包装体现出酒的口感和人文特点等，进而在市场竞争之中取得良好的运营成效。
这部作品的成功归功于“整个欧洲存在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需求，这种需求存在于一个可理解的，权威的和本地化的中国研究中.这种需求也因其在罗马的出版，整个欧洲都受其影响，甚至日本大使馆将罗马版本送给梵蒂冈教皇.”[12]743-744拉赫总结说直到16世纪末，已经有七种欧洲语言的46次重印，总共达到63次印刷，直到1944年由Félix García神父在马德里发表在“西班牙传教士”系列的第二卷的最新西班牙语版本.
在位于天主教和新教世界之间的萨克鲁姆日耳曼罗马帝国，一些读者怀疑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中所载信息的真实性，该信息于1589年在法兰克福以德语出版，用于宣称作者是天主教信仰.然而，路德宗历史学家 Matthäus Dresser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作为基础，于1597年出版了“中国历史与新闻报”，尽管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将其作为作品原作者提到他的名字.
教师结合学习目标，研究教学内容，优化问题，将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学生的问题引入课前学习中，要求学生以小组合作方式完成任务。例如，在学习“哲学与人生”中的“自觉能动与自强不息”一课时，从导入环节到实现学习目标，笔者设计了6个过程，每一过程均设计相关问题，并给学生提供相关资料进行观察、分析。
尽管存在批评，但门多萨的作品，基于对出版历史时刻的需求和要求的适应性，而受到欢迎，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皮拉说：说它及时，是因为1584年的日本大使馆对欧洲中国的信息有着极大的好奇和需求;也是恰逢其时的，因为它是在西班牙明显有兴趣改善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和加强外交关系的时候写的.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传达的对中国文化的钦佩和尊重是前所未有的，且有利于费利佩二世的外交.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中华大帝国史》的多个版本和翻译证明了它引起世人极大兴趣，在欧洲广泛传播，以及它对集体想象力的巨大影响.
5 结语
拉达是西班牙首位来华传教士，是西班牙首位来华使者，也是汉学在西班牙的首位传播者，其所撰写的《中国札记》是《中华大帝国史》资料的主要来源，这两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是16-18世纪西班牙乃至欧洲了解中国并做出各种决策的基本依据，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的是，拉达的中国之行促进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札记》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创造这种文化的正面形象，被视为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典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最重要的是，给这位纳瓦拉修士之后的其他传教士传播了进步观念的概念.正是出于这一切的考虑，我们认为他应该在中国和西班牙早期文化交流史上占据重要一席，需要我们更为深入地研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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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onald 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M].Chicago：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1984.
[12]Donald 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M].Chicago：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1965：743-744.
Martin de Rada on China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U Lin（Lin Wu Ti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ollege of Humanities,Beijing100049,China）
Abstract：Martin de Rada was the first European Christian missionary as well as a great cosmologist,scientist,mathematician to visit China.He documented his travel on“China Notes”（中国札记）,a book which not only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For a long time,European knowledge of China came from Martin de Rada notes on China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recorded in the books he bought.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is part of history and comments on Martin de Rada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s：Martin De Rada;Cultural Exchange;Sixteenth Century;China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462(2019)01-0022-07
*收稿日期：2019-01-10.
作者简介：吴 琳(Lin Wu Tian)(1964-)，女，西班牙籍华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政策，中外科技交流史.
[责任编辑 黄祖宾]
[责任校对 杨小平]
标签：中国论文; 西班牙论文; 拉达论文; 菲律宾论文; 札记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基督教论文; 基督教史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