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终辽一代，汉官在其政权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高梁河之战前，辽政权自辽世宗与辽穆宗两朝陷入中衰危局后，政局不稳，国力衰退。辽景宗继位后，推行了封建化改革，重用了一批汉族的文臣、良将，积极实施汉化政策，为辽王朝中兴做了充足准备。高梁河之战后，辽政权挫败了宋政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企图，国力日益强盛。汉官集团进入辽政权决策机构，积极推进封建化改革，促进了北方的开发和民族大融合。宋、辽高梁河之战的研究对于了解辽朝汉官集团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此战为例，浅析汉官集团在辽政权的作用。
关键词：高梁河之战；辽政权；汉官集团
高梁河之战是宋、辽两国因争夺燕云十六州而发生的局部战争，此战亦为两国第一次正面交锋。辽国占领的燕云十六州，不仅为其政权提供大量的人口和财富，也提供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天然屏障。因为燕云地区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宋王朝在建立之初即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漆侠指出：“一些强大的王朝如汉唐，其所以能够同草原民族一争雄长，一是以长城天险为依托，阻御草原民族牧骑南下，以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二是据有一片草原，繁衍马匹，编组为骑兵，主动出击，以机动对机动，以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民力为基础，终于战胜对手，成为国势强大之王朝。宋代立国不仅没有象汉唐那样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而且长城天险又被契丹占有，国都沐京立处平野，直接暴露在契丹牧骑威胁之下。”[1]对于高梁河之战的前后过程，宋、辽两国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述。仔细研读史料可知，《辽史》记载更为详尽。
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宋人在记述败因时，竭力避讳宋太宗的指挥不当。宋神宗曾云：“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富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意以简疮发云。”[2]学界对于高梁河之战的论述颇丰，此不赘附。结合史料从辽政权的角度来分析高梁河之战，汉官集团在此战中发挥巨大作用。
《辽史》载：“宋兵取河东，侵燕，五院详稳奚底，统军萧讨古等败归，宋兵围城，招胁甚急，人怀二心。隆运登城，日夜守御。援军至，围解。及战高梁河，宋兵败走，隆运邀击，又破之。”[3]1421-1422耶律隆运即韩德让，其父韩匡嗣，其祖父韩知古，长期仕于辽朝。高梁河之战发生时，韩德让代父为辽留守南京。宋军围城，情势危急，韩德让日夜守卫辽南京，为辽援军赢得了时间，坚守城池是击败宋军的重要条件之一。康延寿，康默记之孙。“宋人攻南京，诸将既成列，延寿独奋击阵前，敌逐大溃。”[3]1356高梁河之战前后，马得臣、刘景这些汉官辅佐韩德让共同治理南京城。马得臣，“乾亨初，宋师屡犯边，命南京副留守”[3]1409。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后，网罗大批有才干的汉人为其出谋划策，对汉族人才求贤若渴。自辽太祖至辽景宗，在汉人协助和献策下，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不断加快，结束皇位相争的不利局面，由世选制向父子相传制过渡，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趋于平静，国力强盛，辽国有足够的实力与中原政权相抗衡。
1 汉官集团的来源
1.1 战争掠夺的汉人
契丹建国前后，本国统治者在依附中原王朝或封建割据的汉政权时，也屡次南下，攻城略地，获取大量劳动力。被掠夺的汉人不乏有饱学之士，他们把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及先进的治国理念传播到辽国。例如，韩知古、康默记、王继忠，先后被劫掠到辽国。韩知古，蓟州玉田人，善谋有识量。“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后来嫔，知古从焉，未得省见。”[3]1359韩知古深受辽太祖信任，被授予要职。“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3]1359，完善辽政权的礼仪、法度，教化于民，功绩卓然。康默记，蓟州人，“少为蓟州衙校，太祖侵蓟州得之，爱其材，隶麾下”[3]1356。这些早期仕辽的汉族官僚对于辽国初期制度建设有重要贡献，同时扩大了汉族官员在辽政权中的影响力，为汉官集团的发展奠定基础。
1.2 划界而得的汉人
燕云十六州位于中原王朝北部，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儒家文化为当地主流思想。自后晋割地给辽后，该处的汉人世家归入辽国。宋人夏竦曾言：“自幽蓟陷敌之余，晋季蒙尘之后，中国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为犬戎所有。”[4]15以韩、刘、马、赵为代表的汉族世家大族陷于辽，昌盛于辽一代。韩德让，《辽史》有云，“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坚守南京，扶持圣宗，率军伐宋。萧太后赞曰：“进贤辅政，真大臣之职。”[3]1422赵延寿，与父俱降辽，勤于军事，多有建树。太宗对其曾曰，“汉兵皆尔所有，尔宜亲往抚慰”[3]1376，深受太宗器重。辽国接管燕云十六州后，为了便于管理当地汉族，任用大量汉族官员。“梁援祖上梁文规”，五代时“官至吏部尚书”。汉族官员施展才能治理燕云十六州，同时也借助辽统治者的信任，培养其家族势力。辽统治者借助汉人世家治理燕云十六州，同时也在吸收和学习儒家文化。其结果是辽朝封建化程度深化，汉官集团日益壮大和发展。这一过程是相互作用的。
随着种业市场化改革发展深入，育种主体急剧增加，品种作为种子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每年申请参加试验品种数量成倍增加，国家和省级试验的人力、物力、财力逐渐难以承受，试验容量严重不足成为制约品种试验审定工作的瓶颈。
1.3 科举入仕
相当于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大样图。在乡土建筑中，冬瓜梁、牛腿、屋脊、柱础、檐口等不同做法具有相当突出的地方特色，如余少慧硕士学位论文《钱塘江流域冬瓜梁研究——以婺州地区为例》[11]中对冬瓜梁的源流进行探究，得出冬瓜梁的主要分布地区是徽州和婺州，并以此为中心进行辐射状影响。诸如此类研究提供了以小见大的视角，从构件出发探寻乡土营造的源流规律。
2 高梁河之战前汉官集团发展
辽太祖至辽景宗前期，辽政权中保守派和改革派相互争斗，辽统治集团对于汉人官僚抱有戒心，汉人不担任重要的职位，即“军国大计，汉人不与”[3]1588，但给予足够的重视。汉官参与到辽政权制度建设中，卢文进“又教契丹以中国”，主要的汉族官员有韩延徽、韩知古等。“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3]1588韩延徽修筑宫殿，制定礼法，将中原文化的名物典章带入契丹政治体系，加快辽政权封建化的步伐。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成为辽太祖佐命功臣之一，在辽国家制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早期仕辽的汉族官僚虽未进入辽决策机构，却为后世汉族官僚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高梁河之战后，宋、辽两国爆发了几场短暂的战争。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终辽一代，两国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辽圣宗统和六年（988）的“诏开贡举”使辽朝科举制逐渐成为全国范围的制度。据学者统计，“辽代进士目前能确知姓名者205名，其中汉人200名，非汉族进士5名”[5]。汉族士人几乎代表整个辽代士人。姚景行，“重熙五年，擢进士乙科”[3]1543。玉田韩氏家族是辽政权中具有显赫地位的世家大族，韩知古为辽国开国功臣之一，仕辽为中书令。玉田韩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在第三代韩德让时期达到顶峰，“尽管到辽代后期，韩氏家族的势力呈削弱状态，但终辽之世，其势力均是不容忽视的，后期仍是具有一定影响的世家大族”。
3 高梁河之战后汉官集团发展
辽景宗后期至辽兴宗，辽政权中改革派占据主导位置，汉族官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受到重用的汉族官僚已开始进入辽政权的决策机构，担任要职。辽代汉族官僚集团中，韩德让地位最为显赫。《辽史·耶律隆运传》：“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在统和间位兼将相，其克敌致胜，进贤辅国，功业茂矣。”[3]1422-1428韩德让地位显赫，位极人臣。韩德让的家族成员大都身居高位，弟弟德威，西南面招讨使，“赐剑许便宜行事，领突吕不、迭剌二虬军”[3]1423；侄儿制心，“太平（1021—1031）年中，历中京留守，惕隐，南京留守，徙王燕，迁南院大王”[3]1425。辽中后期是辽封建地主、牧主阶级快速发展时期，也是汉族和契丹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融合的时期。
三轴式摊铺机是一种中档型机械，主要的组成部分包括2个驱动器和3根轴，这种机械设备与小型机械和滑模摊铺机均存在不同之处。三轴式摊铺机通过两个驱动器以实现摊铺和振动功能以及带动整个设备进行移动[1]。在摊铺机上还配套有其他相应的设备，比如说拌和楼、自卸汽车及洒水车等。三轴式摊铺机的基本性能为：一次摊铺宽度7.5～8.5m；摊铺速度15～30m/h；1d摊铺工作量200m。
综上所述，汉官集团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辽朝统治集团合作，共同实现辽国强盛，使辽国快速脱离原始游牧社会形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封建化步伐加快，汉官集团在抵御外来势力、维护皇权、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客观上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
参考文献
[1]漆侠.宋太宗第一次伐辽——高梁河之战—宋辽战争研究之一[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1-9.
[2]（宋）王铚.默记：卷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1：20.
[3]（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宋）夏辣.文庄集：卷13：计北寇[M].清乾隆抄本：15.[5]蒋金玲.辽代汉族士人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0.
【作者简介】豆中浩（1994—），男，烟台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史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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