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苏区红色漫画伴随苏区革命斗争而产生，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中央苏区红色漫画是苏区军民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的一种创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设的开端。在苏区革命情境下，漫画作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其基本特征是鲜明的阶级性与政治性、强烈的实践性与战斗性、显著的大众性与地域性。
关键词：中央苏区；漫画；特征
中央苏区是 “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简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时间大致开始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进军赣南，结束于1934年10月红军撤离苏区北上长征，历时五年十个月。地域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包括赣南、闽西30多个县。中央苏区红色漫画是中央苏区工农兵所创造，为工农兵所利用，以其独特的内容与形式，服务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并推动革命斗争向前发展；它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生动教材，更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锐利武器，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号角”与“战鼓”的作用，其基本特征是鲜明的阶级性与政治性、强烈的实践性与战斗性、显著的大众性与地域性。
一、鲜明的阶级性与政治性
漫画作为社会文艺的样式之一，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印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1］（P23)中央苏区红色漫画是苏区军民的创造。苏区军民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红军的社会成份“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农民占百分之六十八，雇员及他种社会成分则各占百分之一。 ”［2］（P189)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社会成份的构成，决定其漫画创作的阶级性。只有鲜明的阶级性，才能激发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完成武装斗争、创建新政权的革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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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漫画的最初创作，只是苏区军民漫画爱好者自发零散的业余活动，而其发展壮大则是共产党、苏维埃政府规划并指导的结果。随着苏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漫画宣传，进而政策上规划，组织上保证，促使漫画创作队伍不断壮大。群众性的漫画创作活动迅猛发展，相应的专业美术机构也相继建立。瑞金1933年3月5日成立的“工农剧社美术部”，就是一个独立的美术工作机构。同年12月在瑞金成立的“工农美术社”，直属中央人民教育委员部，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个美术出版和创作研究机构。在瑞金举办的第一次工农美术展览会，极大提升了革命美术家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更是多途径培养漫画创作骨干，编辑出版各种报刊杂志，如《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时刻准备着》《苏区文艺》《革命与战争》《列宁青年》《反帝战线》《红星画报》《永济画报》《三八画报》《农民画报》《选举运动画报》《春耕运动画报》《加紧准备大检阅画报》《革命与战争画报》《猛进画报》《支前漫画》等。其中《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苏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红星画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份全军性画报。这些报刊都登载漫画。漫画创作队伍由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组成，主要作者有赵品三、黄亚光、黄奇彦、钱壮飞、黄镇、农尚智、胡烈、廖承志等。1936年成立“中华文协会”，下设专门的漫画创作组，成为助推苏区漫画创作的核心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具有鲜明阶级性的中央苏区漫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党和苏维埃的方针政策，强化军队的建设，促进中央苏区的建设和发展。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的阶级性，突出表现在作品题材上。大量苏区漫画宣传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暴行，揭示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大众求解放的唯一出路。《红色中华》1933年4月23日刊登漫画 《所失去的只有琐链》，画面上一位赤裸上身的愤怒工人，猛烈地挣脱身上的木枷和锁链，表达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参加革命，所失去的只是限制自由的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红色中华》1933年4月11日刊发漫画《帝国主义屠杀剥削工农》,画面上一只标有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黑手紧握铁夹，血淋淋地屠杀、压榨工农，揭露反动派的凶残本质，揭示只有阶级革命才能摆脱欺凌和奴役。《革命与战争》1932年12月25日刊登漫画《劳苦群众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画面上蒋介石、汪精卫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压迫劳苦大众，神州满地骷髅。画面配有文字：“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苛捐杂税一天天的增加，各种残酷剥削的法子，都用遍了，把工农劳苦群众的血汗，刮光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才是我们全国工农的生路！”《红色中华》1933年7月14日，刊文配发黄光亚漫画《打倒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国民党》，画面中一个凶神恶煞的国民党徒手举滴血的刺刀，脚下是一堆革命者的髅骷，形象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凶残本性，号召工农大众联合起来反抗斗争。
苏区时期时局动荡，军事斗争十分频繁。苏区漫画紧跟时局，对红军战况做了大量描绘，展示战场上红军的神勇英姿，敌军的狼狈丑态，具有鼓舞红军士气、坚定胜利信心的重要意义。《红色中华》1932年7月7日刊登配合战斗捷报的漫画《红军击溃粤敌叶肇李振球二师》，当时中央红军在取得漳州大捷后移兵南下，在江西大余县胜利击溃粤军叶肇、李振球二师，占领赣粤两省交界的关隘大小梅关。画面上描绘战斗结束的场面，城墙和山坡插上了红旗，在红军的奋力攻击下，国民党军旗倒地，满地是投降的战俘，一派大获全胜的喜庆氛围。《红色中华》1932年7月14日刊登漫画《红军击馈粤敌十三团》，描述红军史上一场有名的恶战——南雄水口战役，在朱德指挥下，红军与国民党军激战三天三夜，击溃粤敌张枚新、李汉魂、陈章、余汉谋、香翰屏、张达等部十三个团，画面上是红军乘胜追击敌人的壮观场面，此战为苏区稳定发展及后来的北线作战创造有利条件。《红星报》1934年4月22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社论“工农红军和全苏区群众一致动员起来，为保卫广昌而战！”并配上漫画《为保卫广昌而战》，画面上是苏区北大门广昌保卫战激烈战斗的场面。5月5日《红星报》又登载周恩来撰写的社论“广昌虽然陷落了，我们无论如何要粉碎敌人！”同时配发漫画《夺回广昌，保卫苏区，粉碎敌人堡垒主义》，画面上满地的骷髅上竖插着标有“广昌”的牌子，红军战士的脚踩骷髅，手持盾牌抵挡前方的长矛和刺刀。漫画反映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中央红军与强敌展开大规模的阵地战，消耗战，红军激战18天后伤亡惨重，牺牲五千余人，被迫放弃广昌县城。虽然这是一场“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错误战役，却充分展示红军战士败而不馁，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敌人进攻的坚强斗志。红色漫画追求的战斗失利不失志，士气可鼓不可泄的战斗精神，值得高度肯定。
206国道徐州改线段建设工程于K22+575处跨越京杭运河，路线与京杭运河右偏角为80°，本桥主孔上跨京杭运河为二级航道，其通航净空为：100×7m，最高通航水位28.93m，最低通航水位25.83m；本桥主桥采用1-127.6m简支钢桁架桥一孔跨越通航水域，主桥为变高钢桁架，主梁为三角桁架，横向采用两片主桁结构，主桁中心距27.5m，标准节间距10.5m，主桥采用单幅桥，全宽28.3m，下部结构主桥采用柱式墩，群桩基础。
学生上课使用手机的内因 统计结果见表5。总体上，学生上课使用手机的三种主要内因所占比例均达到三成以上，但学生上课使用手机更倾向于个人自控能力与缺乏学习动力、抵抗手机诱惑能力弱。
红色漫画的鲜明政治性主要体现于作品主题，漫画作者紧紧围绕苏维埃政治任务进行创作。为了加强党对反“围剿”斗争的领导，1934年4月出版的《红星报》第三期刊载漫画《党支部是火车头》，画面上一列火车冒着蒸汽奔驰前进，象征革命事业蓬勃发展，车头标注“党支部”，车厢标注“游击队”，形象而通俗地表达党的领导与革命队伍的关系，鲜明地昭示党是领导工农革命的核心力量，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红色中华》1933年10月24日刊登漫画 《两个政权尖锐的对立》，画面上的高大建筑与光辉旗帜代表强大的苏维埃中央政权，矮小倾斜的房舍代表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漫画激励并鼓舞苏区军民的信心与斗志，政治主题非常鲜明。《红色中华》1933年5月2日刊发漫画《在无产阶级铁锤下的骷髅》，画面上一位苏维埃干部，高举铁锤砸碎一地骷髅，骷髅上分别标识“反动派别”“官僚主义”“腐化分子”，配合当时肃反政治斗争的指向性十分鲜明。
红色漫画的政治主题，与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联。中央苏区漫画创作的大方向没错，漫画作品的主题绝大多数正确。但是，中央苏区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斗争，错误的政治路线势必干扰红色漫画创作，有的作品出现过主题思想的错误。《红星报》1933年12月9日刊登漫画《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特殊望远镜》，就是配合当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作品，画面上的望远镜反装两个取景筒，从中看到的是颠倒的敌我力量对比。实质上这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在讽刺挖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评正确路线执行者放大蒋介石堡垒战术的威力，轻视红军力量，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为其“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军事路线张目。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是战争年代的产物，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苏区革命面临国际帝国主义的挑衅、国内封建势力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红色漫画的本质就是对旧世界旧制度的批判与否定，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无产阶级内部的丑恶现象。在同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经济封锁与文化“围剿”的战斗中，红色漫画就像匕首和投枪，具有炽热的战斗性。红色漫画的题材丰富多彩，核心题材还是武装斗争，是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强烈的战斗性是其显著特征。红色漫画注重战斗的思维逻辑，张扬自我优势，彰显敌人罪恶，在精神价值取向上发扬乐观、规避悲观，锋芒所指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二、强烈的实践性与战斗性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渊源于中央苏区斗争实践，是苏区军民生活和工农革命战争的忠实记录与生动写照。漫画作者以现实生活内容入画，密切配合苏区革命斗争，全方位反映苏区军民的斗争实践，反映苏区军民的生活真貌。为了启发工农觉悟，发动工农革命，苏区红色漫画揭示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求荣的奴才嘴脸，揭露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的丑恶面目。《红色中华》1934年6月3日刊登漫画《国民党出卖福建》，画面上国民党奴颜婢膝，象娼妓般跪笑着，为手持屠刀的日本帝国主义双手捧上福建版图。《时刻准备着》1934年7月10日刊载一组漫画《白军猎犬张庆荣》，描述出身地主家庭的反革命分子张庆荣的丑恶一生。其反动父亲被红军镇压，白军进攻龙冈时，张庆荣替白军带路，后来被游击队捕捉并枪决。漫画基于斗争实践，严正警告一切反动派及其走狗，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决没有好下场。
苏区红色漫画是宣传动员革命战争的工具，其大众性表现在草根阶层的广泛参与，革命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取向的普遍认可。苏区漫画是平民化的大众文化，它强调形象，将抽象的革命理念化为具象，化为非阅读式的视觉性图像，即使不识字、未接受任何教育的工农大众也能看懂。对文化水平偏低的苏区群众而言，“看图”比“识字”容易，图像视觉化的漫画比文字宣传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漫画视觉性文化是苏区大众文化的主要样式，中央苏区随处可见漫画，在当时的各种墙报、传单、标语或油印画报上，甚至房屋墙壁上，都可以看到漫画。与苏区生活息息相关的漫画题材，浸染着工农大众的情感与心血，深受工农兵喜爱，也容易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苏区各村庄都有负责漫画创作和维护的专人，创作内容多取材于工农熟悉的事物，或将革命任务图像化，方便人们看图识义。大众化是文艺服务工农兵的直接方式，对于识字不多的工农大众来说，漫画是他们接受革命理念与革命思想的主要途径。只有将革命理念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展示，才能使工农大众广泛形成革命意识，普及革命真理。
苏区肃反运动也是红色漫画主要题材之一。《红色中华》1934年4月26日刊登漫画 《苏维埃法令与反革命》，画面上的工农群众铁拳紧握，代表苏维埃法令，砸向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表达苏维埃政府依据法令肃清反革命分子，保卫工农革命胜利成果。又如《红星画报》1934年3月1日刊发的《揭发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坚决对付投敌分子》等，生动形象地号召肃清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表达革命战士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意志和决心。也有的红色漫画揭露苏区内部的阴暗丑恶现象。《红色中华》1934年8月30日刊登漫画《孔荷宠像垃圾一样从革命列车上跌落到国民党的粪坑里去了》，画面上一辆奔驰前行的火车，背叛革命的原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从车尾一头栽下来，跌入路边国民党粪坑里，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孔荷宠逃跑投敌，背叛革命的丑恶嘴脸与可耻下场。
许是冬日风寒，父亲这次从山里回来，有些受凉感冒。第二天在小区散步，突发眩晕，幸好当时我在身边，紧急把父亲送往医院。经诊断父亲这是脑供血不足，需住院治疗。
大量苏区漫画洋溢工农阶级推翻旧世界、建设新政权的英雄气概，宣传反“围剿”的军事信息，记录保卫苏区的战斗实况。《红星画报》第七期刊登漫画 《学习第十二团第五六两连的神勇抗战》，画面描绘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场山地阻击战，红军击退敌人猖狂进攻，毙伤敌团长以下400余人，俘虏团副以下100余人，缴获大量枪炮，展现红军战士的无比神勇。《红星画报》1934年4月15日刊载漫画《工人农民武装上前线》，漫画上方是张闻天的讲话：“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武装起来，参加前线的革命战争，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画面上浩浩荡荡的赤卫军、少先队挺进前线，展示工农群众武装的革命激情和战斗力量。《革命与战争》第四期刊登漫画《粉碎帝国主义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画面上红军战士们高举党旗推动巨大的石辗子辗压国民党军阀，配有文字 “彻底执行中央政府紧急动员令！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表现红军战士反“围剿”的坚定信心与高昂士气。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的阶级性，决定其与政治斗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必然同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3］（P24)《古田会议决议》是苏区文艺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它揭示了漫画与政治的关系，苏区红色漫画必须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
三、显著的大众性与地域性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注重开发与保护并举，统筹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加强对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特色风貌的保护，强化有序开发、合理布局，避免急功近利、盲目发展。
中央苏区地处落后封闭的赣闽山区，民众文化水平偏低，浓厚的宗法观念与普遍的宗族组织，并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开展。苏区的宣传必须通俗易懂，依靠插图增强直观性，漫画因此成为主要的艺术形式。红色漫画创作以服务政治为中心，革命斗争需要什么，就画什么。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视漫画宣传为重要政治任务，宣传队每到一处甚或行军间隙，凡是能画的地方都要画上漫画。中央苏区到处都能看到标语配画，漫画作者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帮助苏区群众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红军的主张。作为高效的宣传手段，漫画传播革命真理，唤醒工农阶级意识，揭露国民党罪恶，塑造强有力的政党，扩大工农红军的影响力，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民权革命，具有极为鲜明的政治倾向。
苏区漫画创作坚持文艺大众化方向。苏区红军和群众大多数出身于工农，漫画创作密切结合苏区实际与大众需求，作品直观朴实，内容与形式顾及工农群众的审美接受。漫画创作队伍本来就来自苏区大众，都是红色报刊编辑人员、普通的红军战士与苏区群众，以及党和政府各部门擅长绘画的工作人员等。在“艺术不仅是为大众的，而且应该是属于大众的”思想指导下，中央苏区的漫画创作，选择工农大众熟悉易懂且乐于接受的视觉形象，图文相映，画面生动，又注重将现实事件戏剧化，艺术地表达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态度与精神状态，表达工农大众的文化诉求。漫画既宣传苏区革命斗争实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注重画文配合，形象醒目，主题突出，风格明快，比单纯文字宣传更容易被当时苏区认知水平偏低的普通军民读懂。漫画作为中央苏区最常见的宣传媒介，传播方式更契合苏区民众文化水平。它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形式。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真实记录苏区军民生活，尽管画面朴素，线条简单，却真实刻画苏区军民的生动形象，客观记录苏区重大事件，具体反映苏区各行各业实况，展示苏区斗争的原始风貌，成为苏区历史的见证和苏区精神的载体。《红色中华》1934年3月13日刊发社论 《一切节省给予战争》，同时配发漫画《节省八十万行政费》，画面下方是“革命战争经费”的箩筐，上方是无数双手纷纷把钱投入节省经费的漏斗中，漏斗直通箩筐，展示苏区干部为支援革命战争而开展的节省运动。《青年实话》1934年3月11日刊载漫画 《学习兴国》，画面的左方教师正在教群众识字，身后黑板上的文字是“一个月我们消灭了两千多文盲。”画面右方用具体数字说明兴国扫盲工作成就。苏区漫画也描述被抓壮丁或因生活被迫入伍的白军士兵生活，他们本是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在部队也受军官欺压，毫无人格尊严。《石叟资料》刊载漫画《白军官长打骂压迫士兵》，画面上戴眼镜的肥胖军官一手叉腰，一手执鞭，正踢打一个瘦弱士兵，嘴里骂着：“这个狗种东西，不打不行啊！”趴在地上的士兵在哭喊：“哎呀！我讲错句话就这样打我呀！”旁侧的文字写道：“白军官长打骂压迫士兵，红军是工农的武装，是反对打人骂人！”此外，漫画《兽性的法西斯蒂》《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打倒压迫农民的恶地主》《怎能受到许多人的吸吮，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等，都是针对苏区革命宣传需求而创作，为翻身求解放的苏区军民输送精神食粮，起到了教育并团结苏区军民，鼓舞并激励红军士气，涣散敌人军心，瓦解敌军斗志的战斗作用。
大众性是中央苏区红色漫画的显著特征。中央苏区红色漫画的创作主体是工农大众，风趣幽默、朴实自然的漫画艺术，为工农大众喜闻乐见，易于传播。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4］（P21)毛泽东《古田会议决议》制定了文艺大众化的政策，确立了文艺面向工农兵、服务工农兵、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指导思想。中央苏区红色漫画遵循党的文艺工作方针，践行大众化艺术方向，在苏区建设与红军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的创作者，深知苏维埃革命只有将民众发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他们深入民间生活，搜集民众素材，把大众关心的事件纳入漫画创作构思，大量反映工农兵战斗、劳动、生活内容的作品，彰显苏区漫画大众化的显著特征。《苏区工人报》1932年8月25日刊登漫画 《慰劳红军》，画面上一望无边的工农大众，响应职工联合会的号召，肩扛慰劳品，跟着高举旗帜的领队，涌向红军总政治部，前去慰问从前线胜利归来的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7月26日刊发漫画《热烈拥护并推销三百万公债》，画面上方是一张支援苏区经济建设的五元公债券，画面下方是无数只热情伸向公债券的手，展现苏区群众对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支持和拥护。《红色中华》1933年9月21日刊载漫画《女赤卫军的勇姿》，画面上描绘一位朝气蓬勃的苏区女赤卫军的英姿，她左手紧握红樱枪、右手高举并挥舞，号召妇女们投身革命，真实反映妇女在苏区革命中的卓越贡献。《红色中华》1934年7月10日刊发漫画《把粮食集中到苏维埃来》，画面描绘苏区群众纷纷肩挑粮食送往苏维埃政府的公仓的场景。类似作品很多，这些画面生动表现苏区民众拥军支前、发展经济等社会生活，真实表达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是一种质朴的大众化文化。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客家文化的影响。赣闽交界的中央苏区30多个县，正是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地，苏区漫画交融着红色文化与客家文化元素。苏区红色漫画受赣南、闽西客家文化基因的影响十分明显。伴随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苏区漫画家逐渐认识到漫画的大众化，就得借鉴并吸收当地客家文化元素。客家人就是苏区的大众，只有在漫画设计中融入客家文化情感，才能引起苏区大众的共鸣，提升宣传效能。中央苏区客家文化的大众性，取决于中央苏区漫画的地域性。中央苏区的地理位置，中央苏区客家人聚居的历史因素，使得漫画创作者因地制宜，融汇客家民间创作理念，彰显浓郁的地域特色。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常常配有民间歌谣，这些配上客家民间歌谣的漫画，昭示鲜明的地域性，也彰显红色漫画的开放性、创新性。《青年实话》1934年4月29日刊发黄亚光漫画《送郎当红军，革命要坚心》，画面上一个女青年左手搭在红军情郎肩上，右手指点着，叮嘱并鼓励丈夫安心在前线革命，画面上方书写着歌词“送郎当红军，革命要坚心”。在客家文化中，“送别”具有浓烈的情感元素，客家祖先因北方战乱等历史原因举家南迁，艰辛辗转，长途跋涉，告别、送别是客家人难以忘怀的执着情结与生存经历。客家“送别”时，女子会唱着情深意长的山歌《送郎歌》。作者黄亚光是福建长汀人，熟知客家风俗民情，在漫画创作中摄取客家“送别”文化并注入苏区革命内涵，这是客家民众喜闻乐见的主题，具有突出的宣传鼓动效应。许多客家青年儿女，正是受到此类漫画和民歌的感染，踊跃报名参军，走上革命征途。《青年实话》1934年4月21日刊载漫画《长情》，描绘的也是女青年送夫当红军的场面：女青年含情脉脉地拉着男青年的手，唱着山歌送夫上前线。画面左侧写着歌词“到了南昌再来行”，画面上方书写着歌谱“6216 5635”，客家人领略这幅漫画时，都会情不自禁地随着词谱会心吟唱，宣传鼓动效应特别强烈。
苏区红色漫画为了充分发挥宣传效能，对于群众难以理解的国际时事，也会融入地域性的客家山歌，使其变得通俗易懂。中央苏区漫画《欧洲时局的表里两面》，画面上方描绘欧洲时局的“表”面，一位看似善良的女性扮演和平之神，欧洲各国代表站成一排，手拿标注 “推诚合作保持世界和平”的旗帜，共同欢唱和平之歌；画面下方描绘欧洲时局的“里”面，每个欧洲代表的背后手握武器，和平之神变成嗜战的豺狼。图文结合，揭穿当年日内瓦全球军缩会议帝国主义的“表”“里”两面，列强们表面上高喊世界和平，背地里却积极扩军备战。漫画还配有苏区山歌的“七言体”宣传文字：“哎呀哩!帝国主义强盗们，虚情假意说和平，背地都在造枪炮，准备世界大战，准备重分殖民地，又想苏联作牺牲，帝国主义杀人精，革命群众都认清，参加革命的战争，反对强盗的战争。”图画与文字相得益彰，深入浅出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两面性的本质。《红色中华》1934年3月8日刊登漫画《“三八”妇女耕田队》，也配上一首客家山歌，“唉呀来！革命世界不比先，劳动妇女学犁田，犁田耙田都学到。肝心哥！增加生产笑连连。……”画面描绘的是田间劳作的妇女耕田队。苏区扩红运动导致后方的农业生产缺乏劳动力，苏维埃政府鼓励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妇女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种。这种以当地民众形象作为构图主体,并借鉴客家山歌的形式编写宣传词的漫画设计，直观生动，容易引发群众的情感共鸣，具有高超的地域性宣传效能。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是苏区军民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的一种创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设的开端。苏区红色漫画是苏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标语醒目耐久的宣传作用，又有幽默感人、喜闻乐见的艺术效果。苏区宣传在标语中配上漫画，图文并存、字画一体，功效极为突出，特别适合发动民众、启蒙民智，传播革命真理。中央苏区漫画在教育人民群众和繁荣革命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应该传承苏区文化的红色基因，弘扬创新精神，坚持“二为”方向，不断改进并提高创作能力与审美情趣，满足人民群众新时代的精神需求。
以后再不必为此费神。以前真愚蠢，把那么多美好时光浪费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他开始幻想美好的场景，幻想一场不曾来过的婚礼。仪式都设计好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与雪萤共同朗诵舒婷的《致橡树》。一杭：“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雪萤：“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一杭：“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雪萤：“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两人齐声：“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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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增订本）［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
On Basic Features of Red Comic in Central Soviet Area
LIU Ju-fang
（Center for Luling Culture Studies&School of Arts,Jinggangshan University,Ji’ an 343009,China）
Abstract：The red comic of Central Soviet Area is created along with the Soviet revolution.It gradually becomes a sharp weapon in revolutionary struggle under the direc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oviet government.As one of the practical innovations in the struggle,the red comic of Central Soviet Area marks the beginning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PC.As p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machine in the Soviet Area,the red comic features the nature of distinct classes and politics,strong practicality and militancy,massive popularity and vivid locality.
Key words：Central Soviet Area;comic;feature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2.008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2－0051－07
收稿日期：2018-11-19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漫画的内容与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8YS20）。
作者简介：刘菊芳（1977-），女，江西吉安人，副教授，主要从事美术史论、庐陵文化、古代美术品鉴赏与评论研究。
（责任编辑：石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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