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
[摘要]在初始的意义上，学术乃指从事理论研究的技艺，细分开来就是技术和艺术。技术通过反复训练而成，因而需要时间和经验；艺术通过习惯和体验养成，因而需要实践和培养。技术决定了理论研究的规范化要求及其程度；艺术决定了理论研究的旨趣、立场和态度。前者属于理智的德性，后者属于道德的德性。在当代，学术概念除了保留了初始性的含义之外，还有对其他思想者及其思想进行研究这一含义。其实，以研究思想者及其思想为志业的研究者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也不乏先例。如若人们都以学术研究为志业，那么理论和思想将被遮蔽和放逐，剩余下来的就只有“比较哲学”了。当人们对学术乐此不疲的时候，也就是理论与思想枯萎、枯竭之时。相反，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运动和全球化进程，光有学术是不够的，当代是需要也是能够产生伟大理论和思想的时代。问题不是我们是否需要理论和思想的问题，而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的问题。
[关键词]学术；理论；思想；生活世界；回归思想
一、一个预备性的讨论
当人类的意识发展到了足够表达对世界的感受和认识时，人类就开始试图用理论的方式把握世界了。而在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中，理论的方式是最高级的形式。马克思在写于1857年8月下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在批判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这种幻觉之后，精辟地阐述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他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之所以不同于甚至优越于其他方式，乃在于这种方式是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理论把握世界的特点，即充分运用理论理性，用范畴、话语和逻辑去把握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第一条道路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在正确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我们的理论任务是要用这种理论检视当代中国的学术与理论的“得”与“失”，在此基础上回答在学术思想与生活世界之间我们能够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
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涉及到两个核心问题：何种理论和何种样式的生活世界。与人照面的生活世界只能是当下的正在发生着的世界，人们可以通过史料在表象中还原过往的生活世界，复原以往的生活图景，但绝不能复制他们的内心世界，更不能复制他们的体验，它可能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人们也可以借助足够强的想象力，构想“美好”的过往生活，但它仅仅具有理性的性质，其目的要么是怀旧的，要么是以古讽今。而与人照面的当下的生活世界才是真正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世界，这个现实的世界，要么是以个体的感受、体验的内在的方式独在，要么是以类的形式共在，或者以矛盾与冲突的形式异在。而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乃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的共在和异在，它以可感知和可体验的方式敞开在人们面前。无论是全身心地拥抱，还是整个地拒斥，这个每天都遭遇到的生活世界都以它的方式向人们走来，似乎除了接受和接纳便没有了其他的可能性，这是我们不可抗拒的宿命，因为它就是我们行动的“光辉业绩”。
时间从未中断过，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有人生活着，并意愿过上整体性的好生活，这个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生活世界就每时每刻地与我们照面，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对象化过程及其结果。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时时刻刻与我们照面的现实世界，人们不但通过实践殚精竭虑地构造着这个与我们共在的世界，而且以主体性的方式感知着、认识着、理解着、感悟着、把握着这个世界。于是，人们对这个日常照面的世界便有了把握上的三重方式，这就是情绪—情感的方式、学术—理论的方式、悟性—思想的方式，其中悟性—思想的方式是最后的也是最高级的形式。学术—理论的方式虽然也体现着系统化和逻辑化的特征，但只有悟性-思想的方式才是真理本身。生活世界作为人的意识和行动的对象化过程及其业绩，乃是后果性的存在，相反，人的意识和行动才是先行于现实界和预先标划出的主体性的存在。于是能否走进生活、把握世界、接近真理，就完全取决于主体自身的能力与品质了。而就被把握的生活世界的复杂性而言，呈现出相互交织的三个层面和三重关系，即心灵之序、世界之序、心灵与世界的相互嵌入，而隐藏在这三重关系和三个层次背后的终极性存在则是自然之道、交往之道和心性之道，亦即人与自然之间的逻各斯、人与人之间的逻辑、人与自身的规律。为着能够真正地把握这三重关系和三种逻辑，主体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和较高的品质。
二、学者、学术、学问、学说与学科：理论把握生活世界的本体论基础
宽泛地说，任何一个进行学习和实践的人都可以称为学者，即学习者。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学乃是认知、识记、了解、模仿，学的目的在习，即实践、践行。“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心中喜悦，其进自不能已矣。”[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页。而就“学而时习之”的内容来说又可有两种知识与道理。成为“学而时习之”的人，乃是对任何人都有效的要求，但对狭义的“学者”而言则是最低要求，进言之，狭义的学者除了做到一般学习者应该做到的之外，还必须具备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具备的素养和素质。一般来说，学者应该具备完整的知识结构，能够用规范的学术语言讲出道理。用知识讲道理的人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者。学者的使命是掌握学术、拥有学问。而要做到这一点，学者必须拥有如下两点与人格有关的素养和素质，一个是德性，一个是智慧。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来表述，便是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一个拥有道德德性的人会在两个方面拥有不被别人拿走的品质，一个是灵魂结构，一个是快乐层次,而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相关的。在由理智、情感和欲望构成的灵魂结构中，当以理智—情感—欲望为稳定的结构类型。在身体之善、外在之善和灵魂之善之间，应以获得身体之善为基础，以获得外在之善为条件，以完善灵魂之善为终极目的。只有拥有了道德的德性和理智的德性，学者才会拥有独立的道德人格，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所服从的是康德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绝对命令。除此以外，学者还得具有强烈的意愿，愿意倾听历史的声音和民众的心声。最后，把德性和意愿落实到行动中，或通过言说，或通过文字，或通过行动，把他领悟和把握了的道理告诉世人。如果说德性构成了学者之成为学者的本体论基础，那么，学术则构成了学者之成为学者的方法论根据。当代人学家张荣寰将学术的概念界定为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学术以学科和领域来划分。这是源自于中世纪欧洲的第一所大学内的学者思想模型所定下来的三学四科。随着社会发展，学术内容逐渐细化，各类专门的学术领域逐渐出现，研究内容也越来越有针对性。后来学术指的是进行创造学术理论、构造知识体系、传播理论与知识的技艺。学术上的“技术”乃是一种从事理论研究所必须遵守的规范化和格式化的要求，虽各个时代的写作规范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却是，最好的技术乃是那种最适合表达、最便于认知和理解的规范形式。其最高境界是简约，即简易原则。学术上的“艺术”要比“技术”困难得多，尽管可以说无论是“技术”还是“艺术”，都是传播知识、陈述观点和表达思想的手段，但二者之间似有明显差别，“技术”是知识、理论和思想得以传授、传达和传播的外在要求，而“艺术”则是内在要求。“艺术”本质上是不能模仿的，而须靠领悟、领会和锤炼，它由“构思”、“运思”和“表述”三个环节构成，缺少任何一个环节，“艺术”都不可能。“构思”就是将如何表象对象的模型先行标划出，首先要确立主题，而主题是来源于课题的，而课题又是来源于问题的。把问题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团队集中研究的对象，就成为课题，把对课题的研究作为集中的论述和陈述的对象就成为了主题。由问题到课题再到主题，便完成了问题域的勘定、确定和设定。问题域确立下来以后，用何种图式去分析和论证这些问题就成为了关键步骤。所谓图式是指用范畴、话语和逻辑来分析和论证这些问题的模型，即范型。其中的核心便是范畴群的设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要素论”中极富创造性地指出：“既然我们不依赖于感性就不能够享用任何直观，所以，知性就不是直观的能力。但在直观之外，除了借助于概念的认识方式，就再没有任何别的认识方式了。所以每个知性的、至少是每个人类知性的知识都是一种借助于概念的知识，它不是直观性的，而是推理性的。一切直观作为感性的东西都建立在刺激之上，但概念则建立在机能之上。而我所谓的机能是指把各种不同的表象在一个共同的表象之下加以整理的行动的统一性。所以，概念是基于思维的自发性，而感性直观则是基于印象的接受性。对于这些概念，知性就不可能作别的运用，而只能用它们来作判断。由于除了单纯的直观之外，没有任何对象是直观指向对象的，所以一个概念永远也不和一个对象直接发生关系，而是和关于对象的某个另外的表象(不论这个表象是直观还是本身已经是概念)发生关系。所以，判断就是一个对象的间接的知识，因而是关于对象的一个表象的表象。在每一个判断中都有一个适用于许多表象的概念，而在这许多表象中也包括有一个被给予的表象，它才是直接与对象发生关系的。”[注][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3页。当知性构造出了初始性的范畴，知性便开始推理，“我们能够把知性的一切行动归结为判断，以至于知性一般来说可以被表现为一种作判断的能力。因为按照如上所说，知性是一种思维的能力。思维就是凭借概念的认识，而概念作为可能判断的谓词，是与一个尚未规定的对象的某个表象相关的。”[注][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按照康德十二范畴表及其使命分类，所有的判断无非四大类：量，全称、特称、单称；质，肯定的、否定的、无限的；关系，定言的、假言的、选言的；模态，或然的、实然的、必然的。有了以范畴为工具系统的判断，便可以进行推理了，以求真为目的的推理，追求的是正确性；以求善为目的的推理，追求的是正当性；以求美为目的的推理，追求的是愉悦。
当一个学者拥有了做学问的主体性素质，拥有了高超的进行学术研究的技艺，一个更高的要求便紧随而来，这便是学问、学说和学科的关系问题。求学为己为学问，问学由己为学术。学问乃个体求学问道的体验，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业绩。一知半解为知，一智全解方为智；有学问者，以德润身，以学养心，知止且能行止，师垂典则、范示群伦。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仅有知识和理论尚不能称为有学问，只有知道、悟道、说道、行道者，方可为有学问。
在传统社会里，有学问的人不但有德性且有德行，于不同层次构造了一个相对自足的解释体系，如《易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荀子》等等，但它们似乎不被称为学科，而只能被称为学说。学说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具有争鸣的性质，未必取得共识，人们似乎也没有必要证明这个学说的正确性和完备性，因而通常也不被称为科学体系。同样的，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甚至近代哲学也都不被称为学科，而称为学说。人们对学科的追求乃起源于大学体制的诞生。欧洲最早的大学当属诞生于1080年的波伦纳(博洛尼亚)法学院。在现代大学体制中，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几乎都按学科分类来组织的，而在文科中则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被称为人文学科，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则被称为社会科学。不但大学体制根据学科划分，学生培养、科学研究也都根据学科分类来开展，于是，作为有学术、学品和学问的学者，其学术影响便是根据其对学科的贡献而论定的。如果说学术、学品、学说、学科和学者构成了理论把握当代生活世界的本体论基础，那么学者如何以学术的方式把握生活世界便是理论把握生活世界的本质论问题。
财富的创造与分配始终是个体与社会存续的基础性问题，快速积累财富并公平地分配财富永远是社会运行的终极目的之一，更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建国后的30年里，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导致用政治逻辑替代了经济规律，其最终结果就是共同落后与贫穷，70年代末，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于是确定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而实现这种解放和发展的根本道路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40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但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还奇迹般地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创价与代价始终是相伴而生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带来了大量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应该从更高远的视野理性地看待和对待财富积累和分配中的问题。
三、理论把握生活世界的方式及其取得的成果
纵向并购：纵向并购又分为向前纵向并购和向后纵向并购，向前并购是指企业为了打开销售市场，获得更好的销售渠道，从而并购其下游企业的方式。向后并购是指企业为了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或者为了更好地提高生产能力，从而并购其上游企业的方式。
2．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于财富积累与分配的意义问题。不同民族、不同历史状态下的人，都曾有着一个共同的理想的价值诉求，那就是追求身体之善、外在之善和灵魂之善，追求财富的快速增加与公平分配，追求社会自治力提高，追求每个人都有意愿、能力和机会过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然而人类在寻找达到这些目的之善的道路上却是殚精竭虑、步履维艰。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即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具体历程则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逻辑变奏。从事实逻辑着眼，在理论上，实践先于认识而发生；而在实践上，价值认识又先于实践而发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乃是人们对以前的观念论和实践论的全面反思。在哲学上，视其为真是一桩重要的事情：“视其为真是我们知性中的一桩事情，它可以是建立在客观的根据上，但也要求在此作判断的人的内心中有主观原因。如果这件事对每个人，只要他有理性，都是有效的，那么它的根据就是客观上充分的，而这时视其为真就叫做确信。如果它只是在主观的特殊性状中有其根据，那么它就称为置信。”[注][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1页。“视其为真，或者判断的主观有效性，在与确信(它同时又是客观有效的)关系中有如下三个层次：意见、信念和知识。意见是一种被意识到既在主观上又在客观上都不充分的视其为真。如果视其为真只是在主观上充分，同时却被看作在客观上不充分的，那么，它就叫信念。最后，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充分的那种视其为真叫做知识。主观上的充分性叫做确信(对我自己而言)，客观上的充分性叫做确定性(对任何人而言)。”[注][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2-623页。依照康德的论证，证明观念和实践是确信还是具有确定性从而证明其是否正确和正当，其根据在于必须有充分的主观根据和客观根据。
1．是市场不足还是市场过度？在我国，市场不足与过度同时存在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事实，更是人们对这一事实的切身感受。感受到市场不足的人未必是未能从市场经济中受益的人，而感受到市场过度的人也未必是从市场经济中受损的人。如果从公正的角度看待不足与过度，那就必须引入一个价值主体的思考维度，而这正是价值哲学给予我们的一个理论启示。谁在市场经济中收益和受损是我们判断不足与过度的主体依据，而这种判断必须根据三种理论进行，即经济学、经济伦理学和经济哲学。经济学，就像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学就是让富人更富的学问，经济学就是研究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学问。不难看出，前一个判断乃是价值判断，充满着强烈的经济学家个人的价值观，然而这是一个成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因为它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相背离。马克思一生致力于资本问题的研究，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资本家越来越富而雇佣工人相对越来越穷的后果，如果使经济学变成为资本家变富的辩护工具，那么就必须对市场过度或不足作超出经济学之上的理论辩护与批判，这便是经济伦理学。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发展的，因此，市场的过度与不足都是在权力逻辑的支配下展开的，一些依靠制度优势而成为既得利益者，而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便又进一步地依靠其优势地位而左右着市场。经济伦理学就是要对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个环节的正当性进行伦理评价和批判。关于经济活动的文化人类学性质，或劳动的伦理性质及其伦理本体地位，乃是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任务。[注]参见晏辉：《经济行为的人文向度——经济分析的人类学范式》，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经济伦理学要在代内公正与代际公正之间研究经济行为的伦理性质，并为正当的经济行为进行伦理基础的奠基。但经济伦理学有它自身的局限，即缺少前提批判和终极观念的预设，这是经济哲学的任务。如若以经济哲学的视野看待市场过度或不足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极为技术主义的问题，更为本质主义的问题在于如下两点：第一，如何正确处理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关系是正确处理市场过度与不足问题的关键。如何实现市场各要素配置最优，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是方法论而不是本体论，更不是价值论。政治哲学研究的是如何公平地分配财富，让每一个劳动者得其所得。第二，观念问题。决定经济行为的主体有三个，经济学家、政治家和企业家，他们有各自的财富观、市场观、劳动观，如何从三者各自不同的观念中整合出一个合理有效的观念来，作为经济政策、制度的理念基础，才是作为基础性问题的经济活动的最高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与深化，观念问题、思维方式问题、改革中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层出不穷，于是用什么文化体系作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的基础，就不仅成为了一个哲学问题，更成为了一个实践课题。基于理论追求和实践诉求双重推动，文化哲学应运而生了。而从社会结构变迁角度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制与发展，则表现为社会结构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过程，而这个分离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原有社会体系的解构与新的社会体系的建构过程。其具体过程是，经济和文化从先前的政治统合中分化出来，相对独立地发挥其各自的功能，而被分离开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便相对独立地创造价值和分配价值，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对分离有利于社会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创造和多层次分配，因而是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结构模式。关于社会结构变迁或关于社会转型的哲学反思形成了社会哲学，依照均衡理论，经济、政治和文化应保持相对清晰的运行边界，任何一种“僭越”都会伤害其它社会要素的运行逻辑。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最大化地创造用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并在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地分配这些资料，它以效率与公平为核心价值观；政治活动为社会提供秩序保证，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为每一个人创造有序表达其政治意志和政治诉求的环境和机会，它以正义和平等为核心价值观；而文化活动则为人们创造满足信、知、情、意等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以及用于解释、规约和范导的意义符号系统，它以自由和幸福为核心价值观。上述各要素保持各自的运行逻辑，发挥各自的价值功能，便是一种运行相对平稳和谐的社会结构，当然它们都不是一个完全独立封闭的领域，而是一个相互嵌入的关系结构。
2.7.3科学处置疫情植物疫情传入途径隐蔽复杂，控制难度大，防控形式严峻，必须提高政治敏感性，增强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谨慎处置突发疫情，妥善应对媒体，做到反应迅速、处置有效，坚决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四、直面问题自身：能够做什么与应当做什么
关于“中国问题与当代中国哲学”这个宏大题目，我在10年前曾作过初步研究。[注]晏辉：《中国问题与中国当代哲学》，《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一种可能的哲学观》，《学术研究》2003年第10期。在这两篇专题论文中，我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理解、分析和论证还是极为初步的，只是在问题哲学的指导下，对问题作了类型学意义上的分析，而对问题本身的发生和展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尚未深入发掘。在此，我要对问题作更加细致的分类和描述，并把具体问题整合成整体性的问题，借以呈现出现代性中国形态的整体肖像。在10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我深深地感受到，有些问题被放大了，有些问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另外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或许，现代性就是问题性的世界性存在。面对这些问题，人们的一种态度可以是无动于衷、漠不关心，认为所有这些问题似乎与我们毫无关系，但这种自我放逐、自欺欺人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另一种态度是埋怨、怨恨、仇恨、愤怒，这种立场和态度就更加不可取。在冷漠与激情之外乃是理性表达立场、态度与观点的方式，这便是学者的宿命与使命。当今时代的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管理需要的是理性、理智，而不是冷漠和激情，学者的优秀品格就在于，他们依据健全的人格，在正义与同情情感的支持下，用经得起检验的范畴、话语和逻辑去分析问题、解释问题，用实践智慧去解决问题。在学说和学科的意义上确立我们能够做什么与应当做什么，指明问题域及其呈现方式[注]在严肃的科学研究的意义上，从哲学思维和实践智慧的双重逻辑变奏视角，在积极地提出问题、正确地解决问题的动机基础上，依据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三个层次梳理和思考问题，当代中国的问题域便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画面：1.财富的快速积累与公平分配问题；2.市场不足与市场过度问题；3.市场社会主义与权力寻租问题；4.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问题、公共理性与实用理性问题；5.官僚主义的根深蒂固与经济权力和传播权力的问题； 6.政治过度与政治不足的问题；7.被代表与主动诉求的问题；8.一元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多元主义实践价值的问题；9.国家工具主义与国家本质主义之间的矛盾；10.确证主义与内敛之道之间的矛盾关系；11.政治哲学与政治是其所是之间的关系；12.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13.一元主义话语体系与多元主义意志表达之间的矛盾关系；14.个人利益思维与公共理性思维之间的矛盾关系；15.好的理念与体制存在的弊端之间的关系问题；16.权力资本化及其边际成本问题；17.从权力社会到政治社会的可能性及其限度问题；18.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问题；19.正确的政治观和权力观如何可能的问题；20.核心价值与共同价值问题；21.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道德基础建构问题；22.未来核心素养中的知识与德性问题；23.国家治理中的善良意志、实践法则与实践理性问题；24.自由与正当性基础的追问之间的关系问题；25.人格与人格性的关系问题；26.公正的旁观者、正确的言说者与正当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问题；27.社会管理中的自治力问题；28.流动的社会与固定的身份、地位、机会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29.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30.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家性与世界性问题；31.逆全球化与世界性的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关系；32.政治表达与表达政治的合理性边界问题；33.公共权力分割与运行之中的手段之善与目的之善的关系问题；34.边陲管理与中轴管理中的权力滥用问题；35.权力系统的自觉与一般民众的觉醒之间的关系问题；36.作为第四种权力形式的现代媒体的社会作用问题；37.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安全问题；38.平等的多样化与复杂性问题；39.城市化与公共空间分配中的正义问题；40.现代生物技术开发与运用中的伦理问题。在此，我们无意就这些问题逐一加以分析和论证，而是将这些问题整合成一个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的逻辑序列，在整体性意识和复杂性思维的高度上作哲学意义上的探讨，出于表象上的具体问题而又止于抽象上的具体，是这种探讨所欲达到的目的。，是我们确立能够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的逻辑前提，同时也蕴含着我们做什么的原则与道路。关于问题的哲学反思，关于问题的类型学考察，我曾在《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一种可能的哲学观》、《中国问题与中国当代哲学》两篇专题论文中作了初步研究，在此我将以这些初步认识为基础，集中讨论我对当代生活世界中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的一些理解和认识。
相对来说，文化是不可识见但却可以感受得到的精神存在，因而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文化侵蚀经济和政治的现象，相反，经济和政治如果缺少了先进文化的引领就有可能走向经济孤立倾向和权力中心论。人类历史上不少民族或者国家都出现过政治统合经济和文化的现象，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都要依照政治权力的逻辑运行。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极易根据效用原则决定自己的行为，从而表现出极端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轫和发展，本质上是由行政系统依职权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这一发展模式具有双重效应，用权力逻辑推动甚或替代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可以造成快速积累财富的效果，因为它可以用行政手段根据供给规律强制性地进行资源配置，可以根据行政命令快速地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以至于会造成政治可以快速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甚至创造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幻象。另一方面，事实证明，由权力逻辑推动资本逻辑所造成的快速积累，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都是违背经济运行规律的，是权力资本化的后果。如何确定权力的合理性、合法性基础，如何确立分割和运行权力的合理边界，在什么意义上、在何种范围内、何种程度上权力的分割与运行才是正当的，就成了亟需在理论上阐释清楚的问题，于是，政治哲学应运而生了。[注]“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在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中，深层价值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要么是原有问题的放大，要么是新问题的产生。如何直面这些问题自身并进行哲学反思，便成为了我们在新时代能够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的根本任务。
(一)基础性问题及其类型
在刚刚过去的40年的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中，我们已经基本把握了当代问题的类型及其呈现方式，其中财富的积累与分配乃是基础性问题，权力的合理分割与有效运行构成了根本性问题，观念与话语体系的解构与重构构成了全局性问题。
氨基酸也被发现对护理受损的角质层非常有用。头发干燥没有光泽可能说明了严重受损的角质层中的氨基酸浓度有所下降。氨基酸具有穿透角质层进入毛干的能力，并从皮肤吸收水分。基于氨基酸的表面活性剂的这种能力使它们在洗发水、染发剂、软发剂、护发剂中非常有用，而且氨基酸的存在使头发变得强韧[23]。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曾建立了主观上有充分根据而客观上不充分的信念。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的30年里，社会主义信念并未很好地转换为社会主义实践，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些领域非但没有带来富足，反倒陷入贫穷与落后。毛泽东在1937年8月写的《实践论》中提出了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时过境迁，经历了30年的风雨兼程后，1978年我们党重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若是从一般哲学角度进行反思，真理标准问题本质上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命题，然而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40年后的节点上再次提起实践标准问题，其意义就不止于哲学上的理论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但哲学先行于实践而发生，则是不争的事实。40年的观念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双重变奏，则始于理论逻辑的先行标划。然而，在理论的逻辑中，只是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本质上，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个实践难题。实践是什么？以谁的实践、以实践的什么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其认识上的结论和实践上的结果是极不相同的，甚或是相反的。于是在原有的哲学思维中，便创造出了“价值”概念，判断一个观念或实践“视其为真”具有双重标准，一个是真理性标准，即正确性，一个是价值性标准，即正当性。随着20世纪70年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实践不断深入，如何反思、批判和预设一个好的社会制度的学科或学说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价值哲学、价值论或价值学。价值哲学的产生不仅在原有的哲学体系内开显出了一种新的致思路向，而且这种致思方式及其初创性的原则与方法被快速地移植到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于是就有了历史价值论、艺术价值论、经济价值论等。或许，价值哲学、价值论虽然很难被构建成一个自足的、完备的理论体系，但它作为一种致思范式还是有充分的学理根据的，如主体性原则、价值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等都是值得重视的观念和方法。事实上，价值哲学的发轫、发展完全是人们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产生的各种价值难题进行哲学反思的成果，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理论成果。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5．0进行统计学处理，率的比较用χ2检验，在屈光异常检出率的影响因素分析时，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趋势χ2检验或Fisher＇s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方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针对支持有效时间的时态RDF数据进行了在有效时间上的不一致性研究和分析，分别是三元组重复的不一致性、生命区间的不一致性、发散性和收敛性属性的不一致性，并对4种类型的不一致进行了修复，对于更新的时态RDF数据，针对每种变化操作，即插入、删除和更新，分析了每种操作的不一致性预处理方法。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党是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主体，它是由有着共同信念、相同的道德理性知识并能够进行正当性基础论证的精英组成的集体。中国共产党在其近100年的伟大实践中，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终极之善的道路上和过程中有着极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全球化曲折前行、新的矛盾不断出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显示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在政治哲学的视阈中，它得益于如下两点，第一，超强的自我矫正、自我反思、自我完善的能力。第二，关于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的优先性问题。两种极端形态被证明是不合理的社会安排。以政治逻辑替代经济运行规律会造成过度的意识形态化而导致共同的落后与贫穷，以资本逻辑代替政治逻辑，又会导致全面的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将全球化推向由资本逻辑支配的单一的经济主义，或称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严重破坏整个人类的政治生态。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汲取了以往的片面强调政治因素而忽视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教训，也反对当今西方某些国家用资本逻辑替代政治逻辑而导致的单边主义。只有经济、政治和文化有机统一才是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量的最大可能性空间的根本道路。
(二)根本性问题及其呈现方式。所谓根本性问题乃是指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能够向上影响文化、向下影响经济的支配性力量，即政治权力和行政职权，及由权力的分割与运行所导致的重要问题。大家公认，在由哲学思维和实践智慧的双重逻辑变奏所推动的40年的改革实践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和某些领域内出现了权力资本化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本体意义上的原因，简约地说就是政治观和权力观问题。在建构现代社会体制机制的过程中，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和权力观仍然对人们产生着影响，这就是技术主义的政治观和权力观，正是这种政治观、权力观构成了权力资本化的观念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稳妥有序而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以从未有过的力度从严治党，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党实现自我矫正、自我完善的政治表现。作为根本性问题，政治和政治权力决定着创造财富的方式，也决定着财富的分配方式。既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行引导作用，也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功能，以便合理布局劳动领域、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其二，创制意义上的原因。用持续地创新描述改革开放40年的心路历程是恰当的，但这种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财富积累、优化交往条件，这是进取性的制度创新，而为了更好地约束人的观念和行动的制度创新是协调性的规则创新。如果没有将权力变成创造并分配公共善的支配性力量的规则体系，那么权力就极有可能变成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德性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但由于德性缺少强制性，导致德性的激励、约束和禁止作用是有限度的。由此看来，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人类创造出了更加体现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的规则体系，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
(三)全局性问题及其呈现方式。文化与观念是关乎转型中国朝向何处、走何种道路、实现何种目标的全局性问题。可供我们利用的文化资源主要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我们也要充分吸收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成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绝不是以上几种文化资源的简单叠加，更不是机械相加，而必须是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重新构造、改造和转换。要把这些文化变成人们的心智力量，必须在人们现实地进行中的生产、交往与生活中完成，作为思想和观念的文化本质上不是单纯继承的，而是现实生成的。
我们以问题哲学的形式表象当代中国的问题类型及其呈现方式，目的不是要把这些问题以日常语言和日常意识形式告诉世人，而是告诉学者自己。学者不是用意见、常识和知识表达对生活世界的态度、立场和情绪，而是要用理论和思想呈现时代精神，进一步是要用马克思所说的理论的方式把握世界。在这里，笔者认为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精彩论述总结我们关于“在学术思想与生活世界之间”这一主题的论述是恰当的：“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并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4页。我们能够做的是用学术性的范畴、话语和逻辑呈现自然之道、交往之道和心性之道，我们应当做的是在遵从上述三种道的基础上，指明一种终极之善和实现这种善的手段之善。
收稿日期：2019-02-05
作者简介：晏 辉(1960—)，男，内蒙古赤峰市人，哲学博士，原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转型期中国伦理基础变迁及其重建研究”(项目编号：16AZX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7-0014-07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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