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学中农牧交错带研究是对自然科学领域概念的转用，但农牧交错带却精当的反映出历史时期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同时也反映出两类不同性质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碰撞、交流与融合。自农牧交错带被引入历史学研究领域后，气候与人口因素始终是左右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及相关问题研究的两条基本线索。考察发现，气候因素在人类社会早期是影响农牧交错带出现及范围分布的主要因素，但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强了人对农牧交错带范围分布的控制能力。尤其是历史上农牧交错带范围出现多次逆气候波动规律的变化，是受到人口因素几近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历史时期；北方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气候因素；人口因素
史前时代，农牧交错带内广布着原始农业，畜牧业尚未出现或是依附于原始农业而存在。现阶段研究指出：蒙古高原原始农业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石器时代，公元前2000年前后，鄂尔多斯、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已有一定发展规模，但公元前2000年～1000年间，蒙古高原气候及地貌等自然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主要是向干旱与寒冷趋势渐变。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达到高峰，其结果导致从河湟—鄂尔多斯—西辽河流域沿线由农耕转向游牧，出现以此为界的南北农耕与游牧分野。[1]而在农业与畜牧业过渡区出现了两种经济类型交错分布的农牧交错带（以下若不作地域标识，所述“农牧交错带”均指“北方”）。
农牧交错带的出现既是地理环境自身演变的结果，也受到了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目前，农牧交错带较被认可的提法是1987年法国巴黎SCOPE会议确定的，即“相邻生态系统之间的交错带，其特征由相邻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空间、时间及强度所决定”。[2]国内对农牧交错带的通用定义为：“农牧交错带是我国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它在景观上表现为区域内草地、林地和农田景观在空间上大面积的交错分布，呈现出镶嵌或插花分布的农林牧复合景观格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上表现为种植业、林业和畜牧业等多种生产方式在同一区域内并存”。[3]
自农牧交错带概念被提出以来，有关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的考察成为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重要研究取向之一。但考察发现，虽然农牧交错带划分依据存在纷争，但气候与人口因素是影响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的关键所在，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以往研究多侧重对不同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具体情况及成因的考察，缺少历史时空维度下的比照研究。鉴于此，本文以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变化状况为考察对象，对气候与人口因素的影响程度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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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方农牧交错带范围划分依据纷争
依据现代农业生产条件要求分析，我国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区与北部高原区内不同水热组合，导致各区内人类社会生产类型各不相同。北部高原与西北地区的光热组合不利于农业发展，导致当地以牧业为主，而东部及中原地区则是传统农业区，在两地域之间的过渡带就是农牧交错带。自农牧交错带提出以来，有关农牧交错带及范围划分依据存在一定争议，总结而言，影响因素包括地域景观、气候波动及人口因素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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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域景观农牧交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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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赵松乔在1951年6月～9月间于前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六县、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盟三县五旗及锡林郭勒盟五旗①的野外调查工作结束后，于1953年首次提出“农牧过渡地区”的概念，其指出：“察北、察盟及锡盟是一个显著的农牧过渡地带：从外长城以南的集约农业地带向北递变为粗放农业区、定牧区、定牧游牧过渡区、以至游牧区”，此提法粗略的勾勒了从中原农耕区至游牧区的层层过渡情况。[4]此后，赵松乔又于1959年对川滇等地农牧业地理做了调查，并将农牧交错带范围从北方延伸到西南地区，这也是首次将我国农牧交错带大致范围完整地勾勒出来。自此，我国境内农牧交错带出现了南、北两段的提法。②
气候与地况是组成地理环境的两大基本要素，地况的变迁是长期而缓慢的，但气候波动则时有发生，且在气候长期变化之中又有短期波动。气候条件也对地理环境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察发现，农牧交错带的出现受到气候波动的直接影响。此外，气候波动也影响到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的变化。农牧交错带位于过渡地带的特殊地理环境及气候敏感带的气候条件也导致各气候因素变动频率及强度都更剧烈，直接影响到带内农牧业生产的能否顺利进行。气候要素包含气温、气压、风速风向、湿度、降水、云量云状、日照、雷暴、雾等多方面，不同地区的气候环境及各气候要素的异常波动对农牧业生产都极易造成破坏，且对农业产生的影响最大。从更深层意义上讲，更隐含着气候条件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与操纵。[15]中国历史时期气候波动内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情况第二部分有具体介绍，在此主要是为说明气候波动影响下农牧业生产区域分布也是农牧交错带起源及范围划分的一条重要线索。
（二）气候波动农牧交错带
较之畜牧业而言，农业对气候条件的要求更严苛，必要的气候条件是实现农业生产的自然前提，历史上出现的气候由暖转寒波动也影响到农业区的北界分布范围及农业生产的能否顺利进行，这在农牧交错带所处的中高纬度地区表现的最为显著。纵观农牧交错带的发展变迁历史及范围波动可以发现，是由于气候波动而导致农牧交错带出现，且因历史时期气候波动而导致农业区北界南北浮动及带内人类社会对农牧业的不同选择，进而也影响到农牧交错带范围及带域格局变迁。
根据现阶段研究：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及独立发展是农牧交错带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过程大约在距今3500～3000年左右就已出现。[7]农牧交错带出现的气候波动影响说似已成为学界共识，如方修琦等人以多维视角对气候波动与北方原始农业衰落及农牧交错带形成之间关系的探讨。[8]-[12]此后，韩茂莉对气候波动与农牧交错带出现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考证，她指出：蒙古草原上草原民族由原始农业向畜牧业转变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位移，是环境变迁推动人们适应环境放弃农业而转向畜牧业。[13]在考察畜牧业分离前农牧交错带内原始农业类型及分布的基础上，韩茂莉进一步论述了因气候波动而导致出现农牧交错带半农半牧区形态的变化及农牧业分离与农牧交错带最终形成过程。[14]这一考证廓清了农牧交错带是因气候波动而导致带内人类对农牧业的不同选择及地域分布的基本线索，也充分表明气候波动是导致农牧交错带形成的关键所在。
农牧交错带的存在历史已逾数千年，但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明确提出农牧交错带的概念。农牧交错带内农牧业并存且互有关联的依附关系，导致带域内自然及社会景观与典型农耕及畜牧业区相比较而言呈现出显著差异，我国最早有关农牧交错带的概念就是依据地域景观特征而提出的。
北方农牧交错带形成于地质时代第四纪早期的更新世中期，其面积约占我国农牧交错带总面积的80%。[5]大致位置是：北起大兴安岭西麓的呼伦贝尔，向西南延伸，经过内蒙古东南、冀北、晋北而至鄂尔多斯及陕北等地的一条广阔地带。带内不但有农也有牧，而且时农时牧，是我国生产最不稳定的地方。[6]赵松乔所述过渡带仅是农牧交错带西段的局部区域，而整个带内地域景观是农牧业并存且交错分布，这也是依据地域景观特征划定的农牧交错带范围。
（三）人口影响农牧交错带
历史上的农牧交错带不单单是一条地理过渡带，更是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碰撞与交融的历史见证，同时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样式在地域组合上的迁移。因此，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的范围波动受到人口因素的直接影响。
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时有变动，这一区域在时间上表现为时农时牧、空间上表现为半农半牧，并经历过多次农牧业的兴衰交替。[16]依据人类社会对农牧业利用的地域分布情况，农牧交错带形成以来空间变动的阶段特征为：春秋战国时基本稳定在司马迁所述龙门——碣石一线；秦汉时农耕区北拓；东汉以来农耕区南缩；隋唐时农耕区北拓；宋辽夏时农牧交错带中段略向北移、东段南退、中西段保持原位置；金元时农牧交错带走向与前朝变化不大，但带内农耕比重降低，畜牧业相对增加；明代农牧交错带北界南退；清代农牧交错带大幅度北拓。[17]以上所述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既是依据人口因素影响下农牧业分布范围所划定的，也体现出人口因素对农牧交错带范围分布的重要影响。
考察发现，气候条件影响下的自然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带范围与农牧交错带的实际范围并不吻合，且农牧交错带的实际范围多是受到人口因素的影响而南北摆动。农牧交错带在春秋时期基本稳定在“龙门—碣石”一线，但之后各代也出现多次人为将农牧交错带范围进行非规律性的南北移动。在气候条件决定自然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带界限范围的基础上，农牧民族之间势力的消长又将农牧交错带的范围进行了重新划分，这对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实际范围的界定具有决定性影响。农牧政权之间势力的强弱及实际控制区域的广狭是农牧业存在地域及农牧交错带分布范围的社会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能够人为的调控或改造部分自然条件而提高人对农牧业选择的主动性，继而拓展了农牧交错带的界限范围，这在农牧交错带北界体现的最显著。
综合上述而言，时至今日，有关各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情况仍未形成定论，且争议较多。通常而言，气候转寒容易导致农牧交错带向南波动，反之则是因气候转暖而导致农业区北拓。此外，中原王朝与草原政权之间势力强弱也影响到带域范围波动，当草原政权强盛时，因有强大政权庇护而导致游牧区南移，反之则是因中原王朝强盛而向北拓展了农业区。但考察发现，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并未因气候冷暖波动及中原王朝与草原政权之间势力强弱变化而呈现出规律性波动，逆规律波动现象时有出现，因而需要辩证对待气候波动期内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情况。
二、气候波动期内农牧交错带范围变化考察
竺可桢勾勒了近5000年来中国气候冷暖波动的阶段分布特征，其中有四个明显的气候寒冷期，分别为：西周时期（前1000～前850年）、东汉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公元初～600年）、两宋辽金时期（1000～1200 年）、元明清时期（1400～1900 年）。 [18]此后学界对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做了更为具体的考察，翔实了相关数据并精确了寒冷期波动的时段分布及具体温度波动情况，但竺可桢所划定大致冷暖波动阶段分布却是可以确信的。通常而言，气候温暖期内农业及农牧交错带范围可拓展至更北地区，相反，气候寒冷期内农业及农牧交错带范围将会南缩。对应此四次气候寒冷期，农牧交错带范围也发生了变动，但并未随着气候冷暖波动而呈现出规律性的南北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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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周时期
对于西周气候寒冷期内农牧交错带的波动，史念海首先提出了西周时期的农牧分界线，大致从陇山向北绕过今甘肃灵台县后折向东南行，经今陕西泾阳县越过泾河后趋向东北行，过今陕西白水县北，东至今陕西韩城市后越过黄河，循汾河西侧至于霍太山南，又折向南行，过浍河上源后至王屋山，更循太行山东北行，绕过燕国都城蓟之北，向东南至于渤海岸。[19]
因缺少西周以前农牧交错带材料，故以春秋战国时农牧交错带范围为参照对象。韩茂莉依托《史记》《汉书》等所载此时期农牧民族生产及生活记述考察指出：春秋时期农牧交错带较之西周向霍山以北摆动，这与晋国掠取狄土，从事农业开发相关，并结合史念海考证当时晋北等地出现一些以农业见长的县而论证了春秋时期农牧交错带向北移动。[20]春秋时期农牧分界线从今陕西泾阳、白水县、韩城市，达于黄河之滨，由龙门越过黄河，经山西屈县南，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今山西阳曲县北，东南绕今孟县南，东至太行山，再循太行山东麓，过燕国都城蓟之北，东南达于渤海之滨。[21]可见，西周至春秋时期农牧交错带位置因人为土地开垦而出现明显北移，在当时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农业区北拓必然受到气候转暖的影响，但这也与人为将农业区北拓直接相关。
（二）东汉三国及南北朝时期
在气候条件决定自然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带范围基础上，农牧民族的势力消长及对待农牧业的不同态度又将农牧交错带范围进行重新划定。农牧交错带的出现体现出人口因素在农牧业过渡的中间地带所塑造的新地理环境，带内人口对农牧业选择的不同倾向影响到带域范围分布及带内农牧业结构组合，而农牧交错带所属政权的政策导向则是影响带域实际范围分布的关键。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北界南移与气候转寒有关，但韩茂莉则提出要辨证看待这一观点，因为农牧交错带若以气候变迁为其波动的促动因素，气候曲线与人文界线变动趋势应是一致的，即农牧交错带与等温线有基本一致的走向。作者援引《十六国春秋》所载北燕国主冯跋在大凌河推行种植桑柘及《魏书》所载今辽宁朝阳地区有酷暑的证据，并结合此时期农牧民族政权势力消长情况得出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 （尤其是中段）大幅度南移的原因更应归于社会政治及军事等因素，而非是气候转寒所致。[25]因此，此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除气候转寒影响外，更受到人口因素的重要影响。
（三）两宋辽金时期
官方政策导向也导致农牧交错带范围出现非规律性波动，就清代气候寒冷期而言，农牧交错带范围被大幅度向北拓展。清前期的土地开垦就已进入阴山以北的乌兰察布盟，并且出现带有农业社会性质的村落，其分布为：察哈尔右翼中旗32处，察哈尔右翼后旗4处，四子王旗14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1处，上述51处村落建村时间可确定为清前期，其它建村时间大致为清前期但具体时间无法确定的村落尚有多处。[48]乾隆十五年（1750年）时，“先前喀拉沁村人等将乌兰察布山谷内乌兰鄂博等处让内地人耕种，佐领纳领穆札布查出呈文后，大臣等交付该处办理，将蒙古、内地人治罪，禁止耕种封禁草场。今我等查看，得将此封禁草场，今内地人仍行种地，故我等除禀告该通判约束此等私自种田之内地人外，查出之处理应呈文，伏乞转交该处严禁”。[49]可见，清政府已认可了当地的土地垦种。清末贻谷放垦时，乌兰察布盟被垦土地面积持续扩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贻谷奏称：“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蒙旗形势雄胜，水陆交通内则据秦晋之上游，外则为库伦、乌里雅苏台、新疆之后路，广开蒙地诚为今日要图”。[50]
到金元时期，农牧交错带内农业所占比重有所降低，畜牧业所占比重相应增长。[29]带内农牧业比重变化也与此时期农牧交错带所属政权的民族性质相关，此时期带内活跃着蒙古、契丹、党项等以游牧见长的草原游牧民族，辽政权全盛时疆域几乎横亘中国北方大部，西州回鹘及西夏也长期占据着农牧交错带西段。[30]这些游牧部落中，既有世代生活于此、活动区域相对稳定的部落集团，也有唐中晚期迁徙至此的新游牧部落。[31]因而在此气候寒冷期内，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并不明显，但带内畜牧业的比重却有所增加，带内农牧业的不同抉择则直接受到人口因素的影响。
（四）元明清时期
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也是人类适应气候及环境变迁而转换农牧经济类型的过程，农牧交错带形成并稳定之后，人们也开始探索如何在农牧交错带内将农牧业经营的利益最大化，或是针对气候及地理环境的变迁、政权政策导向、经营农牧业利益变化等而调整农牧业生产。因此，在气候条件影响下的自然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带基础上，人口因素将农牧交错带重新塑造为最终状态。
明代农牧交错带北界南缩至长城一线，农牧交错带带状分布特征减弱，线状特征增强。但明代在长城地带戍边屯田等也增加了长城南侧的农耕比重，长城以北的畜牧业也因长城修筑而得以强化，但农牧兼营现象始终存在。[32]如明长城以北的归化土默特地区也出现了板升农业，明代形成并存在至今的村落（带有农业性质）有135处。[33][34]明代归化土默特地区形成板升聚落较多，清初皇太极采取“绝烧板升”政策，导致绝大部分明代板升聚落毁灭。⑤但这也仅存在于长城北侧的局部区域，农牧交错带整体界限仍徘徊于长城地带。
到了清代，在移民及土地开垦的影响下，农牧交错带范围大幅度北拓，韩茂莉指出：清朝末年，不仅大凌河至西拉木伦河这一传统半农半牧区被广泛开垦为农田，吉林及黑龙江等地也在移民浪潮的推动下遭到开垦，农牧交错带循着阴山转向大兴安岭东麓，此线以东、以南地区基本上是以农为主。[35]但根据察哈尔都统庆怡等嘉庆十二年 （1807年）所奏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农业区北界并不止于此，自乾隆时期就已出现有关阴山山地垦种的记录。[36]又如清朝疆域最西北端的科布多地区，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上奏指出：“查科布多屯田每年均系春雪消化时耕种。今当雪化，地气消通，是以十屯地仍照旧章将屯仓所存小麦、大麦、青稞三色籽共动用七百石，于四月二十一日均已陆续耕种完竣”。[37]
对于明清时期农业区北界范围的变化，邹逸麟曾指出：15世纪初，因北部气候转寒而导致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军士及其家属的生存，故统一内迁至长城内。到了18世纪前期，北方气候又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气候又出现了一段短期转暖期。[38]但清代农业区范围被北拓至科布多等地（50°N沿线），此在后文中有具体介绍。因此，若是短期气候转暖势必难以实现农业区如此大幅度北拓，因而需要对导致清代农业区北拓的气候及人口因素做进一步考察。
综合此四次气候寒冷期内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情况可以发现，气候因素是农牧交错带出现的自然前提，并决定了自然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带范围（主要是北界范围），但农牧交错带实际范围并没有随着气候冷暖波动出现规律性的南北摆动。上述气候寒冷期内农牧交错带范围较之前代并非是因气候转寒而呈现出规律性的向南移动，反而是在人口因素影响下向北拓展或是保持原来位置，因而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气候因素对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的影响。概括而言，气候因素影响到农牧交错带的出现，并决定了自然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带范围，而人口因素则是决定实际范围的关键。
三、人口因素对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的影响
到了东汉三国及南北朝时期，又迎来了气候寒冷期，竺可桢最早提出东汉三国及南北朝时平均气温比现在降低1-2℃的论断。[22]此时期内，北方气候转寒导致农业生产难以进行，农业区北界南移。王勇也指出：六朝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气候寒冷期，气候转寒直接导致当时北方农业生产衰落及农牧交错带南移。[23]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自东至西经碣石至上谷居庸关，折向西南至常山关，并沿着太行山抵达黄河。[24]较之前代而言，此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有所南移。
（一）对地理大环境下农牧交错带小环境的重新塑造
前文已指出，气候与地况是组成地理环境的两大基本要素，地况的变迁是长期而缓慢的，但气候波动则时有发生，且在气候长期变化中又有短期波动。气候条件也对地理环境的塑造及变迁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气候波动与蒙古草原自然环境的形成，自上新世至第四纪初期，喜马拉雅运动以断块式抬升导致青藏高原大面积隆起，大气环流格局又有新变化，季风气候更加明显。蒙古高原上气候进一步向干旱冷凉方向转变，草原分布区域也随之扩展。到早更新世，阴山以北地区基本上是以半干旱草原为主，以南略显湿润，植被类型由疏林草原向典型草原过渡，但东南地区仍属森林草原。[39]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关键，黑格尔针对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将世界地理环境分为三大种：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40]据此，东海寓公提出与这三种地理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活动，即“高原适于畜牧、平原适于农耕、海滨适于贸易”。[41]
位于高原与平原、草原与田园之间农牧交错带的出现即体现出人对地理环境的重新塑造。历史时期气候因素影响下的自然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带范围难以考察，但通过对人类社会农牧经济分布及活动范围的考察可以勾勒出农牧交错带的实际范围，且人口与气候因素影响下的农牧交错带范围并不吻合。前文也提及气候寒冷期内农牧交错带范围较之前代相比都有所北拓，且清代北拓范围更广，因而人口因素是重新塑造地理大环境中农牧交错带小环境的关键。此外，人口与气候因素影响下的农牧交错带范围并不吻合，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实际范围多未达到自然意义上农牧交错带的最北界，这也为气候寒冷期内人口因素影响下农牧交错带范围北拓提供了可能。
（二）人类主观倾向对农牧交错带范围变化的影响
利益诱导是人口因素对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发挥影响的关键，交界地带居民受各自利益支配，在双方都有利可图时，他们同时利用汉族农耕技术和草原游牧技术。但在此情况下，他们必须修改传统精耕细作的农耕方式，不能太中国式。他们也需要改变游牧地区的畜牧方式，不可太粗放、太游动。此外，在贸易和文化交流上，他们可以在中原与草原获益。[42]因此，带内人口在农牧业选择趋向上受到利益诱导的极大影响，但农牧业不同选择的一个首要前提就是农牧交错带所属政权的政策倾向。就明代土默特地区蒙古族对农牧业的选择而言，明代土默特地区就已出现板升农业，《万历武功录》载：“先是，吕老祖与其党李自馨、刘四等归俺答，而赵全又率渫恶民赵宗山、……王道儿者二十八人，悉往从之，互相延引，党众至数千，虏割板升地家焉。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反资虏用”。[43]明代土默特地区蒙古族将板升农业视为当地游牧社会的补充，而当地经济结构中仍以牧为主。如《北虏风俗》载：“但其耕种惟藉天，不藉人。春种秋敛，广种薄收，不能胼胝作劳，以倍其入。所谓耕而卤莽，亦卤莽报予者非耶？且也腴田沃壤，千里郁苍，厥草惟夭，厥木为乔”。[44]“厥草惟夭”与“厥木为乔”也表明明代土默特地区草木生长茂盛，这也与明代土默特地区归属蒙古族统治相关。
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出现的大规模农业化生产，也源于土默特地区实际统治者在当地推行的农业政策，除土默特川平原外，也对大青山进行了开发，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政府“准民人开垦大青山土默特十五沟 （东哈尔吉勒沟、恩都喇嘛沟、……黑牛沟[含蒙清坝沟、东梨树沟]等）地亩”。[45]同年（1761年），户部议准山西巡抚鄂弼奏：“大青山十五沟垦熟地四百四十三顷七十五亩零，请每年编征粟米，拨充绥远城满营兵粮”。[46]到嘉庆时，部分垦地已无法耕种，十八年（1813年），绥远将军衙门来文称：“今色尔登等沟民人褚廷玉等十户共承耕土地二十一顷二十七亩，每年应收租米六十二石九斗五升九勺二把，皆因年老，又是不毛之地，不能耕种，呈请退回”；“所退土地适于长草，仍为牧场，将众男女人口迁出沟谷，并由族长册内除名，拆毁住房，再由蒙古□□阿里滚向珲勒图要回地契入档”。[47]可见，将废弃耕地恢复成牧场及将定居人口迁出是对已破坏环境自然恢复的有效举措，同时也体现出人对当地自然环境的认识与把握。但清代对大青山的开垦、禁垦及人口迁徙流动，也表明农牧交错带内人类主观倾向对农牧业的不同选择受到官方政策的极大影响，只有在不违背所属政权统治政策的情况下，带内人口方可根据自身利益倾向而选择农业或是牧业。
原物权人是以权利受侵害方的地位出现在善意取得关系中，无权处分人未经同意处分了原物权人的财产，原物权人因善意取得制度而丧失物权。标的物的物权能否认为是从原物权人处取得，就需要对其进行逻辑分析。
本文针对绝热加速量热仪在测试样品反应过程中存在热电偶动态特性和炉体加热系统动态响应滞后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对其进行动态补偿的方法,通过仿真进行了绝热反应过程中影响因素分析,并利用PSO算法搜索优化出动态补偿器参数,最后,通过标准样品实验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实验补偿效果与仿真结果相吻合,表明对绝热加速量热仪中的热电偶动态特性和炉体加热系统动态响应进行补偿能有效提高绝热性能,减小在动力学参数求取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研究成果对化学反应机理研究和化学品热安全评估具体重要意义。
到了元明清三朝，进入了举世闻名的小冰期时代。满志敏等据元代以来普遍出现的苏北沿海地区出现海水结冰的现象、我国冬季河流结冰的南界在此时期向南推移至湖南长沙等地、太湖与黄浦江等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结冰现象，这些都表明此时期出现了气候转寒波动。④但农牧交错带范围却未因气候转寒而向南波动，上文提及元代农牧交错带范围较之前代并无太大变化。明清两代农牧交错带虽有波动，但却没有因气候转寒而南移。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钻清在诗歌写作中，并非像某些诗歌写作者那样，仅仅是满足于卡拉OK似的自娱自乐，而是有着更加开阔的诗歌艺术境界和宏伟的写作抱负。王钻清是一个博览群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学养的学者型和性情诗人。在诗歌写作中，他不屑于表现那种个人的小情趣和井蛙之见，而常常将目光转到整个的人类和古老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密切关乎人类命运和心灵的哲学思考，我们在阅读王钻清的诗歌时，才能够深深地感受到那种与众不同，直击人心，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三）官方政策导向对农牧交错带范围变化的影响
到了两宋辽金时期，尤其是1131年后，黄土高原开始进入为期九十年的干燥期，在此时期内，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逐渐向南拓展。③满志敏指出：12世纪中叶以前为气候寒冷期，虽在12世纪中叶以后有所回升，但13世纪末气候又开始转寒冷。[26]葛全胜等也指出：宋元之际气候开始转寒，并于元中期进入长达几个世纪的小冰期。[27]游牧民族对气候波动的反应更迅速，“我们可以猜想，由于他们的牛群和羊群开始减少，生活变得艰难，大胆的山里人开始抢劫他们软弱的住在村子的邻居。……蒙古人比其他种族更轻视农业。因此，虽然他们占领了平原，但从不耕种”。[28]可见，游牧民族向南侵占土地并非是游牧经济影响范围的南移的波动，而是其占领及可供掠夺地域范围的扩大，因而此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并未出现明显因气候转寒而南移的波动，其南界中段略向北移，东段从大凌河一带南退至燕山一线；北界中西段基本保持原状，东段扩至西拉木伦河及以北地区。
清代农业区北界也到达了更北地区，几乎是沿着清朝疆域的北界而呈东西纵列方向分布。如土谢图汗部，康熙三十年（1691年），土谢图汗奏：“……臣思得膏腴之地，竭力春耕，……著理藩院遣官一员，指授膏腴之地，令其种植”；[51]五十四年（1715年），“苏勒图哈拉乌苏、拜达拉克河、……乌兰古木等处，俱可种地。再，臣等所统兵丁，现驻扎察罕托辉札布罕河、特斯河一带地方，应派善种地之土默特兵一千名，每旗派台吉塔布囊各一员，前往耕种，遣大臣一员监管”[52]。再如科布多地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谕军机大臣等：“科布多屯田需用青稞籽种一百石，尚可向蒙古游牧贸易之商民等购买，不须运送等语”；[53]二十八年（1763年），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等奏：“是添派蒙古，不若添派绿旗兵。请再拨善于耕种之绿旗兵一百名，并选派木匠、石匠、铁匠数人前来，于修理农具及建筑城垣、仓库诸务，颇为有益”[54]。此外，清后期三音诺颜部与札萨克图汗部也出现了农业，咸丰六年（1856年），“变通科布多屯田章程，请将原来派屯兵二百五十户拟裁撤五十户，即由所留二百户内之壮丁熟悉屯务者，挑选五十户，抵补所裁之缺，以符原额下”。[55]光绪六年（1880年），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等奏称：“乌里雅苏台迤西博尔豁地方现有草地数段，地势平阔，土色肥润，离河较近，挑挖沟渠，较推河等处似易试垦，且距乌城两台之路，往返照料不费周折，而天道较彼和暖，堪以播种”[56]。可见，清代虽处于气候寒冷期内，但农业区北界却被清政府政策北拓至清朝疆域最北端。
因此，无论是元代农牧交错带内农牧业比重的变化，亦或是明代农牧交错带的线性分布特征增强，以及清代以来农牧交错带范围大幅度向北拓展，都表明官方政策导向直接影响甚至是决定了绝大部分农牧交错带内人口对农牧业的不同选择及农牧交错带的实际范围，成为农牧交错带实际范围分布的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四、结语及讨论
气候、人口与环境三者互为关联，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相反，人类行为也会引起自然环境变化，二者相互作用。农牧交错带体现的既是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利用，同时农牧交错带内农牧兼营格局也反映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影响。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通过上述内容可以发现，地理环境并非完全决定着人类社会，但却决定着人类社会形态大体上的格局分布。如施正一所言：“中国的地质、地貌与地理环境的特殊构造，不仅决定了中国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发展的基础，形成了北方地域的牧业经济形态，在中部与东部的南方地区农耕经济形态，西部地域的山地经济形态和沿海疆地域的渔业经济形态，而且也影响了民族形成与发展的不同过程及其不同文化表现形态，故而有牧业民族与文化，农业民族与文化，山地民族与文化，海洋民族与文化等等”[57]。
然而在大的环境格局基础上又由于人口等因素的影响构造出小的环境格局，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及如何开发利用、带内农牧结构等就是人为小格局塑造的表现。农牧交错带自出现及存在至今，其范围波动时有出现。以往有关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的研究中，气候与人口因素是两条基本线索，但通过对时空维度下农牧交错带范围变迁的考察可以发现，气候与人口因素的影响各有侧重，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越晚近，人口因素的影响程度也越深刻，在人口因素中，官方政策导向对农牧交错带范围分布的影响最直接。因此，人对农牧交错带的认知及官方政策导向促进了农牧交错带范围的变化及人类社会对农牧交错带的开发利用，且人口因素也逐渐成为农牧交错带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6年4月-2018年4月江西省儿童医院呼吸科收治的中度毛细支气管炎住院患儿60例（年龄＜2岁），采用随机抽签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男14例，女16例，年龄在2个月-2 岁，平均年龄为（6.95±0.26）个月；对照组男17例，女性13例，年龄在3个月-2岁，平均年龄为（7.02±0.27）个月。另选取我院30例健康体检婴幼儿作为健康对照组，男性16例，女性14例，年龄在1个月-2岁，平均年龄为（7.48±0.27）个月。3组患儿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综合而言，人口因素是影响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范围分布的关键。农牧交错带内，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持有截然不同的经济价值实现方式，如游牧民族“蒙古族”及其先民，自古以来就是在“人——家畜——自然界——人”的闭合循环中，通过放牧牲畜满足自己衣食住行等生产及生活需求。因此，草原自然环境丰美程度本身就是游牧民族经济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草原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传统农耕民族实际上没有“草地”概念，对他们而言，草地就是荒地，越是水草丰美的草场，越值得垦殖、采挖和种植；否则就是资源的闲置或浪费。[58]因此，人口因素是农牧交错带景观格局塑造的关键，并对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的影响更为深远。
研究对象为我院2016年9月~2017年5月收治的90例新生儿肺炎患儿,将其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45例,分别使用常规护理与人性化护理。对照组男25例,女20例;日龄1~28(12.43±1.32)d;体重1.67~5.32(3.64±1.21)kg。对照组男24例,女21例;日龄1~27(12.52±1.42)d;体重1.71~5.41(3.57±1.34)kg。P>0.05,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此外，农牧交错带内古人对于农牧业的不同抉择极少得到官方或有识之士的指点，一代又一代人本着求生的意愿，不断摸索，有成功，更有失败。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也受到官方政策及气候波动影响而出现对农牧业选择的不同倾向。但无论哪一个时代或哪一个地区，人们为了生存，总要动用资源，农业、畜牧业都是如此。大自然的禀赋，决定了人类生产方式。农牧交错带内人类社会对农牧业的不同选择塑造了农牧交错带的特殊地域景观，但也因非合理的土地利用而导致环境恶化。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内环境问题的出现也多与非合理的土地开发直接相关，非理性的土地开发过程每前进一步都渗透着环境代价。
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内环境问题的出现与非合理农业开发相关，前文也指出当农业生产难以维系时，可继续发展畜牧业。如农牧交错带内张北县农牧业土地利用情况，砂性土质地区，“初垦荒地，因积数千年腐草成为肥料，尚可耕种，不数年间，经大风吹颺，将肥土尽行颳没，所余砂底异常硗瘠，不能播种，但能生草，稀而较高，牛马易食”；碱性土质，“盐碱滩地，不能耕种，即种而不苗，苗而不秀，秀而不实，均被盐碱所致，惟草畅茂，且盐碱性之草，不特牲畜喜食，较比他处所长之草，能杀菌，亦能上膘。职斯之故，将地作为牧厂，以收牲畜孳孳之利，化废地为利用，非不欲耕种，实地势使然耳”[59]。可见，历史时期非合理农业开发造成的农牧交错带环境问题属于物理性变化，呈现出“农业——物理性变化——可逆”[60]的特征，其在农牧交错带北界表现的最显著。相比于工业文明时代土地利用的“工业——化学性变化——不可逆”[61]特征而言，非合理农业开发造成的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环境问题可通过农牧业的不同选择而得以修复。受此影响，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内农牧业结构及社会形态时有变化，农牧交错带范围也随之波动，这些变化都与人口因素直接相关。
注释：
①赵松乔所调查农牧交错带地域范围：前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六县为：张北、崇礼、尚义、沽源、康保、商都六县，内蒙自治区察哈尔盟三县五旗为：宝昌、多伦、化德三县，太左、明太、正蓝、正厢白、厢黄五旗，锡林郭勒盟五旗为：西苏尼特、东苏尼特、西部联合、中部联合、东部联合五旗，面积约208500方公里，居民943874人。
②陈全功等在《基于GIS的中国农牧交错带的计算和模拟》（《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一文中考察指出：我国农牧交错带包括北方和西南两大地带，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四川、云南及西藏等13个省市地区，总面积达8.13×107hm2。赵哈林等在 《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地理界定及其生态问题》（《地球科学进展》2002年第5期）一文中专门就北方农牧交错带指出：北方农牧交错带占到全部农牧交错带面积的80%，此地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地关系系统，也是农业区与牧业区的中间过渡地带，在过渡带内，种植业与畜牧业在空间上交错分布，时间上互相重叠。由此可见，农牧交错带在我国分布范围之广，地域景观差异性之显著。因此，我国农牧交错带概念的提出，与农牧交错带内地域景观与典型农业区及畜牧业区的差异性直接相关。
③对此时期降温：满志敏在《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一书中指出：12世纪中叶以前为气候寒冷期，虽然在12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气温回升，但从13世纪末开始，中国东部地区气候又向寒冷方向转变。而葛全胜等在《中国历朝气候变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9页）中指出：宋元之际，中国气候开始转寒，并于元代中期（1320）进入长达几个世纪的小冰期，与此同时，中国东北、西北和青藏地区的气候也步入了一个显著的寒冷期。因此，这一时期气候转寒是被公认的，其争议主要是对寒冷期的起讫时间上。
她说，那么，我们离婚吧。生命中任何稳固和安全的存在，都比不上我们内心的快乐重要，哪怕是暂时的存在都是值得。相信我。它值得你去追寻。
④除满志敏外，刘嘉麒等在 《第四纪的主要气候事件》（《第四纪研究》2001年第3期）中指出：小冰期是中世纪的一段全球普遍降温时期，时间大约从1550-1770年，在中国又称小冰期。张丕远等在《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地理学报》1979年第3期）中指出：自1500-1900年间的寒冷阶段可为三个：1500-1550年为第一个寒冷期，每十年寒冷次数为4次；1610-1720年为第二个寒冷期，每十年寒冷次数为4.3次；1830-1900年为第三个寒冷期，每十年寒冷次数为4次。郭松义在《清代的灾害和农业——兼及农业外延式发展与生态的关系》（载赫治清主编：《中国古代灾荒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中指出：大致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康熙五十九年（1720）间，是明清小冰期内的气候偏冷期。
当前世界正在不断转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为不断增长的城市和城市化进程供应粮食。食品加工过程和供应过程仍在推动着当前的粮食供应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在具有特定技术和社会生态特征的城市区域系统中，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将是食品供应和分配系统。在对以城乡结构一体化为重点的服务业体系进行系统的了解后，综合考虑系统生物物理边界和社会目标，可以对逆城市化下粮食供求体系变化趋势进行总体趋势上的分析。
⑤明代归化土默特地区板升聚落的出现与汉人进入直接相关。以游牧经济见长的蒙古族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是难以发展农业的，因而明代蒙古族也大肆在其它地区掠夺农业人口，这些被掠夺而来的农业人口也成为蒙古草原上土地开垦的主要劳动力。宋迺工在《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5页）中统计指出：明代几次大规模的人口掠夺如正统十四年（1449），脱脱不花侵犯辽东、广宁，掠夺13300人；景泰元年至二年（1450-1451），脱脱不花攻打西海女真，掠夺四五万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俺答在十卫三十八州杀掠人口20余万（这一数字有些夸大）；嘉靖二十九年（1550），从北京郊外掠夺人口2万余。因此，16世纪初期鄂尔多斯及毗邻地区蒙古族有1万户，5万人，汉族也有5万人左右。对于明代归化土默特地区的板升，《九边图说》载：“大边之外即为丰州，地多饶沃。先年虏虽驻牧，每遇草尽则营帐远移，乃今筑城架物，东西相望，咸称板升，其所群聚者，无非驱掠之民与夫亡命之辈也”（[明]霍冀：《九边图说·大同镇图说》，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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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Range Fluctuation of the Northern Farming-pastoral Ecotone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CUI Si-peng
Abstract:The study of the agro-pastoral ecotone in history is a transfer of the concept of natural science,but the agro-pastoral ecotone reflects precise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gro-pastoral and grassland nomadic peopl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and also reflects the collision,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of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ethnic economies and cultures in the regional space.Fusion.Since the agro-pastoral ecotone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climate and population factors have always been the two basic clues for the study of the agro-pastoral ecotone and related issues.It is found that climate factors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merg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agro-pastoral ecoton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human society.However,with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social productivity,people's ability to control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gro-pastoral ecotone has been enhanced.Especially in the history of the agricultural-pastoral ecotone,there have been many changes in the law of adverse climate fluctuation,which is influenced by population factors.
Keywords:Historical Period；Northern Farming Pastoral Ecotone；Climatic Factors；Demographic Factors；Demographic Factors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3-0071-09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与地图绘制》（批准号：13＆ZD08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500年来中国农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环境影响》（批准号：41371148）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2-13
作者简介：崔思朋（1992-），男，黑龙江五常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在读博士，主要从事生态环境史、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徐长菊]
标签：农牧论文; 气候论文; 农牧业论文; 农业论文; 人口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与地图绘制》(13&ZD08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500年来中国农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环境影响》(41371148)论文; 清华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