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率先对启蒙进行了批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先锋者和领军者，以历史和现实的双向角度对启蒙进行考察，从而质疑启蒙转向对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性质的批判，从对启蒙的目标反思到对人现实困境的批判，从资本主义一体化进而到对资本主义自反性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使启蒙的背反性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的丑陋面孔暴露在大众面前，这是西方世界话语体系的核心所在。启蒙精神贯穿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键词：启蒙辩证法；神话；启蒙精神
《启蒙辩证法》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集大成之作，史前史的神话孕育着启蒙，启蒙对现代的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启蒙精神何以会倒退？启蒙精神为什么会被西方哲学家如此诟病？启蒙本来是想启出人的自由，何以沦落到被哲学家批判的地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二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用一以贯之的理论批判方式阐释了其精神内涵，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宏大的西方历史发展脉络的历史图画，展示了神话与启蒙之间的纠缠，用辩证法的思想批判了启蒙精神，以启蒙精神作为中心话语体现现代社会的危机四伏。
一、福兮祸之所伏——神话与启蒙的辩证关系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47年《启蒙辩证法》的导言中明确了这部哲学断片的意义：“它们阐明了，启蒙倒退成神话，…我们必须从思想史和现实的角度去理解启蒙和神话这两个概念。”[1]启蒙“enlightenment”意味着祛除蒙昧，照亮前路，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前言中告诉我们，要将神话与启蒙这两个概念放在思想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去解读，这是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原初的意蕴将被改变，所有的事物都不能保持永恒不变，适者生存才是环境变迁的真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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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神话与启蒙的交锋构成了人类文明思想史，同时从现实的层面看，神话和启蒙都是是其所是，也在向非是其所是中转化，即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父神制的太阳神话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存在了，神话是现实吗?答案是肯定的，众神的构成都源自于人对神灵鬼怪的恐惧，人对未知自然的恐惧，奥林匹斯的众神们常常与自然元素联系在一起，“在荷马史诗中，宙斯（Zeus）象征的是苍天云雨，阿波罗（Apollo）是日神，赫利俄斯（Helios）和埃厄斯（Eos）则完全变成了一种隐喻。”[1]神祈和物质元素的总体性代表了自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神和人的等级关系逐渐划分出来，人对自然的恐惧造成了对古老神话的敬仰，随之转移到“秩序精神”上来，人对于上帝就近似于生存权，上帝的命令言语决定了人的生存境遇。神话的寓意和发展逐渐变成了“说教”形式，天堂之于地狱的等级关系取代了各地神灵的表征，分门别类的祭礼和强制性命令的不自由劳动取代了原始打猎的平等主义和巫师及部落的天职，主体的觉解在众神面前得以确立，以权力的让渡成为一切关系的前提。“神话自身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过程中，每一种特殊的理论观点都不时地受到毁灭性的批评，而理论观点本身也就仅仅是一种信仰，最终，精神概念、真理观念，乃至启蒙概念自身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1]神话孕育了启蒙，启蒙精神是新教伦理的象征，它利用不同的事物被同化，拒斥事物既有的极端属性，在思想上摒弃了一切质的属性，迫使人与现实的相一致。在不断的思想洗礼中人们摆脱了蒙昧无知的状态，开始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自身的头脑智慧，启蒙是人类理性的开端。理性，被启蒙思想家推崇之至，抬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进而统治了全世界。思想的进步带来了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理性主义光辉的绽放，使西方社会快速走向现代化征程当中，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显著提高，但是任何事物都会有产生、发展、灭亡的阶段，并且启蒙自身具有的属性也具有双面性，当人类理性发展到顶端时就开始走向了其对立面。然而刘森林教授在《现代启蒙主体的古典还原》中进一步指出了启蒙主体“驱神而不祛神”“现代启蒙主体与超验神灵是冲突的。在这种背景下，《启蒙辩证法》致力于在希腊神话中找寻现代主体性精神， 力图以奥德修斯为主角注释荷马史诗的努力显得非常别具一格。”[2]
所以，另一方面启蒙衰败了，启蒙倒退回神话的状态，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人们给自己披上了理性的外衣，但是内心极度追求物质享受，人类将自己推进了无尽的深渊，与资本主义独特的生产方式的结合，大众人群逐渐从理智的“理性追求”转向狂热的“工具理性的追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经说过：“不断进步和完善的科学技术、爆裂增加的人口数字以及经济社会中的商业贸易的扩展都需要社会用更为严苛的管理形式来控制，无论多么绝望，反抗本身就抵抗不了被反抗的事物融合的命运。”商品经济的重点发展是资产阶级极权主义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疯狂的发展之下必然产生的是需要统一的规则去管理市场中的人，规束现代化秩序，经由人产生出来的制度最终成为控制人的特权也不足为怪了，人为了自己的谋生手段反而桎梏了自身，然而人自身也是以这样的规则约束自己，异化程度越深，人类越陷入自己为自己精心准备的泥淖无法自拔。
他们用分光镜对新气体进行光谱分析，发现有橙色和绿色的各组明线，这是有别于已知气体元素的光谱的。他们同时又委托光谱分析专家协助验证，很快确证了未知气体——一种新元素的存在。1894年8月瑞利和拉姆塞公布了这一发现。新元素被命名为氩（Argon，意为“懒惰者”）。他们以辛勤的劳动请出了躲藏在深处的“懒惰者”。
启蒙精神的堕落令人恐惧，它曾是那样的光辉神圣给人们带来理性光明的家园，但是在工业文明来临，它将人类又拖进了黑暗的深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是现代科学技术异化后启蒙启出来的第一个产物，理性异化成了工具理性，他们用意识形态批判方式“弃绝”资本主义世界下的工具理性，认为科学和道德沦落到成为工具理性进行权力统治的手段。但是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进行批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早期对资产阶级文化肯定特征的批判，上升为对所谓不可修正的反讽式公正判断的愤怒。”[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整本《启蒙辩证法》中想要明确这样的主题，即启蒙的第一阶段来源于自我持存的推动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在时代的演变之下扭曲成为以目的理性来控制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以融合到人对人的统治之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具理性，但是他们没有阐明理性在现代科学、普遍主义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中变成了臣服于目的理性的专制统治，理性与权力混淆在一起。现代性的图景展现出了这样的趋势：把一切有效性问题都纳入到追求自我持存的主体或追求自我捍卫的系统所具有的有限的目的理性视野中。但是，和理性的这种社会倒退倾向之间构成竞争关系的，绝非理性不断分化的卑劣冲动—这是一种由生活世界和世界观的合理化所引起的冲动，理性也因此而具有一种程序特征。[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我们展现了文化批判的社会图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被极权主义所控制，启蒙带来的理性失去了现实的光芒，剩下的只有坍塌的废墟和无尽的黑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了现实的绝望，但是当意识形态批判试图将启蒙进一步推进时，它自身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张双利教授提出了“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统治关系不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被思想所中介的。思想作为统治的工具，独立于统治者的意志。它具有向所有人敞开的普遍性，该普遍性反过来构成了对权力的重要限制。更具体地说，就是社会统治在此时必须以普遍的、理性的社会体系的形式出现，统治者们要实现自己的统治意志，就必须遵从该社会体系的内在要求”[4]。这里必须要进行澄明：当理论的有效性没有和其背后的权力产生距离，那么理论与有效性和权力的混杂就构成了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所能做的仅仅只是对现存关系混乱现象的指出，明确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是怎样混合起来的，意识形态批判仅仅只是纯粹命题理论的运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意识形态批判指出以解构神话为前提的理论依旧受着神话的约束，还存在着以为得到克服的范畴错误。然而理论的有效性没有达到合理的实践效果，理论没有彻底的进行批判，《启蒙辩证法》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没有达到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高度。
二、惩前毖后的时代精神——对启蒙精神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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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论述《启蒙辩证法》之时，他们成为了悲观主义色彩的代表作家，“将启蒙的自我毁灭过程加以概念化”[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已经被时代抛弃，人们不应当对启蒙精神寄予救赎希望，他们对概念化的执着分析，秉持着绝望的情绪与立场对启蒙精神给予了最后审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这样激进的方式阐述启蒙，这是对当时人们沉浸在启蒙精神带来的欢愉无法自拔最好的警醒之作，当理性偏离人们的控制，转变为工具理性，他们敏锐地察觉到社会问题的变化，以最大众、最具有话语权的方式向人们诉说了现存的时代问题。但是启蒙精神真的是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那样，与神话进行了密谋，再无半点可取之处，现代的我们应当合理利用时代赋予我们的思考方式，不要激进，要具有理性思维方式，辩证地看待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对其进行批判，是将启蒙作为整个时代精神进行剖析，对启蒙的主体自我反思精神和合乎发展逻辑的理性精神进行否定性批判，不是单方面的绝对的否定，而是肯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想。
启蒙，作为惩前毖后的时代精神，在神话伊始就在其中隐匿着，只待未来找寻可趁之机彰显力量。启蒙和神话从来都是对立的双方，但是他们总是是其所是，又在向非是其所是转化，二者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是对立的又是相似的。启蒙总是被理解为神话的对立面无非是启蒙用非强制性的力量反对根深蒂固的世俗传统，启蒙让主体获得洞察力并运用行为指导方式打破了集体主义力量的禁锢；启蒙与神话进行了密谋，倒退回了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1]启蒙推翻了笼罩在人群上方的集体主义的神秘，让个体的主体性突出，但是却被自己枯燥的智慧同化了，启蒙启出来的产物即理性精神是主体性的自我反思精神，解救出来了被世俗传统统治下的人并赋予了主体地位，但是渐渐的，理性精神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改变着自己的内涵以便更适应主体生存境况。理性的变质使得在思想上消除了一切质的属性，迫使人与现实统一起来，主体和客体被早早地对立起来，在歪曲的启蒙工具即抽象的支配之下，把每一种自然事物变成可以再现的统一，运用于工业支配过程中，本来获得自由的人彻底变成了“群氓”。
虫害重点防治螟虫、褐飞虱的发生，病害稻瘟病、白叶枯病和稻曲病防治尤为关键，根据病虫情报，适时防治病虫害。
《启蒙辩证法》作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倾注心血打造的一部史诗级巨著，是法兰克福学派学术思想的奠基。作者之一的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其批判理论发人深省，用岁月沉淀思想以及非凡的领导之力引领法兰克福学派走向发展高潮，影响的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内的人也包括其他思想家，例如我们所熟知的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及哈贝马斯都是深受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所著的《单向度的人》就是在《启蒙辩证法》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大力批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人已经丧失了对社会批判的能力，社会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变得麻木不仁，单调发展。现代社会用科学技术操控着人们，使人们过上了单向度的生活，个人不再突出，个人与他人带着相同的面具过着一样的生活，这种畸形变异的人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他的理论建立在霍克海默的学术基础之上，其延伸的社会批判思想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弗洛姆从人性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统治，他强调“现代人是幸福的，他逃离前一种既保护又限制的社会模式大刑，但同时又是痛苦的，因为人类并没有获得实现个人自我的途径，他的智力、情感和感官等方面的潜力并未真正得到释放。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的幻觉,但同时却让人处于孤独、充满忧虑和虚弱的状态”[5]。弗洛姆加之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方面进行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榨与束缚，现代人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痛苦，痛苦被看似幸福的面孔遮盖，人永远摸不清在资本主义异化统治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人。哈贝马斯被现代社会人们誉为“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后现代时期其思想光辉一直盛放，他以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扩展到政治领域，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相联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对霍克哈默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领域进行了补充说明，弥补了其不足之处。
总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没有用传统的方式来阐述史前史到人类现代史的发展历程，而是以神话和启蒙的辩证法为核心主线，倒叙式的阐述方法将整个人类文明史呈现在众人眼前，以社会理论批判的形式明确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当现实的问题表露出来时，不妨在事物本身和时代境遇中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这是一种理论的启迪和方法的表现，剑指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出现和人类工具理性的盲目追求，表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道路发展之上的进一步拓展，从经济政治领域到社会文化领域的转变是新时代人类理论批判的重点。
三、知往鉴今——启蒙精神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借鉴
启蒙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笔下成为了悲剧色彩的时代精神，但是必须澄明的是启蒙曾给人类带来了希望。启蒙像在充满惊涛骇浪的世界划破乌云密布天空中的一抹阳光，揭开了历史帷幕，将人类从未开化的世界拯救出来。斯宾诺莎曾说：“自我持存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要基础”，整个西方文明一直在坚持这个原则，整个世界大陆的人们渴求的真正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史前史的神话就能看出，像雅典娜女神是人类智慧的象征，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希望的火种，人们一直都在渴求个体主体的自由，将神话故事中的众神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希望人类有一天能够做到不为时间、空间所束缚，力量是自己所掌握的，地位是无人能超越的，神是人投射自身的完美载体。启蒙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史时代，是人们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产物。然而这里可以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哲学家总是喜欢将启蒙与神话联系起来？在这里有两个合理的解释：第一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启蒙辩证法》向我们澄清了启蒙精神是一个总体化进程，贯穿于历史和现在，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道路上书写了整部人类文明史。同时运用原初意义上的主体象征即奥德修斯的阶段意识唤醒主体反思的主题，反映出来从神话力量当中摆脱出来的主体性的史前史，人类被框囿于现实的迷宫最早可以追溯到神话世界并不是人们梦想中的家园，而是人类为了自身认同必须逃脱其中的束缚和困境。第二是哈贝马斯承认涂尔干所说的“源始保证了社会的统一”，从纯粹表面的现象问题追回到原始世界的诞生，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神话。在原始部落中共同体的成员为了形成鲜明的自我，必须远离源始，一旦与源始进行疏远那么启蒙开始了主体历史的第一阶段，所以，当人们认识到神话内蕴就意味着启蒙思想的萌发，启蒙与神话密不可分。
《启蒙辩证法》对当时代和后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具有长远的影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长久不衰，真正达到了“启蒙精神”的作用。《启蒙辩证法》之“启蒙精神”对中国道路发展也多有裨益之处，我们要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联系中国国情，反思工具理性带来的问题，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明确知道科学技术改变人的生产和生活，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但是事物都具有双面性，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了益处也给人们带来了弊端，中华民族要发挥民族特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科学技术对工业文明推进的巨大生产力量，同时注重工具理性带来的社会问题，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走稳步发展的道路。《启蒙辩证法》之启蒙精神启迪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启蒙辩证法》中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生，工业技术对大自然无止境地挖掘开采，“自然作为现象与本质、作用与动力的二重性曾经使神话与科学变成了可能，这种二重性正源于人类的恐惧，而恐惧的表达则变成了解释。”[1]自然曾经作为人生存的载体，人成为自然的一部分，破坏自然也意味着推动人类毁灭的进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人与自然二者关系为发展脉络，分析现代性问题如此繁杂的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的滥觞，人类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榨取自然的每一分使得自然伤痕累累，生态环境堪忧，人与自然的平衡被人类自己亲手打破并且自食恶果。启迪我们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做到“五位一体”，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6]的意识，我们对自然以最崇高的善意，那么自然也会给我们更好的生存境遇，美好光明的未来就掌握在人们自己手中。人类要正确认知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尊重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要积极遵守马克思所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时刻谨记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正确对待工具理性，扬长避短。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的进步是不容置喙的，我们对科学技术不能全盘否定，要积极地正视它，力图对其长善救失，发挥科学技术最大作用并避免被控制、奴役。“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需要某种和解的历史哲学，需要某种乌托邦的态度，因为这种批判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它就是批判。如果为了能从工具理性的蒙蔽中解脱出来，历史必须变为历史之外的什么东西，那么对历史在场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批判——对尘世苦海的神学批判的最终形式。”[7]在科学技术的控制之下，人们为追求最大化利益丧失了真正自我以及自由，在万恶的资本家操控下将科学技术视为圈钱的机器，在这样大背景之下，西方哲学家敏锐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强烈谴责工具理性的存在。西方世界的哲学话语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为我国走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历史经验，我们必须明确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学会用合理的手段控制科学技术，助推我国工业文明发展，同时将工具理性带来的弊端和恶果降到最低，使现代化发展付出的代价变得最小。政府方针政策的积极引导加之大众宣传手段的正面效应，一定能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使人们自由地生产生活，挣脱现实的枷锁。
第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相互统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由于对科学技术的大力使用，使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工具理性带来的不仅仅是肉眼可见的自然破坏，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了不可泯灭的损伤。人们日益沉浸在科学技术带来的生产生活上的便利，精神世界已经被统一，例如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异化，当看到一个事物时人们会按照市场发展以及大众的普遍标准去衡量评判，每个人最终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丧失了人认识的多样性。我国应当汲取优秀传统的人文精神，发扬时代发展的科学精神，二者之间的相互统一能够抑制科学技术膨胀的后果，找到适合我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意大利版）前言3,6, 9, 9, 12.
[2] 刘森林.现代启蒙主体的古典还原[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4）：94.
[3] 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30-131.
[4] 张双利.理性何以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论《启蒙辩证法》对自我保存理性的批判[J].学术月刊，2014，（03）：72.
[5] 艾瑞克·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11.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93.
[7]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M］.钦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3.
Enlightenment Dialectics——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 Spirit
Luan Qing Han Qiuho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Horkheimer and Adorno took the lead in criticizing the Enlightenment and became the pioneer and leader of the Western Marxist critique. They examined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e two-way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reality, thus questioning the enlightenment turn to the totalitarian nature of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The critique was from the re fl ection of the goal of enlightenment to the critique of the real dilemma of man and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capitalism to the re fl exive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Horkheimer and Adorno exposed the ugly face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of capitalist society to the public. This is the core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 enlightenment spirit run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apitalism and provides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Enlightenment Dialectics; Mythology; 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4735（2019）04- 0095 - 06
收稿日期：2019-01-14
作者简介：栾青（1995—），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韩秋红（1956—），女，吉林长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田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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