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符号人类学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索绪尔式符号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是二元对立的；一种是皮尔士式符号人类学(semiotic anthropology)，是三元对转的。这里重点讲皮尔士式符号人类学，尤其是象似、标指、象征，分别指物感物觉、事物相指、价值意义，这三元是“地天通”的关系，交融不分，避免了符号断裂。
关键词：符号人类学；索绪尔；皮尔士；二元对立；三元对转
什么叫符号人类学？我这里面用的词不是Symbolic，一定要注意我用的是Semiotic。这个符号是sign，s-i-g-n这个词，不是symbol，为什么不是呢，后面会给出详细的交代。从这引申出两种解释和理解，大致说一种理解是索绪尔的理解，第二种理解是我重点讲的，就是皮尔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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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去世的，是上上个世纪的人。他是实用主义的奠基人，实用主义被詹姆士(哈佛大学教授)弘扬，詹姆士的学生杜威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来了中国，在中国呆了两年，宣扬他的实用主义。后来他有一个忠实的弟子，就是胡适，胡适去了台湾。邓小平先生有一个理论就是“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还有“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实用主义的精确表达，就是结果决定效益，不是事先想，而是看结果，看效用，这是重点所在，而不是理论假设。这就和符号人类学的鼻祖皮尔士有直接的关系。
后面是它的临时定义，不懂地方的咱们一块儿说，因为这套理论在国内比较新，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会讲的慢一点，讲的浅一点，把全部讲清楚了，如果全部讲不清楚，我把一部分讲清楚，也就可以了。
一、符号人类学的定义
先讲符号人类学，什么是符号人类学？我们得回顾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符号，我们叫sign，不是symbol；第二个就是人类学anthropology。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两个概念？人类学，我们大概都知道，是研究人类的，研究古往今来的人类，突出研究各种社会和文化。更重要的是，人类学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本土观，也叫宇宙观，英文叫cosmology，一般人类学不会说只有一个cosmology，而是用复数cosmologies，研究它的本土观，就是对世界的分类。比如说萨满，信萨满的民族和信科学的民族世界观是不同的，这里面不存在谁对谁错，人类学就是这样认为的，叫文化相对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叫参与式的观察，也叫田野工作，我们叫民族志，要下去调查。民族志的调查一般在国外的标准是一年以上。为什么是一年？在过去，老百姓的生活是靠季节调节的，比如说什么时候农忙，什么时候农闲，很多仪式是农闲的时候才有，如果你只在人家农忙的时候到人家那里，你就看不到人家农闲时候的活动，看不到节庆活动；第二是他们的世界观、宇宙观和一年的循环连在一起，太阳升起来，月亮落下去，尼罗河涨潮等等都和他们的世界观有联系，和日常生活有关系，所以田野工作需要一年。第二要参与其中，不仅要观察，我们一般都是参与式的观察，不是单纯观察，还要跟他们一起做事情，参与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要学好人家的语言，这个很关键。中国的人类学家要加强语言能力，多学习一两门甚至更多的语言，包括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尤其要注意外语特别是英语的口语，没有掌握好常用的口语，交流的时候很吃亏。在国外，一定要老老实实学语言，我们看到很多外国朋友，尽管他汉语讲不好，他一定要跟你讲，满头大汗，为什么？要人家承认，这是第一步。这样我们讲人类学有两条：第一条是从本土观点看问题，第二条是田野工作，也叫民族志，有了这两条，就和其他学科都不一样了。其他学科都要讲一个科学的观点，只有一种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人类学不这样看问题；第二，其他学科最多就是观察，发个问卷，“你父母关系好吗？”大家说关系好，“你跟你爱人关系好吗？”好！都说好，问卷得出来了，说我们什么都好，结果回头看不是那么回事。人类学不这样做的。人类学者要跟研究对象交朋友，一直到人家忘了你是外国人或者外地人，什么话都跟你说。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伦理问题。比如说这个人先是信任你，他是贩毒的，他把贩毒的路线告诉你，你怎么办？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要不要检举他，人家信任你把这个东西告诉你了，你能检举人家吗？所以这里边有很深、很复杂的问题。还有过去我们讲人类学要客观中立，可是你遇到一个小孩把手割了，你身上有创可贴，你给不给他？你要给他，你就不中立了。现在来讲一定要给，这涉及担当人类学，一定要替边缘人、少数人说话，替他们伸张正义，人类学有这个功能，这个是最新的发展，通过反思人类发展而得来的。时间关系我就不说太多了，人类学已经解释了，下面说符号。
这样又回到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符号和象征，这里我们要明确地写出来。符号和象征，我们说的符号学有三种英文的表达，semiotics这个是最标准的，大家都用，这是皮尔士系统。索绪尔系统用semiology，一个用semiotics,一个用semiology，现在semiology的用法很少很少，一般都用semiotics。后面还有symbolic studies，就是象征研究，也有人翻译成符号学、符号研究，这是宽泛的用法。
围绕这个差别，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从19世纪到20世纪，语言学不断对人类言语活动进行切分，从句子到短语，从词汇到形位、音位，直到区别性特征。就是讲内部语言学，我们学语言学的时候，一直讲语言学研究内部规律，外面的东西不管，语言有自己的内部规律。语言人类学就不是，语言人类学内部、外部规律都研究，显然不同于“纯粹”语言学的规则：它强调日常生活，重视实践，突出互动，寻找历史，着眼差异。这个是语言人类学要研究的。有的人开玩笑说：语言人类学就是研究语言学不研究的那些东西，我们叫语言人类学。这是这样一个差别。
我这里说的symbolic指象征系统、索绪尔系统，影响比较大，用它来做学问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推出结构主义。现在各种各样的结构主义，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包括文学结构主义，甚至政治学结构主义。但结构主义是从索绪尔传承过来的，最开始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列维-斯特劳斯，他已经去世了，100来岁，他是从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各布森这两个人那里学习和发展索绪尔的语言观，这对他影响大，变成了结构人类学。结构人类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研究它的结构，结构是什么呢？就是事物最抽象的那种图式一样的东西，它的外部有呈现，哲学术语“呈现”就是事物对于我们感觉的呈现，重要的是呈现背后那些规则，也叫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
《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发布以后，为进一步明确纳税评估工作定位，国家税务总局在2014年印发了《关于加强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了纳税评估在税收风险管理中的地位，它是纳税提醒、纳税评估、税务审计、反避税调查、税务稽查五种风险应对手段之一，而且从当前税收风险工作实践来看，根据应对成效和适用范围综合考量，纳税评估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税收风险应对手段。
如果理解这些东西有困难的话，那么你们就看康德，看看黑格尔，尤其是康德，他有个超验知识transcendental knowledge，全世界都一样的，但事物的呈现是各种各样的，说不清楚，所以他认为哲学家是研究先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对空间的感知一生下来就有。物自体就是事物本身是什么。他就认为人类还不具备认知物自体的能力。对于物自体，马克思主义认为是能懂的，而康德认为懂不了。要了解列维-斯特劳斯就要懂一点康德,然后就能懂索绪尔,不然的话，很难弄明白到底他在说什么话。
四是强化技术标准的制定。采油院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坚持与科研成果同步，与新产品同步的原则，及时将新成果、新产品组织转化为标准，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及时进行标准的修订工作。
人类学还有一个流派就是古迪纳夫、施耐德等人的认知人类学，它和心理学有关系，有认知心理学。他们用了一些认知心理学的概念，但是他们的研究不属于认知心理学，而是属于人类学。施耐德研究美国人怎么分类，用美国的亲属分类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亲属分类进行比较，看这两个亲属制度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知道做英文翻译的最难翻译的就是brother，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汉语是分的，年长的还有年幼的，中文有“姐姐”“妹妹”“哥哥”“弟弟”英文“brother”“sister”到底哪个是年长的、哪个是年幼不清楚，翻译不出来。当然，你要是水平高、下功夫下到家，要找到那个人，或者找作者本人的传记看，弄清楚到底是哥哥还弟弟、姐姐还是妹妹。亲属制度不一样的。还有的亲属称谓也很复杂，“爷爷”跟“孙子”是用一个词，什么原因？他们的世界观可能是轮回的，爷爷和孙子用一个称谓。各种各样的说法，见怪不怪，比如说太仆寺旗那边的蒙古族把父亲叫“阿加”(aja,科尔沁方言中表示“哥哥”)，这不是辈分的问题，是分年长年幼，只要是年长的人，就称为“阿加”，这样“父亲”和“哥哥”统称“阿加”。
下面是格尔茨的解释，他认为人类学是一门解释的学科，在他这里索绪尔和皮尔士不分，sign和symbol不分，有时候用sign，有时候用symbol，但是symbol用的多一些，解释人类学、阐释人类学，跟他类似的是特纳，特纳研究象征人类学，格尔茨和特纳都把索绪尔和皮尔士混用不分。还有一位西尔沃斯坦，他是邵京老师的老师。邵京老师是南京大学的教授，当时他在北外读博士，许国璋先生把他送到芝加哥大学跟西尔沃斯坦学语言人类学，西尔沃斯坦称为邵京老师的老师。西尔沃斯坦追随皮尔士，他研究比较多的是标指人类学indexical anthropology。这里只给大家一个大致的说法。国内没有几个人研究语言人类学，只有三五个，赵杰老师前些时候写过一本《语言人类学》，还有邓晓华老师，在厦门大学做语言人类学。
在原本基础上设置墩式基础，使建筑物在较好的土层上更加稳固。此方法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挖坑，然后将混凝土填入其中，使其更加稳固，适用于水位低、基础浅的地区。混凝土墩分为两种类型，即连续与间接，当间接土墩的承受力达不到要求时，采取连续混凝土墩的方式。加深基础加固法的施工工艺为：在建筑物的附近开挖导坑，尺寸通常为1.3 m×0.8 m，挖至1.4 m左右，混凝土浇筑至约70 mm，然后进行2 d的养护，将速凝剂与膨胀剂以适当的比例调配后灌注其中，充实水泥浆，最后挖坑、修筑混凝土墩，直至工程托换全部完成。
黑格尔认为，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我们所处所认知的这个世界，是和辩证法有关系的，整个历史和惊人的世界是一个过程，认知的过程，就是说在不断的变化着，运动着，发展着和改造着的这样一个过程。同时，过程内部的矛盾是事物自身运动和发展的源泉。这里面的意思和皮尔士的理论是非常相关的，所以说皮尔士理论、人类学理论跟黑格尔很近，跟康德比较远。跟黑格尔近在哪呢？他讲互动过程，向我们呈现的这个世界，从认知看，各个方面都要拿一点，从现实拿一点，从我的认知拿一点，然后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叫势能，一种气，我们古人讲精气神的气，合在一起，得到一个合理的描述。今天认识的世界，明天会有所差别，但是内部的结构，有些规定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的习惯，会比较稳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尔士说，人是一堆习惯，习惯老是那样看东西，老是那样认为，你就习惯了，而不是像康德说的内部先验构成，皮尔士不那样认为，他说就是一种习惯，你怎么看问题，你怎么处理问题，时间长了，就是一种习惯。
康德说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天生的认知能力最重要，我内部的能力起作用。大家如果知道一些语言类常识的话，有个乔姆斯基革命。乔姆斯基说小孩长大学语言的过程不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是外面的东西往里扔，不是像容器那样慢慢装满，不是这样的；而是由内向外发展的过程，小孩子天生就有语言能力，是个慢慢开发的过程，这个和康德的理论是非常相像的。我们有很多知识，我们认知的东西是由里而外，不是有外而里的。他说言语与事物的一致，也就是所谓的真理，似乎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成为可能，人的认识只能达到现象。我们知道有一个濠梁之辩，庄子和他的学生惠子在桥上，下面有鱼，庄子观鱼，庄子看了鱼，说鱼高兴了，惠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高兴了呢？庄子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高兴了呢？学生也可以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呢？这样就无穷循环了，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确实有我们的主观作用，而且是确确实实在你我他之间有一个无形的墙，你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永远都无法完全知道，只能是用一种猜测，用一种后天实验的方法，估计我骂你会生气，然后我一骂你生气了，我知道了，人会生气这样一回事。我逗你，你就笑了，然后我知道人还会笑。所以人的认知只能达到表面呈现的现象，这个事物本身也就是物自体没法达到，这是康德的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和索绪尔的理论、唯心主义都很像，都有一致性。
符号是什么呢？一个东西指另一个东西叫符号，自己指自己也叫符号，更多的是一个东西指另一个东西。指自己还不够，还得指别人。有了符号这个定义以后，就知道符号人类学是把这两个关键词结合在一起的一门学问。符号人类学就是从符号研究人类学，这样就解释清楚了。符号这个词，国内有两种翻译，对应于两个英语词，一个是symbol，前边我讲了；一个是sign。我在这个之前一直把这个sign翻译成“指号”，这也是有根据的，是李幼蒸先生，过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他把sign翻译成“指号”，我跟他学，但是发现不行，国内绝大多数人都把sign翻译成“符号”，为了能和大家对接，所以翻译成“符号”。后面还有symbol，我翻译成“象征”，我这次讲座说“符号”的时候指的是sign，说“象征”的时候指的是symbol。这是很重要的。现在做符号研究的时候，包括做符号人类学研究的时候，有两种指向：一种是symbol指向，一个是sign指向。这里面的指向也相当于象征和符号，或者象征和指号这样的区别，一定要把symbol和sign区分开来。那么在这里做个伏笔，symbol和索绪尔有关，我们学过《普通语言学教程》，他的思想是跟symbol有关系的；还有一个是皮尔士的思想，跟sign有关系，这个是我要讲的，再重复交代一下。还有就是要有一个必要的复杂性，不要笼统地把sign和symbol放在一起来说，都是符号，都是象征，那样就把事情混淆了，没有办法把学问做下去，一定要分清。
大家听说过轴心期吧？雅思贝尔斯提出来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个期间出现了三大文明体系，中国的、印度的和西方的，西方的以希腊罗马为主。这三大文明体系影响到现代，影响至今，而且是开放的、有活力的三个文明。希腊罗马是其中一个，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家们会区分sign(自然符号)和symbol(语言符号)，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说语言符号symbolon，把自然指号叫semeion或者tekmerion这两个词。有个叫马内蒂的人，他说自然指号是一种物像(sign of the thing)，就是我刚才讲的物质向我们呈现出来。这个为什么叫呈现呢？你看它的词根，symbolic这个词就是，英文叫thrown together,可以扔到一起的东西叫做符号，在你眼前扔到一起，堆在一起，这个叫symbolic。
在那个时代，人们看问题比我们现在“全面”，不像我们说的物质就是物质，桌子就是桌子，板凳就是板凳，那个东西是什么？大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所以自然指号是一种物象和心印(print in the mind)的相合一致，物像和心印，外面的东西向里面过来，然后在我的心里打了一个记号。我心里这个记号非常重要，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和索绪尔说的能指所指有关系。学过一些普通语言学的人都知道到，索绪尔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能指、所指。能指是什么呢？我们一般人说声音，错了。能指是心里的一种印迹，不是一个简单的声音，声音要在心里有个印迹，或者在脑子里有个印迹，那个印迹英语是sound image，声音的图象印在你的心里或者脑子里。最近有个新的科学发现，心是最重要的，中国古人说，用心想，其实是正确的。但是在西方会用mind，不会用heart。
第二是语言的象征，根据马内蒂研究主要是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的。是约定俗成的：不同文化群体的能指-所指关系各不相同，具有民族特殊性。一个是普遍性的，一个是特殊性的。普遍性往往是事物向我们迎面扑来的那种直觉，没有可商量的余地，这个是普适的。但是一进到语言这个环境里，它就变成语言相对论，各种语言表达世界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国家的“国”，古汉语的“国”，它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现在简化字的那个“国”，那个自古就有，不光是后来简化的，里面有玉，外面有墙是四方块；一种是繁体字的“國”，四周都有墙，里面有人口，有土地，有兵器保卫它，和我们现在的国家是一样的，这是一种中原的世界观。蒙古人的世界观就不一样，Ulus指人,也指国家，人就是国家，国家就是人，Ulus这个词，在维吾尔语、哈萨克斯语是固定的，就是国家的意思，没有人的意思，是从蒙古语借过去的，蒙古语最开始的意思应该是人的意思，后来才变成国家。还有一个表示国家的词Oron,它是动词,词根表示“进去”，“国”和位置移动有关系，不是先盖围墙，人可以先进去再出来，找一个位置。还有一个Gurun(“国家”)是满语借词，它也是人口的意思，没有把墙盖起来建立一个固定国家的意思，这是世界观的不同。
下面是皮尔士的“三元”，给大家介绍一下，前面可能听得有点迷迷糊糊，这个是正常现象，我开始当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尤其索绪尔的能指所指这套东西弄不清楚，原因就是没有哲学功底，一定要先看康德，甚至看看柏拉图，看亚里士多德，就明白了。亚里士多德定义语言的时候是怎么定义的？他说语言产生于“灵魂激情”,就是你的灵魂被一个东西撞击、干扰，发生情感的波动，发出声音，语言起源了，他认为语言是这么起源的。这个和中国古代《礼记·乐记》里的说法很接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语言的产生是人心被物干扰，物使之然，心动，心动后出来声音。这跟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接近的，古人的说法都一样。
患者男性，76岁，半月前因黑便于地方医院检查发现腹主动脉瘤，瘤体最大直径约5 cm，无腹痛、腹胀。于2018年1月10日收入我院，有冠心病、高血压、吸烟史。心脏CT检查提示：主动脉及其主要分支管壁增厚、毛糙，并见多发钙化。左肾动脉起始处明显狭窄，主动脉下段梭形瘤样扩张，瘤壁不规则增厚，瘤腔内有附壁血栓。
古代的符号，现代的象征。古代的符号是p意味着q，比如说古希腊的说法，妇女乳房有乳汁，说明她最近生孩子了。有乳汁不等于生孩子，这里有一个逻辑关联，天上有云，有云就会下雨，云不等于雨，这个关系要弄清楚。但是后来的现代象征，p等于q，|女人| “动物”+“人类”+“女性”+“成年”，不同的表达，哪个更符合实际呢？上面更符合实际，下面那个是机器语言，因为计算机二进制，二进制是非常“粗暴”的,或者说是非常粗朴的，管你喜欢不喜欢，结果是预定的。前面那种语言是真正的、老百姓自然生活中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前面的，不大研究后面那种“标准语言”。
下面是索绪尔的语言观，简单介绍一下，为了铺垫。瑞士学者索绪尔是欧洲结构主义的总代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重要而意义深远。他研究语言的共识性，研究横向的关系，不研究纵向的关系，研究内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把语言学定义为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历史、民族、社会的规律，属于外部语言学。在索绪尔看来，外部语言学因素不决定某时某刻的语言“价值”，最重要的是价值，不是一个民族有什么特点，什么历史，发生了什么大事。那个不重要，和价值没有关系，价值是普适的，它是比较稳定的，内部的；决定语言价值的是横向共识的各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1]。这个是最抽象的一套理论，必须抽象，一具体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了。他打比方说，下棋最重要的是各个棋子在此时此刻的相互关系，不在于在先和在后的过程，也就是历史不重要，同样，棋子是用象牙做的还是用塑料做的，不决定棋子的价值；重要的是棋子的数量和棋子之间的横向关系。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下棋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棋子丢了，比如“士”或者“象”丢了，丢了以后，我们采取什么办法？用硬纸壳剪一下，上面写一个“象”，或者写一个“士”，放在那，实在不行拿一个扣子，这个是我的“士”。或者说“将”也丢了，“帅”也丢了，拿一张纸写着“帅”，放在中间，这时候不能跟人家争论说，这个“帅”原来是用木头做的，你是用纸做的，所以你这个“帅”就比我原来那个价值要低，没人争这个事情。我拿这个代替它价值是一样的，正是从这个道理上讲，价值和质量和材料没有关系。
结构主义认为，结构是一种关系组合，整体决定部分，系统统辖成分，部分和部分，部分和成分之间对应存在相互依赖。结构主义寻找不同社会文本中的深层结构，就是价值。在不同的表现内容中，分析和发现共同的逻辑结构。索绪尔把语言学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区分语言和言语，认为前者是形式，后者是活动。索绪尔把指号二分为“能指”(signifier ,“心里印迹”)和“所指”(signified,概念)，一个是概念，一个是心里的印迹，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次会议有一位演讲者，巫达教授，他是做语言学的，他这次用主位和客位来研究民族，他认为民族是客位的，族群是主位的。这是一个新的说法，我们可以去听听他的，怎么讲？讲之前需要把主位和客位概念介绍一下，这和语言学有关系。
另外还有一点，自然指号中多用蕴涵关系：p⊃q(如果p,则q)，它是一种逻辑性的，关联性的关系。而不是像语言全等关系p≌q(p全等于p)，语言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我们说的自然指号中，自然现象中，一引起二，二引起三。所以在研究事物的时候，一定要避免把这两种关系给混淆了，就是说，一种是全等的，一种是蕴含的，把这两种东西混淆会出问题的。现在语言的符号，占了优势，语言象征占优势，用文件，用概念来笼罩，强行的、撒播的、限制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互动，比如说在一个现代化的学校、工厂、公司、国家里，做事情遇到很多困难，困难在哪呢？就是用全等的关系概括蕴涵关系，所以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可以去思考。
第二个是语言的社会实践。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不是简单说说的。我们说“言行一致”，我们忘记了语言本身就是行事啊，你说话的时候你就是在做事情，这个是奥斯汀的感言。牛津大学有个日常语言学派，研究的就是“语用学”(pragmatics)，就是讲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什么样的人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是有规定的。一般纯语言学不去研究，计算机语言学也不会去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呢，语言人类学要去研究的，什么时候怎么去说话，你说的是人话，还是说互相骂人的，你说人话吧，你说是……什么……,那就是因为你说话的时候没有掌握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一个标准,有些话还得故意说谎话。我有个上海的朋友，他读研究生的时候，经常到我们那儿吃饭。我问他：“吃不吃饭？”他说：“不吃。”不吃算了，我就吃了，问了几次，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说：“吃。”原来他想吃不好意思说，人家上海人讲文明。有的时候饭不够了，就那么一点儿，问他：“你吃不吃？”他说：“不吃了。”“你真不吃了?”“我真不吃了。”我就拿来吃了。第三次不干了，我说：“你吃不吃？”“唉，要吃，要吃！”这是礼让，礼让三回，三顾茅庐，先礼让。所以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劝酒的时候，本来我真不想喝了。“哎，你得喝呀，你得喝呀。”生怕就是你真想喝，又假装不爱喝。“你一定要喝。”送礼的时候一定要送，虽然说有的人还真不想接礼、收礼，但是你必须给他送，认为他是在客气。这种感觉，这是社会的一种实践。中国的这个东西跟外国人讲他就感到挺困难，不大好理解，原因就是咱们有很多是客气，他没能听出来。
人类学多研究“小三元”中的象似、标指、象征。研究这个好把握，好研究。你们接触人类学，接触人类学里面符号学派的时候会见到这些词：icon比较多，index比较多，symbol比较多。如果想深入研究，可以到网上去查皮尔士，也有很多书，研究部分已经介绍了，还翻译过来，有个叫赵星植的年轻老师，是川大的，他翻译介绍皮尔士的思想。
VMWare服务器虚拟化在LTCC数字化车间中的应用………………………………贺霄琛，韩栋梁，李少飞(48)
“小三元”：象似、标指、象征。美国哲学家和指号学家皮尔士和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都把包括语言在内的指号分为象似。象似是什么呢？感知形式与其所指相似的指号，也就是，你摸上东西以后的感觉，那个叫象似。还有一些听觉，比如说，蜜蜂嗡嗡叫，在语言里“嗡嗡”就是一个拟声词，是象似；还有鸡叫、狗叫，象似性，是直觉的。象似性马上会转成标指，处于象似和象征之间，兼有某种象似和类似性，也有某种约定俗成，研究者常常用“连续性”(contiguity)这个词来描述它的性质。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烟和火有联系，看到烟就知道火，烟是一种标指，它指向火。烟不等于火，但它有一个因果关系，有一个前后的关系，还有我们语言中遇到类似于烟火的标指，例如，指示词“这个”，我说“这个”的时候，和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这个”不一样，我说“这个”那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哦，指的是个桌子，“这个”指的是上面，所以每次说“这个”的时候，“这个”是不一样的，它像一个箭头，指向一个方向，指向一个物体，是一个标指，所以为什么叫“index”，“index”那个实指，“index”有人翻译成“索引”，不太确切，应该翻译成“标指”。还有“我”“你”“他”，我说“我”的时候，一定是跟我这个人联系的，不是那个抽象的“我”，所以另外一个人说“我”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指另外一个人，每一个“我”是不一样的。还有“你”“他”“他们”“我们”都一样，都有这样的标指性。
象征是约定俗成，我们人类语言就是这样的。我们一般不会争论，比如说那个“树”，汉语说的那个“树”，普通话的“树”和英语的tree(树)或者是俄语的dereva(树)，哪个词更像“树”。我们不争论，为什么，它是约定俗成的。我们一生下来就知道那是树，没有说哪个更像树，对吧，这是约定俗成。这样的话呢，皮尔士的“三元”“三分”超越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二分，就是“能指”和“所指”不够用了，因为它们只管心里的事，皮尔士是把心里的事和外面的事全顾及了，所以他的阐释性更强，更符合我们人类学的研究。
皮尔士“三性”(Thirdness)是语言人类学的重要理论根据。他的名言是什么呢：人是一堆习惯。人是指号。外面东西，呈现出来的东西他都看到，也能分析，而且能抽象深化成价值观。所以人是指号，人也是一堆习惯[2]。他的这个定义和康德、柏拉图，和后面很多哲学家都不一样。所以说他这个有创新性的，有创造性的。
JIANG Yue, SHEN Hong-jian, SHEN Fang, ZHANG Ping, WU Tao, DENG Ben-qiang
二、符号人类学的研究内容
符号人类学研究这样四个内容。
可知今读开口呼的字，知组二等字读ts组，三等除了效摄深摄开口字相拼时读作ts组，其余的都读作组。庄组二等字除了咸摄开口字相拼时读作组，其余的都读作ts组，庄组三等字除了与深山摄开口三等字相拼时读作ts组，其余的都读作组；章组二等字读作ts组，章组三等字读作分别读ts组和组。今读合口呼的字大多数合流，就所调查的所言，都读作组。同时，知庄章合流读组，合口呼变开口呼，除宕江摄入声字。
波形PBL连接件试件的破坏形态表现为混凝土侧板首先出现裂缝，然后随着荷载的增加，裂缝开始至下向斜上方开展直至裂缝贯通，当裂缝到达顶部的时候又开始向连接件布置的位置延伸，当接近到极限荷载时，试件底部也开始出现混凝土压碎的现象.
一个是语言的文化资源。我们说这个语言不是表面说说话、写几个字那种“语言”；我说的语言是广义的，包括你说话的时候挤眼睛，说话的时候有什么表情，脸红了没有，都叫语言现象，纯语言学不研究这些现象。如果你们看过《文化的解释》里面最著名的那段就是眨眼睛，眨么眼睛，眨么眼睛还有很多意思，是你给人家眨么眼睛送信号呢，还是你在学那个人眨眼睛跟你恶作剧呢，还是你学另外一个人在学另外一个人的眨么眼睛呢，很复杂。这个是文化资源，语言作为文化资源，比如说语言表面上看就是一个交际语言，换一下就完了嘛，没那么简单。语言和你的感情，和民族情感、历史、民族认同还有其他方方面面，价值观都连在一起的，还有分类，对世界的切分，一个语言跟另一个语言切分是不同的。语言的和感情的内容，或者尊严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用英语去跟别人道歉非常容易，“I’m sorry.” “I apologize”非常简单。用汉语去道歉非常难，“对不起，我，我错了。”太难了。用英文说“I made a mistake”,随便一说好像是外国人随便讲一讲就完了。是吧，你们做实验，你们用法语说，用俄语说，都很简单的。中国人用英语说“我是狗屎” “我错了”都很好说的，但是你用汉语说，真不容易。它跟你的感情已经打造在一起，叫筑牢、铸造在一起了，它分不开的，对吧。这是文化资源。还有分类，你就说吃个什么东西，你经常跟它合到一起以后，你的动作，你的感情甚至你的味道(都和你的语言结合到一起了)。我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一个shop里面那个味道到现在还有一种感觉，一闻到那个味道感觉回到那个时代了，嗅觉记忆。这都是和你的语言有直接、间接联系的。
皮尔士的三元理论虽然庞大，包含观念论，包含实在论，这些都是新鲜词，重叠交融，却可以明确划分，“大三元”(第一是征象、第二是对象、第三是释象)和“小三元”(这是我自己的划分方法)。“大三元”中，第一叫征象，是外面显现的东西，是物感物觉；第二是对象，物感物觉之后马上指向另外一个东西。这不够，还要解释，这就是“第三”，它跟我们的文化背景，跟哲学的解释都联系起来，这三种东西永远都在一起，单个拿出来不成立。然后有个“小三元”，这小三元从哪里来呢？就是接下来的征象三分、对象三分、释象三分，这叫“小三元”。这很复杂，我只提对象三分吧。对象三分有象似、标指、象征，当然国内学者的翻译都不一样，因为初次介绍到中国来。我知道赵毅衡教授团队，四川大学的，他们的翻译就和我翻译的不一样。在“大三元”层面上，征象、对象、释象在抽象度上是一个比一个高，释象的抽象度最高，它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解释系统。横向越往右越抽象，纵向越往上越抽象，或者说，越往下越具象。从最简单的直觉、触觉、味觉，一直到最抽象的人类思维，是一个整体，这个是皮尔士最精华的部分。我们原来是怎么争论的？一个是最粗朴的物质决定一切，与之对立的观点认为，最精华最抽象的思维决定一切。皮尔士的意思是两个要合在一起，它们合起来是一个活态过程。
还有就是语言作为历史记忆。语言里面有大量的历史的积淀。比如说我们对女性的歧视，在汉语里就有很多遗存，因为汉语是表意、表形，表形的东西有很多，表意也很多。比如说“嫉妒”都是女字旁的，那说明女性爱嫉妒，男性好像不爱嫉妒，其实男性嫉妒心可能更强。还有“汉奸”，本来汉奸多数都是男人，结果那个“奸”字是女字旁，还有其他此类词语。语言里面的一些意识形态会表现出来。比如说王字旁，很多表示玉，就是玉石的玉，“王”字旁很多东西一看就知道肯定和玉石有关系，因为半边字，可能这个字念不出来，但是知道它跟玉石有关系，历史记忆出来的。看《说文解字》，看古汉语、现代汉语大词典，里面把词源、词根都告诉你，很清楚。那叫语言的历史记忆，可以看得出来。
再有就是语言的话语权力。语言本身是有表示权力的，有些词只能跟领导说，有些词只能跟下属说，有些词是跟平辈说，过去更讲究。比如说“呈”，往上送叫呈，不说我送给你。我是静静地呈送，这样就可以。还有现在我们说话不大注意了，老师跟学生之间拉得比较平，学生有些时候跟老师说话比较平。其实过去都不是这样的，过去说话，用词也好，各个方面也好，包括说话谁先说谁后说，肯定是老师先说，学生不能先说的，就像出电梯一样，也是老师先出，学生不能先出去。语言里边，你可以研究权力，可以看说话人的地位，谁先说，谁后说，有讲究。这里要提一下禁忌词。有些词，比如说过去皇帝的姓名是禁忌的，不能随便说。还有些就是尊称，即便现在，在某个场合里说哪个主席哪个会长，你要是直呼其名好像不符合咱们的习惯，这套东西都是语言的话语权力。还有一些禁词，日语、蒙古语里也有，汉语里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表达敬语，对人家的尊敬，还有专门的一套词汇。皇帝驾崩了，薨了，不能说皇帝死了，这不好听。
语言人类学把语言看作是社会符号，是文化资源。其中呢，语言反映群体和个人的分类方式和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你看他语言怎么用，怎么去思考，他的思考方式就能看出来了。还有反映他的情感、价值观都反映了。反映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你说渔民和农民，他们用的词汇，说话的时候会反映出来。比如说渔民对鱼的称呼，咱们一般的旱地的农民，就是非水地的农民，没法跟人家去比。人家知道鱼的种类多，同样渔民对粮食作物的了解肯定没法和农民比。
语言人类学所研究的语言是社会构造的一部分，也是能动作用的一部分。博厄斯，是美国语言人类学的鼻祖，还有他的学生萨丕尔，萨丕尔写过《语言论》，是语言人类学的必读书，还有马林诺斯基，还有其他一些人，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语言对于社会的解释和表现作用。在中国研究人类学一定要注意要向外国同行学习，他们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把本土人的语言反映出来，用本土的词汇怎么去表达这个事儿，他会经常把这个词标出来。我们不标，完全用汉语代替，那样的话，把很多人家的意义、特点、世界观给遮蔽掉了，这要注意。
格尔茨把文化看作是语言文本和意义之网。他最著名的比喻就是一个小动物趴在意义之网上面，它自己吐丝编织这个意义之网，同时它又挂在上面，被它自己织成的意义之网定义，这个过程非常有意义。那小动物就是蜘蛛，蜘蛛自己吐丝造了这个意义之网，同时它也在意义之网上挂着，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也叫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
禁止设置水域和严格限制水域之外的其他水域为一般限制水域，其现状污染物入河量明显低于水功能区纳污能力，尚有纳污空间。
语言文化方面，比较好的一个例子,罗常培先生有一本书叫《语言与文化》，195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在再版了不知多少次，不断在出。这个小册子虽然不厚，但是给我们非常好的启发，告诉我们怎么样用人类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看目录就知道：“从语词的语言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痕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3]。比如说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说民族没有办法翻译，就是说这是借过来的词。尽管我们有些研究历史的考证出来在南北朝的时候就有“民族”这个词了，但是那个“民族”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民族”没关系，不是一个意思。我们现在说的“民族”就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协议之后出现的主权意义上的“民族”，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民族”，是从日本过来的，日本先利用汉字翻译英文的nation。原来中国没有这样的词，就是现在西方说的“民族”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有的“民族”是土造的，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个“民族”是经过加工的，但问题是如何变通马列主义，怎么把nation和“民族”放在一块儿，到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民族”这个词刚进来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叫“哪逊”，当时没有对应的词儿，“哪逊”就是nation的音译。孙中山说，中国没有“哪逊”精神，只知道家族主义，不知道国族主义，这个国族主义就是nationalism，现在译“民族主义”。从借词能看出“民族”是个外来的观念。还有就是后来有些老师发现，我们叫“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下面还有少数民族，一会儿中华各民族，一会儿中华民族，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样的话就追溯到过去，顾颉刚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有过争论，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一直争论，中华民族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到现在还是在争论。我们中华民族是各个民族的，还是只有一个。费孝通先生说，多元一体，多元是多个民族，一体是政治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说法，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强调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强调“一”，多讲“一”少讲“多”。多讲一致性，少讲差异性。跟过去又不一样了，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你看这些词就知道形势在变化，用词不一样了。
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中，举例说明回族“麻”姓的来源。可以研究姓氏形成的历史。我们知道“改铁为余记”，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些人为创造的痕迹，但是它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四川、云南那边有很多蒙古族，我在1984年去西昌调查的时候，有个当地民委有一位蒙古族干部，她拿出《改铁为余记》给我看。像木版印刷的。她说：“只给我们的同胞看，不给别人看。”我一看就是今天流行的《改铁为余记》。内容是说，铁穆耳的后代兵败遭到追杀，他们原来姓繁体字“铁”，就把这个铁去掉，姓金，以为这样就可以隐姓埋名。可是金和铁还是比较近，没办法，就把底下那横也去掉了，就姓余了。所以现在包括湖北前两天电视上还演，一个孤岛上面姓余的，是蒙古族的后代，他们姓余。所以从这些文字、从他们的讲述，他们是怎么认知自己历史的。但是他们的历史不一定符合我们历史学家说的那个信史。不过，本土人自己讲的历史本身是有意义的，可以和我们说的那个姓氏传说并列起来，比较研究。不是说一定要有多科学、多可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和可信没关系。我认为我是谁和我基因是谁没什么关系。前两天我和复旦大学的同行教授有一段对话。他要看基因和语言的关联。我告诉他，人类学有个基本常识，语言和基因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为什么呢？很简单。你被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学了别的语言，你生在美国你肯定是说美国话的，汉文这套东西你都忘记了。然后我测你的基因，你基因是英语的基因，没有这样说的，所以这是不可靠的。但是他强调他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他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但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要说清楚可不大容易。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尔很早就说，语言、种族、文化没有平行线。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从小送到外国去了，语言也忘了，那想必就肯定和外国人一样了，不是说你有黄皮肤就不可以当美国人。我们同样说中国人黑眼睛黑头发，我们就有蓝眼睛黄头发的人，你就把他排除在外也不对吧，塔吉克人、俄罗斯人，还有喀什的那些维吾尔族，还有成吉思汗姓孛儿只斤，有人翻译成“蓝眼睛”。蒙古族也有这样眼睛的人，说他们不是中国人，这可不行。蒙古族里面有大量蓝眼珠黄眼珠的，其实汉族里面也有。
人类学的符号回归。符号人类学首先超越了纯粹的语言学，这是第一。第二是象似+标指的重要性，就是五官的感觉非常重要，不要小看。它和我们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环境结合在一起，要把它拿过来，和最抽象的东西并置，把它们联系起来一起看。说大了的话就是群众路线，不要老在上面浮着，你跟下面老百姓要接触。从理论上讲就是我们的触觉、味觉、嗅觉等等，要和最抽象的概念结合在一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曾经提出体制改革的设想；近年中央纪委研究室也曾指出，影响反腐败成效，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那么涉及到体制改革，诸如民主与法治、土地产权、知识产权、权力的监督与限制等体制上的问题，现在仍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认识，影响相关领域改革的深化。
整体性和综合性的重要性。有了整体性之后，你就发现，整体之外的那些单个的东西是不存在，必须放在整体里面，才有意义，比如说标指也好，象似也好，象征也好，单独是不成立的，是不存在的，必须放到一起，放到一起才是标指，才是象征，才是象似。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过去不大有。
过程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吉登斯有个结构化理论，能动者(所谓的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结构必须和能动性结合，才有结构，不然那个能动性是空的，它要体现在能动性里面，同时能动性可以推动结构不断发展，互为条件互为环境，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整个人文学科是转向过程，不是简单的因果，因为这个所以那个，要观察，而且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已经很难去确认。行动的重要性，还有诗性(poetics)的重要性。维科在《新科学》里面说的很清楚，poetics是希腊词，原来的意思是“制作”，就是做东西。所以诗和做东西是一回事情。
三、结语 :“地天通”
有个意大利学者提醒我说material这个词也是制作的意思。材料也是制作，制作也是材料。最后回归到我今天总结的一个词“地天通”。“地天通”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张光直，他是考古人类学的，喜欢人类学。他就说，他研究古代《尚书》和《国语》的记载，里面有绝地天通的故事。传说中的神话时代，第五个皇帝叫颛顼，颛顼时代天和地是通的，人神混杂。他就命令“重”和“黎”两个大臣把通道封了，据说那通道就是天梯，就是昆仑山，从此不让人随便上去，神随便下来，叫绝地天通。巫觋开始掌管天地通道。张光直研究巫觋，认为中国古代有萨满，这个萨满到现在在各个民族之间当中普遍存在，不仅仅是一个西伯利亚，不仅仅是满-通古斯，南方也有，在外国的研究来讲都叫萨满，萨满研究，包括易经，包括八卦，都和萨满现象有关。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要向萨满学习，要有一些地天通的精神。你看萨满多辛苦啊，他在那操作，请神、出神、降神，变成鸟，变成豹，变出各种声音出来，代表祖先，代表动物，把抽象和具象融为一体，有地天通的功能。有一次开学术会议会，我提出来的，费孝通先生是典型的大萨满，大家一起笑，后来我把这道理讲讲清楚，他们都承认费先生地天通的学术组织和表达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 纳日碧力戈.从皮尔士三性到形气神三元:指号过程管窥[J].西北民族研究,2012(1):40-50.
[3]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胡双宝，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TwoExplanationsofSymbolicAnthropology
NaranBilik
(Center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two kinds of semiotic anthropology. One is the dualistic Saussurean, known as symbolic anthropology. The other is the triadic Peircean, known as semiotic anthropology.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the Peircean semiotic anthropology that involves largely, through not limited to, the likeness, indexing, and symbolism, which refer to the sense of matter, interconnection, and the meaning of values,respectively. The Peircean Thirdness unblocks “communic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with its mutuality, and thus avoids the rapture between semiotic elements.
Keywords:symbolic anthropology; semiotic anthropology; Saussure; Peirce; binary opposition; ternary rotation
收稿日期：2019-05-05；最后修回日期：2019-06-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52)。
作者简介：纳日碧力戈(1957-)，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族群理论、民族与国家、语言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研究。
文章编号：2096-1383(2019)04-0289-09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责任编辑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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