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研究】
摘要：《正蒙释》是明代儒家学者高攀龙和徐必达著作的合集。遵循“知人论世”的方法，通过对高攀龙和徐必达其人、其学和其书逐一加以考察，进而探寻高、徐二人在《正蒙》研究上的交集，可推断出《正蒙集注》和《正蒙发明》的著作时间及合集刊印情况。
关键词：《正蒙释》；高攀龙；徐必达
《正蒙释》是明代儒家学者高攀龙和徐必达著作的合集。为了更好地展开对《正蒙释》哲学思想的研究，笔者首先遵循“知人论世”的方法，对高攀龙和徐必达的其人、其学和其书加以考察，进而探寻高徐二人在《正蒙》研究上的交集，推断出《正蒙集注》和《正蒙发明》的著作时间及合集刊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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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高攀龙及其《正蒙集注》的考察
高攀龙，初字云从，改字存之，别号景逸，谥忠宪，嘉靖四十一年(1562)生于南直隶无锡(今属江苏)，天启六年(1626)于无锡家中投湖自尽。祖父高材，读书入仕，官至黄岩县令。生父高梦龙，曾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入太学，后归家治生。嗣父高校，是高材的弟弟，因无子而过继高梦龙次子高希良，并改希良名为攀龙[1]卷10：家族谱传。高攀龙生母邵氏，嗣母朱氏。高攀龙有子三人：高世儒、高世学、高世宁，女四人[2]。高攀龙“少有异禀，言动不苟”，五六岁时即知礼敬嗣母，稍长发蒙于汝澄泉和许静余二先生。
高攀龙万历十年(1582)中举人，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任行人司行人、广东揭阳县典史，万历三十三年(1595)归家，天启元年(1621)后历任光禄寺丞、太常少卿、大理少卿、太仆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天启四年(1624)，高攀龙弹劾御史崔呈秀贪污受贿。后来，崔呈秀投靠阉党，继而报复高攀龙。高攀龙先被削籍为民，天启六年又被诬陷贪污。锦衣卫去高家逮捕他，高攀龙因思“臣虽削籍，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而效法屈原在被逮捕前于家中投水自尽[3]。
万历十五年(1587)，高攀龙因听李元冲、罗止庵和顾宪成讲学，“始志于学”。高攀龙中进士时的主考官是赵南星，同科有薛以身、王中嵩、欧阳若谷、冯从吾、叶茂才等人，高攀龙常与他们砥砺学问、辩论性理。高攀龙在行人司深研薛瑄之学，赴广东途中得知陈白沙之学，于揭阳任上与萧自麓论学，于漳州与李见罗论学。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归家，至天启元年二十六年间，高攀龙在无锡建“可楼”以修身、著书，恢复“东林书院”以讲学论道。好友叶茂才认为，高攀龙之学“以程朱为的，以复性为主，以知本为宗，以居敬穷理相须并进为终身之定业”[3]。张载关学较之程朱理学自有特色[4]，然而从儒学道统角度出发，宋代以后的儒家学者多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五子视为儒学正脉。高攀龙将宋明道学归为五派，明确称“横渠、伊川、朱子”是“曾子一脉”[1]卷5，自觉地继承张载的哲学思想。万历十七年归家守父丧的三年间，高攀龙集中精力研读周程张朱的著作，促成了他注解《正蒙》[5][1]卷3，故叶向高《正蒙释·序》说：“又幸儒教衰微之日，有云从讲学里中，日与二三君子左袒宋儒”[6]。
高攀龙、徐必达同岁，一为江苏无锡人，一为浙江嘉兴人，同属江浙士林。徐必达一生多在南京为官，与东林名士高攀龙应多有交际，只是今存史籍中少有记载，二人是否谋面也不可知。高攀龙与徐必达的交集，值得重视的有两次：高攀龙天启元年起任光禄寺丞、光禄寺少卿，在《圣明亟垂轸恤疏》中，他称赞徐必达万历四十年(1612)上疏“请恤穷民”之举[1]卷7：圣明亟垂轸恤疏，即上文所述徐必达任光禄寺少卿时弹劾孙居相一事。孙居相是山西沁水人，是东林党人，但不属东林学派[14]。严格意义上说，高攀龙只属东林学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派》的“前言”中对此问题有明确辨析。其实，在天启元年之前，高攀龙与徐必达就已经有了交集，主题是关于《正蒙释》。
二、对徐必达及其《正蒙发明》的考察
(四)王重民《金门诏别传》谓金门诏“乾隆十七年，年八十卒”(《图书馆学季刊》1932年第1期)，其依据未作说明。
徐必达善诗文，邃于理学，《卦气》《正蒙》《皇极经世》诸书无不精通。著有《正蒙发明》四卷、《南州诗说》八卷、《南州集》《南京都察院志》四十卷、《光禄寺志》二十卷，编订《豫章全书》一百一十四卷、《元经订注》五卷等。刊印《周子全书》七卷、《二程全书》二十五卷、邵雍《邵子全书》二十四卷、《张子全书》十五卷[12]。
徐必达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授太湖知县，补溧水县，有政绩，得民众爱戴，后又任吏部主事、考功中郎。万历三十四年(1606)，徐必达任南京光禄寺丞、光禄寺少卿。为父守丧后，徐必达任太仆少卿、应天府尹。天启元年，任右佥都御史，因在平定四川奢崇明叛军和山东白莲教中立功，升南京兵部侍郎。天启三年(1623)，朝廷考核时，徐必达被怀疑在徐州为打击白莲教而招募三千兵卒之事是不轨行为，遂被罢免还乡[7]。徐必达归里后，读书以终老，去世后朝廷赠兵部尚书，谕祭葬[10]，赐谥烈愍[11]。徐必达之所以能免于东林党祸，皆因其任光禄寺少卿时曾弹劾东林党领袖御史孙居相，当时他与东林党人据理相争，而得“与东林异，遂介然中立”之名[7]。
徐必达称其少时即读《正蒙》，“不觉目眩心骇，汪洋兴叹也”[13]，后来一直究心研读，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是为《正蒙发明》，即叶向高所称“笃好此书，尝条其所见谓之《发明》”[6]。
三、关于《正蒙集注》与《正蒙发明》的关系
高攀龙著作有《周易易简说》《周易孔义》《春秋孔义》《春秋集注》《毛诗集注》《古本大学》《四子要书》《正蒙集注》《二程节录》《朱子节要》《东林讲义札记就正录》《同善会录》《邵文庄公年谱》《高氏家谱》《疏稿揭议》《水居诗稿》《困学记》《三时记》《武林游记》等二十多种，其中尤以《周易孔义》《朱子节要》和《正蒙集注》为代表[3]。
据高攀龙之子高世宁编定的《高忠宪公年谱》记载，《正蒙集注》完成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即“三十一年癸卯，四十二岁。读书水居，注张子《正蒙》完”[16]。高攀龙万历二十三年归家，开始了平静的读书生活，并为了读书和静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在洲边建房名“水居”[1]卷3：困学记。据此可知，《正蒙集注》当作于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三十一年间。为万历本《正蒙释》作序的顾允成，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据此推断，万历本《正蒙释》当刊刻于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间。万历三十四年，徐必达于南京刊刻《周张两先生全书》，《正蒙释》或亦刊刻于此时。总之，《正蒙释》刊刻于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间，或确为万历三十四年。万历本《正蒙释》是《正蒙集注》和《正蒙发明》最早的合刻本。
徐必达，字德夫，号玄丈，室名南州书舍，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卒于崇祯四年(1631)。徐必达之父徐学周，任嘉定知州时有政绩，终雷州同知[7]。长子徐世淳为崇祯举人，任随州知州，为张献忠起义军破城后所杀[8]。次子徐世湜，字中粹，著有《易参》一书[9]。
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徐必达开始在无锡近邻南京做官。受《正蒙集注》启发，徐必达将《正蒙发明》与《正蒙集注》权衡比较，“以质云从之说，同者去之，异者存之，异而此失彼得者去之，短长互见者存之”[6]。徐必达决定将《正蒙集注》与《正蒙发明》编成《正蒙释》一书。合编完成以后，徐必达便请时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的同僚叶向高作《正蒙释·序》，由高攀龙请革职居家的挚友顾允成作《题正蒙释后》。可见，《正蒙释》是徐必达编订，并且经由高攀龙审定和同意后才刊刻的，而四库馆臣称《正蒙释》“为必达所自定，非攀龙之本”则有待商榷[15]。徐必达编订《正蒙释》所用《正蒙集注》，当是稿本《正蒙集注》，而《正蒙集注》和《正蒙发明》都未曾单独刊刻过。现存《正蒙释》由《正蒙集注》和《正蒙发明》组成，高攀龙、徐必达是《正蒙释》的共同作者。
《正蒙》历代注中，晚出的注本往往需要面对已出的注本，元代以后的注本尤其如此。《正蒙》明代注中便出现了较多采集众家精粹的《正蒙》注，它们多题名为“集释”“集解”“集注”。高攀龙《正蒙集注》即属此类。据统计，高攀龙《正蒙集注》大量引证前人《正蒙》注，包括程颐、朱熹、张栻、真德秀、熊禾、吴澄、吴讷、刘玑、卢翰、叶氏、刘氏、方氏等十二家注解，其中尤以对朱熹、刘玑和吴讷三家注解的引证为多，并且此类引证多属暗引。徐必达《正蒙发明》基于高攀龙《正蒙集注》而作修改，除偶有引证庐陵龙氏、胡炳文、朱振、蔡节斋和郑正夫之语外，未再采集前人注语。
爱丁堡大学深深扎根于爱丁堡这座古城的肌理之中，城内的许多建筑都属于这所大学，城市和大学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正蒙释》合二注为一书，在《正蒙》注解史上别具一格。《正蒙释》并非由高攀龙《正蒙集注》与徐必达《正蒙发明》简单相加而成。徐必达编订《正蒙释》时，以“同者去之，异者存之，异而此失彼得者去之，短长互见者存之”为标准[6]，主要把《正蒙发明》中与《正蒙集注》相同的注解删去，独有的注解保存下；把《正蒙发明》与《正蒙集注》中不同的但相比较不准确的注解删除，能够互补的注解保存下来。经徐必达编订后，《正蒙释》中的《正蒙集注》基本保持原貌，《正蒙发明》则更加严整精练，且与《正蒙集注》的思想得以高度一致。故而，二书才能合而为一书，高攀龙才同意将《正蒙释》刊行，后世学者才能将由《正蒙集注》和《正蒙发明》构成的《正蒙释》作为整体加以研究。黄宗羲于《宋元学案·横渠学案》的《正蒙》部分引用《正蒙集注》七十五章，是对高攀龙《正蒙集注》的赞赏，也是对徐必达成功编订《正蒙释》的肯定。今天我们开展张载关学思想研究尤其是《正蒙》研究，《正蒙释》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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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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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马燕]
OntheCommentaryofZhengMenganditsauthorsGaoPan-longandXuBi-da
QIU Zhong-tang
(CollegeofLawandPolitics,InnerMongoliaNormalUniversity,Hohhot010022,China)
Abstract:CommentaryofZhengMeng was coauthored by Gao Pan-long and Xu Bi-da, both of whom were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Ming Dynasty. By adopting the method of learning about a person and study the context of his time, we have sorted out their family backgrounds, their studies and their books one by one about Gao Pan-long and Xu Bi-da, then, explor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ao Pan-long and Xu Bi-da in the study of Zheng Meng, and deduced the time of cre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CommentaryofZhengMengandInventionofZhengMeng.
Keywords:CommentaryofZhengMeng; Gao Pan-long; Xu Bi-da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9)02-0074-03
收稿日期:2018-09-02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学术著作体例研究与《张子新学案》撰著”(18AZX012)阶段性成果；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张载《论语》学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14XZX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邱忠堂，男，山东梁山人，哲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宋明理学研究。
标签：集注论文; 万历论文; 天启论文; 注解论文; 东林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明代哲学(1368~1644年)论文; 《唐都学刊》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学术著作体例研究与《张子新学案》撰著”(18AZX01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张载《论语》学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14XZX025)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