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3年，波兰著名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在论文《所谓异化》中对异化、共产主义、官僚主义和自治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无矛盾的完美社会，马克思的异化批判将导致官僚主义乃至集权主义。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家马尔科维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科拉科夫斯基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阐发了自己在异化、共产主义、官僚主义、自治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鉴于科拉科夫斯基的错误观点在当前西方学术界和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仍有市场，马尔科维奇的批判工作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尔科维奇；科拉科夫斯基；异化；共产主义；官僚主义；自治
1963年，在杜布罗夫尼克举办了一场著名的国际学术会议，参会者既有东欧主流的官方哲学家，也有西方和南斯拉夫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议主题是“今日之人”，学者们就异化、官僚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自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官方哲学家一致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他早期不成熟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异化，异化概念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其危害性比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要大。在这次会议上，波兰著名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提交了一篇题为《所谓异化》的论文，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人道主义和自治理论展开了批判。科拉科夫斯基曾经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一员，并信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的做法的确让人始料未及。1978年，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家马尔科维奇(MihailoMarlcovic)发表了《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与所谓异化》一文，对科拉科夫斯基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马尔科维奇对科拉科夫斯基表示不满，不仅是因为后者放弃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还出于批判斯大林主义这一动机，在他看来，科拉科夫斯基拒斥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恰恰和斯大林主义的做法不谋而合，后者也试图将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清除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在批判科拉科夫斯基的同时，马尔科维奇还探讨了异化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并初步论证了自治概念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借助于马尔科维奇的批判，我们对科拉科夫斯基的某些言论以及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基本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对于推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是有所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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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异化批判与共产主义
马尔科维奇认为，科拉科夫斯基对异化的否弃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手法实现：一是内含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草率结论，将大量马克思未曾提及的论断强加到马克思身上；二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暴虐和马克思的异化批判之间建立毫无根据的、独断的联系。MihailoMarkovic,“LeszekKolakowski and So Called Alienation”, Philosophy&SocialCriticism, Vol. 5(3-4): 1978, p.234.为什么科拉科夫斯基会得出“难以置信的草率结论”呢？马尔科维奇认为这是因为他过分依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文字，并且严重误解了这段话，或者说至少忽略了这段论述与该著作的其他论述可能存在的冲突。这段论述颇为经典，已为大家耳熟能详：“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他地方，马克思又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它“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马尔科维奇认为前后两段文字所要表达的意思存在较大差异，前一段文字强调共产主义的完美性，带有人类社会终点论的味道；后一段论述则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的)阶段，暗示了一种过渡社会的特性。科拉科夫斯基有意忽略了后一种论述，认为“异化的消除意味着一切社会力量的最终和解”，“个体和类的对立将不复存在”，“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将被超越”，“除了作为整体的个体和类的统一外无物存在”，“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同一将消除一切人类对抗的根源”，“所有个体的利益、需要和欲望将完全与社会相一致”，“一切个体和集体行动的结果将是可预知的，没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总之，异化的消除意味着“最佳社会”的到来。[注]MihailoMarkovic,“LeszekKolakowski and So Called Alienation”, Philosophy&SocialCriticism, Vol. 5(3-4): 1978, p.235.在马尔科维奇看来，科拉科夫斯基的这些论断不过是胡言乱语，根本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其实，科拉科夫斯基的这些观点并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当前许多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者也持有类似观点。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曾将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概括如下：“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乌托邦之梦。它将希望寄托于一个完美的社会，那里没有艰难，没有痛苦，没有暴力，也没有冲突。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没有对抗、私利、占有、竞争或者不平等。”[注][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这样一幅画面自然会令人神往，但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不是给我们勾画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而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他们先是刻画一幅美妙绝伦的共产主义社会图景，接着从人性恶的假设出发，认为一切社会都内含矛盾和竞争，最后通过强调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鸿沟不可跨越，得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这一结论。显然，这种推理过程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其根本错误就在于它的前提是个假命题。诚如伊格尔顿所言，马克思关注的重心根本“不是对于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注][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科拉科夫斯基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乌托邦，这与他的马克思主义“三主旨说”直接相关。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马克思思想内部存在着三个主旨：浪漫主义主旨、浮士德-普罗米修斯主旨、理性主义与决定论思想，其中浪漫主义的主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种乌托邦。一般认为：“浪漫派从保守观点出发，抨击工业社会，哀叹‘有机’联系和忠诚的消失，哀叹人们的互相交往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非人力量和制度或金钱力量的代表身份来进行。”[注][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唐少杰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7页。可见，浪漫主义期望摆脱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回到个人与共同体的和谐关系中去。浪漫主义的这一观点无疑向自由主义和社会契约论发起了挑战，尽管前者并不否认后者表述的是社会现实，但它却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声明这种现实并不符合人的本性需要，因而是非法的、必须被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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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拉科夫斯基为什么要反对积极自由呢？除了前面提到的担心人们会为所欲为以及专制主义趁虚而入外，他还指责积极自由的观念包含了大量的“规范性预设”，由于这些预设无法被经验所证实，因而具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对此马尔科维奇进行了反驳：一方面，他承认积极自由的确内含一定的价值预设，如包括如下价值：有意义的交往能力、理性思考的能力、创造性能力、自由合作和团结等，但这些价值预设都是值得人们珍视和实现的积极的价值，并不能构成人们反对积极自由的理由。另一方面，马尔科维奇认为消极自由同样内含大量无法被证实的规范性价值预设，如若不然，人们就根本无法将自由从恐怖和压迫中区分出来。另外，就科拉科夫斯基本人而言，他虽然反对价值预设，但他本人的论述中恰恰充斥着大量的规范性价值预设，离开了这些预设，他根本无法从事所谓的哲学批判事业。
二、异化批判与古拉格
与科拉科夫斯基相反，马尔科维奇认为消除异化并不会导致集权主义，反而会促成自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注]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强调自治，但存在重要的区别：(1)马克思认为工人民主国家有一个过渡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2)马克思认为自治的地方委员会、工人俱乐部和协会必然与集中领导相联系。无政府主义则否认了上述两点。这一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实现。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将聚焦于工作、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人道化”[注]MihailoMarkovi,DemocraticSocialism:TheoryandPractice,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82, PrefaceXIII.，“倾向于消除一切形式的统治，一切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独断，因此为每一个个体有机会充分实现其创造能力开辟空间”[注]MihailoMarkovi,DemocraticSocialism:TheoryandPractice,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82, PrefaceXV.。马尔科维奇认为科拉科夫斯基一定知道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来自马克思，这一点从论文《所谓异化》中不难看出，但科拉科夫斯基却得出了集权主义这一结论。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一向以反官僚主义自居的科拉科夫斯基，竟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公然支持官僚主义。面对官僚主义的威胁，科拉科夫斯基告诫人们，一定要防止根本的制度变革，请注意，这里的制度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国家和官僚的压迫。科拉科夫斯基还声称，官僚主义是不可或缺的，进步的国家化就意味着进步的官僚化，只有国家和官僚主义才能保障个人的平等和自由。更加令人疑惑的是，科拉科夫斯基竟然在论文结尾处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不相信制度变革可以改变人的行为的人，一个认为官僚主义不可避免的人，一个认为异化、人道主义和自由应该在社会主义词汇表中删除的人，竟然堂而皇之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恐怕没有比这个更为滑稽的事情了。
与科拉科夫斯基认为官僚化不可避免不同，马尔科维奇认为官僚化可以而且必须被废除，废除它的基本手段就是自治，从本质上看，自治就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内在的官僚化倾向的辩证否定。在南斯拉夫的历史上，自治主要在工厂范围内实现过，但马尔科维奇认为这恰恰是南斯拉夫自治规划的失败之处，在他看来，决不能将自治局限在企业的生产关系层面，抑或是当地的社会权力机构层面。要从根本上废除官僚制，自治就必须达及上层，也就是说，国家本身必须成为一个自治的机构。
科拉科夫斯基论证逻辑中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就是把集权主义反向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诚然，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从总体上看，它们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集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成因非常复杂，单方面武断地认定其与马克思的思想有关是错误的。科拉科夫斯基虽然也承认“把专制形式的社会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直接结果是荒唐的”，但却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学说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一点，可以说，他的学说并非完全无过”[注][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唐少杰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7页。。科拉科夫斯基得出这一结论，与他对自由的理解有关。从总体上看，科拉科夫斯基秉持的是一种消极自由观，反对一切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反对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实现共产主义。按照科拉科夫斯基的说法，马克思主义中的普罗米修斯思想会表现出一种专制主义和强权政治，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意志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支配一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会走向专制主义，主要是因为它在废除私有制的同时，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原则，即市民社会原则也一并抛弃掉了。于是，在科拉科夫斯基那里，消极自由就成为限制专制主义的法宝，这也注定了他必然会从马克思主义走向自由主义。
科拉科夫斯基认为马克思继承了浪漫主义的思想传统，因此共产主义便意味着“个人与人类之间的一切调解中介将不复存在”，“个人将自愿地使自己与共同体相同一，强迫是不必要的，冲突的根源将消失”[注][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唐少杰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8页。。科拉科夫斯基的文本依据正是前面提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那段论述。必须承认，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的确内含不少浪漫主义的思想元素，他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也存在浪漫化的倾向，但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后，这一立场便改变了。马尔科维奇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科拉科夫斯基则因忽略该转变而对马克思思想出现了误判。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有人会认为在马尔科维奇眼里，马克思的理论仅仅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经验描述，而不含任何理想性的价值维度。其实不然，关于这一点马尔科维奇说得很清楚，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概念：“(1)概念——否定；(2)描述的、中立的概念；(3)概念——规划。”[注][南斯拉夫]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这里的“规划”指的正是理想性的价值维度。马尔科维奇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批判性的统一，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经验描述上，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上。因此，既不能把马克思的思想归为青年时期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也不能将之归为成熟时期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与价值无涉的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有机地将科学分析和价值批判结合在了一起，它试图为我们展示一种从当前社会向未来社会转变的历史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要表明，新的人类社会一定比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好，但理想的社会决不会自动实现，过多地探讨新社会的具体细节毫无益处，“真正的批判必须从发现奴役状态的具体的实际形式开始，从考察人的束缚和解放之现实的实际可能性开始”[注][南斯拉夫]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7页。。马克思认为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实现共产主义最关键的一步，他从不认为现实层面的异化可以通过思维领域的斗争便能够消除，而是主张诉诸实践(行动)，正如他所言，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现实的运动，且运动条件必须由现有前提产生。
马尔科维奇认为科拉科夫斯基的观点是荒谬的。在他看来，马克思消灭异化的思想表明他对自由有一种独特的理解，该理解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宣扬的“消极自由”完全不同。马克思倾向于将自由分为两个层次：低层次的自由意指人们在给定的状态下进行选择，这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高层次的自由意指扬弃一切异化和剥削制度，这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正如马尔科维奇指出的：“自由的原则作为具体的行动的一个原则，一方面意味着废除所有那些使人扭曲和物化的压迫性的体制的结构；另一方面意味着创造各种鼓励人格发展、使参与成为可能、有利于想象和创造性的社会组织的新体制和新形式。”[注][南斯拉夫]米哈洛伊·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页。实践派理论家哥鲁波维奇(ZagorkaGolubovic)进一步区分了广义的自由和狭义的自由：前者是一种积极的自由，意指个性的自我实现以及创造性的发挥；后者是一种消极的自由，意指政治上的自由。正是在对扬弃异化和实现自由关系的理解上，马尔科维奇和科拉科夫斯基出现了严重分歧。马尔科维奇认为科拉科夫斯基必然会陷入悖论：首先，在论述马克思消除异化的“乌托邦”设想时，科拉科夫斯基认定国家和一切社会中介机构将随之消亡，个体和类将彻底成为一个整体，但这一观点显然与他关于“异化消除后国家必然会全面掌控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说法相矛盾。其次，科拉科夫斯基没有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辩证关系。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强调积极自由并非一定要否认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可以为积极自由的实现提供前提和保证，但人类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消极自由的阶段，尤其当消极自由实现后，积极自由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他坚持认为，远离压迫固然重要，但创造性潜能的实现更为重要。
当马克思谈及异化及其扬弃时，主要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马尔科维奇对异化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在他看来，人是有理性且具有创造性的动物，运用这些能力，人们相互合作，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新事物，但在迄今为止的社会里，人的这种能力遭到了抑制，这就是异化。简单说来，异化就是人的潜能无法正常发挥这样一种状态。马尔科维奇显然是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作了扩展，在他看来，异化既可以表现在物质生产领域，也可以表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还可以表现在文化领域。异化使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使人蜕变为工具。马克思对异化肯定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与悲观主义的哲学家不同，他并不认为异化是永恒的，而是坚信异化是人类发展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还认为，与异化相伴随的，还有强制性的劳动分工、私有财产、阶级统治和国家。这些因素往往纠缠在一起，相互倚靠，并让社会具有了一种对抗的特性，要消除这种对抗性，就必须消除包括异化在内的上述所有因素。悖谬的是，异化以及分工、私有财产、阶级统治和国家，又是人类获得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异化的消除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和保障。就分工而言，马克思并没有说共产主义社会不能有劳动分工，他只是强调劳动分工将失去固定的、职业化的特征。马克思从未说过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任何冲突这样的话，他只是强调到了那个时候，大规模的阶级对抗将不复存在，或者说对抗将不再以私有制为基础，新社会当然存在新的矛盾，不平等依然会存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不是一个绝对完美和谐的社会，但却必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发挥创造性并实现自身潜能。总之，马尔科维奇认为，谁要是质疑马克思的异化批判，就等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只要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论断，就不可能否弃马克思的异化批判。
三、异化批判与自治社会主义
论述至此，人们一定会产生疑问：异化显然是不好的事物，难道科拉科夫斯基作为著名的理论家连这个基本道理都不懂吗？怎么竟然会反对马克思的异化批判呢？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即便是公开举起反人道主义大旗的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也只是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至于现实层面存在的异化现象，阿尔都塞也是强烈拒斥的。必须指出，科拉科夫斯基也是明确反对异化的，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质上并不在于消除物质上的贫穷或是资产阶级奢侈的消费，而是在于通过消除分工来消灭人的异化”，“社会主义是回归到那种只有人类的个人主体才真正存在，并且不被任何非个人的社会力量所支配的状态”[注][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唐少杰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2、317页。。在这里，“非个人的社会力量支配人的状态”指的正是异化。可见，与阿尔都塞一样，科拉科夫斯基也是在理论逻辑层面上否弃异化理论的。如果说阿尔都塞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是因为他认为这些理论属于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思想，科拉科夫斯基则是在异化批判和集权主义统治之间建立了一种虚假关联，甚至将异化批判与古拉格勾连在一起。提到古拉格，人们立刻会联想到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古拉格群岛》，毫无疑问，古拉格的确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资产阶级学者通常会不怀好意地讨论古拉格问题，目的是为了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它自身的罪恶上移走，并煽动起对共产主义的敌意。科拉科夫斯基探讨古拉格，目的是批判集权主义，出发点是善意的，但他对集权主义和古拉格根源的分析是错误的，其基本逻辑是：消除异化和实现共产主义将导致个体被集体吞噬，形成集权主义，致使国家对经济进程乃至一切社会生活全面掌控。科拉科夫斯基的逻辑有一个明显跳跃，他曾一度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当亲身经历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后，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立场便发生了根本的重大变化，由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变为了怀疑者。反对集权主义当然没有错，但如果将集权主义的根源一直追溯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马尔科维奇在文中重点批判的是科拉科夫斯基，因此并没有过多阐述自己的观点。但要弄清问题，我们不妨简要分析一下自治(民主)社会主义的内涵。马尔科维奇认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有一种虚幻的想法，即认为一旦废除了资产阶级国家，用经济计划取代了市场，异化也就消除了。事实上，一种由国家控制的生产计划仍然可以继续控制劳动力，仍然可以维持异化的存续。马尔科维奇的主张是，采取一种灵活、民主、去集中化的经济计划，建立一种“没有任何异化的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中心的生产委员会的联邦的观念”[注]MihailoMarkovi,DemocraticSocialism:TheoryandPractice,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82, PrefaceXV.。人们一般将这一规划称为自治，以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就是自治社会主义(马尔科维奇有时也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注]提及“民主社会主义”，不少人首先会想到伯恩斯坦等人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甚至会联想到戈尔巴乔夫的理论以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马尔科维奇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自治社会主义理论，它强调民主，但并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它强调改良，但并不否定革命；它强调人道主义，但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坚持批判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之与修正主义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混为一谈。
拉萨河边，他最爱的那顶藏式毡帽挂在宿舍的衣架上，似乎等待着他的主人随时归来，等待着又一个采种子的好时节……
科拉科夫斯基在逻辑上的惊人跳跃并不令人惊奇，这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三主旨说”中便可看出端倪。科拉科夫斯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主旨是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其思想核心是解放整个人类而不是个人。按照这一精神原则，“人类的进步不能因考虑个人幸福而必然受到阻碍。即使人类的发展以牺牲大多数个人为代价，这与每个个人的进步最终还是一致的”[注][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唐少杰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0页。。马克思坚信无产阶级作为集体的普罗米修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在这里，科拉科夫斯基显然有意将个人与阶级(集体)对立起来，认为强调了集体利益就必然会忽略个人利益，为此，他还说过一段莫名其妙的话：“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思想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与经济相对而言)缺乏兴趣。在他关于世界的展望里，没有关于人的肉体存在。人被完完全全地从纯粹社会方面来加以规定。人的肉体存在的局限几乎未被注意。马克思主义很少或根本不考虑有生有死、有男有女、有健康有病弱这个事实，不考虑人们在遗传上的差别，也不考虑不管阶级界限怎样，所有这些情况都会影响社会发展，并给人类实现完美世界的计划设置界限。马克思不相信人在本质上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会阻碍其创造性。在他看来，恶和痛苦只是获得解放的手段，它们是纯粹的社会事实，并非人类状况的本质部分。”[注][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唐少杰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1页。这段论述完全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严重歪曲，其核心是想表达如下观念：马克思心里只有人类解放这项集体事业，他根本不管个人是否自由、平等，也不管自然环境是否遭到破坏。马克思对人性采取了盲目乐观的态度，否认人的有限性，并预设了社会的无限发展趋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确在某些地方强调无产阶级的集体利益，但他从来没有忽视个人的利益，他之所以冒着被误解的风险强调前者，恰恰是因为离开了阶级解放，人类就不可能获得解放，任何个人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难道不是在凸显个人吗？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确反对平等，但他并不是反对平等本身，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形式上的平等，他强调按劳分配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方式，恰恰是从个人的差异和个性出发的，他非常清楚，因遗传因素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只有在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决。马克思的确否认恶是人的本性(本质)，这难道有错吗？如果真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言，恶是永恒的人类状况，那么我们又当如何设想一个在本质上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人类新制度呢？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如果战争、饥荒、屠杀都源自人性的堕落，那我们就根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如果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公正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结果，而人类最多不过是这个制度的棋子，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改变这个制度就能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注][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可见，科拉科夫斯基的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那么，什么是自治呢？按照马尔科维奇的说法，自治意味着直接社会进程的功能不再由外在于社会大众的力量行使，而是由生产者本人即创造生活的人行使。自治意味着废除固有的社会分工，正是这种分工造成了主体和客体、统治者和执行者的对立。在自治社会主义制度下，管理将是理性的、革命的。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它基于对当前现实的客观分析以及对现实可能性的选择，因此这种选择是最优的。在管理过程中，自治始终坚持如下标准：“消除一切形式的人类压迫和贫穷，让每一个个体在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中自由地过着完全充盈的生活。”[注]MihailoMarkovi,DemocraticSocialism:TheoryandPractice,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82, p.33.在这个意义上，自治的目标是批判的、革命的。必须指出，自治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直接参与管理工作，而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组织中，由有能力的、自由选举出的个体依次从事管理工作。但必须谨记，在遵循这一规则时，要保证这些人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将不能带来任何物质上的特权，只能带来自信、尊重和爱。
综上所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马尔科维奇对科拉科夫斯基的谬论进行了批判，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一批判是有力的、正确的。直到今天，科拉科夫斯基的部分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仍有市场，自由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仍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敌意；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一些偏见和误解仍在流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在这个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含南斯拉夫实践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我们也应看到，实践派对马克思主义和自治社会主义的探讨，也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性。马尔科维奇虽然正确强调了异化批判的重要性，却未能充分揭示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的动态发展，这就有抽象化和泛化异化概念的嫌疑。而关于自治社会主义的论述，仍存在部分乌托邦主义和冒进主义的成分，由于过分强调国家和自治、市场和计划、民主和专政的对立，实践派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市场以及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也是导致自治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深刻的教训，是我们今天分析和借鉴实践派优秀理论成果时应该汲取的。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9-0088-06
收稿日期：2019-01-02
作者简介：
王 芹(1981—)，女，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颜 岩(1978—)，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此次实地调研过程中，选择农户“小额信贷”使用情况课题进行调查分析。但由于样本农户少、切口小，再加上农户对自己家庭经济状况的保守心态，数据搜集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所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在更多地方得到印证，以探寻农村农户在“小额信贷”领域的良性发展之路。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5BKS08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科西克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7YJC7100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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