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近代认识论理性观还是古代本体论理性观都有不合理之处。理性既不能看成是作为世界根本的抽象的“无人身理性”“绝对理性”和“先验理性”，也不能看作是普遍有效的世俗化的方法。理性应该是感性活动的主体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地认识自然、社会，把握自然和社会事物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和妥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交往关系的能力。马克思理性观带有鲜明的实践性、变化性和革命性，为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科学地理解理性、坚持理性和运用理性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理性观；实践；新时代
一、马克思理性观的内涵
(一)马克思理性观的理论根基：实践原则
马克思的理性观是其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在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过程中的展现，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及其哲学内涵，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对人本身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认识的基础。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实践”不是一般地简单说说，而是要经历一个过程。“实践”贯穿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它被具体到整个人类生活的总体，逐渐建构为概念，最终形成社会性历史性世界的科学知识[1]27。马克思以实践为理论根基，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马克思的实践原则有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影子。实践概念最初酝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真正完整系统论述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形态》中。马克思把“人的感性活动”或者“对象性活动”[2]3作为对“实践”的最终阐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表达了实践原则，即认识主体和对象世界的感性活动原则，但是它还不是哲学理论中的主导原则，因为马克思是以否定性方式陈述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原则概括为“实践”，并上升到哲学理论高度。实践包含感性和能动两个原则，二者源于德国古典哲学。“感性”是康德的用语，他从广义上把理性分为感性、知性和狭义上的理性。这里的感性指的是主体的受动性和对象的被接受性。康德这样表述感性：“通过我们受到对象的刺激这个方式而接受表象的这个能力即感受性，称为感性。对象借助于感性而向我们被给予出来。”[3]62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康德哲学的唯物主义因素。批判抽象思辨哲学的费尔巴哈将感性进一步阐释，他所说的感性是指对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存在，它在感觉之外，被设定为现实的感性的存在。它不受“自我规定”所控，不受自我活动限制。费尔巴哈只把感性看作是感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认识到主体性和能动性，因此，他没有把感性原则上升到感性活动的实践，而仅仅是感觉论唯物主义的复辟。
实践原则之主体能动性原则由笛卡尔首创。笛卡尔开启了主体性原则研究，其著名论断是“我思故我在”，而后，康德哲学用先验主体的“自我意识”在认识活动中的“统觉”能力，将主体性原则提升到了主体的能动性原则，而把绝对主体的能动性推向高位的是黑格尔。马克思把绝对主体的这种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看作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最终结果。他说：“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4]177马克思看到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者的片面性，一个发现了感性原则而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原则，另一个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超越了一切旧哲学，就在于其把感性原则和能动性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实践”来表达。
(二)马克思理性观的内在机理：变动的理性
马克思的理性观在其哲学著作中没有直接专门论述，而是间接地以批判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神圣家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我们可以领悟和把握马克思理性观的立场和观点。
然而由于制造工艺等种种原因,弹性结构无法做到理想的对称,导致传感器的输入输出并非是理想的线性关系[14],因而该种方法的误差会相对大一些。
马克思有关理性的批判，主要是针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绝对理性)看作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绝对精神是主体)，自然史和人类史不过是绝对理性的外化、自我回归和自我复原的历史过程，认为这种绝对精神是不变的，即理性是亘古不变的。黑格尔不否认人有理性，但是认为人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工具，是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理性观，赋予人以生命的存在论意蕴，认为理性是人的理性，是人的本质能力。这里的“人”不是康德哲学中的“理性存在者”，也不是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是具有生命体特征的人的感性存在，而理性是在生命体基础上的理性。虽然费尔巴哈赋予理性以生存论意蕴，但是，他还是没有摆脱自然科学认识论的理论束缚，只是把理性限定在认识论意义上。由此可见，费尔巴哈的理性主要是指人的科学认知和发展真理的能力。
费尔巴哈这种人本主义理性观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从《神圣家族》开始，对黑格尔的泛逻辑论的神秘主义进行批判，区分了理性知识和理性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同费尔巴哈一样，把理性看作是人这个主体发现客观真理的能力。但更进一步，马克思在实践唯物主义下，对社会和历史的认知有了新的、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理性观的抽象性：其一，费尔巴哈把理性界定为人的理性，赋予理性以生存论蕴意，这与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存在者更接近真实的现实的人。但是他对“人”的考察和理解主要是放在自然环境下，认为人是具有一般自然特性的生命个体。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2]50可见，费尔巴哈把人自然化了，他所谓的“人”不是从事生产生活的人，而是没有社会属性、没有社会关系的“自然人”，这是在现实中不存在的、被抽象出来的人。其二，费尔巴哈把人抽象为自然人，那么他所谓的理性就是人的类本质特性，此时的理性就是人的天然的先验能力，这与整个近代哲学同步。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理性观是建立在实践框架范围内的、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同步形成的实践的理性观。
马克思实践的理性观体现了理性的变动性。首先，理性是实践的理性。理性在实践中体现出变动性。理性是实践主体在长期从事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能力。从历史上看，先验理性是不存在的，理性是主体在实践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作为人的主体能力和知识状态的理性不是先在的、自然的，而是随着人类历史实践不断变更和逐渐革新的。对个体来说，类似于语言和语言逻辑的因素，确实对人的理性起到一定的先验作用。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语言恰恰是实践的产物，并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他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5]161这说明，表现在个体身上的先验性，放到历史中观察，它也是在人类实践中经验地形成的，同时也解答了理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其次，实践是理性的实践。实践主体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实践，不能依据自身欲望而肆意妄为，而是要科学地规范地进行实践活动。同时因其理性的变动性，实践过程中的方式方法也逐渐变化。实践主体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知识、发现规律，并以此来指导新的实践。用马克思的话说，实践主体按照一定的“内在尺度”来进行。马克思所说的内在尺度主要体现了人的主体目的、意图以及价值判断等，但这些彰显主体性的因素，绝不是人内心的主观意念，它是客观的外在尺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客观关系的“主体内在化”的结果。这就是外在尺度的内在化过程，实践主体通过对客观的外在尺度的认识和掌握，逐渐将外在尺度转化为内在尺度，进行规范指导和遵守。这就体现了理性与实践的内在统一性、理性的变动性。因此，理性是实践的理性，是变动的理性，是在历史中的合理性。理性是实践主体在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的合理性，是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的历史性契合。所以说，马克思所说的理性可以视为实践主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准确地把握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所形成的知识(包括方法、规律、理念等)，并以此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社会活动和行为，使其实践活动合理化的能力。
(三)马克思的理性观的最终旨趣：理性改变世界
在马克思的理性观视域下，理性是实践的理性，实践是理性的实践。在实践中获得理性理论，在理性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实践改变世界，理性理论改变世界的实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136这句名言为众多学者所解读，争议较大。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反对解释世界，而推崇改造世界。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或片面的理解，不符合马克思文本的原意，更不符合马克思的理性观，甚至可以说完全与马克思革命实践的理性观相背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不是创造使用价值，而是创造交换价值。这种生产方式瓦解了那种个人依赖于别人或某种共同体的依存关系，而是依赖于物，即“货币”。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在资本统治下，“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2]73由于人对货币的依赖，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金钱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而具有自我增值能力，因此人们为了货币前仆后继，疯狂追逐。货币成为一切财富形式的最高代表。
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的批判中，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里面主要强调的是其解释方式有问题，哲学家对世界的解释用的是与现实的实践活动相脱离的方式。各种解释只是通过对语言或意识的改变，进而适应、肯定和迎合现存关系，而对真正的世界的改造并无实质性影响。意识形态家们对世界的解释花样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们“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8]516。例如施蒂纳“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编造新的词句来解释现存的世界”[2]461，“所不同的只是解释、‘看法’”[2]474。费尔巴哈也“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既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因此，马克思说：“这一点始终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8]549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说：“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9]75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文本可以证明马克思后来放弃了这个观点。马克思所说的“世界的哲学化”相当于哲学改造世界，“哲学的世界化”相当于哲学解释世界，两者是一致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8]527“现存世界革命化”要求用理性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哲学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丝毫不排斥合理解释和理解现实的理论。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也创造了巨大的辉煌，即准确地把握了资本逻辑，推进政治经济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的高度。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2］这是从外延上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界定，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并根据改革开放以来近十年的伟大实践经验，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概括为十二个方面。
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以及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终极旨趣。在启蒙哲学家的眼中，他们对美好社会的构想不但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必然性。他们认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启蒙理性主义在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以及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隐退了上帝，取得了主流地位。因此，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理想型美好社会的建构是具有现实性的。这种理想社会的现实性在启蒙哲学家那里源于一种逻辑必然性，而这种逻辑必然性是否严谨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这种必然性逻辑是否能够真正地捍卫启蒙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
二、马克思理性观的批判指向
(一)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权的批判
马克思把关于理论和实践的认识统一起来，统一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这是前所未有的，是以往哲学家们都没有做到的。哲学家在解释世界的同时，完全可以改变世界。人类需要完成的使命，就是有史以来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们共同追求的把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
资本逻辑，就是指资本作为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成为一种主体的存在，其活动历程具有必然如此的内在关系、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即一种社会有机体的运动逻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生动地描绘了资本逻辑的运动过程：大工业开辟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商业、航海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促进工业的扩展。经济力量的强盛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提供了强大支持。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终于获得了政治统治权，在此过程中，它破坏了一切封建的、田园牧歌式的关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5]403。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市场和销路，实现更大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5]404。现代资本消灭了古老的民族工业，生产和消费都与世界接轨。精神文化产业也逐渐走出各自的历史舞台，向世界性的生产转化，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发展日渐显著，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被打破，精神财富成为为全人类同享产品。
其实，商品和货币都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结果，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财富，即劳动创造的结果，都以货币来计量，集中表现为货币。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不在于它自身的魔力，而在于货币能够购买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同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发展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创造价值，是价值的源泉，能够创造比劳动力价值更高的价值。货币购买劳动力，成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因此，货币只有在购买劳动力的时候，才能转化为资本。
自由权不是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权宜之计，而是工人争取的自身权利和义务。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7]226，“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7]227。
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消极自由”(解放的自由权)和积极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割裂开来。行使自由权总是为了维护和发展一定阶级或全社会的利益，资产阶级代表全社会利益反对封建特权，他们取得的自由权是人民的权利，但他们却利用自由权为自己狭隘私利服务。马克思揭露道：“先生们，不要一听到自由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8]757因此，工人阶级乃至全社会解放和自由的前提，乃是工人阶级必须拥有和维护自由权，也就是说全社会的自由需要自由权的公共使用。
地理环境各要素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与其他要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特征上保持协调一致，并与总体特征相统一。在地理教学过程中要以知识的点、线、面为网络，抓住知识主干，围绕重点、难点进行学习，重在构筑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体系。但现在有种错误的时髦倾向，将知识树当思维导图，然而知识结构不等于思维导图，在某一地理要素起变化时，会给其他要素带来哪些影响，这才是我们所从事的地理学的整体性的具体体现。同时，知识迁移不等同于复制，教学中要有意识地教学生迁移知识，理解概念，在教学中要多次重复，让学生耳熟能详，在不断的在重复中形成深刻的印记。
(二)对资本逻辑的批判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实践中证明”“合理地理解”(第3条)“实践地理解”“合理地解决”(第8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唯物史观考察解释“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8]525，“不过是从对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8]526。唯物史观“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8]544。可见，马克思积极肯定并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合理的“理解”“证明”“解释”“抽象”“概括”“说明”等一系列哲学理论研究活动。虽然他本人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区分，但没有理由说马克思排斥哲学解释和哲学方法。
实验监测巷道围岩不同位置处应力和位移与时间的变化关系，及巷道围岩不同位置之间发生位移速度的关系，寻找超千米深井巷道围岩变形破坏在时间和空间位置的演化规律。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把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中的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权利宣布为市民社会的利己的权利。马克思指出，“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平等的自由权无非是说“每个人都同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单子”，“安全是它[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的保障”[8]41-42。马克思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又一以贯之地继续批判：“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10]204-205如果边沁把功利原则理解为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公共保障，那么可以看出，马克思则把对《人权宣言》的批判转换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权的批判。
不同种类的蝙蝠，鼻叶的大小和形状也各不相同。蝙蝠家族中有一些十分与众不同的成员，它们的鼻叶很长，长到几乎与它们的耳朵一般大小。这就是剑鼻蝠。
然而，当现有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强大的生产力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会周期性爆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产者沦落为机器的附属品，仅具有劳动工具的意义，并且无产者阵营中的人会越来越多，生活日趋贫困。因此，资本逻辑带来了社会繁荣，也带来了深重的社会灾难。
任何社会的物质生产体系都包含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占主要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整个社会的生产体系范围狭小，四个要素自然地实现了均衡，没有可能产生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因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四个要素失衡，导致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其表现为整个社会的产品过剩，人们无力购买，以至于资本无法正常运转，出现停产、失业、破产等一系列现象，整个社会陷入贫困和混乱之中，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专家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一个核心观点：“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是探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怎样利用和发挥最重要的结论性的第十一条的。”[6]46他用充分证据说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11条的意思是：“应该了解世界，以便改造世界，而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释世界，以便同现存的东西调和。”[6]46-47笔者认为巴加图利亚的这个论述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而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所说的“哲学家们”并不是对有史以来的所有哲学家的总称。在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哲学家们”特指“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没有任何文本可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只解释世界，而不注意改造世界。马克思曾经肯定苏格拉底和伊壁鸠鲁对改变现实世界的重要影响，也曾在《神圣家族》里赞扬英法哲学家们对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积极而重大的作用。恩格斯指出：18世纪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7]523，“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7]524。可见，哲学解释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
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自由”和“解放”从不同方面表示同一意义：“解放”是从奴役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自由”是有目的地、自主地做或不做某些事情。马克思认为个人的自由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但并不是说这种个人的自由权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人们之所以在现实中没有享有此等权利，主要是因为：其一，由于封建贵族专制的干预和阻挠，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民众不能在现实中充分享有自由权。其二，因为资产阶级专政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说：“资产阶级既然将它一向用来掩饰自己并从中汲取无限权力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以前是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现在它却必须违背人民意志而使自己巩固起来。”[5]537
在监管工作中，赣州市局作出“把赣州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审批项目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好”的承诺。为落实这一承诺，赣州市局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审批时限压缩至平均5个工作日；把支持生物制药产业发展作为重要工作，寓服务于监管之中，发挥部门优势，积极帮扶企业，辖区生物制药产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培育了青峰药业、海欣制药等优势龙头企业。2015年青峰药业产值达到38.65亿元，销售收入37.37 亿元，在全省药品生产企业中排名第一。
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的目标只是为了获取基本的生存资料，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工人获得的是工资。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工人生产出超过自己需求的产品，表现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其力图无限压缩必要劳动时间，无限扩大剩余劳动时间，进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必然不断侵吞工人的自由时间。“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11]213。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率之所以是资本主义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不仅在于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物的比例，也在于工人的自由时间被“异化”为“剩余劳动时间”，人的能力的发展的可能性被剥夺了。马克思指出，资本无偿占有了物质财富，也就占有了自由时间，资本家与工人在经济方面的对抗，上升为在人的自由发展方面的对抗。
现阶段，虽然我国城市进程明显加快，但是在人们挖掘与开采不断深入的基础上，不同程度上加剧了地质灾害的发生频率。就滑坡地质灾害而言，其发生的因素不仅包括人为因素，大规模的降雨和突发地震等，也是滑坡地质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针对滑坡地质灾害的发生原因及危害，本文通过对滑坡地质灾害的深入分析，对滑坡地质灾害的勘查方法加以探究。此外，从减轻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危害、加强对防滑构筑物的设置等方面，研究滑坡地质灾害防治治理方法。希望在本次相关研究下，可以为日后减少滑坡地质灾害、降低滑坡地质灾害带来的危害程度，提供参考。
而自由时间才是人类真正自由的存在形式。马克思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1]215只有在未来社会中，人们的自由时间才能得到无限延展。只有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消灭资本的生产方式，实现社会关系的根本转变，才能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此时，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被扬弃，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的对立被扬弃，人的全部生存时间变成了自由时间，整个生存空间变成了发展空间，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此时，社会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自由人联合体”“真正的自由王国”，人才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社会个人”。
而资本的最终命运是自我解体，因为它无法摆脱经济危机这个根本矛盾，克服了经济危机，就意味着资本的解体。“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12]150。
马克思紧紧抓住资本逻辑这条主线，全面解剖资本有机体，深刻洞察资本逻辑运行的规律以及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勘查区位于日照市莒县东部。该地区地表多为第四系所覆盖，下伏为新近系地层。临朐群（N1）在区内分布广泛，为临朐群牛山组（N1N），主要岩性为灰黑色、灰绿色、致密块状玄武岩，褐灰色气孔状玄武岩，灰绿色杏仁状玄武岩；是赋存裂隙岩溶水的主要含水层，也是本次勘查的目的层。
参考文献：
[1] 今村仁司，三岛宪一，鹫田清一，等. 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M]．卞崇道，周秀静，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巴加图利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M]//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OntheVisionofMarx’sRationalView
WANG Xi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Abstract:In Marx’s view, both the modern epistem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the ancient ontological rationality have irrationalities. Rationality can neither be regarded as the abstract “nobody’s rationality”, “absolute rationality” and “transcendental rationality”, nor as a universally effective method of secularization. Rationality should be the ability of the subject formed in the perceptual activity to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nature and society, grasp the essence of nature and social things, and reasonably and properly sol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and man and man on this basis. Marx’s concept of rationality has distinct practicality, variability and revolutionary nature.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weapon for criticizing capitalism, and also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rationality, adherence to rationality and application of rationality.
Keywords:Marx’s rational view; practice; new era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19)04-0093-06
收稿日期:2019-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责任研究”(15AZD015)。
作者简介:王欣(1984—)，女，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
责任编辑：师连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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