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浙江籍共产主义者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完成了世界观的改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们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红船精神；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实践
红船精神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生动概括，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浙江籍共产主义者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完成了世界观的改造，以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沈泽民为代表的浙江籍共产主义者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首创、奋斗、奉献的红船精神。
一、首创精神：浙江籍共产主义者在建党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突出贡献体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的有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张东荪、沈玄庐、沈仲九、刘大白、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等人。[7]（P.99-101）这些早期共产主义者中除了李汉俊之外，都是浙江籍人士。6月，上海社会共产党最初发起的5人中有俞秀松、施存统两位浙江人；8月，又增加了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沈雁冰等，也都是浙江籍人士。他们在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联络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和共青团组织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1例患者均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行手术切除术。6例获得随访资料，其随访时间从3～60个月不等，平均约为37.8个月，4例完全治愈、无复发，即病例4、病例7、病例8和病例11。2例复发，1例喉部病变在原先的声门下部复发，因之前进行了气管切开术，复发后尚未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该病人也在密切观察中。1例鼻部病变的患者多次复发，在外院也接受了多次手术治疗、糖皮质激素治疗和放化疗等，但病变仍顽固存在。有些遗憾的是，有5例病例在出院后失访（即病例1、病例2、病例3、病例5和病例9），详见表1。
陈望道翻译了我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作了准备工作。1920年2月，陈望道接受上海《星期评论》的约请，回到义乌老家分水塘村，翻译了我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4月，他带着译好的中文稿来到上海，即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并协助陈独秀主编《新青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上海出版，立即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初版千余册很快销售一空，9月2日重版一次。据统计，到1926年5月已经出了17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为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许多革命青年正是在它的影响下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毛泽东曾说他是在看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书后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P.131）此外，陈望道在陈独秀去广州后接办《新青年》，协助李达创办《共产党》月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大量工作。陈望道也正因为这些工作而被上海党组织推选为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但是他因为不满意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放弃了。[4]（P.65—P.66）
俞秀松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组织的领导者，建立了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为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俞秀松不仅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最早成员之一，而且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组织的领导者。1920年3月27日，俞秀松来到《星期评论》社工作后，即到上海虹口区的厚生铁工厂去做工。与此同时，他还和陈独秀等人联合上海工业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等7个团体，筹备召开了我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经过俞秀松等人的努力，1920年11月，上海厚生铁工厂和电灯厂、造船厂等联合发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会员有370多人，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1921年初，上海小组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包惠僧负责。他们创办工人夜校，出版《劳动界》《上海伙友》等工人刊物，为党的一大制定开展工人运动的决议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同时，俞秀松还是中国共青团事业的开创者和早期领导人。俞秀松与施存统在正式建党前后，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青年工作，他俩是卓越的青年工作领导人。俞秀松是我国第一个青年团书记，他受青年共产国际正式邀请，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身份，1921年7月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他在出席这次会议前后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俞秀松、沈泽民等浙江籍共产主义者，后来在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斗争中，不幸牺牲。俞秀松于1921年3月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和远东青年代表大会后，于1922年3月回国。俞秀松回国后，投入到恢复与发展青年团的工作。1925年10月，俞秀松第二次去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在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期间，俞秀松与王明、康生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诬为“托派头子”。1939年2月，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俞秀松在苏联被错杀。1962年，中央人民政府向俞秀松家属颁发了烈士光荣纪念证。
沈泽民为沈雁冰胞弟，在建党前后为理论宣传与地方党组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沈泽民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沈泽民与张闻天等同去日本留学。他们在东京帝国大学半工半读了半年时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了解关于苏俄的情况，更坚定了革命的思想。1921年1月，他回到上海，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沈泽民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9月，中共为扩大宣传计划，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有计划地出版马列著作。由于沈泽民英文、日文都很精通，成为党不可多得的翻译人才。在1921年至1922年间他以成则人为笔名，翻译了列宁的著作《讨论进行计划书》《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书籍。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沈泽民和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等人一起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为发展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国民党地方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沈泽民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长。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1931年4月中旬，沈泽民和夫人张琴秋一起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常委、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1932年10月，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沈泽民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面对国民党20多万军队的“围剿”，沈泽民在咳血不止、重病垂危的情况下，仍领导苏区人民开展了英勇的反“围剿”斗争，保卫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因吐血不止，在湖北省红安县天台山芦花冲病逝。去世之前，他握着战友的手说：“一定要以万死的精神，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胜利！”[3]（P.268）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虽然全国只有50多名中共党员，但是中共一大以后，各地的党员发展十分迅速，全国各地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联络工作也就十分紧迫地摆在党中央的面前：亟需一位党员同志来担任党中央的联络员，负责全国各地和党中央的联络工作。于是党中央选择了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沈雁冰。凡是寄送给党中央的信件，外面信封写上沈雁冰为接收人，里面的信封则注明“钟英”字样，由沈雁冰统一汇总后报送中央。外地来上海的联络也是先联络沈雁冰，核对身份后先回旅馆静候，待沈雁冰报告中央后再派人前去联络。[2]（P.202）
“过去，老上海人有过‘南翔小笼馒头配湖心亭茶’的传统。当时，因为当地人爱去茶馆，吴翔升便把馒头做小，放在小型竹笼格里蒸，作为茶点送到茶馆。长兴馆在九曲桥畔开业后，一水之隔的湖心亭茶客，自然成了南翔小笼馒头的拥趸。一笼一茶的搭配，可以说是老上海生活方式的最佳体现。”在作家沈嘉禄的记忆中有着这样一段豫园往事。
沈雁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沈雁冰积极投身于大革命运动。1926年底，沈雁冰任党领导的《汉口民国日报》主编和总主笔。大革命失败后，沈雁冰从上海来到日本东京，虽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仍然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1930年4月，沈雁冰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开展革命文学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沈雁冰一面参加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一面筹办《文艺阵地》，并任主编。1948年底，中共中央安排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赴解放区，沈雁冰于同年12月到达沈阳，1949年2月进入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雁冰担任过文化部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在领导文艺工作中，沈雁冰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81年3月，沈雁冰因病在北京逝世。
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国青年团代表，现查实有张太雷、杨明斋（杨好德）、俞秀松、陈为人四人。张、杨是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成员，也是团的代表，而四人中唯一受到青年共产国际向中国正式邀请能到会的代表只有俞秀松一人。
二、奋斗精神：浙江籍共产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奋斗，正是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的体现
陈望道、沈雁冰等浙江籍共产主义者，曾一度离开过党的队伍，但仍坚持为党工作，后都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的教育和文艺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21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陈望道担任上海地委第一书记。但由于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1922年，陈望道辞去了中共上海地委书记职务，并在中共三大后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但陈望道和沈雁冰说：“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2]（P.268）虽然离开了党组织，但他对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仍努力完成。1923年秋，他接受陈独秀的委派，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上海大学被迫停办后，陈望道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望道与鲁迅、茅盾、郁达夫等文化界著名人士一起，共同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望道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他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复旦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7年6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上海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由于各方面原因，中央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中共十大召开时才予以公开，并选举他为中共十大代表。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因病在上海逝世。
图2 已经体现了河流出境总磷浓度（水质）与河流入境总磷浓度（水质）之间的差值关系，差值越小，其治理业绩越大。这种考核方法要比单一的水质达标考核先进很多，但仍存在较大的局限。如果进一步整合水文径流量匹配数据，以河流出境污染物总量与河流入境污染物总量的差值进行考核，将使“河长制”的考核机制趋向更加客观、公正与完善。
沈雁冰（茅盾）是建党早期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上海早期党组织的负责人，为建党前后理论宣传与联络工作作出了贡献。1920年初，陈独秀为了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便邀请了沈雁冰（茅盾）、陈望道及李汉俊等进行讨论。在沈雁冰等人的支持下，《新青年》得以在上海顺利复刊，并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心。此后，由李达和李汉俊介绍，沈雁冰也加入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参与了建党的工作。1920年11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秘密出版《共产党》月刊。该刊是中共第一本党刊，也是专门宣传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沈雁冰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为该刊撰写稿件。沈雁冰给《共产党》杂志第2号提供了4篇有关建党的翻译文章，即《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1ww的恳求》《美国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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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绝大多数理想信念坚定的浙江籍共产党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英勇奋斗，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体现了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作为党中央直属支部的党员，沈雁冰还曾参与和担任过上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应该说，沈雁冰是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先驱者之一。在1922年至1923年之间，沈雁冰担任过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委书记。国共合作以后，沈雁冰担任过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和国民运动委员。
三、奉献精神：浙江籍共产主义者为了党的事业奉献青春和热血，深刻体现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浙江籍共产主义者为了党的事业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始终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的体现。
（一）陈望道一生为了党的事业，甘于奉献，终身践行着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陈望道多年来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年为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于党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陈望道早年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1920年2月，为了安心翻译，他在老家义乌一间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柴屋里从事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山区的早春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冻得他手无法握笔。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陈望道夜以继日、孜孜不倦，于当年4月终于把第一部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翻译出来。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在复旦大学校长任上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默默奉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沈雁冰长期从事党的文化宣传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的践行者
沈雁冰早年经常为《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撰写文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沈雁冰继续为党的文艺事业而奉献。他在领导文艺工作的过程中写了许多有指导意义的文艺论著，为新中国的文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81年3月，沈雁冰在去世之前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6]（P.352）这是一位一生为了党的事业甘于奉献的优秀共产党员的临终遗愿。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沈雁冰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生动概括。以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沈泽民为代表的浙江籍共产主义者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努力工作，一生都在践行着红船精神。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将在这些革命先辈事迹的感召下，继续发扬先锋模范作用，积极践行红船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6.5m～6.8m标高亲水平台受风浪侵蚀概率大，同时该平台作为亲水步道，要求护坡结构耐久性好，且平整度高。因此，采用耐久性好，强度高、美观性优、厚度大的砌条石护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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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雁冰.我走过的道路[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武英林、李良明.沈泽民//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2卷）[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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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邵力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M].知识出版社，1988.
[6]钟桂松.茅盾传[M].东方出版社，1996.
[7]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J].复旦学报，1980，（3）.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7-0030-04
【作者简介】王文军（1982-），男，安徽省霍邱人，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主任科员、历史学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马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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