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心理学
摘要已有研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创造力问题。本研究通过对803份样本的分析，验证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对其创造力的影响。研究1探讨了核心自我评价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2通过将核心自我评价分解为能力与人格的交互作用，提出知识整合能力才是真正连接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与创造力的中介，而创造性人格对该中介效应起到调节作用。研究为探索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创造力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教育水平 核心自我评价 创造力 内在动机
1引言
中国城镇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替代了第一代农民工。根据王春光(2001)的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从农村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民工95%以上在各类企业工作(许传新,2010;姚俊,2010)，他们兼具农民工和企业员工双重身份。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王芳,李志荣,2014)和创业(徐悦,段锦云,2015)相关主题不乏文献探讨，但鲜有研究关注其在企业组织背景下的创造力。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工作规范和流程的改进能够为组织带来收益，这与现代化组织强调以创造性的方式工作和解决问题的理念相契合，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创造力是一个崭新且重要的研究课题。
创造力是能够给组织带来利益的新颖和实用的想法(Shalley,Zhou,& Oldham,2004)，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可以使企业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维持生存且不断更新迭代(王先辉,段锦云,田晓明,孔瑜,2010)。虽然已有研究探索了新生代员工创造力的前因(李宏利,李晓佳,2014)，但其未能抓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根本特征对创造力的影响。教育水平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显著特征，为促进其创造力提供了基本前提(王广慧,徐桂珍,2014)。经过系统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思维和智力得到提升，有助于所从事岗位的胜任能力和创造力(刘万霞,2013)。本研究将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对其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为从教育水平着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力提供理论解释和支持。
2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2.1 内在动机视角
所谓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是指个体由于自身内在精神需要和兴趣而产生的，或者个体受到工作任务特征的吸引而激发出的感到自我满足的动机(Amabile,1983)。相对于外在动机而言，内在自发的动力才是影响员工创造力的重要因素(王先辉等,2010)，是与创造力相关的核心要素之一(Woodman,Sawyer,& Griffin,1993)，也是创造力产生的重要因素(Amabile,2011)，其很好地解释了员工创造力的来源。内在动机是连接外在刺激因素和创造力之间的桥梁,领导行为、组织氛围和工作特征等外在因素均需要通过内在动机作用于员工创造力(Shalley,Gilson,& Blum,2009)。
2.2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与创造力
创造力的促进观点认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其获得的知识就越多，因此更可能寻求新思想、发现新变化，进而提高创造力。首先，教育提供了新知识，能帮助人们改善对已有知识的理解；其次，教育水平将通过改进认知加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影响创造力；最后，教育水平也体现了个体的学习能力，而学习是创造力的重要保障(Smith,Collins & Clark,2005;Woodman et al.,1993)。
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鲜有研究的原因在于影响创造力的因素众多，在这些额外变量的影响之下，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已有充分研究指出，领导行为、组织支持和工作特征是影响创造力的重要因素(王先辉等,2010)，特别是领导创造力期望(Carmeli & Schaubroeck,2007)、组织创造力支持(Zhou & George,2001)和工作创造力要求(Unsworth,Wall,& Carter,2005)。本研究从内在动机视角，通过控制人口学变量以及领导创造力期望、组织创造力支持和工作创造力要求等影响创造力的外在因素，进而从内在动机角度更加清晰的阐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提出假设1。
2019年4月1～5日，广大参展商将在德国汉诺威证明数字化是制造业的未来，数字化将成为人类的助手，而不是对手。得益于自动化、力量提升穿戴式辅助装备和增强现实等技术，工厂工人的工作效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假设1：在排除人口学变量和影响创造力的外在因素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依然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其创造力。
知识整合能力 改编自史江涛(2007)的知识整合量表，共8个项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我能利用多个领域的权威知识形成新观点”。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1。
陈升茶厂成立于2006年，经过12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家拥有300余名员工，数百户签约农户，集普洱茶精制加工、生产、销售及茶文化和民族风情为一体的省级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而陈升茶厂所在的勐海县被称作“中国普洱茶第一县”，吸引着大批企业家投资设厂，其中包括一些不规范的代加工企业，他们在规范化生产、人力、设备等各方面投入成本低，有些甚至存在虚开发票等违法行为，严重影响和扰乱了市场秩序，对大型民营企业发展也造成了很大压力。
2.3 新生代农民工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Judge(1997)将核心自我评价定义为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最基本的评价和估计。教育水平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工作中有较敏锐的信息嗅觉，他们擅于搜寻、发现、掌握和利用职场信息，从而在企业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钟甫宁,陈奕山,2014)，将会赢得更加丰厚的收入(王美艳,2009)。同时，教育水平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自尊和自我效能感水平也越高(杨青,崔捷,梁晓,2011)。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能够正向影响其核心自我评价。
从内在动机视角出发，核心自我评价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更不容易受到外在因素影响，出于对自身能力和人格特质的积极评价，他们会更加主动和自主地追求更具创造性的工作结果(Chiang,Hsu,& Hung,2014)。核心自我评价高的员工在内在动机的驱使下，更能享受解决问题的乐趣，更能对产品提出新的想法，或者对工作流程提出改进(Zhang,Kwan,Zhang,& Wu,2014)。同时，核心自我评价高的员工总是出于内在动机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尝试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更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Kammeyer-Mueller,Judge,& Scott,2009)。据此，提出假设2。
矿石矿物成分以磁铁矿为主，其次有黄铁矿、赤铁矿、假象赤铁矿、少量黄铜矿、磁黄铁矿等。脉石矿物主要有透辉石、金云母、绿帘石、透闪石、阳起石、绿泥石等。有时有残留的大理岩团块。呈脉状的方解石常常充填在矽卡岩矿物和磁铁矿石裂隙中。
2.4 核心自我评价的分解及其在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关系起到的作用
核心自我评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既被定义为一种人格特质，又被看作一种综合能力(黎建斌,聂衍刚,2010)。由于其定义的模糊性，上述影响机制的黑箱仍旧没有被完全揭开。一方面，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内在动机的外在表现(Chiang et al.,2014)，而根据创造力成分理论(componential theory of creativity)(Amabile,1983,2011)，内在动机塑造了个体的能力和人格，从而导致个体创造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核心自我评价从概念发展的源头就可以分解成能力和人格两方面要素(Kammeyer-Mueller et al.,2009)，其本质上是个体能力和人格交互作用之后的表现(Chamorro-Premuzic & Furnham,2004)。因此，从内在动机视角，本研究将核心自我评价分解为能力和人格两个要素。
在实践中，一些法定评估业务的委托人为了使评估对象评出预期的高价或者低价，达到非法目的，往往对评估专业人员施加非法干预，操控评估结果，使评估活动无法做到独立、客观、公正，无法起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为此，本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委托人不得串通、唆使评估机构或者评估专业人员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根据本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其他组织、个人非法干预评估行为和评估结果的，评估专业人员有权拒绝。同时，根据本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委托人要求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其他非法干预评估结果情形的，评估机构有权解除合同。
核心自我评价 采用Judge,Erez,Bono和Thoresen(2003)编制的量表，共12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我已取得生命中应有的成就”。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3。
Smith等(2005)提出知识整合是获取相关信息并加以整理、吸收和运用从而获得新知识的能力，而受教育程度是个体知识整合能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教育提供了异质性的新知识，能帮助人们改变对陈旧知识的理解，改善思维定式(张钢,吕洁,2012)。另一方面，教育将通过改进认知加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影响知识整合(Collins & Smith,2006)。因此，教育水平较高的员工更可能寻求新思想、发现新变化，促进观点的交换及新知识的形成(Phelps,Heidl,& Wadhwa,2012)，从而提高创造力。因此，提出假设2：
广义计算主义的主张暗示了这样的观点，即广义的计算认知过程是一种信息加工，随附于“个体+环境”的计算认知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加工过程。这也是广义的计算认知过程较之图灵计算的最大不同，它不是对“未加解释”的符号进行形式操作(这是对图灵计算的经典描述)，而是对含有信息的符号进行形式操作。广义计算主义把计算认知过程定义为信息加工过程，为我们扩展计算的定义提供了策略上的指导。
假设3：知识整合能力在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妊娠合并糖尿病属于临床常见妊娠合并症，主要是指孕前糖尿病（PGDM）合并妊娠、妊娠期糖尿病（GDM）。相较于正常妊娠妇女，PGDM合并妊娠妇女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几率明显更高，如自然流产、早产、胎儿急性、巨大儿等[1]。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水平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也发生很大的改变，近年来我国糖尿病发生率不断上升，育龄期妇女尤其是孕妇患糖尿病的风险也明显增加[2]。该文探讨孕前漏诊孕前糖尿病临床特点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本研究被试来自江苏、山东和福建等省，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采用一对一现场填写的方法搜集数据，对农民工不理解的问题加以说明，以确保回收率和有效率。共发放481份问卷，剔除多项选择、漏填、连续相同和明显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421份，有效回收率为87.53%。
假设4：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性人格的交互作用正向预测其创造力。
假设5：创造性人格调节了知识整合能力在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
为了更清晰的表达研究思路，总结之后的整体研究框架如图1：
图1整体研究框架
3研究1：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对其创造力的影响机制
3.1 研究方法
3.1.1 研究被试
创造性人格是一系列与创造力有关的特质的组合(Gino & Ariely,2012)，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接受新奇事物的程度(Zhou & George,2001)。因此具有创造性人格的个体往往具有原创力、想象力、好奇心，同时能独立思考并产生新的观点(Shalley et al.,2004)。当个体拥有高水平创造性人格特质时，丰富多元的想法将有利于个体扩展知识整合的视野和维度，为知识整合提供更多可能性。另外，创造性人格有助于个体积极主动争取工作的自主性和内在动机，缓解了外在工作条件对于知识整合过程的束缚(Tse,To,& Chiu,2018)。因此，创造性人格与知识整合能力的交互作用正向预测创造力，当个体具有创造性人格时，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力的关系越明显。
一般解法：设AB斜率为k，M： （x0,y0），x0=（xA+xB）/2，y0=（yA+yB）/2，点A、B在圆上，点差法：(xA2+yA2-4yA)-(xB2+yB2-4yB)=0
3.1.2 研究工具
基层警务工作要提高自身的智能化治理水平。智能化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专业性方案。[3]在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中将所属行政区域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划分成若干个网格状的单元，各网格责任主体及其成员在实地走访、调查或借助社会治理电子网络平台了解、采集网格内所有居民住户基本情况及其意见和要求的基础上，向其所在辖区内的居民和住户提供更为专业和日常化的服务。
教育水平 采用自我评价，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职高)；4=大专及以上。
员工创造力 采用Farmer,Tierney和Kung-Mcintyre(2003)开发的员工创造力量表，共4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我会寻找新方法或途径去解决问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2。
领导创造力期望 改编自Carmeli和Schaubroeck(2007)的领导创造力期望量表，共4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我的领导认为创造力对我来说很重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7。
组织创造力支持 采用Zhou和George(2001)开发的组织创造力支持量表，共4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在公司有创造力是被鼓励的”。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7。
工作创造力要求 采用Unsworth等(2005)开发的工作创造力要求量表，共5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我的工作要求我对改变工作方式有新的想法”。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4。
虽然创造力互动理论认为个体的创造力是其特征(能力和人格等)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Woodman et al.,1993)，但是人格心理学的交互视角却提出具有高度认知能力的个体可以选择和改变自身所处的环境，而非受制于环境的约束(Endler & Magnusson,1976)。该视角将创造力从人与环境互动延伸至个体内部创造力要素的互动，并且以往研究也支持了能力与人格互动的观点(e.g.Chamorro-Premuzic,Furnham,& Moutafi,2004;Hirsh,Morisano,& Peterson,2008)。因此，通过整合组织中创造力的互动理论、创造力成分理论以及能力与人格互动的观点，我们认为员工创造力是其基于知识的认知能力和人格交互作用的结果(Chamorro-Premuzic & Furnham,2014;Woodman et al.,1993)。因此，我们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核心自我评价包括其知识整合能力和创造性人格两部分，并且其中真正在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的是知识整合能力，而创造性人格则对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效应起到调节作用。
假设2：新生代农民工的核心自我评价在其教育水平与创造力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首先，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没有单一因素或占据大部分解释率的因素析出。其次，采用Amos 21.0检验模型的结构效度，由于核心自我评价的题项过多，采用平衡法进行打包处理。结果显示包含核心自我评价、领导创造力期望、工作创造力要求、组织创造力支持和员工创造力的五因素模型拟合良好，指标为χ2(220)=620.81,χ2/df=2.82,RMSEA=0.07,CFI=0.90,IFI=0.90，显著优于其他备选模型。因此，共同方法偏差没有造成显著影响。
3.2 数据分析及研究结果
3.2.1 描述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与创造力(r=0.22,p<0.01)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1。另外，教育水平与核心自我评价(r=0.21,p<0.01)显著正相关，且核心自我评价与创造力(r=0.32,p<0.01)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2。
2)从图4～图6可以看出在带电状态下，雾滴的平均粒径分布状态基本一致，雾滴粒径的范围大部分在20～50μm之间。在同一电压下，离喷嘴距离较远处的雾滴平均粒径大小基本一致；在不同电压下，雾滴的总体粒径随着电压的升高而减小。
表1变量描述统计(N=421)
变量MSD123456789101性别1.570.502年龄26.965.25-0.013婚姻状况1.620.49-0.08-0.55∗∗4子女情况1.370.580.060.59∗∗-0.69∗∗5工作年限2.611.08-0.010.54∗∗-0.48∗∗0.53∗∗6领导创造力期望3.470.83-0.080.02-0.010.01-0.017组织创造力支持3.680.95-0.030.03-0.090.080.030.51∗∗8工作创造力要求3.360.82-0.090.040.010.10∗0.080.43∗∗0.41∗∗9教育水平3.590.73-0.22∗∗-0.12∗∗0.14∗∗-0.13∗∗-0.23∗∗0.11∗0.10∗0.0110核心自我评价3.000.53-0.12∗0.000.09-0.040.040.29∗∗0.14∗∗0.15∗∗0.21∗∗11创造力3.530.76-0.12∗-0.030.000.02-0.050.47∗∗0.44∗∗0.35∗∗0.22∗∗0.32∗∗
注：性别，1=男，2=女；婚姻状况，1=已婚，2=未婚、离异或丧偶；子女情况，0=无，1=有(独生)，2=有(非独生)；工作年限，1=不到1年，2=1～3年，3=3～5年，4=5年以上；*p<0.05,**p<0.01。
3.2.2 假设检验
教育水平对创造力的影响 从表2可知，在控制了性别等5个人口学变量，以及领导创造力期望、组织创造力支持和工作创造力要求等3个影响创造力的外在因素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对其创造力的影响依然正向显著(M6,β=0.16,p<0.01)，假设1得到支持。
2.1.1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对量表中睡眠/精力维度、困扰/关注维度及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量表各维度得分与总分做Spearman相关分析，睡眠/精力、困扰/关注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43与0.715，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以“2.3.2”项下拟合模型为目标函数，使用Matlab 2014b软件的GADS工具箱，采用直接搜索算法求解最优提取工艺条件。直接搜索算法工具GUI参数设置见表7；随机搜索10次，结果见图3。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根据Preacher和Hayes(2008)的建议，采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 method)对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中介效应显著不为0，其指标为：Effect size=0.02,SE=0.01,CI:[0.01,0.05]。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
4研究2：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对其创造力的影响：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性人格的作用
4.1 研究方法
4.1.1 研究被试
向河南、浙江和江苏等省的新生代农民工发放调查问卷，操作过程与研究一相同。共发放调查问卷482份，回收460份，回收率95.44%。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下有效问卷382份，有效率83.04%。
表2研究一回归分析(N=421)
核心自我评价创造力M1M2M3M4M5M6M7人口学变量性别-0.11∗-0.09-0.05-0.11∗-0.07-0.04-0.03年龄0.010.000.00-0.05-0.06-0.06-0.06婚姻状况0.14+0.13+0.12+-0.01-0.02-0.03-0.05子女情况-0.01-0.03-0.030.060.010.010.01工作年限0.100.13∗0.16∗-0.06-0.010.02-0.00控制变量领导创造力期望0.29∗∗∗0.28∗∗∗0.32∗∗∗0.32∗∗∗0.27∗∗∗组织创造力支持-0.05-0.060.22∗∗∗0.21∗∗∗0.22∗∗∗工作创造力要求0.050.060.09+0.10+0.09+自变量教育水平0.15∗∗0.16∗∗0.14∗∗中介变量核心自我评价0.16∗∗R20.030.110.130.020.300.320.34F值2.44∗5.78∗∗∗6.08∗∗∗1.2118.82∗∗∗18.54∗∗∗18.44∗∗∗ΔR20.030.080.020.020.280.020.02
注：人口学变量注释同表1；+p<0.10,*p<0.05,**p<0.01,***p<0.001。
4.1.2 研究工具
教育水平 采用被试受教育年限表示。
员工创造力 与研究一相同。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4。
1.3 天冬总氨基酸 天冬中的总氨基酸也是其主要活性成分之一，有抗氧化、抗肿瘤等药理作用。氨基酸是水溶性成分，常用提取方法为水提法、醇提法。吴飞等[10]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分析天冬总氨基酸各提取因素对提取率的影响，经过正交试验优化确定天冬中总氨基酸的最佳提取工艺为料液比1∶80，在90 ℃，提取80 min，总氨基酸的提取率为3.37%。考虑到醇提法的成本及对工人的毒性，刘亮等[11]以水作为提取溶剂，采用正交试验优化提取方法，结果显示采用抽滤的过滤方法，在60 ℃，提取20 min，加入30倍量的水时提取率较高。
创造性人格 采用Gino和Ariely(2012)编制的量表，共5个项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示例题项如：“我更喜欢能让我进行创造性思考的任务”。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8。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与研究一相同的步骤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包含知识整合能力、创造性人格和员工创造力的三因素模型拟合良好，指标为χ2(101)=268.14,χ2/df=2.65,RMSEA=0.07,CFI=0.93,TLI=0.92，显著优于其他备选模型。
4.2 数据分析及研究结果
4.2.1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显示教育水平与创造力正相关(r=0.29,p<0.01)，教育水平与知识整合能力正相关(r=0.21,p<0.01)，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力正相关(r=0.39,p<0.01)。初步分析结果与假设1和假设3相符合。
4.2.2 假设检验
教育水平对创造力的影响 分析步骤与研究一相同。表4结果显示教育水平对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M4,β=0.28,p<0.001)，假设1得到进一步支持。
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 同样，根据Preacher和Hayes(2008)的建议，采用拔靴法验证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中介效应显著不为0，其指标为：Effect size=0.01,SE=0.00,CI:[0.01,0.02]。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
表3变量描述统计(N=382)
变量MSD123456781性别1.510.502年龄36.175.03-0.21∗∗3婚姻状况1.080.27-0.07-0.50∗∗4子女情况2.410.62-0.010.46∗∗-0.52∗∗5工作年限3.500.90-0.12∗0.37∗∗-0.43∗∗0.27∗∗6教育水平7.503.730.05-0.16∗∗0.15∗∗-0.31∗∗0.037知识整合能力3.580.530.04-0.03-0.00-0.12∗∗0.010.21∗∗8创造性人格3.960.670.040.03-0.060.11∗∗0.02-0.11∗∗0.16∗∗9创造力3.530.76-0.040.07-0.04-0.070.17∗∗0.29∗∗0.39∗∗0.25∗∗
注：性别：1=男，2=女；婚姻状况：1=已婚，2=未婚、离异或丧偶；子女情况：1=无，2=有，3=有(非独生)；工作年限：1=不到1年，2=1～3年，3=3～5年，4=5年以上；*p<0.05,**p<0.01。
表4研究二回归分析(N=382)
知识整合能力创造力M1M2M3M4M5M6M7人口学变量性别0.040.03-0.00-0.02-0.03-0.04-0.04年龄0.020.020.070.080.080.080.05婚姻状况-0.07-0.08-0.01-0.010.010.010.01子女情况-0.17∗∗-0.11-0.16∗-0.07-0.03-0.06-0.03工作年限0.02-0.010.18∗∗0.14∗0.14∗∗0.14∗∗0.13自变量教育水平0.19∗∗∗0.28∗∗∗0.22∗∗∗0.25∗∗∗0.27∗∗∗中介变量知识整合能力0.34∗∗∗0.30∗∗∗0.30∗∗∗调节变量创造性人格0.24∗∗∗0.22∗∗∗交互项知识整合能力∗创造性人格0.18∗∗∗R20.020.050.050.120.230.280.31F值1.603.54∗∗3.71∗∗8.29∗∗∗15.88∗∗∗18.25∗∗∗18.74∗∗∗ΔR20.060.030.050.070.110.050.03
注：人口学变量注释同表3；*p<0.05,**p<0.01,***p<0.001。
创造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表4中的模型7显示，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性人格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创造力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8,p<0.001)。为详细说明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性人格的互动关系，以变量高于和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绘制交互作用图。如图2所示，在高创造性人格情况下，知识整合能力可以有效地预测创造力(β=0.65,p<0.001)，而在低创造性人格情况下，知识整合能力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则较弱(β=0.21,p>0.05)，两者之间差异显著(t=4.84,p<0.001)。因此，假设4得到支持。
构建和谐企业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的和谐；二是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和谐；三是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
图2创造性人格对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PROCESS插件检验假设5，结果显示当创造性人格水平高时，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Effect size=0.02,SE=0.01,95%CI:[0.01,0.04]，而创造性人格处于低水平时，该中介效应变得不显著，Effect size=0.01,SE=0.00,95%CI:[-0.00,0.01]。假设5得到验证。
5研究结果与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正向影响创造力，核心自我评价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该结果验证了近来关于核心自我评价对于创造力的影响，Chiang等(2014)和Zhang等(2014)都从内在动机视角探索了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造力的促进作用，与本研究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将核心自我评价分解为能力和人格两部分，其中知识整合能力在教育水平与创造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创造性人格对该中介效应起到调节作用。该结果印证了个体能力和人格的互动能够影响其创造力，创造性人格对知识整合能力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支持了该观点。最后，本研究验证了外在动机对于创造力的影响，领导创造力期望、组织创造力支持和工作创造力要求等外在动机因素对于创造力的显著影响为该观点提供了支持。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如下：首先，本研究通过整合创造力互动理论、创造力成分理论以及能力与人格互动的观点，为个体创造力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继承和发展了Woodman等(1993)关于创造力的互动理论，将创造力从人与环境互动延伸至个体内部创造力构成要素的互动。创造力成分理论(Amabile,1983,2011)认为影响创造力的能力和人格两个要素其作用是相互独立的，本研究重新审视了创造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出创造力构成要素对于创造力不仅存在直接的影响，从创造力互动理论以及能力和人格互动的角度出发(Chamorro-Premuzic & Furnham,2004)，两者之间的互动效应也是促进创造力的重要因素。其次，本研究引入互动视角，为创造力成分理论提供了有益补充。创造力成分理论认为，构成创造力的能力、人格和内在动机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内在动机塑造了个体的能力和人格，从而提升个体创造力(Amabile,1983)。本研究通过两个子研究在验证了该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内在动机不仅塑造了个体的能力和人格，更促成了能力和人格之间的交互作用。最后，本研究探索了内外在动机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创造力所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拓展了创造力成分理论关于任务动机对于创造力影响的理论界定。创造力成分理论认为，内在动机而非外在动机是促进创造力的关键因素(Amabile,1983;Chiang et al.,2014)。而本研究认为，外在动机对于创造力并非没有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外在动机需要通过内在动机影响创造力。
本研究的管理实践启示在于：(1)企业应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力问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在企业组织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创造力问题在企业实践中应该引起重视。(2)组织应大力开展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力受教育水平的制约程度要大于其他员工，因此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成为提升创造力的重要手段。(3)对具有创造性人格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分类管理，建立专门的培养机制。挑选出具有创造性人格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重点培养，能够为企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研究的不足和展望主要为以下两点：(1)共同方法偏差。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的特点，研究采用了自我报告以及横截面研究的方法，导致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以企业为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纵向配对研究。(2)控制变量的不足。虽然本研究对影响创造力的典型外在因素加以控制，但影响创造力的外在因素纷繁复杂，后续研究还需更为全面地控制外在因素对创造力的作用。
参考文献
黎建斌,聂衍刚.(2010).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心理科学进展,18(12),1848-1857.
李宏利,李晓佳.(2014).新生代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9(6),85-90.
刘万霞.(2013).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基于对全国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5),64-75.
史江涛.(2007).员工关系、沟通对其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作用的机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杭州.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3(1),63-76.
王芳,李志荣.(2014).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策略及可协商命运观的影响.心理科学,37(5),1225-1231.
王广慧,徐桂珍.(2014).教育-工作匹配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6),66-73.
王美艳.(2009).教育回报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世界经济,(5),3-17.
王先辉,段锦云,田晓明,孔瑜.(2010).员工创造性：概念，形成机制及总结展望.心理科学进展,18(5),760-768.
徐悦,段锦云.(2015).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农民工创业意向形成机制.应用心理学,21(2),140-146.
许传新.(2010).农民工的进城方式与职业流动——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青年研究,(3),1-12.
杨青,崔捷,梁晓.(2011).新生代农民工孤独感与其自尊、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9(10),1229-1231.
姚俊.(2010).“路在何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研究——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青年研究,(6),31-38.
张钢,吕洁.(2012).从个体创造力到团队创造力:知识异质性的影响.应用心理学,18(4),349-357.
钟甫宁,陈奕山.(2014).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与初次外出务工的职业选择——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摩擦性失业”的研究.中国农村观察,(3),2-9.
Amabile,T.M.(1983).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A componential conceptualization.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45(2),357-376.
Amabile,T.M.(2011).Componentialtheoryofcreativity.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rmeli,A.,& Schaubroeck,J.(2007).The influence of leaders’ and other referents’ normative expectations on individual involvement in creative work.LeadershipQuarterly,18(1),35-48.
Chamorro-Premuzic,T.,& Furnham,A.(2004).A possible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ersonality-intelligence interface.BritishJournalofPsychology,95(2),249-264.
Chamorro-Premuzic,T.,& Furnham,A.(2014).Personalityandintellectualcompetence.Psychology Press.
Chamorro-Premuzic,T.,Furnham,A.,& Moutafi,J.(200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stimated and psychometric pers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scores.JournalofResearchinPersonality,38(5),505-513.
Chiang,Y.H.,Hsu,C.C.,& Hung,K.P.(2014).Core self-evaluation and workplace creativity.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67(7),1405-1413.
Collins,C.J.,& Smith,K.G.(2006).Knowledge exchange and combination: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nology firms.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49(3),544-560.
Endler,N.S.,& Magnusson,D.(1976).Toward an interactional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PsychologicalBulletin,83(5),956-974.
Farmer,S.M.,Tierney,P.,& Kung-Mcintyre,K.(2003).Employee creativity in Taiwan:An application of role identity theory.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46(5),618-630.
Gino,F.,& Ariely,D.(2012).The dark side of creativity:Original thinkers can be more dishonest.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02(3),445-459.
Hirsh,J.B.,Morisano,D.,& Peterson,J.B.(2008).Delay discounting:Interactions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cognitive ability.JournalofResearchinPersonality,42(6),1646-1650.
Judge,T.A.(1997).The dispositional causes of job satisfaction:A core evaluations approach.ResearchinOrganizationalBehavior,19(1),151-188.
Judge,T.A.,Erez,A.,Bono,J.E.,& Thoresen,C.J.(2003).The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Development of a measure.PersonnelPsychology,56(2),303-331.
Kammeyer-Mueller,J.D.,Judge,T.A.,& Scott,B.A.(2009).The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in the coping process.JournalofAppliedPsychology,94(1),177-195.
Phelps,C.,Heidl,R.,& Wadhwa,A.(2012).Knowledge,networks,and knowledge networks: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ournalofManagement,38(4),1115-1166.
Preacher,K.J.,& Hayes,A.F.(2008).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BehaviorResearchMethods,40(3),879-891.
Shalley,C.E.,Gilson,L.L.,& Blum,T.C.(2009).Interactive effects of growth need strength,work context,and job complexity on self-reported creative performance.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52(3),489-505.
Shalley,C.E.,Zhou,J.,& Oldham,G.R.(2004).The effects of personal and contextual characteristics on creativity:Where should we go from here?.JournalofManagement,30(6),933-958.
Smith,K.G.,Collins,C.J.,& Clark,K.D.(2005).Existing knowledge,knowledge creation capability,and the rate of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in high-technology firms.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48(2),346-357.
Tse,H.H.,To,M.L.,& Chiu,W.C.(2018).When and why doe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fluence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roles of personal control and creative personality.HumanResourceManagement,57(1),145-157.
Unsworth,K.L.,Wall,T.D.,& Carter,A.(2005).Creative requirement:A neglected construct in the study of employee creativity?.Group&OrganizationManagement,30(5),541-560.
Woodman,R.W.,Sawyer,J.E.,& Griffin,R.W.(1993).Toward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18(2),293-321.
Zhou,J.,& George,J.M.(2001).When job dissatisfaction leads to creativity:Encouraging the expression of voice.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44(4),682-696.
Zhang,H.,Kwan,H.K.,Zhang,X.,& Wu,L.Z.(2014).High core self-evaluators maintain creativity:A motivational model of abusive supervision.JournalofManagement,40(4),1151-1174.
NewGenerationMigrantWorkers’EducationalLevelandTheirCreativity:TheRoleofCoreSelf-Evaluation
ZENGKai1DUANJin-yun2，3TIANXiao-ming4ZHUWei-wei3
(1.School of Management，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2.The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4.Department of Psychology，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 215009，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d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via a total sample of 803 questionnaires，in an effort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educational level on their creativity.Study 1 explored how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impacted creativi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core self-evaluation，and Study 2 proposed that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creative personality.Knowledge integration played the tru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and their creativity，whereas creative personality moderated this mediating role.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exploring the creativ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educational level，core self-evaluation，creativity，intrinsic motivation
中图分类号：B849: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020(2019)-01-0069-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372180)。
通信作者：段锦云，男，苏州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mgjyduan@hotmail.com。
标签：创造力论文; 农民工论文; 新生代论文; 人格论文; 能力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个性心理学（人格心理学）论文; 《应用心理学》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372180)论文;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论文; 苏州大学心理学系论文; 苏州科技大学心理学系论文;