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现当代美学史》的新世纪美学“史”之叙述，主要体现为直接提出问题、发现陈述对象的内在矛盾予以分析、美学理念相通或相符处予以充分阐述、寻求方法论的相近相通给予确认性叙述等四种主要介入方式。质言之，《中国现当代美学史》“史”之叙述描写，业已具有“论述”之性质。此性质给予的思考和启示为：其一，考察此史可信与否，实质是考察渗透于其中的美学理念和思想可信否，自然将审视和评判目光聚焦于写此史的美学家，反转去阅读和理解撰写此史的美学家著作。其二，此史具有学术讨论的合理性，尤其具有质疑撰写者本人美学体系的合理性。撰写者开放了一个供大家讨论的学术空间。其三，启示人们关注六位美学家理论相互之间具有若干相通之处，探究相通之处的合理性并予以深入研究，此举更有可能接近科学可信的美学。
关键词：美学史；《中国现当代美学史》；“论述”性质
如果说，现当代美学可以写史，应该由谁来写呢?按中国传统“信史”的翔实史书以及纪事真实可信、无所讳饰这样两个释义来看，当由非美学家写，因为只有不涉足此领域而且占有材料才有“信史”之可能。然而美学史尤其现当代美学史，固然需要占有丰厚翔实的资料文献，但因为其哲学性质无法摆脱错综复杂的分歧性观念之矛盾和冲突，非美学家绝无能力担此撰写。美学家成为美学史撰写者有其必然性。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现当代美学史》，就是美学家祁志祥教授撰写的。此著作为一家之言特质的探索性的美学史，业已得到某些肯定和赞扬，但笔者愿意探究该著之特色以及如何处理个人与其他入史美学家观点的分歧，以及作者选取入史者的标准和判断评价标准，借此观照史之叙述和观念阐述之关系。
一、选取标准与美学家两大阵营分布
第一，先说重构的标准。“重构”即有意识建设不同于他人的有自己的特色的美学体系。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中，21世纪以来诸多活跃的美学家，不具重构特质的中国古代美学史专家、西方美学史专家，西方如鲍姆加通、黑格尔、康德等美学家研究者等均未入选，那些着重于“器”之美学研究而不着重于“道”之美学研究的学者也未入选。最终，确属哲学之分支且以“道”为目标的杨春时、朱立元、曾繁仁、陈伯海、叶朗、祁志祥等六位美学家入选“新世纪以来”美学史。这六位美学家的研究多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且均以落脚本世纪的研究成果自成体系，凸显了“新世纪”和“重构”的双重标准。与六位美学家自成体系定位对应的动词分别为“杨春时……重构”“朱立元……探索”“曾繁仁……倡导”“陈伯海……创构”“叶朗……建构”“乐感美学……构建”。所用动词有所差异，创新、另辟蹊径和自成一家之言则是他们共同特点。六位美学家的建构性思维，可以陈伯海的表述为代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否定其超验世界和本原性的实体，而又不抹杀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坚持哲学应有‘形上’维度的思想理念。”[1]
第二，再看解构的标准。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美学研究活跃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表现为“实践美学原理的定型与突破”作为成就标示出历史新高，人文科学研究特质决定了对此历史新高既有继承更有批判。《中国现当代美学史》所选六位美学家解构的共同点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放弃了实体性思路，将实体论作为解构的最主要对象。80年代，学术界“都不约而同地承认美学的研究焦点是美；艺术的特征是美，并沿袭50年代的实体论思路，探索着美的本质”。放弃实体论思路，既可以摒弃本质主义质疑，又具有宽阔的理论拓展空间。其二，均表示放弃了传统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其三，均表示既承认“实践美学”原理的理论贡献，又对之提出各个角度的质疑和反思。其四，缘于实践美学原理的理论起点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美本质论，以此作为“美的本质”。随着对“实践美学”原理的解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传统理解也被质疑和解构。
美学理念的最重要标志是逻辑起点。六位美学家依重构的逻辑起点，可分为两大阵营。第一个阵营以审美或审美关系为逻辑起点；第二个阵营以“美”的定性为逻辑起点。第一个阵营由五人组成。其中，杨春时的“美学道路是从思考艺术的审美本质开始的”[2]521，经过早期以“实践”为本体的主体超越性美学、中期以“生存”为本体的“意义论超越美学”，最后落脚在后期以“存在”为本体的“主体间性超越美学”。经过了“实践”“生存”“存在”等三个阶段，但“美与审美同一、美和审美的本质在对现实局限的超越这一‘超越美学’思想始终如一”。质言之，杨春时无论在哪个阶段，始终没有以“美的本质”为逻辑起点。朱立元是从西方美学，确切地说是“从黑格尔美学研究走进中国当代美学历史舞台的”[2]541，“实践存在论”是他的美学新论的哲学基础，“审美活动则是朱立元实践存在论美学的逻辑起点”[2]554。陈伯海是从古代文论尤其唐诗学进入美学的。他“认为美学的首要对象、中心话题和逻辑起点不再是‘美’，而是产生美的‘审美活动’”。曾繁仁是从研究审美教育为主，而后转入倡导生态美学的。他“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2]566。至于叶朗，则是始终活跃在美学领域的美学家。新世纪后，叶朗明确地将美学研究对象设定为“审美活动”[2]585。但研究逻辑起点究竟是“审美对象”的“美”呢?还是起步于“审美主体”的“美感”活动呢?在理论与实践上有所矛盾。第二个阵营只有祁志祥一人。他积累并携带着丰厚的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和研究心得，思考现当代美学建构问题。他认为“审美”必须以“美”为逻辑前提，美学就是以研究“美”为中心的“美的哲学”。概而言之，祁志祥以“美”为美学研究逻辑起点的理念，对应着以“审美活动”为逻辑起点的五位美学家的思想。这个对阵布局，一方面表明，在他的视野中，新世纪美学如此发展的事实恰恰体现了学术自由、创新和个性化，他予以尊重并认可；另一方面又秉承自由之理念和独立之人格，独辟蹊径地重构他的“乐感美学”。概而言之，他是以美学家和美学史书写者的双重身份创作这部《中国现当代美学史》的。
二、叙述逻辑与介入方式考察
美学史就本质来说是叙述美学发展过程，描述中心线索和内在动力，就此说来其书写理当客观。但一方面，当书写者自身为美学家时，零度介入的纯客观叙述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以此为追求，乃是作为美学家的虚伪；另一方面，叙述和描写过于主观化，以一己之观念思想主观地介入和评说，又有碍“史”之本质。就此，笔者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史》所体现标准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如何叙述描写，以及叙述和描写中如何表达自己的美学观念与评判标准。
英文中与汉语“论述”一词最近的是discuss，一般翻译为“讨论”，可泛指人与人之间的观点交流（商量），亦可专指研究中对某一问题的描述与论证过程。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的词如analysis（分析）、study on（就某项问题的研究）、of……（泛指论某个问题）等等。不过总的说来，确无与汉语中的“论述”非常接近的对应词。汉语的“论述”并不存在“双方交流”这一内涵。概括地看，“论述”在汉语中是一个合成词，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却有“论”和“述”的区分，各有对应词。所以，作此参照后，可以理解为，汉语的“论述”，既包括“述”，也包括“论”。《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以“史”名之，应以“述”，但缘于不具美学理念和思想无法写此史，所以，无法摆脱“论”之性质。“论”依附于“史”并成为史之选取和陈述之灵魂。可以说“论述”乃为人文学科性质特别强烈而且时间距离如此近如《中国现当代美学史》这样著述的根本特质。“论述”乃为此类著述之宿命。概而言之，《中国现当代美学史》如此论述性写法，据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不应拿其“论述”性质否定其“史”之性质。
美学史发展的深层机制是各种美学思想之间，既有互相矛盾冲突乃至对立，更有互相交错借鉴乃至激发。借助陈述予以阐发，是《中国现当代美学史》正面介入的重要方式之一。如对曾繁仁将生态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主要不是艺术而是自然，作者就此阐述说，在生态美学中，“自然之美”是一个核心命题。因为“自然之美”被认可，客观的美就合乎逻辑。再如曾繁仁认为，审美关系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情感“快适”关系，“快适”既包括视听觉的快适，也包括其他三觉的快适。是“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参与到审美感受之中获得一种生命快感与哲思提升相结合的审美愉悦”[3]。作者就此观点，特意介绍了曾繁仁观赏某湖景时所获的体悟，介入式地评价为其合理性，赞同其为“审美属性的重要突破”[2]568。
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中，独独对陈伯海的生命体验美学的创构，做出了“方法论自觉”的专门介绍。陈伯海的学术体系是从“审美”到审美的产物“美”，从逻辑起点来说显然与作者相左。但本书对陈伯海的“后形而上学视野中的‘形上之思’”有较多篇幅予以肯定性介绍和阐述。分别就此方法论，详细地介绍了“形上之思”作为本原概念、本质思考的不可彻底否定性；该“形上之思”打破了传统的“实体论”本质概念；此“形上之思”关于提问方式、思考范围、运思途径等创新性要求；抛弃实体主义本原观，转向生成论的根本理念等。就此方法论叙述之细致、分析之到位，足以见得对之的确认性。
那么，如上主要介入方式具有怎样的性质?判断和评价方式中的美学理念思想与作者本人的美学观念的关系如何?
我国古代有使用鱼腥草对动物喉风气闭症进行治疗的先例。在动物疾病中牛、猪的气喘病很难治愈，虽然治疗动物气喘病的方法比较多，但是多数治疗方法的效果不理想。目前在治疗动物气喘病中，对患病动物以0.05 mg/kg的计量对其进行鱼腥草注射液的肌肉注射，每日早晚各注射1次，注射5 d后，动物气喘病的治愈率会明显提升，如果将鱼腥草注射液与地塞米松结合注射，治理效果更佳[3]。
先说叙述和描写。《中国现当代美学史》的叙述沿时间线索是从1840年起始到新世纪，共计六章。划分标准有美学发展阶段的内在动力之缘由，笔者以为基本是客观准确的。美学家的选取则较多体现了撰写者的入史标准。具体内容有美学家自然状况、美学研究经历、主要著述、美学思想及方法论等。
三、“美学史”具有了“论述”性质
全书的叙述最常见的介入方式是提问题，具体又分为两种具体方式：其一为陈述过程中提问题。如叙述杨春时前期美学思想基于实践论的主体性问题的时候，直接提出了该主体并不具有本体论地位的质疑，认为主体性能否实现自由，能否成为审美的根据，仍然是一个疑问[2]531。杨春时美学思想全部陈述完毕之后，又问道：“美”是不是“审美”?“审美”是不是等同于现实的、物质的、理性的、社会的精神“超越”?杨春时的学说给人们留下了长长的思考[2]540。提问题乃为曲折表达自己美学理念。为什么会特别关注是否有本体论地位的质疑?显然出自对本体论地位的重视。“美”是不是“审美”?显然出自对“美”的关注，以及“美”中的其他因素。这与逻辑起点在哪里有关。其二，是从逻辑或者学理等方面发现所叙述内容的内在矛盾或不合理之处予以分析。如陈述朱立元“实践存在论美学”的逻辑架构及主要观点时，指出了既然以审美活动为逻辑起点，那么在探讨了“审美活动”之后，自然应当探讨“在审美活动中现时生成”的“审美对象”的形态或“美”的形态。作者认为朱立元的本意就是指“审美对象”，因为他在解释“审美形态”时说：“审美形态可理解为人对不同样态的美（广义的美）即审美对象的归类和描述。”这是发现了朱立元展开具体论题的排列矛盾或者说错误，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呢?显然这来自于祁志祥的美学理念。不仅是发现，而且分析了此“错误”的原因，因为，如果按照祁志祥认为应有的逻辑，接下来探讨“审美对象”的形态或“美”的形态，那么，“传统美学所说的‘审美对象’或‘美’的概念出现了”[2]561。显然这是与朱立元以审美关系为逻辑起点的美学理念不符合了。概而言之，此矛盾的发现和分析，其背后的支撑是客观的“美”的对象的美学理念。
《中国现当代美学史》选取美学家的原则，以及叙述中各种介入方式沉潜隐含的立足点和美学观念，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以及建设“有美有学”的美学这一最终学术目标。首先，应打破传统主客观二分的认识论方式，为此应广泛汲取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和西方打破二元对立思维范式之后的理论资源，基本方法论应为“后形而上学视野中的‘形上之思’”，或者更确切说是“建设性后现代”的方法论。其次，所谓“建构”或者“重构”，是指追求“有美有学”的理论体系，所谓“有美”的含义是指应追求确立基本“美”之存在。这是不同于以“审美关系”为逻辑起点的另一种形而上追求的起点。再次，依然执着地追求本质，但已然不是形而上学实体论的意义上的“本质”，而是把“本质”视为复杂现象背后统一的属性、原因、特征、规律等，如此这些足以构成“体系”的丰富内涵。最后，如此统一的属性、特征和规律，必定能覆盖“复杂现象”，由此，复杂现象必定超越人的现象，而扩展到动物界。于是，“美”的存在就超越了人为的艺术世界，美学理论必定超越“艺术哲学”。此外，“乐感对象”概念的大胆假设和论证也说明，“感”的承接器官扩大到了人之感知感受诸方面。必须说明，笔者如上概括，已经参照了祁志祥教授的《乐感美学》一书，更是细读了《中国现当代美学史》第六章最后一节他自己对“乐感美学”的叙述和概括。做这样交代，就是为了说明《中国现当代美学史》“史”之叙述描写，业已具有“论述”之性质。
where mais the mass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at of the actuator;Bais the damp coefficient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at of the actuator;Flis the load force acting on the actuator.
那么，它启示了我们什么?其一，考察此史可信与否，实质是考察渗透于其中美学理念和思想可信否，于是就自然将审视和评判目光聚焦于写此史的美学家，反转去阅读和理解撰写此史的美学家著作。“史”原本主要是一种知识性体系，现在成了引发人们质疑和思考的论述性体系。其二，《中国现当代美学史》具有可以进行学术讨论的合理性。此合理性体现在：可以质疑撰写者的历史线索，因为有分期问题；可以质疑入选美学家的资格问题，因为有撰写者选取之标准问题；可以质疑就入选美学家思想介绍中的介入，因为介入有撰写者观点和美学思想为支撑。提的问题、分析的矛盾、认同和赞赏某美学家的某观点和方法论等都出自于此；可以进而质疑撰写者自己的美学体系。由此，可以说，撰写者开放了一个供大家讨论的学术空间。其三，基于如上可自然得出，如果超越撰写者视野和立足点，我们作为旁观身份的学者，可以做什么?以笔者自己的心得看来，可以考察并进而发现诸如第六章所选的六位美学家理论相互之间有哪些相通之处?如果发现了相通之处，那么探究其合理性何在?是否更接近科学可信的美学?当然，我们已在前文涉及了他们的共同之处，我的意思是在现在叙述的他们的不同处再次出发，发现可通约之处。以祁志祥的“乐感美学”为例。既然乐感美学确认了“美是有价值的乐感对象”，就是说依然有“感”在。与他人区别仅在于以“美”为起步抑或以“感”起步。如果在“感”与“美”两者之间以超越传统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思路，是否可有所通约?是否能找到共同点?再如“有价值”，在其他五位美学家那里，或者用生命体验，或者主体间性，或者实践存在，或者生态整体主义……均从不同角度涉及价值是关乎人与对象关系，只不过各自区别于此关系依据什么机制如何建立的问题。那么如果深入追问，祁志祥教授的“有价值的乐感对象”之价值与“美感对象”是何种关系?《乐感美学》已有较为充分的阐述。
这么一种不服从与挑战的姿态无疑惹恼了王老师，他不准林琳在教室里继续画下去。于是林就跑到教室外的楼道里画，楼道太暗，再搬到宿舍里画，宿舍太小，难免不小心把颜料弄到同学的衣服上去，最后又到顶楼的平台上继续画。
一部《中国现当代美学史》让笔者极为佩服作者的志向和见识。更得知刚刚问世的煌煌五大部头的《中国美学全史》均出自祁志祥教授一人之手，真乃为“一个人的战争”。而且让人们有兴趣关注、讨论，这是学者最大的成功。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电气工程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建筑施工单位要想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必须改善传统的质量管理观念，从施工质量监督体系、制度与施工人员素质入手，仔细研究施工质量控制要点，加强管理，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陈伯海：《回归生命本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页。
[2]祁志祥：《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3]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8页。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3－0166－04
作者简介：刘俐俐，1953年生，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修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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