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全峰:公共服务动机、领导力与基层扶贫干部职业倦怠论文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减贫成就。2012-2017年，中国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到3046万人，5年年均减贫1300多万人，[1]这与中国举全国之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产出密切相关。尤其是数百万在一线开展扶贫工作的县乡政府官员、第一书记、村两委干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等基层扶贫干部，他们为中国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2020年攻坚期的临近，以及对于剩余未脱贫人口的工作难度加剧，基层扶贫干部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压力，不少干部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职业倦怠现象，表现在身心疲惫、情绪衰竭、消极怠慢、成就感低落等多个方面。[2-3]

职业倦怠问题不仅会影响基层扶贫干部自身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扶贫工作质量和效率，关系到政府的减贫能力和行政效能，需要高度重视。201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培养锻炼过硬的脱贫攻坚干部队伍，加强对脱贫一线干部的关爱激励”，[4]在此背景下，探究基层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成因，进而采取相应的缓解举措就显得尤为必要。以往的研究文献表明，对工作压力增加的感知是影响个体出现职业倦怠的核心因素，[5-7]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个体自身特征，例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因素；[8]还包括所从事工作特征、组织层面的支持因素、职业环境因素等客观因素。[9]

对应上述处理能力的水力旋流器，考虑满足每小时处理能力的同时，还有剩余的旋流器处于休息轮换状态，因此对于内径为250 mm的水力旋流器，总共配置14台来进行尾矿坝的放矿堆积工作。目前，曙光金铜矿二期尾矿库尾矿日排放量达到了设计要求，且堆筑的尾矿坝坝体稳定性良好，在渗透性、抗剪强度、抗震液化能力等方面均达到安全设计的标准和要求，安全系数高，因此旋流器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

此次研究中,A组共有20例治愈,26例有效,4例无效,临床治疗有效率是92.00%;B组有10例治愈,22例有效,13例无效,有效率是71.11%,两组的治疗有效率存在统计学差异性(P<0.05)。

事实上，职业倦怠作为一种心理倾向和行为选择，跟个体自身的内在动机有很强的关联性；[10]而在精准扶贫场域中，扶贫干部尤其是驻村帮扶干部往往被视为领导力资源的反向注入，[11-12]基层扶贫干部的领导力行为与其产出结果存在紧密关联。但在以往有关职业倦怠的研究中却鲜有关注到公共服务动机与领导力等主观因素。因此，为克服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问题，在改善组织支持、工作环境等外在客观因素的同时，更有必要从内在主观因素上追根溯源，深入探究公共服务动机与领导力行为对于基层扶贫干部职业倦怠的影响。一方面，在理论上为职业倦怠的研究拓展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为更好地加强和提升基层干部的领导能力、筑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提供参考。

适用条件：套压大于0.2 MPa的套管气，可以启动自力增压系统。最高输出压力及流量：2倍套压；流量可设置。套管气自力驱动：不用电源，自动保压，无热量产生，没有火花危险源。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对于庸官懒官，老百姓向来深恶痛绝。近年来，党中央对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的治理始终没有放松。但无法回避的是，当前仍有少部分党员干部存有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错误心态，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待工作更是挑三拣四，消极应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概念厘清

职业倦怠(Job Burnout)又可称为工作耗竭或职业枯竭，主要用于描述那些在医疗教育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因人际压力、精神耗损而产生的身心疲劳、工作热情消减和消极工作态度等现象。[13]随着研究的拓展，研究人员发现，职业倦怠现象在每一个行业中都存在，通常被界定为一种慢性综合症。是在长期压力环境中工作的一种极端反应。[14]其特征是在工作环境中兴趣减退，犬儒主义或非个性化，[15]伴随着疲惫、玩世不恭和专业效能下降等现象。[16]

公共服务动机(PSM)通常被定义为个人受主要或完全基于公共制度与组织的动机所驱使的倾向，[17]这也是目前最受认可的定义。公共服务动机是一种服务于团体、地方、国家或全人类利益的利他主义动机，[18]也是一种公共服务的使命感、强烈的目标和承诺感、自我牺牲精神，[19]简洁地概括为“信念、价值和态度”，这些信念、价值和态度超越了个人自利和组织利益，关注更大政治实体的利益，并通过公共互动激励个人采取有目的的行为。[20]但不管这些定义是什么，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公共服务动机都和它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有关。[21](P10-12)

Csikszentmihalyi通过体验样本方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对七十多岁的受试者进行调查。他让这些受试者随身携带一部传呼机，传呼机会在一天中不定时地提醒受试者回答诸如以下的问题：“你在哪里？”“你正在干什么？”“你的心里感觉如何？（量化表）”在对20年当中来自世界各国的8000个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之后，Csikszentmihalyi发现人们确实存在着涌流体验，并发现与涌流体验相关的活动、涌流体验发生的频率以及涌流体验的特点等。

领导力(Leadership)是指领导者如何带领他人以及激励他人自愿地在组织中做出卓越成就的能力。[22](P1-23)从现有的关于领导力构成要素的研究来看，大致可归纳为诚信、自信等个体特征和技能、执行力等态度行为两种主要因素。[23-24][25](P92-95)领导力历来被视为成功的社区合作最关键的因素之一,[26]人们早就认识到在一个社区里要做好任何事，都必须有领导愿意去领导大家把愿景变成行动，[27-30]因此，领导是提升公共绩效和促进组织变革不可或缺的成员。[31]

(二)公共服务动机与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往往与个人工作量的大小和水平高低有关，[32]实际上个人的公共服务动机也会对其有所影响，其中，工作挫折和职业压力在公共服务动机与职业倦怠之间扮演了主要的联系角色。[33-34]在以往的研究中，公共服务动机与职业倦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公共服务动机对于职业倦怠到底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则存在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一种积极因素，会减弱公共部门雇员的职业倦怠。公共服务动机会起到职业倦怠的缓冲器(buffer)或保护器的作用，[35]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往往会有更高的组织认同感与工作满意度，[36]对于工作中出现的挫折和存在的压力感知度相对较低，因此不容易出现职业倦怠。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一种负面因素，会增强公共部门雇员的职业倦怠。一方面，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可能会面临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当发现由于繁文缛节而带来过度工作量，或者无法获得积极反馈，难以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时，就会因挫折而感到气馁和沮丧，[37-38]进而产生倦怠；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动机高的人可能会“超越(Above and Beyond)”他们所必须要做的，导致自己的资源被过度使用和自身福利的消耗，[39](P113-114)增加了自身的压力，进而导致倦怠的产生。

在建筑结构的系统优化设计中，排水系统和电气系统的优化是主要内容。排水系统的优化主要是指房屋建筑中的排水管道系统。通常情况下，建筑中排水系统的管道种类多，数量大，并且规格尺寸不同，在建筑内部设有专门的排水系统房间，每个排水系统房间都布满了各种管道，放置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在这些基础上合理地建设排水系统的管道，并在保证管道的各项尺寸指标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在地下室对这些机械设备进行设置。另外，可以采用专用通气管的排水管道系统或采用新型排水管道系统；排水立管宜采用乙字弯消能措施；排水管系应加强通气，保持管系内气压平衡；建筑污水、废水应分开排放，以便废水回收和污水处理厂进行污水处理。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自身的道理，但这两种观点的得出均是对公共服务动机的系统性考量，而尚未充分考虑到公共服务动机不同维度的不同影响。鉴于公共服务动机对于职业倦怠影响的方向并不明朗，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

H1：公共服务动机显著影响基层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

H1a：决策吸引力动机显著影响基层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

H1b：同情心动机显著影响基层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

H1c：自我牺牲精神动机显著影响基层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

(三)领导力与职业倦怠

公共服务动机(PSM)存在积极影响的可能性解释在于决策吸引力(ATP)体现的是公共部门雇员对政治事务的兴趣。为了激励扶贫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在中国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扶贫政策中，基层扶贫干部普遍获得了政治晋升的可能性承诺。因此，对政治事务越感兴趣、对政治晋升需求越大的干部越有可能选择去贫困村担任扶贫干部，这种动机使得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扶贫工作压力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更不容易出现职业倦怠。以广东省内对口帮扶工作为例，从发达城市去欠发达地区贫困村担任驻村扶贫干部中能够获得行政级别提拔的比例达到80%以上，这激励了一大批决策吸引力动机高的干部主动请缨；与此同时，这些扶贫干部等待“被提拔”的心理预期能够激励他们更好地开展扶贫工作，并抵消工作挫折和压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不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自我牺牲精神动机(SS)则体现的是一种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自我奉献的心理倾向和行为选择，这种动机同样也会与决策吸引力动机(ATP)一样，抵消工作挫折和压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基层扶贫干部出现职业倦怠的概率。

通过对参与实验研究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20份，全部回收，回收有效问卷116份，有效率96.7%，具有较高的效度。

随着领导力研究的不断深入，领导行为理论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与之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领导力行为模式被提出，并在公共领导力研究中得到广泛采用。

第一种是交易型领导力(Transactional Leadership)。交易型领导力中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基于一系列的交换，领导给与下属一定的奖励和优惠来鼓励和认可下属的出色表现，相应地，领导对于下属的错误与延迟等行为进行积极的关注并施与一定的惩罚。[47](P19-27)第二种是变革型领导力(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通常被界定为一系列阐明、分享和维护组织目标的行为，[48]关注的是人的情感、价值、道德、准则和长远目标，[49](P67-78)对被领导者充满激情，利用愿景进行激励，并以身作则采取行动，[50]因此被广泛认为是激励目的性行为和提高公共部门绩效的最有力因素。[51-53]第三种是整合型领导力(Integrative Public Leadership)，在公共行政和相关领域，“跨界”合作及其效益被广泛视为达到重要公共目标的关键组成部分，[54](P93-105)由此相应催生了一种在跨组织、跨部门或跨司法管辖区之间发展伙伴关系创造公共价值的整合型领导力，[55]这种领导力需要引导多部门合作与协作，[56-60]关注领导者跨级别、跨部门和跨文化来帮助不同的组织解决最困难的公共问题。

在精准扶贫场域中，同一村庄的扶贫工作涉及到各级政府的包村干部、派驻村庄的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员、村两委干部以及普通村民。各个主体之间存在权力、职责、立场的不同，由此不同的扶贫干部在跟其他主体合作时，会存在不同的领导力行为方式，这种不同的领导力行为方式对于扶贫工作绩效的影响显然也存在不同。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

H2：领导力行为方式显著影响基层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

H2a：交易型领导力显著影响基层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

H2b：变革型领导力显著影响基层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

H2c：整合型领导力显著影响基层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

三、变量、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核心变量选择

根据研究需要，所选择变量均借鉴国内外已有文献研究基础，并结合中国情境，选择相应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在测度时所有题项均采用五级Likert量表。核心变量选择具体见表1。

因变量为职业倦怠(JOB)，参照国际上通用的MBI-GS职业倦怠测量量表从情感衰竭、态度消极和成就感低三个维度共15个题项进行测度。自变量为公共服务动机和领导力行为，结合作者之前的研究基础，公共服务动机(PSM)从决策吸引力(ATP)、同情心(COMP)、自我牺牲精神(SS)三个维度共10个题项进行测度；领导力行为从交易型领导力(TCL)、变革型领导力(TFL)和整合型领导力(IPL)三个维度共9个题项进行测度。控制变量为以往研究中已经被测度过的变量，包括性别(GEN)、年龄(AGE)、学历(EDU)、是否深度贫困(POVERTY)、行政级别(LEVEL)、收入水平(INC)、家地距离(DIS)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表1 核心变量选择

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变量定义因变量职业倦怠(情感衰竭、态度消极、成就感低)JOB参照国际上通用的MBI-GS职业倦怠测量量表,共设15个题项。自变量公共服务动机(决策吸引力、同情心、自我牺牲精神)PSM(ATP/COMP/SS)参照王亚华、舒全峰(2018)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并结合扶贫工作实际进行修正,共10个题项。领导力(交易型领导力、变革型领导力、整合型领导力)TCL/TFL/IPL参照变量定义设定相应的量表问题。控制变量性别GEN二分类虚拟变量年龄AGE连续随机变量学历EDU五分类定序变量是否深度贫困POVERTY虚拟变量行政级别LEVEL五分类定序变量收入水平INC五分类定序变量家地距离DIS五分类定序变量

(二)样本数据来源

在12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上，部分住青岛的全国和省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履职实际作了发言，围绕海洋强省建设、工业互联网资源整合、乡村振兴、基础教育发展等热点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于晓明对代表们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他鼓励代表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形成调研报告，积极提出意见建议，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

表2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性别男性=1229;女性=389年龄最小值21岁,最大值65岁,平均年龄35.6岁学历初中或以下=10;高中=38;大专=309;本科=1012;硕士或以上=149所在地域深度贫困地区=854;非深度贫困地区=664身份第一书记=535;驻村工作队员=198;乡镇扶贫专干=209;县直单位扶贫干部=533;村干部=40行政级别无=399;普通科员=538;副科=307;正科=206;副处或以上=68收入水平2000元以下=59;2000-3000元=276;3000-4000元=520;4000-5000元=284;5000元或以上=379。其中西藏地区因其特殊性,基层扶贫干部月收入普遍在5000元以上。家庭与工作所在地同乡镇=223;同县不同镇=660;同市不同县=315;同省不同市=204;跨省=116

(三)方法与模型

鉴于因变量及自变量由多题项测度，故在回归分析中依据数据特征进行因子分析，并生成因子得分，然后进行OLS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为检验假设1，建立如下模型：

在中国精准扶贫工作中，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类党员干部都被动员起来投入到脱贫攻坚战中，其中仅从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拔的驻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就有百余万，还有维持整个基层运转和承担扶贫责任主体的几百万县、乡、村各级领导干部。2018年初，我们针对驻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乡镇扶贫专干、县直单位帮扶干部和贫困村村干部共五类基层扶贫干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职业倦怠专项问卷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共获得1522份调查样本，涵盖全国28省区162个地、市、州，其中有效样本为1518份，样本有效率为99.7%。样本基本情况见表2。

(1)

[27]Alexander J A,Comfort M E,Weiner B J,Bogue R.Leadership in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health partnerships[J].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2010(12).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 信度与效度检验

由于多个变量均由3个或3个以上题项量表进行测度，故先对这些量表题项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生成因子得分用于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见表3。各相关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均满足信度要求，KMO 和 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结果也显示均适合做因子分析。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24]Mcclelland D C.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intelligence[J].American Psychologist,1973(28).

表3 变量信度与效度检验

变量信度检验效度检验因子分析题项CronbachsAlphaKMO和Bartlett检验近似卡方Sig.公因子数平方和载入(累积%)决策吸引力30.6790.635765.4090.000161.074同情心30.6160.603691.2390.000158.629自我牺牲精神40.8460.8022593.6180.000168.823交易型领导力30.7000.6141230.4090.000165.503变革型领导力30.7760.614499.7090.000155.773整合型领导力30.7110.562355.7130.000151.146职业倦怠150.9360.94316717.7600.000153.150

表4 自变量和因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自变量全距极小值极大值均值参考值标准差公共服务动机决策吸引力12.003.0015.0010.639792.32040同情心12.003.0015.0012.350591.59382自我牺牲精神16.004.0020.0014.9447123.05879领导力交易型领导力12.003.0015.0010.8834792.09678变革型领导力12.003.0015.0011.252391.87766整合型领导力12.003.0015.0010.422391.87555职业倦怠扶贫情感衰竭20.005.0025.0021.1021154.83786扶贫态度消极16.004.0020.0015.6568124.25662扶贫成就感低24.006.0030.0019.9572185.27455职业倦怠总体60.0015.0075.0051.71614512.42519

(三)回归分析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8个模型的F值和调整R2均显示模型质量较好。由表可知，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中，性别(GEN)、学历(EDU)、行政级别(LEVEL)等变量对职业倦怠的影响不显著；但年龄(AGE)、收入水平(INC)等变量与职业倦怠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意味着年龄越大、收入水平越高的干部越不容易出现职业倦怠；家地距离(DIS)变量与职业倦怠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意味着离家距离越远的干部职业倦怠水平越高。

Influence of seismic wall layout on seismic performance of structures

表5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常量1.586∗∗∗1.429∗∗∗1.378∗∗∗1.308∗∗∗1.407∗∗∗1.342∗∗∗1.302∗∗∗1.193∗∗∗性别GEN-0.076-0.0110.0160.027-0.0070.0120.0200.066年龄AGE-0.030∗∗∗-0.027∗∗∗-0.027∗∗∗-0.024∗∗∗-0.027∗∗∗-0.026∗∗∗-0.026∗∗∗-0.023∗∗∗学历EDU-0.042-0.037-0.042-0.086∗∗-0.035-0.030-0.023-0.071∗深度贫困POVERTY0.077∗0.077∗∗0.098∗∗0.110∗∗0.063∗∗0.072∗∗0.071∗∗0.106∗∗行政级别LEVEL-0.0060.001-0.0060.006-0.007-0.0020.0020.007收入INC-0.061∗∗-0.069∗∗∗-0.053∗∗-0.024∗∗-0.062∗∗-0.068∗∗-0.069∗∗-0.029∗∗家地距离DIS-0.049∗-0.047∗∗-0.051∗∗-0.056∗∗-0.041∗∗-0.039∗∗-0.039∗∗-0.050∗∗决策吸引力ATP-0.196∗∗∗-0.267∗∗∗-0.185∗∗∗-0.146∗∗∗同情心COMP0.213∗∗∗0.298∗∗∗0.311∗∗∗自我牺牲精神SS-0.313∗∗∗-0.269∗∗∗变革型领导力TFL-0.199∗∗∗-0.140∗∗∗-0.104∗∗∗-0.066∗∗交易型领导力TCL-0.098∗-0.070-0.035整合型领导力IPL-0.088∗∗-0.053∗∗模型信息R20.0770.1130.1530.2290.1140.1200.1240.240调整R20.0720.1080.1480.2240.1100.1150.1180.234F17.877∗∗∗24.070∗∗∗30.350∗∗∗44.750∗∗∗24.358∗∗∗22.835∗∗∗21.360∗∗∗36.597∗∗∗DW1.9621.9551.9581.9291.9521.9551.9551.932

注：*p<0.10,**p<0.05,***p<0.01。

自变量公共服务动机(PSM)的三个维度均与职业倦怠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研究假设H1(H1a、H1b、H1c)均通过验证。但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服务动机的三个不同维度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别：一方面，决策吸引力(ATP)和自我牺牲精神(SS)动机对职业倦怠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作用，意味着更热衷于政治、喜欢做决策以及愿意为公共利益牺牲自我利益的基层扶贫干部更不容易出现职业倦怠，这与我们的常识判断保持了一致，同时也证明了公共服务动机对于职业倦怠而言是积极的，即起到减缓职业倦怠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同情心(COMP)动机对职业倦怠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作用，意味着同情心更强的基层扶贫干部，其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同时也证明了公共服务动机对于职业倦怠而言也存在消极作用，也就是会起到增强职业倦怠的作用。

21世纪是一个高速发展、进步的世纪，各个国家都在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中国想要在国际上提升影响力、彰显大国风范，就必须保证综合国力持续稳定地增长。经济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的综合竞争力。而经济法站在国家的角度出于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目的，以法律的形式对市场经济提出了行为规范的准则。本文就经济法作用于经济得到的益处来阐述其在经济中的价值提现。

自变量领导力(Leadership)的三种行为方式中，变革型领导力(TFL)、整合型领导力(IPL)、交易型领导力(TCL)均负向影响职业倦怠，意味着领导力水平的高低的确会影响干部是否出现以及出现多大程度上的职业倦怠。其中TFL与IPL的影响关系显著。由此，研究假设H2得到验证，其中H2b和H2c通过显著性检验，H2a未通过。

五、结论与可能性解释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基层扶贫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倦怠现象；第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公共服务动机(PSM)显著影响职业倦怠，但是既存在消极的一面，即同情心动机(COMP)会显著增强职业倦怠，同时也存在积极的一面，即决策吸引力动机(ATP)和自我牺牲精神动机(SS)会显著减缓职业倦怠；第三，基层扶贫干部的领导力(Leadership)会显著影响职业倦怠，主要体现在变革型领导力(TFL)和整合型领导力(IPL)的显著影响，而交易型领导力(TCL)的影响则不显著。

(一) 公共服务动机影响职业倦怠的可能性解释

领导力的研究早已有之，从视角上看，包含领导特质理论(Traits Leadership Theory)、领导行为理论(Behavior Leadership Theory)和领导情境理论(Situ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三种。领导特质理论着重研究领导者的品质和特性，是整个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开端，例如领导者应该具备有活力、有耐心、有责任心、智力高等基本特质。[40](P25-26)领导行为理论集中研究领导的工作作风和行为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例如领导方式理论、[41]支持关系理论、[42](P5-13)管理方格理论、[43](P21-25)领导连续体理论等等，[44]这些理论主要是从对人的关注和对生产的关心两个维度，以及上级的控制和下属参与的角度对领导行为进行分类，在确定领导行为类型与群体工作绩效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领导情境理论则着重从领导者、被领导者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研究领导效能，典型的有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 、[45](P1-13)路径—目标理论(Path-Goal Theory)，[46]等。

相对而言，公共服务动机(PSM)存在消极影响的可能性解释较前者难以理解。为什么同情心越强的基层扶贫干部越容易出现职业倦怠？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同情心动机(COMP)强的干部，会更加同情贫困户的不幸遭遇和艰难生活，进而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扶贫工作改善他们的生活现状。然而，由于扶贫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形式主义和繁文缛节制约了扶贫干部的工作实效，使其心理期待和工作现实出现巨大鸿沟，导致这一群体更加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例如中部地区某驻村第一书记坦言，在一期第一书记任期结束后想继续再干一期，“但在村里做事，怎么都绕不来乡镇，一个星期的事情得花三个月的精力，所以退缩了”。太行山区某第一书记计划向当地县政府申请一笔10万的资金用于发展某个扶贫项目，结果该县相关部门为了考察该项目的可行性，前后花去了10几万，最后还是没批准，严重挫伤了该第一书记的工作积极性。问卷调查也显示，有高达89.89%的基层扶贫干部认为各种“形式主义”性质的扶贫检查督查让他们疲于应付，难以专心开展真正有价值的扶贫工作。

(二)领导力影响职业倦怠的可能性解释

领导力(Leadership)对于职业倦怠的影响较好理解。职业倦怠本质来源于职业压力，这种职业压力部分来源于职业难处，尤其是当前脱贫攻坚越来越难啃，以及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面临着较大困难，因此脱贫工作本身给基层扶贫干部带来了巨大的职业压力，造成职业倦怠。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来源于扶贫干部自身的工作能力，即领导力，扶贫干部的领导力既有来自于个人特征层面的因素，如年龄、性别、行政级别等，也有来自于其自身的领导行为方式，也就是三种不同的领导力。

变革型领导力(TFL)关注人的情感、价值、道德准则和长远目标，对被领导者充满激情，利用目标愿景进行激励，并且时刻能够以身作则。在这种领导方式下，基层扶贫干部能够和其他干部、贫困户形成和谐的合作，有助于扶贫绩效的提升；而且即便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扶贫效果，但也依然因为这种人际交往的轻松友好使得扶贫干部的压力能够得到共担和分享，进而有效减缓职业倦怠的程度。作者在中国深度贫困地区云南怒江州调研时，有一位第一书记与其他扶贫干部和村民们的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经常与大家交流理想的生活方式、村庄未来的发展目标，在具体工作中时刻都是以身作则，带头加班，为他赢得了干部群众的高度认可，即便脱贫难度很大，这位第一书记始终都是乐呵呵的，并且对脱贫工作充满乐观。

相较于变革型领导力(TFL)的情感导向，整合型领导力(IPL)则更体现为职业本身的专业导向，关注领导者是否能够跨级别、跨部门和跨文化来解决问题，即能否有效整合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资源、整合不同群体不同情境的意见，进而形成合力。在多位学者的研究中，均发现资源整合能力是驻村第一书记能够取得显著扶贫成效的重要因素。[61-62]在扶贫工作中，与掌握资源分配的上级领导和能够自行决定扶贫参与程度的贫困户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有助于扶贫干部争取更多的项目资源，并有效地作用于贫困户的脱贫和发展，进而减轻扶贫工作中的压力。因此，在扶贫工作中，整合型领导力(IPL)同样能够显著地减缓基层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

交易型领导力(TCL)之所以在基层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影响机制中不显著，本质上在于这种领导行为方式与中国农村“熟人社会”的文化传统相背离，松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熟人社会遵循的是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人际交往路径，这种差序格局体现在血缘、宗族等情感因素方面。交易型领导力(TCL)行为容易将基层扶贫干部与其他扶贫干部和贫困户的交往简化为利益交换，一方面会使得情感关系弱化，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另一方面，也容易因利益交换不公而产生矛盾。显然，这两方面均无助于基层扶贫干部工作压力的减轻，自然无助于职业倦怠的缓解。

六、政策启示

当今社会，公共管理者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激励公共部门雇员以提高公共绩效。[63]而由于职业倦怠与公共部门中的缺勤、离职以及绩效下降等现象密切相关，[64]因此，有效克服和预防职业倦怠也是公共管理部门必须着重考虑的工作。以中国基层扶贫干部为研究样本，揭示了公共服务动机、领导力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联，并提供了可能性解释，建议从如下几方面改进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克服和预防职业倦怠，提高扶贫工作成效。

首先，要切实加大对基层一线扶贫干部的职务、职级、职称晋升激励力度，进一步提高其决策吸引力动机。组织的问题关键在人，关注人的核心要强化激励，发掘人的潜能和积极性。最核心的就是要加大对基层一线扶贫干部的职务晋升激励力度，积极贯彻和落实中央有关要求，真正在扶贫一线中培养干部、发现干部、提拔干部，让一线扶贫干部工作有盼头、有动力，通过合理的政治激励激发扶贫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其次，要整治扶贫形式主义，减少扶贫工作中出现的繁文缛节，为基层扶贫干部开展工作提供便捷渠道和顺畅条件。严格落实考核评估制度，把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作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任务，对于搞虚假脱贫、数字脱贫、形式脱贫的干部一律以党纪国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简政放权，简化扶贫工作和扶贫项目报审批流程。

收集并记录每位入组高危孕妇的基本资料，每次由专业护士对研究对象进行血压测量并记录。对每位入组的28～34周孕妇收集血液样本并保存。随访每位孕妇的妊娠结局信息。子痫前期的诊断及分类标准依据谢幸主编的《妇产科学》第8版。所有的入组孕妇均填写知情同意书。

再次，在扶贫干部考核与选拔过程中，合理纳入公共服务动机与领导力指标的测量。一方面，尽可能选拔公共服务动机水平高的干部，尤其是要优先考虑决策吸引力动机和自我牺牲精神动机较高的干部；另一方面，尽可能选拔执行能力强、业务水平高具有较高执行领导力的干部。强化基层扶贫干部公共服务动机，提升基层扶贫干部公共领导力，进而有效克服和预防职业倦怠。

最后，基层扶贫干部自身要改进扶贫工作中的领导力行为方式。一方面，跟其他扶贫参与主体保持和谐的交往关系，注重情感、理想、目标层面的激励和交流，在扶贫工作中时刻做到以身作则，真正融入群众，融入村庄，融入扶贫场域中；另一方面，要充分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整合各类不同主体的意见，在国家自上而下的扶贫资源供给与村庄自下而上的扶贫资源需求中做好连接，从而更好地提升扶贫成效，加快脱贫攻坚步伐。

注释：

[1]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人[EB/OL].http://www.gov.cn/shuju/2019-02/15/content_5366095.htm,201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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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8-08/19/content_5314959.htm,2018-08-19.

[4]王亚华,舒全峰.脱贫攻坚中的基层干部职业倦怠:现象、成因与对策[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3).

[5]Hillhouse JJ,Adler CM,Walters DN.A simple model of stress,burnout and symptomatology in medical resid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J].Psychology Health & Medicine,2000(5).

[6]GraystanleyJA,MuramatsuN.Work stress,burnout,and social and personal resources among directcare workers[J].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2011(32).

从企业类型看，2018年6月末，大型、中型和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占比分别为41.91%、25.57%和32.52%；与2013年末相比，大型企业和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占比分别提高2.17和4.68个百分点，中型企业占比下降6.85个百分点。从企业性质看，国有、集体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占比分别为68.81%、2.36%和28.82%，与2013年末相比，国有企业占比提高16个百分点，集体和民营企业占比分别下降4.25和11.7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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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4。由表可知，中国基层扶贫干部的职业倦怠水平总体均值为51.72，明显高于45的参考值，表明存在职业倦怠问题。其中扶贫情感衰竭表现得尤为突出，均值为21.1，远高于15的参考值；扶贫态度消极也比较明显，均值为15.66，比参考值水平高出3.66个单位；扶贫成就感低则表现得不是很明显，表明基层扶贫干部对所开展的扶贫工作有较高的成就感。此外由该表可知，中国基层扶贫干部拥有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决策吸引力、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三个维度的动机均高于参考值，其中同情心动机表现得更为明显，均值比参考值高出3.35个百分点。基层扶贫干部在不同行为方式上的领导力水平均高于参考值，尤其是在变革型领导力上表现得较为突出。接下来有必要对基层扶贫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领导力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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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中，JOB表示职业倦怠水平，PSM表示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在分析时分解为决策吸引力(ATP)、同情心(COMP)、自我牺牲精神(SS)三个不同维度；Leadership表示领导力行为方式，在分析时分解为交易型领导力(TCL)、变革型领导力(TFL)、整合型领导力(IPL)三个维度。Control为控制变量，控制了如下变量：性别(GEN)、年龄(AGE)、学历(EDU)、是否深度贫困(POVERTY)、行政级别(LEVEL)、收入水平(INC)、家地距离(DIS)等因素。在此主要关注PSM三个不同维度动机的系数a1和Leadership三个不同行为方式的系数a2，如果系数显著，则假设1和假设2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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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出行于2012年成立，提供包括出租车、快车、专车、豪华车、顺风车、公交、代驾、共享单车等全面的出行和运输服务。根据2018年初滴滴出行发布的《2017年度城市交通出行报告》显示，平台现有用户规模已超4.5亿人，相较2015年平台的3亿用户，用户规模实现大幅度增长；此外，基于平台大量的起终点出行数据，测算发现2017年日均出行规模超过2500万，日均处理路径规划请求数目达到200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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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ServiceMotivation,LeadershipandJobBurnoutofGrassrootsCadresinPovertyAlleviation

SHU Quan-feng1 LIU Ya-chan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2.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Job burnout of grassroots cadr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ffected by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leadership behavior, especially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choice. The study finds that Attraction to Policy-making motivation (ATP) and Self-sacrifice motivation (S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ffect burnout, and Compassion motivation (COMP)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s burnout; Transformative Leadership(TFL), Integrated Leadership(IPL)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ffect burnout,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TCL) is negatively while in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burnout. On the one hand, the study expands new ideas for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burnout, and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and upgrading the leadership ability of grassroots cadres,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leadership; burnou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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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5-29

[作者简介]舒全峰(1990-)，男，湖北阳新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后；刘亚禅(1974-)，男，湖北黄梅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课题“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CIRS2018-7)

[中图分类号]C933.4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07-0050-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705

标签：倦怠论文; 领导力论文; 职业论文; 动机论文; 干部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管理学论文; 领导学论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论文;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课题“健全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CIRS2018-7)论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