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最早提议建立“青年学”的学者之一，马赫列尔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学》在中国学界一直受到重视，但鲜有研究分析青年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从马赫列尔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学》入手，青年学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提出青年研究的新概念和新阐释，而且它与单学科青年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本体论及认识论上的根本革新。青年学的制度背景为社会主义，这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青年学因此被赋予了一种社会改造的功能，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问，不仅青年被寄予了改革不平等、不公正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社会改革功能，而且青年学内部也必然发出改革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要求。
【关键词】青年学 社会主义制度 马赫列尔 青年研究
于1983年出版了《青年问题和青年学》的罗马尼亚学者F·马赫列尔是最早提议将青年研究从单学科和跨学科推进到建立一门研究青年的统一的整体科学——“青年学”的学者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赫列尔针对青年学这一学科创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发表了多篇文章。1975年,马赫列尔提出“青年学”的概念，1983年完成世界上第一本以青年学为学科视角的专著——《青年问题与青年学》。中国学界于1986年翻译出版了这一著作后，三十多年来此书一直是中国学界致力于建立青年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经典及重点文献。然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有个问题一直被忽略，即青年学由东欧学者首倡这一事实是否反映了青年学本身的某种学科特性。也就是说，建立一门整体学科的青年学这一需求，是否与提倡者的国家制度、时代背景及社会结构有某种联系。其实早在这一著作刚问世时，我国学者谢昌逵就注意到：“在国际上,提出建立青年学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研究学者，在西方科学界似乎没有听到这种议论。这是否反映了某种文化的差异。”[1]但鲜有学者研究这一现象，探讨建立一门整体学科的青年学这种诉求，是否与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或者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有内在关联。这涉及的是学问(学科)与时代课题、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涉及学术的社会功能问题，它规范着中国青年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本研究将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试图从马赫列尔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学》入手，以青年学与时代课题、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的关系为视角，分析青年学的制度背景及社会功能，探讨青年学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课题之间的内在关联。(1)试图指出：首倡“青年学”的学者来自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实际上是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进行改造的社会需求在青年研究领域的体现，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的必然需求，因而青年学必然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内在的关联性。(2)由于上述关联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青年与政治的关系、青年研究的课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青年与政治的关系和青年研究必将存在不同。那么，它将为青年学赋予何种意义、课题及局限，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分散在单学科和交叉学科下进行的青年研究有何种不同，以及预期能弥补单学科背景下的何种不足？
一、“青年学”首倡者的社会主义制度背景
本研究试图解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首倡建立“青年学”的学者来自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这是否表明建立青年学的需求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具有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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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列尔曾指出：“据我们所知，第一个使用青年学一词的是波兰社会学家弗拉迪斯拉夫·阿达姆斯基。1971年，他根据刚开过不久的世界社会学大会(1970年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举行)的进展状况，认为对于统一的青年研究的兴趣正在日趋加强，并指出这说明了社会对于当代青年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多样化。从这一点出发，阿达姆斯基提出，必须‘发展社会学，或者更广泛一点说，发展青年学’。”[2]我国学者黄志坚也提到，1971 年，波兰社会学家W·阿达姆斯基首次在《青年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提出并运用了“青年学”这个概念[3]。
马赫列尔指出，此后更加明确地论述青年学的论著来自于保加利亚研究者K·高斯波迪诺夫的论文《青年学或青年社会学》以及波兰心理学家勃列斯拉夫·内米尔科的报告《关于研究青年的综合科学(青年学)的设想》。前者于1981年经修订和扩充后用英文发表，文中提出要推进青年学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不应局限于“生物主义”和“社会学主义”这两种方法，应“形成作为研究青年人和青年的人类学——生物社会学科学的青年学”[4]。内米尔科则是在1977年保加利亚朴里摩尔斯克国际青年研究学术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青年学的设想。作为与这两位学者的相近观点和类似工作，马赫列尔还提及了保加利亚的社会学家彼得·米泰夫和马赫列尔自己以及其他一些罗马尼亚研究者的看法。如上事实都印证了这个看法：青年学确实是由东欧国家的学者首倡的。考虑到这些国家在当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事实，不免使人思考：建立青年学的需求是否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某种关系？或者说，是否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在建设过程中的某些特质使得以统一和整体的视角研究青年成为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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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提倡青年学的学者们认为，对青年的研究不仅需要超越单学科，而且需要超越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以形成一门整体的、统一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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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学与单学科及跨学科青年研究的不同
众所周知，对青年的单学科研究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在马赫列尔写作《青年问题和青年学》的1983年，就已经出现了对青年认识的三个主要范型：主要是在发展心理学领域里形成的青春期危机理论、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范型、以及社会学范型。而社会学里的青年社会学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马赫列尔仍认为，真正科学的青年认识应该不仅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而且应该建立统一的和整体的青年学。
马赫列尔认为，过去的青年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主要在于把青年看作单纯的生理或心理发展阶段，或者把青年当作需要调试自己以适应特定社会文化的群体，而不去思考那个要青年去适应的“社会”本身的问题。马赫列尔认为，青年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来自于青年之外，是社会对青年这一存在起了决定作用，比如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社会化机构和环境等，都对青年发生着影响。因此，抛开社会因素单纯地考察青年的问题，就难免出现将不公正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意识形态通过压制推给青年群体去承受的问题。这样，本来是由于青年在不公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下遭到压制而出现的与社会间的矛盾与冲突，反而被作为青年的“不适应”问题对待。于是问题的原因全部指向青年，“在诸如此类的研究中，如何改变青年的条件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在青年中间寻找，而不是在实际存在这个问题的社会中寻找。”[5]于是在不反思社会价值体系的单学科背景下的青年研究往往会成为父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喉舌，在这样的认识框架下，青年被看作缺乏自身稳定状态的不成熟的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青年成为社会中的边缘存在，需要不断地将社会主流文化的要求——也就是占主体和统治地位的成人的需求和标准——内化于自身以求进入社会主流，成为社会主体的存在。
1.青年学对单学科青年研究中“父权主义”观念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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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列尔对青年在现实社会中的边缘性地位作出了新的解释。他指出，各个时代对青年的定义尽管有很大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青年低于成年人的不成熟状态直接等同于青年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状态。“社会-心理延期补偿”理论、“推迟补偿”理论及功能主义理论对青年延迟“进入角色”的解释都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马赫列尔批判这种观点是卫道派的解释，他敏锐地指出，边缘性是特定的历史状况的产物，是青年同时属于过去和未来这一时间上的二重属性在特定的社会、政治、道德、文化条件下出现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不承认青年同成人具有平等的地位，社会只按照成人的利益规划何种青年角色才会受到承认和保障，那么这种角色势必与青年的实际状况存在差距，青年对社会的参与受限制，青年完成社会自立的条件不具备，青年才会处于边缘状态，这是青年的异化而不是本质特征。
马赫列尔揭示出青年这种地位的形成同时来自社会的建构，正是因为社会及各种青年研究将社会的主流文化和政治经济结构当作不可置疑的前提，才使得青年被作为过渡性的存在，必须将自己纳入社会主流文化和制度框架内部才能获得认可。在这样的视角下，如何正确地认识“青年”就不可能脱离对社会主流文化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审视，因为“青年”这一存在同时也是由社会建构而成。因此，马赫列尔的青年学对于“社会”的重视不是简单地提倡将社会因素纳入青年研究的视野，而是在倡导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巨大转变。
2.青年学在本体论及认识论上的巨大转变是其与单学科青年研究的根本区别所在
在认识论上，马赫列尔明确指出，青年学的认识论和价值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把它的历史理解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辩证运动”，其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6]。因此，马赫列尔的青年学不是为了局部地调整青年生活中的某些失调，而是“为了消除产生青年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社会和结构的原因”。青年学不再将成人的、社会的主流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结构当作不可置疑的前提，而是将其作为需要分析的问题本身对待，它不会为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辩护，不会对社会现实采取顺应的态度，从其社会功能而言，是为了反抗父权主义意识形态，变革不公正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政治经济结构。由此，它不仅是对单学科青年研究提出了质疑，而且承担着改造社会现实的革命性的社会功能，因此必将导致革命性的社会实践。而承担着这样社会功能的青年研究难以在单学科内部得到实现，因为这意味着对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反思甚至调整，也包括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制内不公正和不合理结构的调整。
因此，青年学与单学科及多学科、跨学科青年研究的不同，不仅在于它重视社会对于青年地位和角色的规定性，更重要的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关于青年的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建立了对青年的全新的认识框架，这一认识框架不仅将青年看作一个社会范畴、看作需要适应过渡期的客体，同时也看作社会变革的主体，青年学以改变不公正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政治经济结构作为解决青年问题的根本出路，承担着改造社会现实的革命性的社会功能。这是青年学为什么要超越单学科的青年研究的根本原因及价值所在。
因此，马赫列尔等学者致力于建立青年学并非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同时这一学科承担了改革的社会功能，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这同时体现在青年学对青年的认识上。在马赫列尔青年学的视域中，青年不仅是需要适应过渡期的客体，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主体，他们身上承担着对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进行改革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使命，青年本质上具有的展望性、行动性和计划性使青年更容易成为不公社会秩序的挑战者和改革者。
在本体论上，马赫列尔借鉴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提出青年学以“青年的人的本质”作为研究对象。即，在复杂多变的青年群体的各种表现中，青年学以研究寄寓于这些个别性和特殊性之中的普遍性为目标，它来自于各学科对青年现象的具体研究，但不是对其结论的简单汇总，而是致力于寻找青年“具体(中)的普遍”，也就是需要作出理论的抽象。在此基础上，马赫列尔指出了青年本质的两个基本特征——目的性取向和社会-时间的两重性。
其实，马赫列尔提出的理论分析模式只是认识青年的工具，是一个更科学地认识青年的导航仪，在这一模式的导航之下看到的具体国家、社会、群体中青年的具体表现，不是他的青年学所研究的内容，而是需要交给单学科的具体研究来呈现。因此有的学者总结说，青年学是研究青年研究的“元理论”，是中肯的，青年学是关于青年研究理论的理论。黄志坚将青年学定义为“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运用多学科知识对青年作整体研究的科学”[7]，应该说深刻洞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赫列尔青年学的指导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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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上，青年学与以往单学科青年研究的区别，体现在青年学对以往青年研究中的既有概念的重新阐释和新概念的提出。
3.青年学对已有概念的重新阐释及新概念的提出
(3) 通过学习生物多样性，认同和树立“爱护环境保护生物、维护生态平衡”的意识，关注家乡的生物多样性，增强爱家乡爱民族自豪感。
在青年的形象界定上，针对青年心理学、青年社会学和青年人类学分别将青年作为不成熟者、作为依附状态的体现者以及作为文化的要求者，马赫列尔提出，青年学将青年作为“再生产——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的能动因素”来对待。在青年的规范模式上，青年学认为，青年的规范模式应是“批判地吸收(包括成人和青年的)既存的模式与自己设计某些创造性的培养模式相结合”[9]。在此前提下，马赫列尔对以往青年研究中的许多基础性概念提出了新的见解。
一是“社会化”概念。马赫列尔对“社会化”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他指出，社会化是一个吸收社会承认的规范和价值并进而促使个人为承担社会角色作好准备的复杂过程。这些社会承认的规范和价值实际上是人为界定而成的，而且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一般说来，在划分为对抗阶级的社会条件下，由于以成人的价值体系为标准，这样的社会化往往是从属于统治阶级利益和思想的一种社会控制过程，从而具有延续既存社会结构的适应—融合的功能[10]。马赫列尔认为：“社会化既是扩大再生产的根本手段，同时又是建立某些更高级的新的社会关系的手段。”因此，社会化应该被看作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个人层面是人格的完全确立；在社会层面上，则是社会的变革，以实现社会的平等化。“通过社会化，青年形成了自己的人格，并开始自立于社会。同时，社会化又通过对未来的希望以及社会将要形成的道德规范和原理的描述，促进了超越现实的趋势……”[11]因此，在青年学的视野中，社会化不能被理解为青年单方面地顺应成年人确立的价值体系，更重要的是，青年还要批判地、能动地和创造性地对待价值规范系统，使社会的价值规范系统向更平等、更具道德感召力的方向转化。
于是，马赫列尔超越了迪尔凯姆的传统主义观点，将社会化看作具有解放作用的社会变革的积极手段，而不是青年机械地去顺应和适应的过程。于是，青年也就成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能动要素，而不是单纯的再生产要素。同时，在这个意义上，更加注重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创造了使社会化成为社会不断完善的手段的可能性。
马赫列尔认为对青年的认识应该是科学，将青年作为社会存在来认识要比将其作为年龄阶段即生物性存在更科学。他非常关注青年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被规定性，在分析青年的地位和青年的问题时既注重普遍性问题，也关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青年的特定问题。他追溯了人类发展史上出现的青年观，并结合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分析了青年的地位和问题。
1.青年学的青年认识与社会制度间的关联性
二是“人格化”概念。马赫列尔提出“人格化”这一概念以取代以往研究中的“成熟化”概念，认为现存的各种理论多把成熟化定义为青年向成人状态的演变，并往往把青年达到成熟状态所需具备的特征从成年人的属性中推演出来，他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这样的理论往往会在实际上成为父权主义观念的俘虏。事实上，成年人的模式远非到处和永远是“理想的”和单一的模式，因此青年的形成过程不应仅仅归结为根据成年人预先设定的标准来塑造自己，而应同各代人之间通过对话形成的人类未来前景计划相联系，以此作为青年发生发展的方向。
三是“状态-角色”(也译成“地位-作用”)概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赫列尔以作为一个整体的“状态-角色”概念，来超越单学科背景下分离的“状态”和“角色”概念。因为青年学所研究的“青年”不是指个体，而是指作为一个集体的社会历史主体，是一个社会范畴，因此其状态和角色应该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统一的概念。(1)青年的“状态-角色”是青年及其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体现，它优先于个人的状态和角色，因此不能被还原或归结为组成它的个人。这要求马赫列尔将青年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受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条件及民族文化等的规定性。(2)青年的状态-角色是历史的产物，需要在具体的历史形态中动态性地加以考察。年龄不再被看作是对青年的状态和角色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人类学或心理学因素，而被认为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
护理教师通过临床实践,可以开阔视野、发现护理教育与临床护理中存在的问题,借助双方优势,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既能提高临床护士和专任教师的科研水准,又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促进专业发展,实现院校深度合作、共赢的目的。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青年学的社会功能
3月20日开始第一次追肥，示范田实际亩用肥量25kg；对照田实际亩用肥量25kg。4月22日观测情况，示范田和对照田树势相差无几，但挂果率明显高于对照田，示范田花期基本结束，对照田还在花期。5月10日第二次追肥观测，示范田挂果率高于对照田，且果子饱满，果粒更大。6月20日第三次追肥观测情况，示范田挂果多于对照田，果个稍大，着色均匀好于对照田。7月16日收获测产观测，使用云天化“滴灌二铵”和“大量元素水溶肥”的示范田与对照田比较，根系发达，叶片肥厚，挂果多，果形好，着色均匀。
能够为青年的全面发展和发挥社会改革功能提供良好条件的，是建立在致力于消除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以社会平等为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社会。马赫列尔在《青年问题和青年学》中多次提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反映了青年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亲缘性，因为其青年学的制度背景就是社会主义。马赫列尔并不因此就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能保证青年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矛盾和不适，只是该制度提供了有利于青年发展的客观条件，但青年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仍需建立动态的、辩证的视野，在青年与社会的互动中促进社会各项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完善。
马赫列尔把在青年学之前的对青年的认识论分成了四个阶段，认为只有第四个阶段才算得上是“科学认识阶段”。因为前三个阶段都难免受父权主义教条的束缚，青年从根本上遭到老年中心观念的否定和忽视，或者得不到社会承认，因此都不能算是科学的青年认识。第一阶段：传习仪式；对青年的认识发展史上的神话阶段；第二阶段：作为年龄阶梯上的一级阶梯的青年；对青年认识的教育学-哲学阶段；第三阶段：作为社会存在的青年；对青年认识的前科学的整体模式阶段；第四阶段：作为能动的社会实体的青年；对青年的单学科科学认识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可以说，前两个阶段分别对应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第三个阶段是中世纪的城市发展阶段、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第四个阶段则指进入20世纪之后，对应着现代和当代社会。
在第三个阶段中，马赫列尔列出了三位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考门斯基、卢梭和黑格尔，这三位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在于对青年的社会地位提出了新的观念，说明一种新的理解青年的方式已现端倪。比如卢梭的爱弥尔，实际上批判了那个时代“文明”对人的强制性和由此带来的对人天性的异化，具有对当前社会文明状态的反叛性，“他批判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和受父权主义教条束缚的传统青年模式，并通过爱弥尔这个形象，提出一个新人的未来模式，它符合更高级社会的需要，并肩负着积极创造这个社会的使命。”但在积极评价这一阶段的同时，马赫列尔也指出，这一阶段仍然“是父权主义范型的翻版，虽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根据这样的模式，童年、少年和青年从根本上遭到老年中心观念的否定、忽视或者得不到社会承认，这种状况……特别是表现为青年无权参预社会决策。”因此马赫列尔将这一阶段称为“对青年认识的前科学的整体模式阶段”[12]。
因为青年学所研究的“青年”指作为一个集体的社会历史主体，是一个社会范畴，因此青年不能被还原或归结为组成它的个人，于是马赫列尔力图排除社会学心理化尤其是心理学将青年还原为个体的倾向和影响，将青年作为一个整体，分析这一社会实在在社会层次上处于何种地位、与其他社会实在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具有何种本质特征，揭示其受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条件及民族文化等的规定性，最终揭示青年的社会本质，由此提供一个能使青年全面发展其人格的社会条件。因此，马赫列尔在多处都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界定，马赫列尔自己也称，这实际上要求与之前的青年研究在“认识论(上)的决裂”[8]。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2018年1月起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重庆市渝中区委区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扫黑除恶系列重要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作为当前一项严肃而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一场浩浩荡荡的扫黑除恶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全区有序铺开。
在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对青年的单学科科学认识阶段”，马赫列尔表现出了对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关注。他指出，进入20世纪后，世界上存在着三种基本类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类型和民族成分的不同，青年的社会环境也存在着差异。接着他分别指出了三种社会制度中青年存在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青年特殊地位和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在于青年一代在整个人口中占有特别大的比例，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许多世纪以来受到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所造成的困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则面临失业、不平等以及消极或极端生活方式的侵蚀。针对这两类国家中青年机会不均等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为青年一代的生活条件的某些结构性变革创造了前提，因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化、社会主义伦理原则和公正原则日益牢固地树立，青年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的权利也从政治和法律上日益得到保障。但马赫列尔也指出，存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并不能自然地和直接地导致青年的新的社会状态的出现，还必须要有贯彻始终的正确的社会政策。否则，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可能出现代与代之间、青年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他指出，“世界部分国家中出现的青年与社会的冲突不是‘文明危机’或工业主义的产物；它们反映了当前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缺陷，以及青年的真正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承认。”[13]
于是，马赫列尔就把改善青年地位、解决青年问题与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革联系在了一起。这正是他将青年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认识论的体现，如果把青年单纯作为生物性存在、仅作为一个年龄阶段，那就不会产生这种视角。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才独具的视角，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创建之时就以改善国际和国内的不公平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为指向，因此自然会被寄予更多期望，以期能超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青年危机。
2.社会主义国家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与青年学的内在关联
之所以说青年学有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不是因为首倡青年学的学者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简单的事实，这不过是一个更深刻原因的外在结果，这个更深刻的原因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有一种内在需求，需要对青年的状态进行科学认识，对青年的地位进行合理规划并有效调动青年参与到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这是作为一门统一学科的青年学之所以会有社会主义制度背景的真正原因。对青年地位的规划、青年使命的定位，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ΔROA=γ0+γ1cashi+γ2mixi+γ3leveragei+γ4scalei+γ5sizei+γ6tobinQi+εi
青年期是进入大规模工业化社会之后才出现的现象，而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工业化、近现代化进程中同是处于后发的位置，这种后发的社会状况再加上冷战中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封锁，都决定了这些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条件让自己的现代化以自然发展的方式完成，而是必定带有鲜明的目的性和人为特征，它们必须要集中全国之力有目的性地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换言之，社会统合是其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青年的社会统合。如何把青年有效地吸纳到举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来，如何使其成为现代化大军中的一个有效力量，是这些后发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这就是为什么东欧国家和中国会有团中央、各级青年工作组织并有青年学学科化的迫切需求的原因。
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多通过革命实现，作为人类史上的新型制度，其确立需要经过对旧有制度和势力的艰苦卓绝的反抗，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作为带有革命因素的群体而被重视和推崇，青年作为一个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及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特别受到关注，这可能就是东欧及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更为强烈的建立青年学的需求的社会原因。而这些国家的青年研究在初期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立足于社会和国家去看待青年，立足于社会统合去研究青年，开展青年教育和青年工作。而且这些国家中的青年研究机构也多与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如我国和保加利亚最早的专业青年研究机构从组织体制上来说都属于政府部门，其领导都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兼任，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如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青年问题研究中心，也大多数由团中央直接领导。此外，这些国家的青年研究课题也多与本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直接关系，如苏联自20世纪70年代后青年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就是如何教育革命下一代，这也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同样，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研究也与这些国家中青年的政治表现等有着密切关联。由于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青年“造反”运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研究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出现了研究机构和课题结构集中化的趋势，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其青年研究又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倾向于选择比较细微和具体的课题，“这一方面固然是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关，但另一方面同近年来西方青年的非政治化倾向也不无联系。”[14]非政治化的青年在政治上所持的不关心态度使其难以成为威胁现有体制的力量，反映在学术领域，也就没有成立一门统一的青年研究学科的迫切需求。
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的优势地位常常与秉持此种理论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互为表里。发达国家由于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优势地位，其建立在自身独特历史和发展道路之上的社会科学就被有意无意地当成了“普遍”的原理，而作为“青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后发国家，常被认为必定要学习西方的发展模式，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摸索常常得不到发达国家的承认。属于后发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摸索不仅有关自身发展道路的实践，同时也反映在学术领域，体现为对西方中心的学术话语体系的一种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马克思来自德国，提倡建立整合性学科的青年学的马赫列尔等学者来自东欧，就不是历史的偶然，这些主张来自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体系的国家和文化，是对以个人为前提建立起来的整个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在青年研究领域，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为青年生活条件的某些结构性变革创造了前提，其中包含了一种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来改善青年处境的期望，他们认为，包括青年的地位在内，青年地位的改变是社会改革的一环，是对克服并超越资本主义矛盾的理想社会的一种摸索，所以更有动力去研究与改变青年的处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首先出现了建立统一的青年学需求的原因。
四、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为青年学赋予的意义及课题
除了马赫列尔在《青年问题和青年学》中提出的将青年作为社会存在、注重社会与青年的双向互动之外，笔者认为，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联出发，青年学被赋予了一种社会改造的功能，它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问，不仅是青年被赋予了改革不平等不公正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功能，同时青年学内部也必然发出改革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国际政治要求。它要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论基础，动态地认识青年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状态和角色，动态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及其他后发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状态、角色和发展。宋德福在黄志坚1988年出版的《青年学》序言中讲道：“建立青年研究的科学体系，使青年研究向学科化发展，并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用这种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5]这道出了青年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问的本质特征。
事实上，“青年”不仅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年龄群体和社会学上的社会群体，还作为文明进程中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与其说是青年，毋宁说是存在着一种“成人意识形态”或“父权意识形态”。无数青年研究者已经指出，在人的生命进程中，青年在历史上被作为向成人过渡的阶段，只要“变成成人”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那么青年的存在就无法获得自足性。同样地，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也存在着一种成人意识形态，按照文明的一元论将不同文明和国家分为成熟与幼稚，并为其间存在的不平等和压制赋予正当性。因此，本文试图提出“作为方法和视角的青年学”的说法，认为青年研究的对象可以得到扩展：青年研究原本以具有一定年龄和生理特征的特定人群为对象，现在则可以将视野扩展至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政治结构的追问，对于国家与国家间关系、国家所构成的不同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当今全球化程度愈加广泛和深刻状况下，这可以看做青年学所具有的政治学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谢昌逵：《关于“青年学”》，载《当代青年研究》，1987年第2期。
[2][5][6][8][9][10][11][12][13]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90、285、106-107、202、149、175、177、37、40-42页。
[3][4][7][15]黄志坚：《青年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5、31、3页。
[14]陆象淦：《罗马尼亚的青年研究》，载《青年研究》，1985年第8期。
收稿日期：2019-07-10
作者简介：庄 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日本政治思想、日本青年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财政专项课题“青年学科建设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编号：QYZXZDKT2017-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王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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