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月革命前后，社会主义思潮浸润中华大地，成为时髦，一些政治人物鼓吹社会主义多出于加以利用的动机。共产国际来华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等人在访贤过程中与黄介民、姚作宾、江亢虎、黄凌霜、姜般若、戴季陶、陈炯明等人多有接触，并吸收了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进入革命的队伍。陈独秀、李大钊在建党之前与各种社会主义者一度也有过接触与合作。由于假社会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列宁的建党原则，口是心非，心怀叵测，很快分道扬镳。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最终力克群雄，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这其中既有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功劳，更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功劳。
[关键词]共产国际；维经斯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1年正式成立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东方战略的产物。主要是由于资料缺乏的原因，汗牛充栋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基本上没有据此展开论述。党的创建者们（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出席党的一大的13位代表）都没有留下共产国际派人来华帮助建党的完整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的高级干部甚至是分管组织的领导干部也没有就此做过完整的叙述。就笔者视力所及，只有两篇讲话涉及到这一神秘的领域。
蓝宝石因其通透的深蓝色而得到“天国之石”的美称，早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蓝宝石就被用来装饰清真寺、教堂和寺院，并作为宗教仪式的贡品。高贵纯净的蓝色光芒也让蓝宝石被尊崇为圣职者佩戴的不二选择。
第一篇是王若飞1943年12月20日与21日在延安的讲话《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其中说道：“十月革命的影响早，但理论来得迟。当时讲无政府主义的有刘师复，江亢虎，还有李季，李达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就派人到中国来了，起初是苏联华俄通讯社社长，以后有高丽人巴克京春到中国来组织党。当时上海有黄介民一派，找到了陈独秀，在广州找到了区声白，黄凌霜（黄是无政府主义，去过苏联）。”[1]王若飞是1937年8月到达延安的，1940年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其间，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许多政治、军事文章，这一讲话无疑是他本职工作的产物，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第二篇是周恩来1960年7月14日与15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作报告。周恩来回顾说：“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2]这是实情。周恩来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达半个世纪，对党的组织人事了如指掌，非常熟悉，他的报告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这两篇讲话相隔17年，时间横跨解放前后，但还只是描绘了共产国际派人来华帮助建党的一个初步轮廓。
不过正是根据这些宝贵的基本线索，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代表性的成果有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版，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袁广泉翻译的中文本）和李丹阳的三篇论文《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慷慨悲歌唱大同”——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同党》（《晋阳学刊》2019年第2期）。
本文在石川祯浩、李丹阳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专题再做梳理，以求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场景，接近历史真实，引发新的历史思考。
1920年5月，在维经斯基等人的筹备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由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担任执行局主席。东亚书记处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统一领导与协调中国、朝鲜、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下设三个科，即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把很大注意力放到了报刊宣传工作上”[9]。
一、共产国际派人来华寻找革命同志
1920年4月，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领导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3]的建议，派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等人来华，他们的使命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4]与维经斯基同行的还有“两名助手季托夫同志（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三人都是共产党员”[5]①。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夏，当他知道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同时，还听说“一位姓金的朝鲜人也被共产国际派来……金在上海与朝鲜临时政府中的人联系，也与组织了短命的乌托邦政党的黄介民联系”。金声称自己带来40万金卢布以在远东各国组织共产党。[6]
1941年，陕北绥德西北抗敌书店发行的刘亚生著《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史教程》也说：“1920年初，共产国际派一个高丽的同志（姓金，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中国工作，准备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他到中国来找到了黄介民（大同党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二十一人组织了一个共产党，选举了十九人为中央执委。”[7]
6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戴季陶等人。由陈独秀任书记的“社会共产党”着手在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0]
我们要了解学生的心理特性怎样，思维能力达到了何种程度，他们以前是怎么学习的，高中的学习与以前的学习又有哪些不同，他们又需要哪样的老师。只有知已知彼，才能事半功倍。高一教学应以初中知识为教学的“生长点”逐步扩展和加深；教材的呈现要难易适当，要根据学生知识的逐渐积累和能力的不断提高，让内容在不同阶段重复出现，逐渐扩大范围加深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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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早期组织建立以前，一度积极参与的戴季陶主动选择退出。蔡和森认为，尽管五四时期的戴季陶“读过了许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他素来主张阶级调和，“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争斗是怀疑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了解也是“不很好的……有许多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观点”，退出前“已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了”。[11]
如图10所示,在折线形特性曲线梯度发生突变的位置,用类似曲线形的圆弧取代折点处的夹角.此设计不仅实现了折点处的平滑过渡,而且因为圆弧的两端与两端的直线相切,所以函数表达式比起曲线形特性曲线确定要方便很多.在已有条件基础上,只需根据圆弧的半径和圆心坐标即可求得,改进后的特性曲线函数表达式为
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后，波达波夫向他“汇报工作，并以此获取资助”[8]。波达波夫原为沙俄将军，十月革命后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1919年12月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来到上海暂居于法租界，与上海各界联合会的陈家鼐、姚作宾、曹亚伯、许德珩，国民党的戴天仇（即戴季陶）、孙伯兰等都有联系，并参加了“大同党”，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苏俄共产主义，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上海为中心覆盖东亚的共产主义宣传网。
全诗想象奇特，虽是题画之作，却出入于画面之外。首二句用夸张之语营造一种雄阔之势，三、四句由整体转向局部，描绘出峰头秃树万笏朝天之势。中间六句通过箕山老人前后气色的转变再次凸显蓬莱峰的雄壮气势。接下来两句用“忽然”一词将观者的视线由峰顶引至海边平地。整幅画面，有万仞之高的险峰，有平如江海般的平地。一高一低，一险一缓，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后四句由画阐发自我感悟，青峰、明月何须购买，本属万物。最后两句化用苏轼“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之句，与首句呼应。
5月间，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杂志负责人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和他们一起座谈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
193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回忆说：“共产国际有个通讯社在天津，有个通讯员，也负着到中国来创造党的任务，可是他找不到陈独秀，遇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个人向他大吹一阵，恰好陈独秀受天津学生欢迎去讲演，这个人就找陈独秀说有个俄国人要见你，以后因为当局压迫，陈讲学不成，就去见这个俄国人，就同他到上海来讨论组党。”[17]这一回顾比前引王若飞的讲话更加含混模糊，两个关键人物连姓名都说不出来。
1920年11月，经陈独秀建议，维经斯基在上海第一次访问了孙中山。此前，孙中山在1919年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宣称：“他的党的基本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12]据波塔波夫1920年12月的报告：“孙逸仙身边的一些人同各个党派和团体（包括大同党）保持着联系，他的秘书和司库都是大同党党员。”[13]维经斯基后来回忆道：“认识了孙中山，我就有可能认识陈炯明将军和就近观察他的‘神奇的’空想和计划。”[14]②
张国焘认为，维经斯基“能成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不仅由于他一开始就找着了主要线索，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这类人物，主要之点，还是他能与中国的革命人物谈得投机”[15]。
二、维经斯基在京津穗等地与李大钊陈独秀的互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等通过北京大学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凤阁（伊凡诺夫、伊文）的介绍，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多次会谈，曾讨论了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等人很快由北京去上海，经李大钊介绍找陈独秀商量建党问题。在此期间，俄共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化名米涅尔、米诺尔，1917年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1920年至1927年任远东通讯社和俄罗斯通讯社驻广州记者）也从哈尔滨来到天津。[16]
柏烈伟鉴于中国各地均有些无政府主义社团，于是有意联络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并率先在京津协助组织。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成立，该组织最初也是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占了多数。柏烈伟和斯托扬诺维奇曾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
定向运动训练的设计要遵循趣味性原则。但对趣味性的把握要适度，它不是简单的游戏，其最终目的不是要达到娱乐效果，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集体合作能力。比如，可将学生感兴趣的CS游戏融入到定向运动中，通过CS对抗游戏能激发学生的勇气和谋略。
经查，目前所知的材料中与李立三说法最接近的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的回忆。章志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宣传新文化运动。他在《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一文中回忆说：1920年1月搬到一位姓姜的先生（即姜般若）家中住，那里还住着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这时，李大钊陪陈独秀来到天津。陈独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在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18]“次日晚间，李（大钊）、姜（般若）、山西同志（尉克水）、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柏烈伟）家中集合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19]我（章志）与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津浦车去上海转福建漳州，从事新文化工作。章志回忆所说的姜先生即天津的无政府主义者姜般若，但与苏联同志接头的是李大钊而不是陈独秀，与李立三的说法不能完全契合。
约在1918年，姜般若等人在天津组织真社，1919年8月创办了《新生命》半月刊。③《新生命》第1号刊出的“劳动问题与俄国革命”一文指出，“俄国的劳动者实为推翻俄国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先锋……自列宁执政，且推翻私有财产制度，一切生产之机关均收回国有，惟劳动者方有享用之权，实足为各国模范”。时人评论《新生命》宗旨“带社会主义色彩”[20]。参与编辑《新生命》的还有北京实社的黄凌霜。④姜般若除了编过《新生命》外，1920年10月还在《申报》发表“俄国在华权利之最近趋势”一文，拥护苏俄处置在华权益的主张。据刘清扬回忆：五四时期，天津的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姜般若“只是出于一知半解……有时也发表点简短的文件作宣传……在社会上只起着联系和鼓动的作用。”[21]不过由于《新生命》半月刊常登一些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因此引起住在天津旧俄租界的俄国人鲍迪威（即柏烈伟）的注意。[22]1961年，香港出版的缶斋著的《近五十年政海旧闻录》记载：姜般若为吸引南开中学学生，在家门口挂出“新文化研究社”招牌，结果杨明斋与维金斯克（可能就是柏烈伟的化名）发现后就“找上门来访问他”。
1920年初，姜般若从天津南下福建漳州，旋在闽南教育局供职。住在天津的北京大学俄文教授柏烈伟通过姜般若向陈炯明进言：“列宁至友V氏（即波塔波夫⑤），将向亚洲诸国推行其革命任务……请华南有地盘有凭籍的革命集团，接纳他的使命，共图发展。”[23]同年4月底，波达波夫一行携带列宁亲笔信函秘访漳州。波达波夫向陈炯明讲述了苏俄的情况和扩大自主的方法，并表示苏俄愿意帮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5月8日，陈炯明函复列宁，表示要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布尔什维主义制度，宣称“我的使命不仅是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亚”[24]。
1920年夏，维经斯基派米涅尔从天津南下广州。米涅尔和佩斯林到达广州后，经黄凌霜介绍结识了当地一帮无政府主义者，不久被他们“包围了”。在最初的广东“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有梁冰弦、刘石心等，只有米涅尔与佩斯林是共产主义者。因此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拒绝加入这个组织。[35]
王施凯嘴里说着，眼睛也没闲着，警惕地观察四周，还好没看见那两个黑衣人。赵明月家住在老小区，除了几盏孤零零的路灯“有气无力”地发着光外，其他地方都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
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由上海南迁广州。在此之前,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参加了同国民党中央关于一旦陈炯明军队打败南方政府后如何组阁的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是，陈独秀被列为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未来广州政府成员，将做同国民党的联合工作”[30]。12月下旬，陈独秀启程去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广州发展“共产主义核心”。[31]陈独秀到广州后，曾经与维经斯基一道访问过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此时的陈炯明踌躇满志，明里暗里表示“进图社会主义之实现”[32]，赞扬列宁主义以革命暴力实现理想社会的新潮流[33]。不过日本驻厦门领事的一份报告认为，陈炯明放任过激思想“是为了避免与周围局势逆行所带来之不利。相信时机一到，他也会严厉取缔，绝不踌躇”[34]。
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培养起来的重要军事将领。1919年底至次年初，陈炯明创办《闽星》半周刊和日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人类的社会生活其终极一定会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25]。在陈炯明治下的漳州可以公开宣传与研讨社会主义各派思想，于是漳州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26]。他本人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新文化与社会主义。1920年夏，戴季陶在上海向张国焘夸赞陈炯明为“社会主义的将军”，并称在陈的闽南护法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等都可在那里创办”。戴还建议张抽空参观福建漳州，“借此机会与陈将军交个朋友”[27]。1920年10月，共产主义者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在广州创办了宣传新文化的《广东群报》，10月29日陈炯明部进占广州后，该报可以在广州“完全公开出版”[28]，而且由陈炯明每月提供津贴[29]。
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到广州后与米涅尔和佩斯林联系，经过“非常热烈的争论……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1921年初，陈独秀召集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开会，会上他拿出党纲草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接受，于是退出了该组织。新成立的广东党组织“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36]。他们曾创办俄语学校，由米涅尔及其夫人讲授。
运行管理维护工作是保障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为保障系统可靠、高效、持续、安全运行，要尽快出台有关政策措施，明确运行管理责任单位和系统维护的经费、技术、人员、物资保障渠道，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注释
①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569页的人名索引，谢列布里亚科夫原姓基姆，1920至1926年（断续）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基姆快速连读的发音就是“金”。关于维经斯基的同行有不同的说法，均有一定的文献依据，笔者的理解是季托夫与谢列布里亚科夫是比较秘密的两位，长期鲜为人知，因此这条线的研究非常滞后。而维经斯基妻子库兹涅佐娃及翻译杨明斋则相对公开一些，因此知道的人也就多些，后来成为最通常的说法，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等权威著作所采信。
②维经斯基会见孙中山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依靠孙中山建立共产党。因为早在1912年，列宁就明确指出孙中山“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从学理上来说孙中山所谓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因此必须“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引文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93、296页）
③据人民出版社1958—1959年版《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创办《新生命》的是成立于1918年的“真学会”。于鹤年发表于《新人》第1卷第4号的《天津的文化运动》提到，《新生命》于1919年8月创刊。
④据1919年11月24日天津《益世报》。《新生命》共出4期，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藏有该刊第四期。
⑤波塔波夫加入了大同党，领有该党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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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7/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9-0003-06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晏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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